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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对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在对现代国际关系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将更加坚定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世界大同的信念。要作出这种规律性认识当然首先要依靠整个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现代史的知识，但是如果学好了现代国际关系史，则能帮助我们从国际联系及整个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上大大加深这种认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世界自17世纪中叶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就会发现，那时以后，特别是19世纪以后的国际关系基本上是欧洲资本主义大国争霸和殖民扩张的历史，是欧洲帝国主义大国加上日、美争夺地区霸权乃至世界霸权的历史，少数几个国家颐指气使把亚非拉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踩在脚下。列宁指出，“ 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殖民地人口已近6亿，如果再加上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当时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匡算一下，约有10亿人口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置于殖民地附属地位，受它们的压迫。大家知道，殖民地附属地位，除了在政治上法律上直接处于附属地位之外，还必须有一系列财政、经济上的附属关系，还要进行一系列不能算作战争的战争，因为这些战争常常不过是用最精良的杀人武器武装起来的欧美帝国主义军队残害手无寸铁的殖民地国家居民的大屠杀而已”。当时的世界格局就是少数几个资本帝国主义强国争霸世界、主宰世界，欧洲成了世界政治中心。十月革命前，国际关系虽然错综复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维持欧洲大国在欧洲的均势，不让某个欧洲大国称霸欧洲，危及欧洲其他大国自身的独立和安全，始终是国际关系中被奉行的一个不变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以维持欧洲均势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是十月革命前近300年间一种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个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像有的西方学者所说，“在关键性的1917年，一切都改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地球的1／6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出现了国际关系中从未有过的新因素，使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动摇。由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又引发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列宁当时就指出，“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进程”。及至第二次大战，已不复是简单的欧洲强国争霸世界的战争。世界政治中心从欧洲移走了。1945年的欧洲，德意战败，英法衰微，再没有头等强国。虽然欧洲国家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欧洲问题已不再是欧洲国家自身之间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欧洲与超级大国》一书作者德波特说，“1945年无疑是欧洲史和世界史上的分水岭”。1945年以后的国际格局经历了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对立、美苏争霸，到世界越来越走向多极化的过程。亚非拉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对象，而是在世界上兴起的第三世界势力。尽管其中许多国家还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盘剥与欺凌，但他们日益团结起来，从万隆亚非会议，到不结盟运动，到结成七十七国集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抗争。至于联合国，早已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可以任意摆布的工具。现在，联合国近190个会员国中，第三世界国家占现有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2／3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超级大国的表决机器失灵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曾多次违反超级大国意愿而通过主持正义的决议，如拒绝南非代表参加大会工作，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和阿富汗等。在经济上亦采取一致行动，维护第三世界在世界上正当的经济权益。所有这些使得美国等一些国家非常恼火。1983年，美国驻联合国副首席代表查尔斯·利希腾斯坦公开说，假如其他国家不高兴，想将联合国搬到其他地方的话，“我们将不阻碍你们，而且将在你们出发时，在码头旁给你们送行”。总之，沧海桑田，就国际关系发展而言，二、三百年来人类不知前进了多少。即使拿二次大战前后相比，也发生了几十年前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变化。尽管其中有曲折、反复，但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一样是向着进步与光明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制约着国际关系的变动，在推动着国际关系前进呢？即它的动因是什么？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个人特别是精英（elite）们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一些反动人物则更把少数人的作用奉为主宰。例如，希特勒就曾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世界的历史是少数人造成的”。前几年我国学术界在讨论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时也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糊涂观念。如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看法，“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还提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以此类推，可以提出许多问题，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是谁创造的？沙俄侵华史是谁创造的？日本侵华史是谁创造的？鸦片战争史是谁创造的？等等）。能说只有人民才是这个历史的创造者或者创造这个历史的动力吗？当然不能这样说。”显然，他们混淆了历史参与者与创造者、推动者的区别，没有回答这些事件的发生的根本原因，更没有回答为什么从历史长河看，国际关系的运动是前进性的运动。应当说，历史上任何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个人，都不可能脱离开阶级，脱离开时代，脱离开物质的经济的因素的决定作用。要了解一个时期国际关系变动的原因及趋向，首先要把握住时代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而时代的划分归根到底取决于哪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世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并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时期存在着三大矛盾，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争夺、瓜分殖民地的矛盾。十月革命后又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个时期的基本矛盾之一。在这些矛盾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则是无产阶级革命可靠的同盟军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垄断资本的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新生社会主义制度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斗争，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一次、二次大战都是在上述这些矛盾激化基础上暴发的，而非某个个人意志所决定的。上述事件的结局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而不是相反。第二次大战以来，基本矛盾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而且决定时代发展方向的力量是更加强大了，它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推动着当今世界一步一步的前进。那么，这些国际基本矛盾的斗争发展，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的消长，又是由什么决定的？从根本上讲，是由物质因素这种基本的、长期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来决定的。一种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作用的大小，对国际政治格局影响的强弱，归根到底要由其经济实力来决定，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也是归根结底由经济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实力的消长来决定的，虽然我们不排除非物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的作用。二次大战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所激化的资本主义矛盾有关；二次战后美国妄图称霸世界与美国在世界上占有绝对经济优势有关；西欧、日本离心力的增加，第三世界的崛起，都与这些地区国家经济发展和争取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动因有关。帝国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之所以没有像1945年前两次发生世界大战，也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它们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新特点有关。所以经济因素的变动，归根到底制约着现时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当今和今后的世界局势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国家间传统的竞争，即所谓‘权力’竞争正迅速让位于一种更适合于高技术和深奥微妙的文明的新型国际关系。自1946年至本世纪80年代统治世界事务的两极（结构）已经过时，今后几十年国际政治的轮廓尚不清楚，但经济和社会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军事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有思想准备，切不可掉以轻心。
2、方法：这里仅谈一些最基本的方法。（1）．要占有大量史料，掌握事实的总和。列宁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说，“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这两段话说明的道理对我们搞国际关系史的人同样适用。这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全面地去搜集材料，而不是找一两段话、一两个例子就下论断。如果那样的话，就很危险，那就像列宁说的，“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一次战后，特别是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世界各国出版了大量的史料，英、美、法、德、苏、日、意这些主要国家都公布了它们的外交文件。没有出版的史料，已经超过保密期限的，还可以到各国档案馆里去看。史料的种类很多，粗略地说，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官方文书，一类是私人文书。官方文书是代表官方的，比如条约、政府的法令汇编、政府的公告、宣言、会议记录等等。私人文书有日记、书信、回忆录等等。先说官方文书。以外交文件为例，世界各国公布了很多。如苏联1922—1941年曾出版过《红色档案》，共106卷。档案材料自17世纪初至二次大战暴发，尤以十月革命前的材料居多。《红档》受到英美各国高度重视。此外还有《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等。英国是第一个使历史研究直接为对外政策服务的国家，许多历史研究带有官方的性质。从1928年起，每年出版一卷《国际事务文件集》（Docu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其中收集了编者认为最值得注意的过去一年的国际关系文件。一次大战以来的重要文件，一般均能从中找到，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参考书。法国一直被认为是外交艺术传统的保持者和代表者。法语是国际谈判中通用的语言，而法国外交文件的体裁是其他国家模仿的对象。二战前夕，法国出版了一套总称为《凡尔赛和约》的12卷本的文件集，狂热地试图再次为法国在两次大战间执行的对外政策辩解。法国外交部还定期出版一种有关许多国际问题的外交文件专辑，即所谓“黄皮书”，其中最出名的是二战暴发后不久出版的一部“黄皮书”，为法国战前政策进行辩解。关于德国，研究二次大战的历史、纳粹德国的历史，也有一大套史料，《首要战犯审讯》这套文件是研究二次大战史不可缺少的。苏联把这套书压缩成7本，出了俄文本。美国的官方文件更为丰富。重要的如，《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集：从华盛顿到肯尼迪》（1974）（The Inaugural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ts：from Washington to Kennedy）；《历届总统的国情咨文》（The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s of the Presidents））；由国会外交委员会和国务院共同编辑的《美国外交政策：基本文献》（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 ）；《美国外交政策：当今文献》 （America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等等，都是重要的文献集。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美国国务院编辑、出版的外交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自1861年出版以来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包括了这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外交文件，为研究现代美国对外政策和百余年来国际关系史提供了大量的、有参考价值的史实。再说私人文书。包括日记、书信、回忆录等。近年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回忆录，如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艾登回忆录》、《麦克米伦回忆录》，美国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基辛格、卡特等的回忆录都翻译出版了。使用回忆录要特别小心，要严格分析它。回忆录虽然带有第一手史料的性质，但是作者的叙述在事实上未必可靠，未必都准确。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回忆录，有时由于自己的偏见，有时出于替自己辩护的需要，其中许多往往是违背事实的。总之，官方文书和私人文书各有各的用处，二者不可偏废，要结合起来使用。此外，还有一种材料是不能被忽视的。那就是当时的报纸报导。如果不断做剪报等资料积累工作，对于研究工作是会大有助益的。例如《同床异梦——纷纭世事二十年（1962～1981）》一书作者、法国《世界报》老报人安德烈·方丹就曾说，如果他30年来不是逐日跟踪国际消息，积累材料和亲自采访，是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的。鲁迅有一段话说得很深刻：“中国没有肯下功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①。我们要在资料积累上狠下工夫。当然，我们又会碰到另一种问题。今天，搞现代国际关系史，不愁没有史料看，而愁的是另外一方面，太多了。即使一个人能懂多种文字，一生也看不完这么多史料。因此，齐世荣教授主张，应当把占有史料的标准定为“大量”而非“全部”。那么，“大量”到什么程度就算阅读史料这一步工作已经完成了呢？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指出，“这里没有绝对的标准，关键在于史学家自己的判断，而史学家的判断又决定于他的素养，特别是他的理论素养。如无较高的理论水平，就会陷入在史料堆中而无法拔身，越看越觉得头绪纷繁，越看越觉得无从下笔。有一些饱学之士掌握材料很多，但生平未写过一篇文章或只写过寥寥数篇文章，原因之一大概就在于理论水平不高，缺乏综合概括的能力”。这段话是发人深思的。（2）．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对全部历史的研究，国际关系史当然也不例外。这些年，我们通过学术交流和外文书刊的引进，接触到大量外国的特别是西方的观点和材料。这对于我们活跃思想开阔眼界很有好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有些同志缺乏鉴别能力，在不同的观点面前感到无所适从；有的甚至全盘照搬西方的观点。这样，即使他们广征博引，其立论却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十分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认为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才能使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科学的贡献，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共同认识，而且也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承认。《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作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强调说，“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惟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惟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他甚至肯定地说，“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这样重视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我们自己就更不该数典忘祖了。 下面具体谈三点意见。
首先，要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掌握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如：（1）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列宁曾从垄断和帝国主义战争的角度，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联合斗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角度，给我们的时代下过许多定义。后来斯大林概括为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概括符合列宁的原意。有的学者指出，由于二战以来的情况已与列宁的预想有了很大的不同，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