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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渡，陵墓都在建康（南京）。据唐人许嵩《建康实录》记载，东晋十一陵，位于“鸡笼山之阳”的有元、明、成、哀四帝陵，合称西陵；位于“钟山之阳”的有康、简文、孝武、安、恭五帝陵，合称东陵；位于“幕府山之阳”的有穆帝永平陵。另有废帝海西公司马弈废后卒于吴，葬地不详。经考古发掘，结合文献研究，“鸡笼山之阳”即今南京大学北园一带。1972年在南京大学北园发掘的东晋大墓，当即西陵四帝之一①。“钟山之阳”即今南京太平门内富贵山一带。1960 年在富贵山南麓发现了恭帝陵的玄宫石碣②，随后在其附近发掘到一座东晋大墓③。学者对这座大墓是哪一个帝陵存在争议，但一致认为不出东陵后三陵之一④。
① 蒋赞初：《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3 期。①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 年4 期；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 年4 期。
② 李蔚然：《南京官贵山发现晋恭帝玄宫石碣》；《考古》1961 年5 期。③ 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 年4 期。④ 同①李蔚然文。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 年3、4 合期。“幕府山之阳”即今南京北郊幕府山南面的北岗山一带。1981 年在北崮山南麓（今南京汽轮电机厂内）发掘到一座东晋大墓，当即穆帝永平陵⑤。在其附近，还发掘东晋皇族墓数座⑥。
东晋陵墓基本上继承西晋的营建方法。陵墓大多开凿在半山腰南麓，依山为陵，不起坟。墓室皆为带甬道的券顶单室砖墓。甬道一般长2～3 米，墓室长4～7 米，墓室前有很长的排水沟。所不同的是，西晋陵墓道又长又宽，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石门；而东晋陵墓道偏短偏小，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木门。东晋陵的随葬器物大体上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青瓷器皿，有盘口壶、鸡首壶、洗、碗等：第二类是陶质明器，有案、凭几、托盘、耳杯、圆盘、香熏，尤其是每墓均有4 个雕塑龙虎形的帷帐座：第三类是漆器日用品，可辨的器形有盘、盒；第四类是金银饰品和玻璃器皿；第五类是铁镜、石黛板等杂物⑦。由此可以看出，东晋陵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都超过三国西晋；与汉唐陵墓作比较，则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或可说明，东晋偏安江左，在社会生产和物质生活上都有所发展，但非汉唐可比。
南朝陵墓在建康及其附近地区。由于南朝帝后陵及皇族（王侯）墓的前面有很长的神道，神道两侧立石兽、石柱、石碑。因此，清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做过调查，近人朱偰著《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集前人研究之大成。1950 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多次进行勘查，共发现南朝陵墓31 处，其中有姓名可考的25 处。根据勘查，得知刘宋陵墓分布在南京甘家巷和江宁其林铺一带；南齐陵墓在丹阳胡桥、建山一带；南梁帝后陵在丹阳东城村，皇族墓大多在南京尧化门甘家巷一带：陈陵在江宁方山、灵山和南京西善桥附近①。已发掘的南朝陵墓有姓名可考的计有：南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或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②，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③，东昏侯萧宝卷墓，和帝萧宝融的恭安陵④。南梁桂阳简王萧融墓⑤、桂阳敦王萧象墓⑥、安成康王萧秀墓⑦、建安郡王萧伟墓或昭明太子萧统墓⑧，陈文帝陈伞挠滥辎帷⑿鄢络锏南阅辎狻Ｄ铣昴寡叵昴沟挠ǚ椒ǎ圩宥幔孕欧缢械哪铣酆罅旰突首迥苟佳≡裨诹缴街涞纳匠甯叩兀笥新∑鸬纳角鹱魑琳希坝锌钠降兀昵吧竦浪成绞浦钡制礁凇Ａ昴固逯埔捕际谴叙赖牡ナ易┠埂Ｄ故移矫娉し叫危ゲ科鹑哿瓿�13～15 米（包括甬道），甬道⑤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4 期。⑥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1990 年8 期。
⑦ 罗宗真：《六朝陵墓埋葬制度综述》，《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① 罗宗真：《六朝陵墓及其石刻》，《南京博物院集刊》第一集，1979 年。② 同①。
③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 年2 期。④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 年2 期。邵玉健：《丹阳两座南朝失名陵墓墓主考》，《东南文化》1980 年2 期。
⑤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梁洼阳王肖融夫妇合葬墓》，《文物》1981 年12 期。⑥ 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阳王肖象墓》，《文物》1990 年8 期。
⑦ 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 年5 期。⑧ 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募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12 期。⑨ 同①。
⑩ 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 年6 期。内设石门二道，石门额上浮雕仿木结构和桃形灯龛，室内有砖砌棺床和石棺座，棺床前设石祭台。棺床前后有阴井，并有砖砌排水沟通向墓外。墓室和甬道外有的筑有挡土护墙多道。整个墓室用花纹砖和模印砖画拼嵌而成。甬道两壁有的嵌砌狮子、武士砖画，顶部嵌砌太阳、月亮砖画。墓室内壁面嵌砌羽人戏龙、羽人戏虎、车马出行以及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画砖间杂有莲花和缠枝忍冬等甬案。皇族墓与帝陵差不多。墓前仍置石刻，但规模较小。墓室亦流行带甬道的单室砖墓，但比帝陵稍简化。全长7～10 米。图道内设石门一道，墓壁多用莲花、忍冬、菱形纹砖拼嵌，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偶有发现。墓室内大多随葬石俑、石马和石帷帐座，有的还出土龟趺墓志。南京及其附近，又是东晋南朝世家大族的聚葬地。东汉兴起的豪门士族聚族而葬、按辈份排列的制度，至东晋南朝尤为盛行。南京老虎山颜氏家族墓①、象山王氏家族墓②和宜兴周氏家族墓③，是考古工作较多的三个家族基地。老虎山颜氏墓地已发掘9 座，墓皆南向，东西排列，长70 米。象山王氏墓地已发掘7 座，墓亦南向，分行排列，占地5 万平方米。宜昌周氏墓已发掘6 座，墓皆东向，北南排列，占地5 万7 千平方米。根据出土墓志及同一墓地中的死者关系，推知当时的排葬方式大约是：墓南向的墓群，长辈居右（西），晚辈依次自右向左（自西而东）一行顺排，如老虎山颜氏墓；墓东向的墓群，长辈居左（北），晚辈依次自左向右（自北而南）一行排列，如宜兴周氏墓：另一种是长辈居中或居前，晚辈依次葬其两侧或晚辈居后方依辈分排葬，如象山王氏墓地。虽然这三种排葬方式，并不都是十分严格的，个别较晚辈的放在长辈之间也偶有发现。但聚族而葬，按辈排列，他族不得混入，这是不能改变的。
此外，扬州、苏州、常州、无锡以及浙江的金华、衢县，江西的南昌、瑞昌、修水等地，也发现不少六朝墓。墓制与南京出土的同期墓基本相同。从西晋开始，以青瓷器随葬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和长沙是长江中游六朝墓的两个重要地点。
武汉东边的鄂城是孙权称吴王时的都城，黄初二年（221）改名武昌。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南京），终南朝之世，武昌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因此，这里发现的吴晋南朝墓为数甚多。已发现的纪年墓有吴黄武六年（227）、永安五年（262）、晋泰元四年（379）、隆安三年（399）、宋元嘉廿七年（450）、孝建二年（455）和齐永明三年（485）等①。这批纪①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 年6 期。②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 年6 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2、4 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 年10 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 号、6 号、7 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 年11 期。
③ 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 年4 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 年2 期。
① 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12 期；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 年4 期；程欣人：《武汉出土的两块东吴铅券释文》，《考古》1965 年10 期：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 年3年墓，为长江中游地区六朝墓的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
长江中游的东吴墓大多是砖室墓。大中型墓沿袭东汉墓制，以带短甬道的横前室单后室（前室常附耳室）和横前室双后室两种为主。小型墓大多是长方形单室。随葬品除沿袭东汉时的陶模型器以外，还增添不少器类，如多子福、盘口壶、香熏、俑、畜圈、虎子等，其中青瓷器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常见的随葬品组合是罐、钵、碗、盘、耳杯、案、灯、香熏、唾壶、虎子、俑、仓、灶、牛车、鸡、狗、家畜圈等模型器，以及铜镜、石黛板、铅地券和铜钱。其中尤以带纪年铭文的重列或环列神兽镜、佛像夔凤镜，刻有立佛像的鎏金铜带饰，带尖帽涌和盘发跪俑，穿山甲形俑，人面兽足的镇墓兽，以及刻有“孙将军门楼”的青瓷院落最具时代特征。两晋南朝墓流行单室砖墓，平面长方形，或在前端正中或一侧增设短甬道。一般趋向简约。墓底大多设棺床和排水沟。随葬品中的青瓷器比东吴墓的同类器较多且好。胎灰白色，纹饰简单，多素面，绿釉为主，罐、钵口沿往往饰以褐绿色釉斑②。长沙地区的六朝墓，形制与武汉近似。已发现的纪年墓有浏阳姚家园西晋太康八年（287）墓③，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墓，桂花园东晋升平五年（361）墓，烂泥冲东晋宁康三年（375）墓，齐永明十一年（493）墓和识字岭齐永元元年（499）墓①。这些纪年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反映了六朝时期长沙地区较为安定发达的情景。其中最重要的是永宁二年墓和升平五年墓②。永宁二年墓及其附近的5 号、6 号墓，共出土各类青瓷、陶俑100 多件，其中有高冠执板的骑吏俑，持刀盾的武土俑，各种侍从俑，以及乘马演奏的乐队，双人对坐书写的文吏俑，额上点有“白毫相’的僧人。在升平五年墓中，发现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一方。券上开列潘氏生前服用的衣物50 多种，其中有丝织品40 多件。这些实物资料，对研究当时长沙地区的社会历史、衣冠制度、生活习俗都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河南邓县学庄村的南朝画像砖墓也是一个重大发现③。这是一座前有甬道的单室券顶砖墓，全长9。8 米。墓室和甬道均用带莲花纹的花纹砖砌成，并嵌砌模印加彩的画像砖。画像砖主要表现前列鼓吹的牛车行列场面，它们与墓内出土的50 多个仪仗俑相配合，显示墓主生前拥有部曲武装。墓内砖柱上彩绘飞天、化生图像及大量的莲花、忍冬图案，反映出当时佛教已广泛流传。
福建两广地区东晋南渡，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涌入福建两广，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这些地区发现的六朝墓比汉墓大为增多。皆砖室墓，墓砖上常有纪年文字，除东吴外，两晋南朝的纪年基本上都可以连接起来，为分期断代提供了极大期；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考古》1965 年4 期。② 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③ 高至喜：《浏阳姚家园清理晋墓两座》，《文物》1960 年4 期。
①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3 期。② 同①。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考古通讯》1956 年2 期。③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 年。方便。本地区的两晋墓，较多沿袭东汉以来的多室墓制，南朝墓则以单室砖墓为主。墓道在墓室前端的正中或一侧，但东汉多室墓制仍有遗存。例如福建建瓯穆墩发现的梁天监五年墓①，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两耳室所组成，后室两侧壁和后壁又砌出25 个小龛。广西融安4 号墓②由前中后三室组成，三室间的两壁和后室后壁均砌砖柱。广东始兴赤南发现双棺室和三棺室合葬墓③，棺室隔壁上增砌通气的小门或壁窗，等等。
福建六朝墓的墓室，都用花纹砖砌筑。砖面为绳纹或布纹，向墓室内的侧面大多模印钱纹、人字纹、菱形纹、米字纹、团花、十字纹、蕉叶纹等，也有少数饰以龙凤、飞天、菩萨、卷草纹的。随葬品主要是青瓷器。器形有罐、壶、碗、钵、孟、盘、碟、豆、杯、耳杯、五盅盘、多子槅和博山炉、灯、膲斗、三足盘、唾盂、虎子以及文砚、水注、灶、仓等模型器。这些青瓷器，除了一部分专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外，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实用器④。两广六朝墓分布很广，说明人口大量增加。广州晋墓的纪年砖文，常见“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一类吉语铭文⑤，连县西晋墓又有犁田耙田模型山土①，反映了在长期战乱中，广东相对稳定的局面。随葬器物与东汉墓截然不同，尤其是陶器，器形、釉色、胎质、纹饰都不一样。东汉墓常见的鼎、盒、壶、瓶、案等饮食器和屋、仓、井等模型器完全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四耳罐、碗、盆、碟、鸡首壶、虎子、三足砚等青瓷器。南朝盛行长方形的中小型砖室墓，随葬品与晋墓类同，但器类较少，造型趋向单调。
川滇地区四川蜀汉两晋南朝墓分砖室墓和崖洞墓两大类。砖室墓主要流行于成都平原，崖洞墓遍布四川山地和云贵北部山区。过去对蜀汉墓了解很少，近年发掘忠县涂井崖墓，崇庆五道梁砖墓和双流黄佛崖墓，才得到确认②。蜀汉砖墓大多作长方形单室券顶，随葬蜀汉政权铸造的五铢、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铢是其特点③。崖墓分单室、双室、多室（双后室）三种，形制与东汉崖墓相同，但墓室较低，墓门略呈方形。出土陶模型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青瓷器渐多，其基本组合为带系罐、盘口壶、碗，另有唾壶、水盂、罈、碟等，随葬汉五铢、王莽钱和蜀汉钱，也是特点之一。两晋之际，寳人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304—347）。随后，四川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① 许清泉：《福建建瓯穆墩梁墓》，《考古》1959 年1 期。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 年7 期。③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④ 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4 页，文物出版社，1979 年。
⑤ 麦英豪：《广州市西郊发现古墓六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1 期；又《广州市文物志》120 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 年。
① 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 年3 期。②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省文物考古十年（1979～1981）》，《文物考古工作十年》257 页，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③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崇庆县五道渠蜀汉墓》，《文物》1984 年8 期。社会动荡，墓葬分布范围大大缩小，主要发现于四川盆地西北一带。砖墓和崖墓规模都趋向简陋窄小，均为单室，葬具仅有木棺或无葬具，随葬陶瓷器。器形以带系罐、盘口壶、唾盂、鸡首壶、虎子等为主，制作粗糙①。
云南地区的六朝墓大多发现于滇东、滇东北，尤以昭通、鲁甸、曲靖、陆良、昆明、呈贡、晋宁为最多，不下数百座，俗称“梁谁”②“梁堆”采取聚族而葬的葬式，三五成群，分布在小丘陵或平原上，高山上未见。有坟丘，坟丘下墓室，多数是长方形单室砖墓，券顶。少数有前后室，前面有短墓道。也有砖石混合砌筑。晚期多作方形单室砖墓，两侧壁外弧，四面起券，形似覆斗。墓壁石砌，墓底、墓道用花砖铺砌。墓室顶部盖石上浮雕莲花形图案或日月三足乌，有的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