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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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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我一下一下地拍她的脸,一时急痛攻心,差点流了泪。赵眉只是静静喝着巧克力,有天真安乐的神情。我站在这么一个蓝光闪动的公寓厨房,空气弥漫巧克力香气,身旁有勤劳的妻,天使女儿,而我又是个幸而能逃离香港的中产阶级——救护员快要到来。我感到了幸福生活的讽刺,再一次,对着赵眉,失神地笑了起来。
   
    小孩很快复原,只是父母要看心理医生,明明和小二都交给了托儿护士,蚕蚀我们有限的积蓄。
   
   
    情况再次地稳定下来。只是夜来我会做杀死赵眉的梦,醒来一身冷汗,紧紧地拥着她,叫她“宝贝”,说爱她,为她受的委屈道歉,和她做爱。
   
   
    赵眉又将明明和小二接回家来,好省点钱。她又干回她的本行,周未做替工看护。我做着极其无聊的绘图工作,老像一个永不升级的一年级建筑学生。明明自从咽了香蕉后,忽然不再哭泣,只是十分忧愁,眨着大眼睛。一次我们在明明用的小厕盆发现了血。她只是咬着唇,不哭泣也不动容。一看她,下体发炎得又红又肿。我忽然知道,我们只因为自己的轻弱,毁了她。
   
   
    平静而提心吊胆的,总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似的,我们还是在三藩市安顿下来,入了冬。
   
   
    秋冬之间不过是几天的事情,晚来早黑,家里没亮灯。明明在半暗的玩具房间摇木马。小二在婴儿床睡得正甜。赵眉不在。
   
   
    我独自在客厅喝一罐啤酒,坐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醒来天也全黑。赵眉仍然没有声息。车子还在,她没有开车。打开衣柜,看出她没有穿大衣。我隐约嗅到不幸的腥膻气息,梦也似的,浮现了她坐在沙发前看电视,额角缓缓地流着脑浆的形象来。明明伏在书桌上,后脑开了血的星花——我发狂地抱起明明,摇她:“妈妈呢?妈妈呢?”她只是一味地摇头。
   
   
    赵眉是否真的离开我远去?我不禁一下一下地亲着明明——多么像赵眉。明明吓惊了,只是别过脸去。
   
   
    我在寂静的林荫大道叫赵眉的名字。邻居亮了灯,探头出来,关上窗。
   
   
    在街头韩国男子金先生的家前碰到他开车回家。他停下来,道:“我见到你太太。在小公园,独自坐着呢。”
   
   
    我在一株枯透的枫树下找到她,坐在雪白的木椅上。她的脸孔微焦而紫白,没穿大衣,只围了一条紫红大围巾。我静静在她身旁坐下,明明一挣,便在草地上玩去了。
   
   
    这夜寒冷而有星。
   
   
    “你喜欢这里的生活吗?”良久,赵眉方说。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与香港相比呢?”
    “在香港,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也没时间想。”
   
   
    忽然有流星。
   
   
    “你记得港大化学大楼外的草坪?那时我们总在那里想,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我们的家庭,点着灯,像星星。”
   
   
    “唔。”
   
   
    我记得的赵眉,头上总戴一顶秀气的学护帽,时常默念护士的座右铭:“温柔、爱、关怀。”
   
   
    “我时常渴望有长久安定的生活。我的要求原来很简单。”
   
   
    而我期望香港的摩天大楼如人类文明,一直通往天堂。我以为我的建筑是巴比塔。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赵眉轻轻地靠着我的肩。年来搬了三次家,生了两个孩子,她已经非常瘦弱而松浮,身体像一个泄气皮球。
   
   
    “我们回香港去,好不好?”
   
   
   
    但赵眉真的怕。中英谈判触礁,港元急剧下泻,市民到超级市场抢购粮食。赵眉从医院扑来找我,还穿着护士制服,只在我怀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让我们结婚,离开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动如蝴蝶。别着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发夹,无端端地生长着,像刺。
   
   
    她要跟我结婚我便答应了。我没有想过要拒绝,我爱她。
   
   
    “陈路远。”她总是连名带姓地叫我,小小的手伸过来,握着。
   
   
    “很奇怪。近来我老在找东西,总觉得失掉什么似的。”她怯怯地笑起来,“你上班了,我总觉得永远不会见着你似的。”
   
   
    “失去什么。就像你已经在坟墓里了,我在你的坟头走过,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着。黑暗无处不在,远处公寓房子的灯,已经遥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么,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我们还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赵眉又转念道,“因为我又怀孕了,路远。”
   
   
    “哦——”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新希望。让我们好好的,给他关怀、温柔、爱。”她将我的手轻轻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发热——惧于生之无知未来,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吗?”我脑里慢慢浮现一个血婴,半埋在泥土里,赵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唤寻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赵眉缓缓地答,很缓慢,但很坚定。我知道她决定了。 我们以为自此便可以安顿下来。孩子是个壮大的男婴,我们叫他小远。小远比两个姐姐都好脾气,晚上总酣睡,不大哭。哭也见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较开朗容易。
   
   
    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发生。明明上幼儿班,突然不肯上学。赵眉又哄又吓,总不得要领。她已经3岁多,突然扭着脾气,撒了尿。赵眉替她换裤子时才发现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说:“同学打我。我和幼生讲中文,他们便打我。”幼生是班里另一个中国学生。赵眉触电似的,皱着眉,跟我说:“路远,我怕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发生。”
   
   
    裁员还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着支票与措辞客气的辞退信,回到家里,在门后缓缓跌坐。冬日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婴儿夜夜啼哭,我们互相杀戮伤害,血溅成浅浅的池塘,说不定其中还会开一朵冰凉的白莲。在厨房找到了赵眉,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赵眉。”
   
   
    我软弱的时候赵眉总很坚强,为我煮了咖啡,说:“我们还有足够一年半开销的积蓄,况且还可以领救济金。”侧着头,想了想,浮现了一个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会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怀疑我们心里的什么角落,失去记忆与热情,正绵绵地下着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赵眉不再让明明去上学,将她关在屋里,手里却抱着两个婴儿,口里总道:“他们想杀死明明。”又去买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上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们成天在看我们。他们想杀明明。”在家里又穿着雨衣,戴着医生的透明胶手套,穿一双胶雨靴。“我怕,陈路远。雨什么时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阳光丰盛如巴塞隆那。
   
   
    我无法按捺,将明明送回学校,回来紧紧抱着赵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胶雨靴:“赵眉,你有病。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丰足?”她低下头来,缓缓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陈路远。”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胶衣服,拉开了一屋墨墨的窗帘,到厨房弄吃的,姿态十分缓慢而安静,像受完电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洁光亮的客厅中,隐隐听到了赵眉播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苍老。我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惧。
   
   
    我竟然动手打她。明明放学回来,小二和小远都饿了,他们就在厨房吃点什么。赵眉还是十分萎靡,只在厨房切切拌拌,小孩吃着,都哭了。我进厨房一看,孩子满口是血,手里还抓着满满的血与肉。赵眉在细细地叱喝着:“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驱邪。我们有杀身之祸了。”她竟也瓢起一调匙的生血肉,往嘴里送。我一把揪着她的发,摔掉她的调匙:“这是什么?”她说:“鸡心、牛脾、猪肝。”我指着她的脸:“你给孩子吃这些?”然后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脸。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闹,只眯着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转身便操住了厨刀,闪闪亮亮,冰冰凉凉的,搁刺着我的喉头。
   
   
    “你忘记了吗?陈路远。关怀,爱,温柔。”——何以至此。我原来想爱她,关怀她,给她一个温柔的家。
   
   
    明明轻轻地走过来,抱着了赵眉的大腿。赵眉索索地流了一脸的泪,放下了刀,跪下说:“明明,你们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却不晓得。”
   
   
    因为我们以为凭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终还是毁灭。
   
   
   
    我独自到了欧洲,又回到了香港。我无法再背负爱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我走路缓慢,鞋跟老给人踩着。
   
   
    银行职员问:“先生,身分证号码?”我略一迟疑思索,职员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旧香港的浓咖啡,发觉咖啡室已经消失。电话号码都改了7个数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线”。我去看许冠文的电影还会发笑,但整个电影院的年轻人都十分不耐,粗话连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民选的立法局议员才20多岁。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间细小整洁的公寓房子,像爱丽思梦游仙境,回到了单身时的孤独与沉默。闲来坐在窗台上看飞机升降,原物实大的巨大飞行金属,在窗前掠过,跑道在城市与海洋之间,闪闪发亮。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城市,独一无二。
   
   
    我找回旧日的拍档,夜夜工作至晚上10时。生活还可以。午夜浅睡即醒,会昕到婴儿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觉。
   
   
    赵眉和明明还是找到了我。婴儿小远在啼哭,赵眉的腹部已经隆起。我低着头想,怀的是魔鬼怪婴,——我们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轻轻地掩着一边发热的脸。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过她怀中熟睡的婴孩。她提着行李,默默地随我进屋。
    当夜我们还做爱,顶着奇怪而邪恶的隆腹。
    可能就是当夜做的决定。
   
    明明、赵眉、小二、小远回到香港后就互相传染疾病。空气污染,明明老伤风、感冒。食物污染,赵眉老肚泻。噪音污染,好脾气的小远也成天皱眉大哭。为了寻找加拿大的记忆,我给他们买了一只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长,如癌之扩散,而我的决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诞生。
   
   
    我不知如何将事情解释清楚。到底是我毁了她们,还是她们毁了我,还是我们都是牺牲者。小四生长得很健康,跟每一个婴儿一样哭闹发脾气。我们一家6口,跟每一个香港家庭一样,在暂时的恐怖的平静里生活。赵眉也像每一个妻,送孩子上学,记得食品价格,见学校老师会精心打扮。明明学会多话,用电视肥皂剧主角的嚣张态度说黑社会术语,小二不停摔破家里的所有玻璃,小远毫无倦意地生病,肚泻,发热,皮肤敏感。生命像一张繁复不堪的药方,如是二钱,如是一两。而我案前的草图堆积如山,周末还得和建筑商和发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属及各种毒素的海鲜,急于花钱又急于赚钱。我忽然怀念在美加那种真实的孤独与恐惧,因为清醒,但我已别无选择。
   
   
    从油镬跳入火堆,又从火堆再跳入油镬。
   
   
    移民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而希望从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赵眉不再跟我讲关于温柔、爱、关怀。她和我在这人生的各种歧途之间奔走,已经劳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我以为我的决定,再光明坦直不过。
   
   
    我爱我的家人,所以为他们做决定。
   
   
   
    我在西贡找到了一间幽僻的房子,园子里有丧气的芒果树,隔壁有一双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妇。我们搬进后孩子学会了喜欢月亮,赵眉深夜喜欢看电视,我喜欢音乐,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个月色明蓝的艳丽晚上。家里每人都宁静安好。明明在画画,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和小远已经上床,赵眉在看电视。而我在昕巴赫无伴奏组曲的来由始末——再抽象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器具是刀与铁枝。
   
   
    原来人可以有这样多的血。赵眉根本认不出那是我,死前还在叫“打劫”。明明的画染满了红色,小四还小,不明白,以为我在玩游戏,还叫我“爹地”。小二在睡梦中根本没有醒过来,而小远,浅浅地醒来,瞬即陷入长久沉寂的黑暗无意识之中。
   
   
    最后的是大白老鼠。
   
   
   
    行动并不困难。解释决定才是艰难。我一直希望做一个忠实真诚的人——因为忠实,所以解释分外困难了。
   
   
    因为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逻辑,因此没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总督察明白了没有。他是个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比较容易互相明白。
   
   
    因为孤独,所以比较清醒。
   
   
   
    他在警方所拟的简单证供上签了字。离开前只紧紧地与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且诚恳。
   
   
    在庭上陈路远拒绝答辩。辩方律师反反复复盘问证人詹克明:9月16日凌晨12时15分你报警报称被告杀了人,当你初见被告时,他在你左边还是右边?你说有染血铁枝,到底在门外还是门内?你说看见尸体,女死者赵眉,她到底张眼还是闭眼?——证人不耐了,道:“法官大人,我哪管得人家这许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杀死家人,实在无可阻挡,不得不如此呀!”惹来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证人滑嘴饶舌,简直当生命是笑话,法庭是游乐场、街市!退庭。”
   
   
    五项蓄意谋杀罪名成立,陈路远被判死刑,日内由港督会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终生监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职,任分区副指挥官,见着我,显得十分高兴,又笑怨着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却有得色。他比我年轻差不多10岁,当年在反黑组还是我带着他。暴动时我们一起镇压新蒲岗胶花厂工潮,又联手冲入北角华丰大厦。炸弹在我们不出一米外爆炸,我们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会所喝酒吗?”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离去。
   
   
    我整个人空空荡荡,没有喝酒已经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栏杆站一站。远眺维多利亚港,香港还是非常繁华。散庭时分,身后的律师,家人,一群一群地走过,像电影院完场。我却想起了陈路远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会再见着这美丽的维多利亚港了,世界将遗忘他。然而这是出于他自觉的选择。而我呢,我却毫无选择,要失去这城市了。
   
   
    我离开爱尔兰时还是个眼底带绿的青年,像大卫儿。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大,但皮肉却像一件穿松了的大码衣服。
   
   
   
    未几大卫儿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经在兰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还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销了控罪。但这次在他的宝马跑车行李厢藏了20公斤4号海洛英,约值港元1000万。我才猛然想到,他不过是一个理工学院学生,竟然开一架宝马跑车,而我竟然从来没有问。
   
   
    很多事情已经急剧改变,而我竟然不晓得。
   
   
    我带同律师去警署看他,他见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时替猫洗澡让猫吃了杀虫药死去一样,只是大哭“爹地”。
   
   
    他还是我的大卫儿,安琪儿,宝贝。苹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带绿而且惶然,多么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么时候从一个机械工程学生变成一个要赚大钱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晓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时候呢,在我黎明与陌生女子做爱的时候,在我进马场看马的时候,在我放枪的时候,殴打疑犯的时候?还是在整个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时候?“爹地,快弄我出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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