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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化之路-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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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年代,以彼·司徒卢威、米·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谢·布尔加科夫、尼·别尔嘉耶夫等人为著名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步普列汉诺夫之后尘,在有关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同自由主义民粹派展开论战。他们在《新言论》、《生活》、《开端》等合法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某些观点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前景,批判民粹主义理论,主张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1894 年出版的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评论》一书最早系统地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站在客观主义立场上分析和评价了俄国经济中的现实。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的《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出版于1898 年,此书是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源和现状、驳斥民粹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人为性”和“无生命力”观点的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理解和引用马克思学说的,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一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混为一谈,歪曲马克思的理论。例如,司徒卢威在他的著作中说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经济唯物主义的,而“价值学说,如同在《资本论》第1 卷和第3 卷中所叙述的那样,无疑地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的《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写成的,但他很快就以马克思学说的全面批判者而闻名。布尔加科夫在其《资本主义与农业》一书中对马克思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进行了修正,认为造成农业落后和劳动群众贫困化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而是自然规律、首先是“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曲解马克思的目的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的潜力”和“强大的历史和文化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罗·卢森堡评论说:“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地对他们的论敌‘民粹派’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胜利超过了限度。在论战的热烈气氛中,这三个人——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把他们的论点说得过火了。本来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就一般而论以及资本主义特别在俄国是否有发展的可能;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证资本主义有发展的可能时,竟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能够永世长存。”
  “合法马克思主义”应该得到肯定的主要之点是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当时,“合法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论战是俄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由于他们的论战文章和著作具有纯理论性质,所以能够公开、合法地发表、出版和宣传,从而使这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刊物、书籍和大学中盛行的话题。它不仅得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欣赏和迷恋,甚至也受到一些资本家的欢迎:莫斯科商业资产阶级的刊物《俄国先驱》就为自己的利益而援引了“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马克思的权威言论”。90年代,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曾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1895年曾出版了一本《关于俄国经济发展的资料》,其中既有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有司徒卢威等人所写的文章。列宁曾说:“我们所以能非常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起来,也就是因为我们实行了这个联盟。”卢森堡在谈到90年代的大争论时也说:“这场有些地方相当精彩的斗智,十分有力地吸引住了90年代俄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并以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肯定的胜利而告终,它使马克思主义正式作为一种历史——经济理论而走进了俄国的科学领域。”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力图使马克思的学说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尝试。虽然他们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其政治倾向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在用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驳倒自由主义民粹派后,这些欧化的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便立即开始了系统的“对马克思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正式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左翼。“合法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工人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是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经济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经济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斗争,政治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因此,当俄国工人阶级开始组织政治斗争时,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柯波维奇、库斯科娃等人也像司徒卢威他们一样,转向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营垒。
  列宁主义的诞生
  从19世纪末开始,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垄断成为西方各大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俄国在90 年代也出现了工业高涨,它的大工业生产在1893—1899 年间增长了一倍。虽然俄国在工业生产能力方面仍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发展速度和集中程度上都超过了它们。俄国的资本主义也开始具有帝国主义的特征。但是,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没有存在过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时期,它现在的高度垄断也仍然保持着对沙皇政权的依赖,仍然受到封建主义层层密网的缠绕。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按照最现代化形式组织起来的大生产与大量的保留着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早期剥削方式的中小企业、作坊仍然并存,先进的城市文明与笼罩着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和十足的野蛮性的广大农村形成鲜明对照。俄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关系与封建残余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中艰难地前进。深刻的社会对抗使俄国处在人民革命的前夜,时代呼唤着新的革命理论。
  列宁就是在俄国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如果说普列汉诺夫等第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经过痛苦的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的,那么90 年代为进步青年选择科学的世界观、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俄国已不可逆转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的力量加强并开始了自己的斗争,国内已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在积极活动。列宁先是研究了俄国进步思想家的著作,继而又开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对俄国和欧洲先进思想的深刻了解和对解放运动实践的分析总结,以及实际地参与革命活动,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90 年代中期,年轻的列宁已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崭露头角。
  当时,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修正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的倾向加强了。伯恩施坦分子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论证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在俄国,也相继出现了“特殊的修正主义的俄国变种”——自由主义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等思潮。工人运动究竟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这个问题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俄国都同样迫切地有待解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揭露修正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列宁在同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解决了俄国和世界革命运动中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修正主义排除革命的方法,否定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认为通过和平的、议会的途径就能达到社会主义。90 年代中期,列宁在研究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时,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变化也予以密切的注意。他指出,资本主义正在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阶级对抗的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发展的“和平时期”将被革命风暴时期所代替。他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视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重心,认为否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工人阶级但愿能和平地取得政权,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能放弃使用革命手段。
  当时盛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构成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时,它才能取得革命领导权,因此,在民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只能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则还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列宁基于对俄国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分析,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远较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为大”,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唯一的、天然的代表,在俄国民主革命中,它将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个观点是与普列汉诺夫的认识明显不同的。普列汉诺夫确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同西欧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命运是一样的,领导进步社会运动的只能是资产阶级。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列宁是背向着自由派,而普列汉诺夫是面向着自由派的。列宁还得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的双重地位和双重作用的结论,“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徭役经济的许多残余和农奴制的许多残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说明了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或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它的小资产阶级性,以及它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对抗性。”②这个结论为无产阶级处理与农民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民主革命中,农民的革命性使无产阶级能够与之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政党要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纲领中空想和反动的方面,但支持其中一般民主的条款并实行这些条款。这些思想不但对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俄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丰富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机会主义倾向明显加强,他们把合法的议会斗争形式绝对化,背离了革命的传统。伯恩施坦声称,社会民主党应当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党”。列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俄国解放斗争及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关于建立战斗的、集中的、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他注意到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弱点,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社会革命的党、革命行动的党,这样一个党的主要任务就是“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在阐述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时,列宁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以及经济派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通过自发的发展来实现的观点,在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已开始形成的条件下,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因素第一位的原理时,着重论证了主观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和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 世纪90 年代是列宁主义诞生的时期。列宁在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在研究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工人运动迫切问题时所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使它更紧密地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同时也使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从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出现到列宁主义的诞生,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这是由俄罗斯的优秀文化传统与马克思的学说融合而成的俄罗斯文化中的新成分。18 世纪末以来,俄罗斯的先进分子不断探索自由和解放之路,尤其是在19 世纪40—90 年代这半个世纪中,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压迫之下的俄国进步思想界,“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于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检查成败原因,参照欧洲经验,终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从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到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到革命民粹派的学说和牺牲精神,这些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内部联系。

二、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
  冲突:立宪与专制
  在世纪之交,俄国社会经济的新发展使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这首先表现为俄国自由主义的激进化。
  1899年,一些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活动家组织了一个名叫“聚谈”的团体。这个组织起先完全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但不久就成为自由主义活动家聚会的形式。“聚谈”没有明确的纲领,参加这一组织的条件是忠于地方自治原则并以实际活动为这一原则服务,因此,其中既有激进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也有希望从官僚化的扭曲中重建自由主义君主制的斯拉夫派自由主义者。“聚谈”通过编辑出版一系列有关农业、地方自治和外国宪法方面的著作,扩大了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所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
  进入20世纪后,群众性的革命运动重新兴起。沙皇政府在加紧镇压措施的同时,在工业城市中大力推行“警察社会主义”,即由警察局的暗探组织和控制工人社团,宣扬经济主义,以引导工人运动脱离政治斗争而沿着于制度无害的方向发展。政府把自由主义视为比革命运动更为危险的力量,认为它将从内部瓦解专制制度,因而采取措施削弱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禁止它们议论政府的政策,取缔了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就已成立的自由经济学会,流放任何敢于提起宪法的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终于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1901 年6月,在非法举行的地方自治活动家代表会议上,有人高声叫道:“地方自治局的人们终于不得不讲话了,不然就永远不能讲了。”1902 年初,出现了一封由一些老地方自治人士写给各省地方自治活动家的公开信。这封信历数俄国、俄国人民及俄国自治制度的艰难处境,强烈谴责官僚政权的毫无理性和肆意横行,呼吁地方自治活动家采取坚决行动。这封公开信不仅是声讨专制主义的檄文,也是表达自由主义新纲领的宣言。信中指出:“我们的毫无作为和继续驯服……不仅等于是一种自杀行为。而且是对祖国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并声称:“我们是俄国的公民,况且又是‘上层’人物,我们必须保卫俄国人民的权利,对于力图镇压人民生活中的些微自由和主动精神的表现、力图把所有俄国人民变成驯服的奴隶的专制官僚必须给以应有的回击。我们是地方自治派,我们特别有责任保卫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使它不受官僚的任意欺侮和压迫,保卫地方自治机关进行独立活动、广泛满足各个人民阶层需要的权利。我们不能再像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学生那样缄默不言了。”公开信还就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实现公民平等权利、使出版享有更多自由以及修改税制和治安法律等问题提出了要求。它最后号召地方自治活动家做“勇敢而刚毅的人”,“团结一致地、公开地、断然地提出我们的正义要求”,迫使官僚政府让步。
  沙皇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903 年11 月,多尔戈鲁科夫兄弟和沙霍夫斯科伊等人创建了“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这个非法政治组织的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而“解放同盟”的诞生则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
  解放同盟的形成过程是从创办《解放》杂志开始的。大概是在1901年,一个由彼特隆凯维奇、维尔纳茨基、沙霍夫斯科伊等人组成的莫斯科自由主义小组产生了到国外去办报纸或刊物的想法。1902 年上半年,他们派人带着“被必须争取立宪的思想所激励的人”捐赠的10 万卢布到斯图加特,请流亡在那里的司徒卢威创办《解放》杂志。
  1902年7月1 日出版了第一期《解放》杂志。杂志马上成为一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左翼活动家的中心。1903 年秋天,《解放》杂志在瑞士召开了一次撰稿人和资助人会议,标志着解放同盟的形成。1904年1 月,同盟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解放同盟是自由主义激进一翼的政治组织,但没有严密的机构。解放派深信,实行立宪制度是俄国唯一的出路,应该以全部力量向专制政权挑战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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