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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之时，八佰伴门前的乌节路大道，人头涌动。开业的一个半小时后，由于宽敞的店堂拥挤不堪，不得不限制人店的人数。
巴西首家八佰伴开幕，店方酬宾是派送珍珠，而在新加坡则是派送日式豆沙包（Anpan），由八佰伴的面包师专门制做。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华人“民以食为天”的概念根深蒂固。和田一失了解到，在不富裕的华人社会，去看望病人，普遍赠送食品；而西方人再穷，也得向病人赠送一朵小花或一张祝贺卡。
八佰伴的宣传口号是“味道怎么样？买来吃吃看”。凡购10元新币的顾客，即可得一只日式豆沙包；单买3角新币一只。新加坡华人以广东人为多，广东人口味极挑剔，做吃的本领堪称世界一流。日式豆沙包赢得顾客的普遍赞誉，原计划日做1600只豆沙包，由于顾客排长龙购买，马上增加到日做8000只，才勉强应付过去。
豆沙包打出的名气，使得顾客相信，日本的即食食品也口味独特。八佰伴的食品屋马上火了起来。头一天日式食品的销售额，比预期的超出10倍。爱鸟及屋，顾客由此也青睐上八佰伴的其他货品。
八佰伴开张两星期后，当地报纸进行了一项社会调查，征询普通民众对百货公司的喜爱程度。
结果，八佰伴独占鳌头，成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首选商店。约40％的市民选择上八佰伴选购仅常生活必须品，去其他百货市场的人数，明显地比八佰伴要少。
和田一夫在总结新加坡投资的经验时，认为正确的市场定位，是成功的首要因素。
当时，狮城已有一家日本百货公司——伊势丹，伊势丹走的是高档路线，而八佰伴是面向大众消费者。在货品上，八佰伴从新鲜蔬菜水果肉类鱼类及日用物品一应俱有，八佰伴成为狮城居家度日的好伙伴。
其次，八佰伴有最长的服务时间。
当时狮城的大型店铺，大都在傍晚6点打烊，星期天一般不营业，这使得节假日和晚间购物很不方便。而八佰伴的营业时间，平时直到晚上9点半，星期天和节日照常营业，既方便了顾客，又增加了公司的业务量。
再次，八佰伴面向大众消费者，拒绝使用信用卡。
若站在今天的角度，这种做法再愚蠢不过。可当时信用卡在新加坡问世不久，只有富裕阶层才持有，用卡购物成为时尚追求，代表富有、面子和虚荣。新加坡银行界和商界鼓励市民持卡并用卡消费，八佰伴这样做，受到“不合时宜”、“保守”之类的指责。
对此，和田一夫有他的一套理由。他认为，只有少部分顾客使用信用卡，会使占绝大多数的用现金支付的“无卡族”产生自卑心理，他们或许就不会来八佰伴购物。这样，与八佰伴面向大众消费者的原则不符。
事实证明，在信用卡远未普及时期，采用这一做法是对的，使得八佰伴保持了大众特色。当信用卡渐渐普及后，八佰伴马上迎合潮流，鼓励顾客使用信用卡。
和田一夫正确的经营方针和善良的愿望，结出善果。
新加坡第一间八佰伴分店，在开幕后的11个月就收回投资，进入正常盈利阶段。
1977年8月，八佰伴在新加坡的加东地区开设了第2间分店。
1979年5月，八佰伴在郊外的汤逊区开设了第3间分店。
此时，八佰伴一跃成为新加坡最大的百货公司。
1981年8月，八佰伴在武吉知玛开设的新加坡第4间分店开幕。
1985年3月，日本八佰伴股票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第二上市。
而1984年岁尾，八佰伴在香港的第1间分店也隆重开幕了。
第十章 撤离巴西 厉兵秣马战香江
巴西的业务如火如荼扩展，不料到1977年巴西经济大萧条，八佰伴陷入绝境，虽经银行资助，最后还是于80年代初撤出巴西。和田一夫挥师到强手如林的香港发展，他仍奉行“间隙理论”，到新市镇发展，1984年底，第1号香港八佰伴在沙田新市镇开幕。
和田一夫如是说
邱永汉的名字，我想多数人都知道。他著作等身，在日本拥有几百万的追随者。
邱氏以身作则，实践了自己在书中提到的经商致富理论，不仅是个作家和财经学者，同时也是十分成功的业家。
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从邱先生的著作里或是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成为成功的商人。更有些人在商业危机中得邱氏施以援手，然后起死回生地重振事业。
在日本，人人尊敬邱永汉先生为“财神爷”。
新加坡首间八佰伴分店的开幕，是巴西连锁化成功经验移植新加坡的结果。从1971年到1975年短短四年间，巴西八佰伴先后开设了4间分店，业务发展十分顺利。
由和田一夫大弟主持的巴西八佰伴成为巴西最大的百货公司，也是日本百货业在南北美洲最大的集团。
巴西是南美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它与墨西哥一样，是在美国的援助下发展经济的，本身也是南美最大的债务国之一。
巴西石油自给有余。1973年11月起的石油危机对巴西没有直接影响，但却影响巴西的债权国美国。美国从1974年起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国内消费市场萧条，致使巴西产品减少了出口美国的数量。而美国因国内财政紧张，减少了对巴西的贷款援助。
从1975年起，巴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已是不争的事实。
1977年4月，从遥远的巴西，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巴西八佰伴的经营陷入倒闭绝境！
消息传到日本，也许是出于70年代以来八佰伴在海外发展迅速、声名鹊起的缘故，各大报纸竞相渲染，大做文章，把八佰伴形容成事实破产的惨状。而一些大公司的发言人，以侥幸的口气，庆幸自己目光锐利、作风稳健，没有贸然去政治经济动荡不安的地方发展。
八佰伴虽未像传媒所说的那样，情景却是十分危急。
世界性石油危机，导致国际石油价格暴涨。由于巴西石油自给，只对内销石油价格作了小幅的提价。但因为国民经济衰退加剧，石油走私至邻国严重，同时又在国内石油公司的要求下，政府批准内销石油大幅提价。结果导致灾难性后果，1976年一年间通货膨胀率高达60％。这样一来，巴西民众的消费能力也大幅下降。
消费水平的下降，令零售市场的生意一泻千里。
巴西政府制定出一些应付经济危机的紧急对策，其中一条是将银行利息提高了40％一50％，紧缩银根，以阻止国民抛出货币购货保值。1977年这一年货币仍贬值3成多。紧缩银根，会进一步促使市景萧条，八佰伴雪上加霜。
更令八佰伴头痛的是，在那个时期，为扩建店面，八佰伴向当地银行借了600万美元的贷款。而利息急升50％，银行方面还要附加安全金上去，八佰伴偿还银行的利息，便增加到了80％。八佰伴在财务方面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
鉴于国内经济的窘况，巴西政府限制消费品进口，对进口消费品课以4—6倍的高额进口关税。这对八佰伴又是致命一击。
八佰伴的大部分货品来自日本和国际市场，高额关税，实际上截断了八佰伴的货源。八佰伴为减少资金积压和库存，只储备一个月的消费用品。那么，一个月后，八佰伴弹尽粮绝，只能向顾客敞开空空的货架！
祸不单行，巴西政府为了压缩国民消费，竟颁布禁止星期日营业的法令。
巴西八佰伴向来以星期日生意最好。为解决进口货品被截断的困难，八佰伴准备忍痛放弃经销日货洋货的特色，在巴西国内采购货品。禁止星期日开业，无疑又是一道绞索。
和田尚己急电大哥从国内调拨资金去巴西救援。
由于受国内花菱购物中心的拖累，八佰伴总公司也陷入财政困难，哪有余资调往巴西应急。现在内外交困，和田一夫作好最坏的打算，万一不行就从巴西撤退。
和田一夫两手空空飞往巴西。
焦头烂额的和田尚己，见到大哥，在汽车上，就急切地向大哥汇报。
他已把所有的八佰伴分店缩小了规模，以经销食品为主，员工减少了一半，仍以超级市场的形式经营。尽管作了最大努力，但物价及薪金不断上涨，各分店的情况仍在继续恶化。
现在，摆在和田一夫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趁早停业，撤离巴西；一条是支撑下去，等待经济形势好转。巴西是和田一夫海外投资的第一站，若失败，会给今后的海外投资蒙上一层阴影，也会失去八佰伴部分股东的支持，还会遭到同行的耻笑。
和田一夫怎么也要撑下去。
他去拜访在巴西的日资银行，寻求帮助。他走进一家日资银行总经理室，恳切地说明来意，银行负责人冷冰冰地说：“和田君，你没有拿钱来，就想我们伸出援手，恐怕不可能吧？”
又是先要存款纪录！和田一夫声明，他是走投无路才到这里来的，我们都是日本人，这次你们帮了我，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大恩，以后往来帐户就在贵行设立。
“我看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没有一家日资银行肯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和田一夫只得返回日本，把巴西的困难向董事会作汇报。
董事会一致认为：巴西的困难是外来因素造成的，不是我们自身的原因，也就无能为力了。看眼下情形，恐怕几年内不会出现转机。为了不拖累总社，还是收盘撤退为唯一的选择。
和田一夫也表示唯有这样，打算通知巴西方面撤退，处理善后事务。
但他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败下阵来，在乘飞机的头夜，他去拜访了骏河银行执行董事冈野喜一郎。八佰伴开设第一间巴西分店，骏河没有给予支持，但看到巴西业务红红火火展开了，又大力支持八佰伴的海外投资计划。冈野喜一郎明确表示：“这个时候向巴西方面投钱，等于扔到大海里。”
和田一夫力陈利弊，指出巴西分店如果申请破产，将会给骏河带来更大的损失。
他匆匆赶往巴西，以忧伤的心情说出没有一家银行愿支持，董事会已决定巴西分店撤退。
但兄弟俩都没有宣布撤退计划，更未实施。他们在等待，在幻想会奇迹般地出现转机。
奇迹果真出现了。日本骏河银行董事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全面支持巴西八佰伴。执行董事冈野喜一郎亲自从日本飞赴巴西，他到达后，才把消息告诉和田兄弟。
接着，巴西的南美银行和日本三菱银行巴西分行也先后表示支持八佰伴。
事情有了重大转机后，和田尚己认为巴西分店造成损失是自己的责任，引咎辞职。和田一夫尽力挽留无效，还是接受了大弟尚己的辞呈，任命三弟和田光正接任巴西八佰伴总经理。
巴西八佰伴暂时站住脚跟，经营也渐渐恢复正常。
可不久，巴西的邻国阿根廷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巴西的金融业也动荡不安，国民经济又一次滑入大衰退。
这次大萧条，致使八佰伴再次陷入绝境。和田一夫吸取上一次教训，没有注资救急，含泪宣布巴西分店全面撤退。
这是八佰伴早期海外投资史上，最悲惨的一幕。
巴西遭受了重大挫折，并没有阻止和田一夫海外投资的步伐。他抱着从零开始的信念，把目光对准香港。
和田一夫投资香港，是受邱永汉的启发。
邱永汉是台湾人，年轻时留学东京大学。50年代初在香港生活，1954年移居日本，立志做小说家，曾以小说《香港》获得日本最高的文学奖“直木奖”。他以小说家的身分闯入财经领域，撰写“赚钱文章”，是日本拥有读者最多、最受人欢迎的财经作家和理论家。
邱永汉的赚钱文章受人欢迎的最大原因，是他从不闭门造车，他写的都是自己在赚钱方面的亲身经历、感受、经验乃至教训。他涉足的行业有几十个之多，他的商业王国遍布日本、台湾、香港、美国以及中国内地，先后开办了50多间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文人富豪。他由此而获得“赚钱之神”的称号。
他是东京最早经营超级市场的商家之一，他是超级市场领域唯一的行内理论家。
他在写作和经商之余，还从事顾问业。他为经营不善、市道不利的公司诊断下药；为陷入困境、一筹莫展的商人指点迷津。许多公司和商人得他点化，而重振雄风，梅开二度。日本人、台湾人把他奉为“财神爷”。
邱永汉与日本商界交往甚密，他得知八佰伴的困境，对和田一夫说：“你何不去香港发展？那里是世界上最好赚钱的地方。”
是呀，我怎么不去香港发展？正像邱先生所说，香港是世界自由港，货物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没有外汇管制。邱先生一直把日本的税制税率称之为“罚款”，说香港税制之简单、税率之低，对日本商人来说，等于免税，并且，香港基本上没有关税。香港经营企业能享受高度自由，政府不加干预，对香港资本和外来资本一视同仁，不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内外有别，设置歧视性政策。
和田一夫曾有意在香港发展，他在1973年10月19日，在香港注册了一间私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9000万港元。和田一夫要求办事处职员进行市场调查。办事处作出的结论是：“香港紧靠共产党中国（内地），不宜投资。”
当时中国内地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无论是事实，还是谣传，有关内地的报道，都令人触目惊心。八佰伴办事处的职员向社长形容道：“在共产党鼻子底下的香港人，像是枪口下的惊弓之鸟。”他们列举1967年香港动乱的事实，当时传说解放军会占领香港，吓得香港富人纷纷抛售股票房产，逃往国外，香港的股市地产狂泻，市景空前萧条。
好些年来，这个办事处只充当采购站的角色。因为香港是著名的世界商品的集散地，它本身也是轻工产品加工中心。
现在和田一夫要求办事处，围绕八佰伴开设分店作市场调查。调查有了初步结果：“香港前景看好，可以考虑开设分店。”
和田一夫正准备与晃昌安排时间，去香港作亲身考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赴北京，与中国政府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对香港主权问题的强硬态度，使得咄咄逼人的撒切尔夫人锐气大伤。香港股市顿起抛股之风，恒生指数急挫。股泻楼塌，地产崩溃，紧接着整个经济界显出萧条之状。
海外传媒以耸人听闻之辞宣称：“共产党中国接收香港之际，就是香港死亡之时”、“香港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城市”。
在八佰伴董事会议上，除和田一夫外，所有的董事都反对到香港投资。
和田一夫也开始犹豫了，他拨通邱永汉的电话。邱永汉说：“我正好要去名古屋演讲，可顺道在沼津下车，你给我安排一间温泉旅馆。”
在温泉旅馆，邱永汉对和田一夫分析道：“香港的未来，有两种可能，第一，英国继续统治香港，那你就不必有那么多的忧虑；第二，北京方面收回香港，那你也不必过虑。我的理由是：一、现在的中共不比过去的中共，更不比文化革命时的中共，过去的中共要消灭私有制，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现在中共铁腕人物邓小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个体户，也就是私人老板的存在。既然中共在法律上保护他们，怎么会在香港革资产阶级的命呢？二、中国大陆在开放，鼓励外国公司和财团到大陆投资，虽有诸多限制，但所去的外国公司，都得到减免税之类的优惠，如果收回香港后，限制或歧视香港的海外资本，那会给大陆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三、我们退一步讲，就算中共的改革开放会夭折，收回香港后会重复过去的政策，收回香港还在1997年，这十多年，若八佰伴在香港经营分店，早已赚回几个八佰伴了。”
邱永汉谈到他任主编的，在台北出版的财经杂志《财讯》，上面有一篇介绍香港英资势力逐步衰退、华资力量日益强大的文章，华资的中坚是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等地产商，他们发迹的机缘，却是1967年香港动乱，地产按市崩溃，他们买下大量廉价地皮，奠定了事业的基础。
和田一夫深受启发。几个月后，1983年9月24日，香港爆发金融危机，港币急泻，与美元的汇率几乎接近10：1。市民如临末日般地涌进商店抢购食米、食油、食品。这一天被称为“黑色的星期六”，银行业在六七年间仍动荡不安。
和田一夫心里却不惊慌，他认为别人视香港为险途，正是可以考虑进军的机会。他承认他在当时的气候下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