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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亿万到零-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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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教徒员工说:我们只相信真主,不信日本的神。如要我们背叛真主,我们就辞职。

  和田加津想:“生长之家”的原则是,不强迫他人做自己不愿意的事,强迫人家改信“生长之家”,人家即使答应,内心是不情愿的。新加坡缺乏劳工,不像巴西有大量的失业者,人家会为饭碗面改信新的宗教。

  和田加津作出重大让步,她说:“我不是传教者,八佰伴也不是宗教团体。八佰伴的精神,只是以幸福享受作为职员和顾客的最终目的。所以我们才特定一个‘生长之家’作为企业精神,并不强迫职员的信仰,也不会批评其他宗教。”

  一场宗教纠纷,化成企业成员间的和睦。

  还有一次是在巴西,1977年八佰伴陷入危机。虽有银行资助,情况继续恶化,最后银行也放弃了八佰伴。而八佰伴的1300位供应商,向八佰伴逼债。和田加津赶到圣保罗,和田一夫正与债主代表谈判破裂,债主向法庭起诉。

  和田加津向债主道歉,恳求他们迟缓起诉,让八佰伴重新站起来,业务走上正轨,必然会如数偿债。若是清盘,这一千多债主实际也要蒙受很大损失。

  和田加津说哑了嗓子,只好不停地向债主鞠躬。一连6天都是这样,债主被她感化了,答应放缓逼债。

  但过了不久,情况继续恶化,在债权银行的要求下,八佰伴的巴西业务以破产告终,全线撤退。

  这次,和田一夫访问中国,为八佰伴进军中国作先期准备。母亲已80高龄,仍坚持要随儿子访问中国。她并没想过到中国会受到热烈欢迎,她是要亲眼看看社会主义中国是什么样子,八佰伴能不能投资?

  早在40年代末,儿子接受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做出过激行为,受到勒令退学的处罚。和田加津信仰“生长之家”,对社会主义很不理解,对八佰伴在社会主义中国投资,当然忧心忡仲。

  1990年10月24日,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国际文化中心的邀请,和田一夫一行访问中国首都北京。

  访华团的成员有:团长和田一夫、八佰伴集团最高顾问兼访华团顾问和田加津、八佰伴国际集团高层领导和高级干部,八佰伴成员17人;另外,还有在调查研究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成果斐然的财团法人日本总合研究所野田一夫理事长、东方经济中心主席首家茂以及该研究所干部等6人。

  10月24日,和田一夫的先父和田良平于1973年的这一天离世。也就是说,这一天是先父17年祭辰。这一偶然的巧合令和田一夫惊奇不已。这或许是天意吧?父亲准在天国关注着我们的访华之行。

  在北京国际机场,以邀请方为主的中国官员举行了热情的欢迎仪式。和田一夫甚感吃惊,亦倍受感动,因为日本方面出访的是民间团体。

  更令和田一夫吃惊的在后面。中国官方出动了10多辆专车,其中10辆是红旗牌轿车。多次来过中国的野田一夫先生对和田一夫悄悄道:在中国,坐红旗轿车的官员都是部长以上高级官员,连国家主席和总理都坐这种车。若是接待外宾,至少是外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团。

  访华团和接待方的主要官员的车队,在红灯闪烁的摩托车的开道下,一路畅通无阻,直驱下榻的宾馆。而道路两侧的车辆则停下,等车队通过。和田一夫到过很多国家,也被外国官方机构邀请过,赴该国进行考察洽谈投资或合作项目。主人要么驾自己的车来接;要么派出一名秘书,带和田一夫等乘计程车前往酒店;还有的让和田一夫自己坐计程车去酒店住下,他们只在会谈桌上见面。

  访华团下榻的宾馆,竟是钓鱼台国宾馆!这是中国政府专门接待国家级外宾的地方,打开中国大门的尼克松总统,到现任的布什总统,都在国宾馆下榻过。和田一夫所熟知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芳、铃木善信、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都曾作为钓鱼台的贵宾。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和田一夫住的是田中角荣曾下榻的那一幢楼;母亲和田加津住的是撒切尔夫人曾住过的套间。

  中国方面,为访华团委派了20名陪同人员,负责警卫和生活事务。加津老太太抱病访华,中方为她配了一名医术全面的专门医生。

  中方配给了10辆大型红旗轿车,供访华团在京期间专用。管家茂先生与和田一夫开玩笑道:“托福,托福,我跟你来,可是享受到了首相的待遇呀!”

  按照原定安排,中方会见代表团的最高官员是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但就在抵达北京的第一天,和田一夫得到通知,姬鹏飞主任要会见代表团所有成员。

  姬鹏飞是中国老资格的外交家,长期担任外交部副部长、部长,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现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和田一夫把会见姬鹏飞看作访华的巨大收获之一。

  在人民大会堂,宾主双方进行无拘束的交谈。姬鹏飞还特别关切地询问“阿信”老人和田加津,是否适应北京的气候,中国厨师做的日本菜是否合口味?和田加津说:十分满意,万分感谢。

  宾主都愉悦地笑了起来。

  姬鹏飞说:“八佰伴将总部从日本迁至香港,总裁本人与家属也定居香港,中国政府给予高度评价!

  “中国政府在1997年以后也照旧维持香港的现有体制,继续执行一国两制政策。1997年以后,我们也一如既往,继续全面支援香港。”

  姬鹏飞代表中国政府立场的权威性发言,解除了和田一家及八佰伴高层干部的疑虑。和田一夫下定决心到中国(内地)投资。

  紧接着,商业部长胡平、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李岚清等各部门首脑,在与和田一夫等人的会见中,也表达了与姬鹏飞相类似的意见。他们还特别关注日本的经营管理,希望八佰伴今后有机会多来中国交流,带来先进的管理方式,以便国内同行在向日本企业学习的过程中,更适应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事后,母亲和田加津对一夫说:“来中国前,我曾有很多顾虑,现在我要说的话,就是可以在中国投资!”

  和田一夫一行,参观了万里长城。

  这一天,正是星期天,游人如云,熙熙攘攘,拥挤不堪。中国政府特派出100名警卫人员,以包围的方式,使23人的访华团能顺利地游览长城。

  长城巍峨的造型、宏伟的气势,给日本客人留下深刻印象。

  感受最深的大概要数和田加津老人了。年老体弱的“阿信”,是被中国警卫人员抬上陡峭的长城的,感动得和田加津老人热泪盈眶。

  在京期间,访华团还访问考察了北京的菜市场、商场及街头小店。北京的供应丰富,但商家的服务态度甚不理想。虽然,商店和摊档已被告之,有高级别的外国代表团视察,他们只对和田一夫一行表示出特别的热情,而对其他客人,缺乏训练有素的亲切微笑和殷勤服务。

  服务不佳,这正是八佰伴可趁虚而人的剩余空间。

  但和田一夫感到有一种责任在身,他来中国开设分店,不应该只是追求利润,更重要的是向中国的同行介绍和传播八佰伴的经营思想、管理经验。

  还有一事令和田一夫和母亲尴尬不已。在考察期间,不时有北京的市民要冲进来,与母亲和田加津交谈。由于警卫的隔离,他们只能站在圈子外面热情地叫“阿信!阿信!”

  母亲信仰“生长之家”,她虽喜欢电视剧中的阿信,但她不喜欢把本不属于她的荣誉,“强加”到她身上。

  和田一夫曾长期为这种美好的“误解”,万般苦恼。他在文章中写道:“不知什么原因,《阿信》的真人被误解成我母亲和田加津。无论怎样解释,还是有不少人想一睹‘阿信’真人的风采,对我母亲颇为关心。

  “我们访华的整个过程中,由中央电视台三位摄影师同时拍摄,由电视台播放。即使是该电视台,也把我母亲当成‘阿信’真人。

  “我们所到之处,都有很多人一直等着,想看一看‘阿信’真人的风采。我们对误解感到为难与尴尬。”

  若不是对和田一夫的为人和精神境界有所了解,人们会认为他说这个话真有些“不知好歹”、“不识抬举”。

  就在访华的前几个月,和田一夫接受数家传媒的采访,他一再重申,他母亲和田加津不是“阿信”真人。和田一夫说母亲与阿信,确实是有相似之处,但又有不相似之处。比如母亲的经历没有阿信坎坷,阿信不像他母亲“持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和田一夫说:一母亲给了我一生两点影响,一是从她身上领悟到作为一个人,生命中是有着无数个可能,充满着机会;二是,母亲传给我一种令我终生受益的宗教思想。“

  母亲是母亲,阿信是阿信。在这个问题上,严谨诚实的和田一夫,态度是十分认真的。

  如果我们从商业的角度,大可认为和田一夫实在是有几分愚蠢!八佰伴还未涉足中国内地,“阿信”已为八佰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创立了极佳的信誉,“阿信”的儿子来中国开设“阿信商店”,必定会宾客盈门。

  与和田一夫同行的野田一夫和管家茂两位先生,与和田一夫开玩笑道:“以后八佰伴来中国开店,不要做广告了。‘阿信’已经做了广告,你母亲的‘明星魅力’,别的商家,就是花1000亿日元做宣传,也达不到呀!”

  和田一夫作为一位企业家,当然不会不知道“名人效应”包涵的巨大商业价值。既然这一美丽的误会如此深入人心,和田一夫也就不再作徒劳的解释,坦然地默认了。

  1995年10月,和田一夫在日本大阪接受香港《信报》记者独家采访时,便已巧妙地转换了口风。

  记者问:“《阿信》这部电视剧在亚洲很有名,听说这是一部以你母亲为原型的电视剧。当然八佰伴的成功与‘阿信’的刻苦耐劳很有关系。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商业成功秘诀?”

  和田一夫答道:“正如你所说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很重要。吃苦耐劳的意思是:诚心诚意,诚实努力,这是一切事业成功的源泉,我也是一直这样对我的职员讲。这些都是从被称为‘阿信’的母亲那里学来的。”

  换言之,和田一夫已经认可母亲和田加津是“阿信”原型,或说就是“阿信”真人。

  1994年10月,被誉为“八佰伴灵魂”的和田加津老人,在老家热海溘然去世,享年86岁。

  和田加津是带着坦然的心情,离开儿子孙辈的。她亲眼看到她与丈夫开创的事业,在儿子手中发扬光大,无比欣慰。病榻中的和田加津只是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她对八佰伴的经营已起不了什么实际的作用。她相信儿子的能力,更相信八佰伴的国际化战略的成功。尤其是在辽阔的中国,八佰伴即将成为百货巨人!

  和田一夫几兄弟,当然不会把集团遇到的困难告诉病榻中的母亲。母亲在听取儿子有关八佰伴“辉煌”业绩的汇报后,还是常常把“还是稳点好”挂在嘴边。她也没有意识到集团潜在的巨大危机。在日本,大荣的中内功、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本田摩托的本田宗一郎等,都是在一代人手中建立起庞大的集团的。而八佰伴经过两代人的奋斗!

  从这点讲,和田加津没活过90岁是个福气。若这时,八佰伴王国已处于全线崩溃,这对不再有二度青春的古稀老人来说,是十分痛苦的。

  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们还是把视线投向1990年10月,和田一夫率团访华的行程中。

  在北京王府井饭店的会议厅,应数家官方研究机构的邀请,和田一夫作了“八佰伴的经营战略和中国”的演讲。

  会场座无虚席,听众中,有国务院商业部、北京市商业局等官方的要人;有研究日本经济和世界经济,以及流通经营学方面的权威;有国营或民营企业的厂长经理、零售业的管理行家及新闻记者。

  和田一夫在演讲中,第一次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的预言,日本的八佰伴不仅仅是世界的八佰伴,更是中国的八佰伴!在演讲过程中,听众时常报以热烈的掌声。

  演讲1个小时,之后听众热烈地提问。和田一夫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听众对八佰伴很熟悉,他们甚至能说出八佰伴在香港开设的所有分店。

  这使得和田一夫大受鼓舞,更坚定他立足中国发展的信念。

  和田一夫在中国的投资行动,正如他在演讲中所作的诗意比喻:“要让八佰伴的朵朵红花开遍中国的广阔大地!”

  第十八章 赛特铩羽 八佰伴泪洒京城

  和田一夫的战略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沿海城市建立1000家以上的超级市场,3000家以上的汉堡快餐店。八佰伴与赛特合作经营赛特购物中心,八佰伴光卖商号就卖了1200万。然而中日合作双方频频发生摩擦,八佰伴于1994年败退赛特,亦全线撤离京城。

  和田一夫如是说

  对我来说,工作并非一件苦差,我把它当作一种文化艺术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如能赚取大笔的钱财,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无论是作曲家,还是诗人、画家,他们决不会一边创作,一边在心里计算能赚多少钱吧。一心要创作出更出色的作品,正是凭着这种冲动,便诞生了艺术。

  谁都希望超越前人,比以前更进步。商人、艺术家、体育运动员等各界人士都不满足于现状,总是追求更高的境界,不断提出挑战。如相扑原横纲千代富士并未因为成了横纲而感到满足,又向连胜纪录发出了挑战。

  我们商人也在不断挑战,从这个意义来说,和艺术、体育是相同的。

  和田一夫的生活极有规律。

  他每天清晨4时正起床,“神想观”坐禅3O分钟,然后阅读半小时的“生长之家”教祖谷口雅春先生撰写的教义《生命之真谛》,他每次读都有新的感悟。

  5时正开始记“光明日记”,读者从这个名称,不难想象所记的内容。他每天不须耗太长的时间,通常只须10—15分钟,用他的话说,“美好的事物随着词句如泉水从心里流出”。

  接着,他与日本及海外各地的八佰伴分支机构通电话,即时作出指示。通话时间一般只要35分钟。接下来是阅读日文和英文报纸,一直到7时正。7时30分,他准时离开寓所,8时正召开八佰伴集团高层会议。

  他几十年如一日,可见他是一个生活严谨,有着坚定毅力的人。

  和田一夫回香港后,有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光明日记”中记述“2000年”的断想。

  他在“天比高”寓所,读到了一本很有趣的书。书名叫作《2000年》,作者是美国未来学教授约翰·奈斯匹兹。这本书是邱永汉向和田一夫推荐的,财神对这本书推崇备至。

  奈斯匹兹站在80年代,对2000年的世界前景作预测。奈斯匹兹的观点是:90年代世界经济充满活力,特别是亚洲各国的经济将取得惊人的发展。90年代的亚洲人,成为世界消费的主流之一。

  奈斯匹兹指出:已经成为经济强国的日本,正从出口为主型的经济,转向消费为主型的经济,其他亚洲国家也将沿着日本过去高速发展的足迹前进。

  奈斯匹兹对90年代,乃至2000年后的中国持乐观态度。

  奈斯匹兹的观点与和田一夫产生强烈的共鸣。他跑遍整个世界,尤其是前几个月到中国访问,正是这样想的。

  和田一夫站在太平山的“天比高”,遥望北面的中国大地,浮想联翩。

  中国是一条苏醒了的巨龙。然而,中国的流通体制比想象的要落后。才5万人口的小城市热海,超级市场鳞次栉比。而中国首都北京,人口有1千万,马路上常有世界名牌轿车行驶,亦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游人,却没有一间严格意义的超级市场。

  中国的发达地区在沿海,沿海地区有3亿多人口。尚不计腹地的中心城市,光这个市场,该是多么的广阔。

  和田一夫的中国情结,首先缘于华人情结。在八佰伴的海外分店中,华人占客流量的一半以上;在东南亚,华人顾客占总数的80%。和田一夫有这个自信,适宜海外华人的八佰伴,同样会适宜日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

  但是中国还未向境外商家开放流通领域,零售业仍是外商的一块禁区。但是事在人为,美国麦当劳香港分公司,于1990年与深圳达成合资协议,并马上开办了中国首家麦当劳快餐店,生意兴隆。麦当劳与北京方面的合资协议业已达成意向。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索中前进的,今日之禁区,或许就成为明天的投资热土。

  和田一夫在著述中写道:“可以想象,开店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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