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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要搜集一点真实的史料是困难的。我看到过秋瑾和孙中山、黄兴交往的资料，也读过她和陈天华唱和的诗词，但连她早期受过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都不知道。秋瑾是革命派而不是改良派，这一点我在剧本中是用她和吴芝瑛之间感情上的真挚和思想上的分歧来表达的。对吴芝瑛，我没有用过分的贬词，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在当时颇享盛名的士大夫阶层中，能有这样一位仗义从善的女诗人，也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至于秋瑾和徐锡麟的关系，那是所有有关秋瑾的史料中，几乎没有例外地作为重点来叙述和描写的。谁也不能否认她和徐锡麟的革命友情，但是，我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出版的那些笔记、弹词、小说所描写的，大都是想当然的揣测和过分夸大了的“不实之词”。我摒弃了这些资料，因为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也看不到确凿可信的证据。
秋瑾的殉难，按常理看，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徐锡麟牺牲后，她还有五六天时间可以离开绍兴或者转移到浙西的山区，可是她却为了布置各地义军的隐蔽或安全转移而巍然不动。对于这一行动，在剧本中我借用王金发之口 对她作了一点微词。对于这一点，郭沫若、田汉同志都不同意我的这种处理。郭老说：明知可以不死而依然从容就义，这才是真实的“鉴湖女侠”。郭、田两位都是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为主的作家，可是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比我更好地理解到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避免时代条件限制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秋瑾是为民主革命而第一个被杀头的革命女性，但是时代进入了二十世纪，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女革命家，早已经不止秋瑾一个了。浙江有秋竞雄，广东有何香凝，她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点，如她们都坚决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她们都是诗人、画家，她们都是出生入死的革命实干家。不同的是秋瑾嫁了一个无赖的纨袴子弟，而何香凝则得到了廖仲恺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我禁不住凝思猜测，假如一九○七年秋瑾不死，那么，以她的那种钢铁一般的、对改良主义不妥协的精神，她也一定会走上同何香凝一样的道路的。
历史剧不同于历史，在不失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秋瑾传》中有一些虚构的细节。我想力所能及地写出真实可信的人物，我没有贬低吴芝瑛，甚至也没有贬低王廷钧，这个剧本发表之后不久，一位上海颇有名气的大律师告诉我，说秋瑾的女儿正在准备起诉，控告我“侮辱”她的父亲。我听了只能报之以苦笑。可能她不曾看到过她的母亲写给哥哥秋誉章的信件，其中说：“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好在我当时是地下党，行踪无定，即使法院受理了，要传询我这个被告人也是不容易的。
在《秋瑾传》的最后，我是用一句带有象征性的话来结束的：“天快要亮了。”现在想想，实在太天真了。辛亥革命成功，天没有亮；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被打倒，天没有亮；直到打倒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大地才东方发白，但依然是雨雨风风，阴晴不定。中国人民的苦难，是如何的深重呵！秋瑾诞生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了，可是，六十年前提出的口号“科学与民主”，今天才正式地“开步走”。这一百年的道路，是何等的崎岖艰险呵！但是，秋瑾的血不会白流，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从秋瑾到刘胡兰、江竹筠、张志新——的血不会白流，她们的血一定会治好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内伤和外伤，使祖国在秋瑾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真正达到她毕生向往的“一洗腥膻祖国尘”的目的，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原载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秋瑾少女时代的故事》，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出版。）
《文坛繁星谱》序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北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年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相隔了一十九年。在四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中（工、青、妇、文），文联当了殿军。一般人都说文艺界的十年浩劫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事实上这场浩劫的序幕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这说明文艺界受到林彪、康生、“四人帮”的迫害，时间最早，损害最大；而重整旗鼓、恢复自己的组织，则在“四人帮”被粉碎了三年之后。在周扬同志、阳翰笙同志发言中，列举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文艺工作者的名单——其实，这些名单只是文艺界较有声望的同志，我们还不能准确地统计出一个全部受害者的数字。一九七八年五月文联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的时候，我们还希望熬过了十年灾难的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能再次主持这次盛会，可是，他和不少老一代作家如阿英、冯雪峰同志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名额从原订的二千五百人增加到三千人，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劫后余生的老一代文艺工作者，和二十年来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中年文艺工作者，以及近三年来崭露头角的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能有相聚一堂的机会。因此，我认为，摄影家协会把这次会议的一些场景拍摄下来，收集成册，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在这次会上，都曾有过相似的感受，就是在会场上和休息室常常碰到似曾相识而又叫不出姓名的朋友，直到相互自报家门，才知道是相隔十几年乃至二十年未曾见面的战友。有些人两鬓皆霜或满头白发，有些人拄着双拐或坐在手推车上，心情愉快地来参加会议。在这种场合，我奇妙地想起了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这篇象征性的文章。但再琢磨一下，觉得《病梅馆记》所说的情况和作者所象征的情景，和我们的遭际有很大的不同。使龙蟠、邓尉、西溪之梅“皆病”的，是文人雅士，而使我们文艺界遭到灾难的却是一批目的在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恶棍。病梅还可以“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等方法，使之复苏。龚自珍预期的治梅期限也只是五年，而我们文艺界的情况，为了“解其棕缚”、“毁其盆”就已经花了三年多时间。看来使我们真正做到“百花齐放”，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在这本画册中，可以看到，从五四时期、三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年近或年逾古稀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封建法西斯的残酷迫害；大量的有成就的中年文艺工作者，也受到了诬陷和打击。但是，他们都没有在暴力与重压之下屈服，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固有的节操。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我认为，这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值得自豪的品德。我们常常听到“能够活下来看到今天就是胜利”、“要以有限的有生之年，夺回十年来的损失”这样的壮语。巴金同志曾充满感情地倾吐过的“噩梦醒来，人已衰老，但我要抓紧时间，抓紧工作，我要奋笔写下去”这一段话，形象地概括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心声。当然，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看到老一辈艺术家还在辛勤地工作，那些遍体创伤的中年一代就在这短暂的时期内，已经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有了一批新的闯将，他们之中有工人、农民、战士、科技工作者、教师和学生。他们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面对现实、独立思考，为文艺界带来了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我们坚信，群星灿烂的我国文艺复兴，在不久的未来必将出现。
一九八○年（原载《收获》一九八○年第六期。）
不能忘却的纪念
——《两种美国人》代序
王莹同志的两本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和《宝姑》，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和广大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这是王莹同志的遗著。
作者的亲属和小说编辑要求我写个序言，我当然不能推卸，这是我应当履行的义务。
我认识王莹同志是在一九二八年，由日本回到上海之后。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革命的低潮时期。上海挤满了各革命地区被迫出亡的革命人物：有斗争中的幸存者，逃亡者，老老少少，各式各样。其中有不少是女青年，留着还存有剪刀痕迹的短发，大睁着稚气的眼睛，带着发自内心的炽热的革命激情，散发着随时都准备为革命冲锋陷阵和牺牲生命的浪漫气质。这正是“五四”运动的狂飙时期培养出来的新女性的一种典型，现在从某些老革命大姐和女知识分子身上还常常能够见到。
王莹就是这些女青年中的一个。她的特点是人虽显得老练，但其实年纪还轻。完全没有革命低潮时期常见的那种悲观消极情绪，而是热情积极的。另外就是对革命文艺的深切爱好。
正是由于后面这一特点，王莹和我有了工作上的关联，并比较接近。当时左翼力量正在电影和戏剧界展开工作，王莹在这方面显现了她的才能。她接连主演了好几部进步电影和话剧，成了通常所谓的电影明星。这个称号和所带来的名声、地位和物质享受，曾经腐蚀过不少年轻有为的女演员，毁灭她们的高尚理想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间。但是王莹是受过严酷考验的革命者，能够抵拦住物质的诱惑。这在王莹和我的接近中，我能深刻地感受到。王莹每次和我谈话，总是提出革命面临的问题，并寻求答案。这显现出来王莹魂牵梦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王莹曾因参加革命活动，多次受到反动派的追捕和迫害，而始终保持了节操，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倔强。后来，王莹愤懑地呼喊出“冲出黑暗的电影圈”的口号，曾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她也并不因此而表示丝毫的妥协；随即离开上海，出走日本。
一九三五年王莹从日本回国参加电通公司拍摄《自由神》影片，参加业余剧人协会。抗战开始参加洪深领导的救亡演剧二队，热情地投身于抗日宣传的演出活动，作出了为人称道的成绩。
我再见到王莹，是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之后。我和范长江、金仲华、司徒慧敏诸同志从香港取道澳门返回重庆，其中就有刚从南洋宣传抗战到达香港的王莹在内。她化装成一个村妇与我们同行。虽然岁月无情地给这个昔日的少女增添了老成和持重，但她的革命热情仍然丝毫不减当年，言谈笑语间依旧闪现着她昔日的光彩。
返回重庆后不久，就听说她和谢和赓同志到美国去了。王莹一去十三年，这期间祖国解放了。大家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兴奋和忙碌，我也不例外。忙到连怀念远方战友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心想，到了该回来的时候，王莹当然是会回来的。
王莹夫妇回国是一九五四年底，是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的。一九五六年她被分配在当时的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即后来的北影编辑处作编剧。她们夫妇来看过我，但是来去匆匆，我们深谈不够，我对她的关心也不够，这 真是十分遗憾。
王莹夫妇走上工作岗位没有多久，她的丈夫谢和赓同志，一个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老党员，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北大荒劳改去了。王莹在香山乡下租了几间住房，从城区搬走，再不进城，极少见到。一九六○年文代会期间，周总理在香山邀集电影界举行宴会，发现王莹没有参加，临时派人接她与会。见她意态消沉，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默默地不发一言。当时我对她的情况竟然全不了解，此后，也再难得见到她了。
十年浩劫开始，我立即失去了自由，无暇他顾。待到漫长的九年之后我重新得到了自由，才知道王莹早已于一九七四年死于狱中。她的死讯曾使谢和赓同志神经失常，入安定医院多方治疗才得痊愈。并且还知道，王莹罹罪于我的同一专案，并且有一阵还与我关押于同一监狱，虽然我完全不可能知道，但她是为我吃了苦的。每想到这里，我总是十分难过。
从三十年代开始，王莹就爱好文学，她耽于阅读，好学深思，文思敏慧，行文细腻，叙事委婉多姿。我相信她的小说一定能得到知音者的赏识。
这两部小说共近六十万字，而且还有多种异稿和修改稿。这件事实本身，就表明演员王莹又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作家。这样的同志是不应当忘却，也不能忘却的。
于是便写了这篇类似序言的文字，以作纪念！
一九八○年春写于北京（原载王莹著《两种美国人》、《宝姑》，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今日谈》代序
从一九三七年抗战到全国解放，我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写社论，写时事述评，也写杂文。我还试验过用杂文形式写社论、政论，有时效果也不坏。在解放前当过记者的人似乎都有一种类似的经历，就是这类文章写多了，会“上瘾”，一天不写或有所感而不写出来，就像少做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会上瘾？其味就在于有话就讲，有气就出。晚上写，天亮见报，也就是顾虑少，见效快，偶有警句很快就会在社会上传开。回想起来，我写这类文章有两个时期写得最多，也最痛快，一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主题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内战，搞“劫收”，用流氓手段反苏反共；另一个时期是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之后，主题是揭露垮台前夕的蒋家王朝的内外矛盾，如美蒋主仆之间的互怨互嘲，小朝廷各派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闹伪选，发金元券，“太子打虎”之类。这一段时期的新闻富于喜剧性，所以我就嬉笑怒骂，写得十分欢畅。但是后来想想，问题也还不少，这就是在势如破竹的胜利条件下，偶尔也会不自觉地忘记“有理、有利、有节”中的这个节字，误伤了一些正在转变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当时，我们要嘲、讽、骂的对象是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基本上是敌我矛盾，所以这些文章现在看看也还觉得可以。可是这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一九四九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报迟，新闻单调，社会短评很少，还有一件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作为一个读者，我努力适应这种新风，后来渐渐也习惯了。因为不像白区和海外，报纸很少，没有竞争，不适应也别无办法。同时，尽管当时还有抗美援朝的战争，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问题，十之八九都已经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感情，乃至不同的文风。但是，对于上了瘾，成了习惯的人，有感而就想动笔这种习惯，也还是很难改过来的。解放后，我也写过一些杂文，这之间就不免引起问题，出过毛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五十年代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废名论存疑》。为了这件事，我搁笔了一个时期。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恩来同志两次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了艺术规律和艺术民主。也正在这个时候，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吴晗、廖沫沙、邓拓同志的《三家村札记》大受读者欢迎。于是，当《人民日报》文艺部当时的负责人陈笑雨同志设想要在副刊上开辟一个杂文专栏的时候，我就“旧病复发”，不仅“欣然同意”参加，而且还推荐了沫沙、唐彛⒚铣韧竞献鳌６旰蟮慕裉欤一骨宄丶堑茫痹ネ疚饰一褂惺裁慈丝梢匝嫉氖焙颍姨玖艘豢谄担骸翱上хゅ蟛辉凇！蔽裁次艺庋吭蚝芏啵紫鹊比皇亲约旱幕澳迅模浯问悄鞘闭谌昝敖螅谛挛沤纾澳恫竟仁蚪铩敝嗟摹凹俅罂铡保ㄕ馐撬樟翱屠锟铡钡姆婧头⒄梗┦⑿校囊战缭虬研醋魈獠目ǖ煤芩篮芩溃耪傥囊毡匦胛鼻暗恼卧硕瘢舛际呛投骼础⑸倨嫱镜囊饧辔シ吹摹Ｒ残碛腥嘶够峒堑茫嶙逾谏虾Ｐ戳艘黄⑽摹睹ā罚褪艿搅伺小６匾脑颍蚴恰度嗣袢毡ā吠靖铱戳擞杀ㄉ绫辔崽致弁ü陌煺飧鲎ɡ傅囊环菔槊娣秸耄淠谌菔牵骸跋Ｍ飧鲎ɡ冈谂浜辖徊焦岢埂倩ㄆ敕拧偌艺秸敕矫妫诒碚孟冉⒖镎北住⒒钤舅枷搿⒃黾又斗矫妫鸶蟮淖饔谩！蔽以蕹烧飧龇秸耄乇鹗嵌浴翱镎北住薄ⅰ霸黾又丁闭饬降悖衔帧”匾！笆北住保傅氖恰暗笔敝住保饕羌俅罂铡⑺掣伺馈⒌嘲斯桑魏我黄恼露嫉么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