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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开始于“五四”之后，结束于“八一三”抗战之前。最初，我们是 打算献给一个人的，但，结果，是迫使我们不能不改变计划而成为献给一群人了。我们虚构了一个故事，而在这虚构的故事中间，容纳了我们的心声和泪影。朋友们，要索隐某一个人，考证某一件事，这努力会是白费的，甲中有乙，乙中有丙，这一群人中间，我们是计划着包容了我们大家的成功、失败、光荣、耻辱、长处和缺点的。
从开始到脱稿，我们花费了月余的时间。日子很短，杂务尤多，但是在我们自己，却感觉到在所谓“集体创作”中，这是较和谐，较认真，也是比较的合作得满意的一次。执笔是分头的，但故事结构，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却完全出于合议和共同的创造，我们在写完之后感到若干的兴奋与欢喜，这心情不在于写成了这么一个剧本，而在于我们这三个还有一种不避忌任何讥评，而终于还能在短期中突击出一点东西来的稚气。稚气，是的，没有一份稚气，也许谁都会在那些困难和讥笑前面沮丧和却步的。
一九四三年秋
原载《戏剧春秋》，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戏剧春秋》新版后记
一九四二年一月初，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和金山等一行人，从太平洋战争中沦陷了的香港，偷渡海洋，登岸澳门，经台山、玉林、桂林等地，先后辗转到了重庆。在廖承志同志的周密安排下，于伶、章泯、宋之的跟着茅盾、韬奋和柳亚子等以及“旅港剧人协会”的全体人员，逃出香港，分批安抵我广东东江游击区。遵照当时正在延安的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由曾生将军指挥，陆续分散安顿到各个适当的地方。宋之的领着部分“旅港剧人”到了重庆。于伶、章泯和部分“旅港剧人”留在桂林，等待党的交通，去上海，转往新四军驻地苏北盐城的“鲁艺”。
在重庆，金山参加演出了郭老的《屈原》。夏衍创作了《法西斯细菌》和《水乡吟》，着手改编《复活》。宋之的创作了《祖国在召唤》。
秋冬间，党直接领导的由应云卫、陈白尘与辛汉文主持的“中华剧艺社”被迫去川西南一带旅行公演后，将久驻成都。周恩来同志认为话剧演出是当时在敌人的心脏重庆作斗争的重要而有效的阵地，指示夏衍立即筹组一个大型的新剧社，电召半年来被湘北、浙西战火所阻，滞留在桂林的人员。章泯和部分“旅港剧人”先行，于伶在桂林演出《长夜行》后，于四三年元旦前夕到达重庆。
这样，在周恩来同志与董必武同志的直接关心下，由章混、宋之的、金山、司徒慧敏、于伶负责建立了“中国艺术剧社”。主要骨干还是一九四一年初，为抗议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从重庆与桂林等地疏散到香港，组成“旅港剧人协会”的舒强、沙蒙、蓝马、凤子、王苹、虞静子、凌琯如、戴浩、奚蒙、林朴晔、罗毅之等人。原在重庆的张瑞芳、吕恩、胡孑、岳建中，和上海来的黄宗江、柏李、蒋天流、苏石凤等都参加了。同时吸收了恩施与柳州的演剧队队员田稼等五六人，还有音乐家盛家伦和画家丁聪等；次一年，从新疆狱中出来的徐韬、赵丹、王为一和朱今明也都参加了。阵容是相当强的。今天，我们两人之所以要在这里列举这个阵容，明知记忆的名单还很不完全，是出于衷心的怀念，怀念四十年前的这个战斗的集体；怀念为这场艰苦而有成果的集体战斗，尽了心出过力而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同志与战友：宋之的、章泯、洪深、史东山、辛汉文、徐韬、郑君里、沙蒙、蓝马、贺孟斧、孙师毅、盛家伦、虞静子……。还有当年主办桂林“西南剧展”时导演《戏剧春秋》，去年含恨而终的瞿白音同志。还有为新兴戏剧运动受难忍辱了一生，当时以他苦苦撑持的“中华剧艺社”来同“中国艺术剧社”配合、并肩，互为犄角作战，“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批斗游街，倒毙在上海马路上的应云卫同志！还有，剧社的总务沈硕甫同志，为能开出剧社的一顿大锅饭而张罗，心脏病突发，倒在都邮街口，路毙了的戏剧无名英雄！
中国艺术剧社，由洪深导演《祖国在召唤》，从四三年春节起，首演于“银社”剧场。到了九月，一连送审两个剧本不被统治当局通过。剧社无戏可演了。怎么办？我们三个人慨然、愤然、奋然、决然地合作写了《戏剧春秋》。我们写戏的冲动，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创作过程，我们在写作中与写完后的心情，这在夏衍写的前一篇“后记”里都说了。在第四幕的第二场戏中，我们还特地写了这样的一段对话：苏菲就只能牺牲，只能演出这倒霉的戏。只能这么痛苦，痛苦，永远的痛苦。
伍觉群（感慨系之）说起来，问题就很大，要有现代化的戏剧，要一切都合现代化标准，先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吃苦，就为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这是我们当时一九四三年的一心的向往和虔诚的信念。今天，临到一九八○年，我们面对现实，忆想过去，展望未来，再一回味当时写作中与写完后的心情，我们却不仅仅是“感到若干的兴奋与欢欣”，而是一种很大的慰安啦！我们在《献辞》中曾写着：“……
已经一大段路了。
疲惫了的圣。克里斯笃夫回头来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啊，你这累人的快要到来的明天！“这里所指的明天，早已成为今日的昨天，遥远的昨天了。感到慰安的是我们当时”非常卑微的目的“达到了。那么这样一个急就章的戏，一九四三年的白区政治环境与审查制度下的产品《戏剧春秋》也就可以说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了。
随着当年它在重庆、成都、桂林、永安、上海等地的演出，《戏剧春秋》在重庆与上海印过四版。“文革”之前，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把它列入题材规划，陈鲤庭、黄宗英等同志，二次决定改编《戏剧春秋》，拍摄电影；江苏省话剧团张辉和田野同志等，也曾准备上演《戏剧春秋》。而张春桥在上海文艺界一次四个影剧院同时拉线听他的大报告中，痛骂：《戏剧春秋》是为三十年代老家伙树碑立传的黑样板戏，搞它干什么？那还是一九六四年夏天呢。十年浩劫，抄撕烧毁，劫后余灰的剧本所剩无几了。
今春，受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盛情邀请，于伶随着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去访问时，日本著名的左翼老戏剧家千田是也先生热忱地对于伶谈了一九六四年他亲任导演的《戏剧春秋》在日本演出的情况。于伶曾有诗奉赠千田。东京大学讲师，著名的中国戏剧研究家黎波先生也对于伶讲：他收藏的一本《戏剧春秋》，连同译文，供千田先生他们拿去用了；要于伶寄赠一本原书。于伶表示一时还难以应命，因为这剧本难于找得到了。四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演出《戏剧春秋》时，听说是好不容易才觅得一本。
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出版社决定重新排印，重印《戏剧春秋》。于伶校了一遍当时排错的行与字。他是泪眼如花地读校的，怕也难于尽校清楚。为了要写一篇新的后记，于伶把《献辞》和《后记》读给夏衍听。夏衍沉默了一阵，说：“倒也是真的，自己写的戏，很少坐在场子里看一遍以上的。可这个戏，在重庆，在上海演出时，倒是看了不止一遍。”这也是我们一种共同心情吧：不是在看自己写的戏，而是一次次的“沉浸在回忆的悲欢哀乐之中”的心情。
之的不在了，我们两个人在写这新版后记时，只是想：让我们凭借这本急就章的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的《戏剧春秋》，来表示由衷的祝愿。祝愿在党中央的雨露恩泽滋润下的中国戏剧艺术在伟大的四化进军中发挥战斗作用与深远影响！
一九八○年六月三日北京注：此文与于伶合写。
（原载《戏剧春秋》，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一版。）
《边鼓集》后记
这是我的第六本杂文集子。但是《从春到秋》、《转形期》两本一九四○年在桂林夭折，不及和读者见面，《桂林论集》在香港排好付印的时候战争爆发，尸骨无存，因此，这就变成能够勉强出版的第三本了。——我用勉强这两个字，因为这本集子的篇幅本来还要多出三分之一以上，原来打算定名《屋上盆栽集》的，后来因为某种连自己也明白的原因，剪贴好了的原稿“卧病”三月，最后是自己动手术，割掉三分之一，剩下与国家大事无关的部分，而这部分恰好都是谈到剧运的文章，于是就把名字改成《边鼓集》了。
边鼓，是站在旁边敲敲边鼓的意思。大家知道目前的戏剧运动是在紧张、散乱而又使人焦虑的状态之下，替当事人着着急，打打气，有时候代人捏一把汗，出出外行主意，或者指出一些当事人忙迫中不及看到的现象……这就是在写这些文章当时的心清和目的。白尘兄《习剧随笔》的出版鼓励了我印行这个集子。船在险滩中不上不下的时候，不背纤不掌舵的乘客有时也难免惊骇呼号一下的，即使明知这呼号不一定对，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
当然，我也不想讳言写了这些文章之后的寂寞。譬如《论正规化》这一篇发表之后，骏祥兄就从成都写信来代我寂寞过的，他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十个二十个人在想这些问题。”有没有人想到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但是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之后引不起一点波纹却是事实。有人说，“形势比人还强”，那么好吧，也许在将来，形势会逼着我们去思考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十月初版。）
《秋瑾》再版代序
将“三八”这个日子当作妇女的节日，在中国也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是一个不短的路程。风雨晴晦，影响着纪念这个节日的规模，一年盛大，一年消沉，也许下一年又因为特种的机会而“隆重”，但对于这种形式上的兴衰，我没有感慨，我也并不感到寂寞和悲哀。
从一个出类拔萃的先觉秋瑾创办了主张男女平等的《女学报》，也已经四十历寒暑了。四十年间，日月盈昃，妇女杂志有过了不少的绝续与兴衰，一个时期像雨后的春笋，一个时期又如残秋的落叶，但，对于这种往往为外在原因所约制的杂志发行数字之高低，我也并不觉得这就真真表征了妇运工作的兴衰。
三十年，四十年，为着中国民族的自由解放，为着中国妇女的平等独立，流血，奋斗；奋斗，流血，秋瑾的墓木已拱，为女权而呼号的书籍和刊物也已经汗牛充栋了。可是，在四十年代的今日，在抗战中的中国，“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乃至“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观念，还遍存在中国人的心中。“女子真真的地位是在家中”的理论，依旧为最高学府的大教授们所倡导，而仅有的妇女刊物，还不能不分出大部分的篇幅来讨论“男女是否应该平等”，“女子是否应该走出厨房”，这不是真真值得寂寞，真真值得悲苦的事么？
“五四”产生了若干中国的诺拉。小鸟冲出了樊笼，体味了什么叫做自由和平等，但，当她们同时也体味了风雨的力量之后，若干“勇敢”的诺拉又用眼泪来忏悔了“年轻时代的莽撞”，而重新回到“和平”的樊笼里去了。“五卅”与一九二七，跟历史上的新登场者一起，我们也有了刘和珍型的英雄，有了轰轰烈烈的女斗士，有了女兵，有了无数个无名的踏着荆棘的道路来争取解放的女性。但是，疾风一过，劲草几何？才十五年的岁月呢，昔年头角峥嵘的女斗士，今天已经是母仪足式的夫人太太，已经是母以子贤，妻以夫贵的命妇，甚至于已经是抄经念佛，谋幸福于来世的“信女”了。当女权和男女平等被当作少数人的敲门砖的时候，“妇运”窒息了，而真真的妇运，真真的新的女性，却在并不辩论着什么平等之类的名词的人群中诞生了！这儿没有英雄，这儿没有辉煌的演说与理论，她们要，她们做，她们把自己当作一个人，于是，她们把自己当作一个人，于是，她们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成员，成为顶天立地的一个人了。
过去，把太多的时间化费在岩石上的耕耘。一方面也可以说，把太多的时间化费在温室花卉的培植了。不炸毁压在地层上的岩石，作物是不能生根在土里的。把种子播在温室里，得到的收获也不过是用以炫人的一两枝奇花异卉罢了。我们珍重我们民族所产生的俊杰与英雄，这都是民族的光荣和瑰宝，但我们也还觉得假如全民族的文化能够提高这么一分一寸，却是更比一二人的光荣更值得珍重的事情。
路，很远。但不停脚，不就意味着一步步的前进么？山，是一个不可移的象征。但是，当愚公将成功瞩望于他的子子孙孙的时候，不可移的意义不就在这一瞬间消失了么？人类永远拒绝死亡，不合理的一切必然要在永生的人类社会中消失。
一九四四年十月（原载《边鼓集》，美学出版 社一九四四年十月版。）
记《离离草》
五月初开始写这个剧本，今天校改完毕，已经是深冬了，窗外吹着风雪，据说这是重庆罕有的严寒。我没有在北方度过冬天，但很奇妙，一想到北方原野上的积雪，挂在茅檐下的冰柱，炕床，炉火，和紧围在煤油灯下谈话的人们的时候，倒反而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温暖。这些印象，大概是从书本子里得来的吧，但我却明白感到，好像心理上的暖和已经胜过了生理上的冷感。
我生长在江南，在北方所耽的时间和全生涯比较起来几乎是渺不足道，但是出于常情之外，我永远永远地怀念着那一片渺无边际的在风雪中受难的地方。我攀登过金刚山的高峰，凭吊过牡丹江的战迹，在泰山之巅看过日出，在八达岭上听过驼铃，我也曾像一个哑行者似的呆坐过异国情调的哈尔滨的酒馆。我不能忘掉这些地方。但更使我一想起就发生亲切之感的却是那些数不清的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苦难深重的人像。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一个暑假期内，我曾经在朝鲜、满洲作过一次无目的的旅行，在京城的一条不知名的街上，我看见过一队日本宪兵，为了夸示他们的威武而纵马践踏了整个的菜市。在奉天车站，我目睹过一个日本路警任何一点借口都没有地把一个苦力推下火车急驶中的轨道。而在这种场合，一方面说，我在周围群众脸上看到的可以说是一种没有表情的悲伤，一种没有言语的反抗，而在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威压之下，我也看到了为着维持最低最苦的生存，人们也就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种应顺一切压迫和作践的习性。在奉天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一天清晨我听到了一种奇妙的叫卖声音：“Nappa喔，白菜，Kiuri喔，黄瓜！”
Nappa和Kiuri是白菜黄瓜的日本语发音，在中国北方，在二十年前，做小贩的农民也已经不能不为着生活而学会几句日本话了。在最初的霎那，我想，在那些不敢相信自己是主人而只求做一个和平奴隶的人，不敢相信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将眼前的苦难认为命中注定的人，被祖国的官僚军阀遗忘在关外，除出租税劳役之外，永远不会记起他们之存在的那千千万万的蝼蚁般的曾经为人的动物，国家民族之类的概念，也许在他们心中脑里该早已经全不存在了吧。可是，这想法在另一些遭遇中完全地被否定了。那时候，我是一个日本工科大学的学生，在旅行中我穿的日本学生制服，在朝鲜在满洲，为了言语不通，我通常用的也只能是日本言语，在全旅行中，由于这种服装语言的原故，我和我们同胞兄弟以及亲如骨肉的近邻民族之间，造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止一次地酿成了异常险恶的充满了敌意空气。在从釜山到平壤的火车中，一位同座的朝鲜女学生峻烈地拒绝了我对她的谈话，我从她表情中明白地感到；在她眼中，我几乎是一个虎狼一般可怕，毛虫一般可憎的对象。我惭愧当时的钝感，我还以为她的冷若冰霜只是由于少女应有的羞怯。可是，这样的敌意继续了一昼夜之后，当她在我手提箱的名刺上发现了我是一个中国人的时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