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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早的办公地址就是亚龙饭店，后来周亚振为了吃喝方便，也为了利用门面房多成立一家下属单位，才改成了亚龙饭店。公司则租了后面的一栋筒子楼作为办公之用，破虽破了点，不过反正也没有多少公可办，也就是找个地方给一帮闲人坐坐罢了。
再说说公司的经营状况吧。
公司的所有下属单位中，除了钢材经营部稍有赢利之外，其他的单位全都亏损，整个公司自然也是大亏特亏，全靠银行贷款在支撑着。名义上，公司的下属单位都是个人承包的，独立核算，可周亚振却不管这一套，想用钱了，如果总公司的账上又周转不灵，他就一个电话打给下属单位的头儿，让人家把自己单位账上的钱划过来，全不管人家把钱划过来后是否会造成经营困难。对此谁要是稍有微辞，就会被周亚振臭骂一顿：“你他妈的是不是不想干了？你要是不想干了就说一声，给老子滚蛋。”
对下属单位的经营，周亚振也是随心所欲地乱干涉。有一个大学老师，搞了一个小发明，他通过别人把周亚振请去吃了顿饭，席中周亚振喝得高兴了，再听这个大学老师天花乱坠地一吹，马上让公司下属的模具厂投资生产这个大学老师发明的玩艺儿，结果模具厂搞了半年，钱花了大把，生产出来的玩艺儿却并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么管用，根本销不出去，全堆在仓库里了。那个大学老师挣了发明费，又拿了半年的生产指导费，拍拍屁股走了，只苦了模具厂。这种操蛋事别人还不能提，谁提谁挨周亚振的骂。
起初我在亚龙公司上班时，还有点不太适应，整天无所事事，东晃西晃，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有时实在觉得无聊了，就溜出去转转。胜州路沿街的店面都很小，多是卖寿衣寿幛的，也有卖大碗面小笼包咸水鸭的。尤其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带小巷里的居民有不少还在用马桶。天气晴好的日子，小巷里隔不多远就能看见一只斜倚在墙边晒太阳的马桶，旁边还靠着一把竹制的马桶刷子。有的马桶油漆剥落，呈一种褐黄色，大概已经历过不止一代人的屎尿洗礼了。小巷里还时常能看见坐在墙边晒太阳的老头老太，他们一个个畏畏缩缩，神情落寞，寡言少语，彼此之间就跟一只马桶和另一只马桶呆在一起一样悄没声息。人活到这一步可就真没什么意思了。
不过，没用多长时间，我就适应了这种轻松的上班，并热爱上了这份工作。毕竟，吃苦耐劳肯定不是那么容易让人适应的，享享清福适应起来又有何难。和同事们的关系搞熟以后，我立刻就融入到了这帮二流子中去了，上起班来跟他们一样悠闲自在。我还发现离公司不远的巷口，有一家棋牌社，我有时上班上腻了，就到那里去转转。棋牌社里，打牌下棋的人很多，全是带彩的，也就是赌博。我这人对赌博兴趣极大，但只爱看不爱玩，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没那份胆量。但看看也够刺激。我见过一个下围棋输了两百块钱的人，瞪着眼睛骂旁边一个插嘴的人，那个被骂的人梗着脖子刚想说什么，脸上就被一拳打开了花。我还见过一个玩二八杠（一种用扑克牌比点子大小的赌局）的小伙子，身上带的钱输得精光，然后苦苦哀求那个赢了他钱的人把钱还给他。“求求你了，把钱还给我吧，这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老婆要是知道我把工资全输掉的话，不会让我回家的。”那个赢了他钱的人看样子认识他，叫他“三子”，抽出了二十块钱给他。他迅速地把二十块钱装进口袋，又继续哀求：“太少了，再给我一点吧。求你了，大哥，再给点吧。”那个赢钱的不耐烦了：“去去，少来这一套。”旁边的人也说那个输钱的小伙子：“没见过你这么的人，输不起别来嘛。”“真是他妈的二百五，输点鸟钱成这德行了。”输钱的小伙子脸涨得通红，眼看着就要哭了。我在一边都为他感到难受。
记忆中，我到亚龙公司的前几个月，一共只干过两件事。头一件事，我所在的劳资科要添置一些办公用品，孔科长要我和科里的一个姓孙的妇女一起去买。我们去了永安商场，该买的东西都买了，准备去开发票的时候，姓孙的妇女有点不好意思地小声对我说：“你家里不需要什么东西吗？”我愣了一下，反问她：“你呢？”
“我想买个电饭煲，你看那边那个式样不错。”
“是挺好的。”
“那咱俩一人买一个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同意了，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这种事哪怕你从没干过，但要想弄明白却是很容易的。结果我们就一人买了一个电饭煲，每个五十五块钱，当然是用公款买的，全部开在办公用品的发票里。这就是我给公司干的第一件事，还顺便贪污了一个电饭煲。以后我还想再给公司干干这样的事（我家的水瓶不太保温了，该换个新的了），可再没人找我了。
第二件事，公司的小车出了车祸，把一个人给撞伤了，原因是周亚振酒后坐在车上，让司机开得飞快，结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后刹车不及。被撞的是个正在读大学的小伙子，伤势比较重，主要是头部受了重创。在等着交警部门处理事故的期间，公司要派人护理那个小伙子，全要男的，任务是伺候那个小伙子上厕所，其他的事由他家里人来干。我被分配护理三天。我到工人医院脑科病房一见到那个小伙子，就断定这小子是完了。他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白绷带，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发呆。我在医院的三天他基本都是这样，不说话，也很少动，喂他吃饭他就吃，喂他喝水他就喝，想上厕所了就傻头傻脑地往起爬，然后由我搀着到厕所。好在掏麻雀撒尿他还会，否则让我帮着掏可就太讨厌了。
那小伙子的姐姐始终在病房里陪着他，喂饭喂水等杂事都是她来干。那姑娘长得挺不错，一看就是老实本分的那种人，她在一家工厂里当工人。我在病房里闲着无事可干，就和她聊天，还完全站在她的角度帮她出谋划策，要她千万不要放过我们公司，一定要通过这件事向我们公司索赔一大笔钱。她对我的好意十分感激，很快就和我搞熟了，什么话都跟我说。她父亲早年去世，是她母亲一手把她和弟弟带大的，家里生活一直很艰苦。她弟弟从小就爱画画，高中毕业后考上了艺术学院油画系，她和她母亲都为他感到骄傲。学院里的老师也说她弟弟很有天分，以后前途无量。出车祸前一阵子，她弟弟正是“画风大进”的时候，可谁想到……
她说到这里，我觉得她的话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头，琢磨了一下，才发现“画风大进”这话不通，画风只能大变，怎么能“大进”呢？画技“大进”才对。但我没有纠正她，想想她只是个工人，没什么文化，何况她说到这里正在流眼泪呢。我宽慰她，说她弟弟以后肯定会好的，以现在的医疗手段治好她弟弟根本不是问题，我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我估计那小子这辈子是玩完了，这个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画家，多了一个白痴，为此我并没有感到特别难过。
当然我还是同情她的，而且我对像她这样老实巴交的人还挺有好感，甚至在心里还动过一个念头：要是把她娶了做老婆可能也挺不错，这种穷苦人家出身的姑娘大多是很守妇道、贤妻良母型的，女人的这种品质我是很欣赏的。但这念头也仅只是动了一下而已，最终并没有落实成行动。其实我要是真落实成行动，成功的希望还是蛮大的。我记得，我陪护的第二天，她就邀请我和她一起吃饭了（她母亲送来的饭菜挺多，而她那个白痴弟弟吃得却很少），并且不停地给我夹好菜。扶她弟弟从床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我俩的胳膊在她弟弟的背后叠在了一起（她的胳膊在上边），可她却并不急于把胳膊挪开，相反她弟弟已经坐起来了，她仍然保持胳膊不动，表面上是跟她那傻头傻脑的弟弟说话：“你的头昏不昏？”“要不要坐一会儿再下床？”她弟弟自然是一声不吭。有时，我在椅子上坐累了，站起来走到窗前向远处眺望（病房在二十几层楼上，透过窗户可以望见远山），她会悄悄地走到我的身旁，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她就不说话了，和我并排站在窗前向远处眺望。我侧过头去偷看了她一眼，她脸上的神情是忧郁的，但似乎也夹杂着一丝渴望。
三天的陪护结束以后，尽管她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门口，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是你们公司一直派你在这里陪护就好了。”可我并没有接她的话，只说了句祝她弟弟早日恢复健康就溜之大吉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是她说过的那句“画风大进”的话让我不太舒服吧，人有时候是会这样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过不去，整个一件事也就过不去了。比如说我写小说，要是一个词用得不太贴切，或是一句话感觉不顺，我就无法往下写了，道理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潜意识中感觉到她弟弟是个障碍，要是那小子果真好不了了，成了白痴，那将来岂不要靠他姐姐照顾一辈子？而我如果真成了他的姐夫，这副重担理所当然地也要落在我肩上了。那我不是吃饱了撑的，弄个白痴来伺候，好玩？
大约在我进公司的第五个月，终于给我分配了具体工作。公司新成立了一个秘书科，这秘书科里一共只有两个人，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一个圆脸戴眼镜、穿着邋遢的姓刘的男人当科长，我是副科长，我俩手下没有兵。刘科长上任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市郊考察，因为周亚振想在市郊买一块地，建一个林场。结果刘科长便不用到公司来上班了，只管在外边“考察”就得了，一直到我离开公司，他也没有“考察”好。不过他不来公司上班倒是好事，要不然听他说话真是活受罪。他是一个严重的结巴子，是我所见过的结巴得最厉害的家伙。“你、你、你、你，”他挤鼻子弄眼，仿佛做鬼脸一般地终于把这第一个字说完了，“最、最、最、最、最近、近、近……”其实他想说的只是：你最近在忙什么。可却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我这副科长的具体工作是，每天到音像店租两盘录像带给周亚振看。周亚振是每天晚上都要看录像的，也不知道周亚振喝酒喝得一塌糊涂怎么还能看录像。也许看录像就是他的一种醒酒方式吧。
早晨，我先到音像店，挑好两盘录像带（周亚振起初只看欧美片，以后好看的欧美片看光了，才勉强看看香港片，国产片他是从来不看的），然后到公司把录像带交给周亚振，如果周亚振不在，就交给鲁科长。同时聆听周亚振的关于录像带的指示，或是鲁科长传达的周亚振的指示。不外乎是昨天拿的带子好不好看，要不要继续拿这样的。
这工作干了一段时间后，我就摸准了周亚振的口味，他不太爱看简单的打打杀杀的枪战片，而是爱看有点艺术水准的片子，像获奥斯卡奖的片子他都挺爱看。以此判断，其实他也不是个笨蛋，要不是喝酒喝得太无节制，说不定他也能把公司弄出点样子来的。
每天，我把新带子交了，拿上旧带子（第二天到音像店拿新带子的时候再还旧带子），这一天的工作也就结束了，我愿意继续呆在公司里就呆，不愿意呆在公司里回家也可以。我通常是吃了公司免费供应的一顿午餐再走，回家去睡午觉，下午就东游西逛地找人玩去了。实际上我等于是上半班。
自从我干上这份工作以后，公司里有不少人都开始巴结我，他们都想从我这里看上免费的录像带。我基本上都是有求必应，当然次数也不能太多，太多了我就会说，鲁科长打过招呼了，不能把录像带给别人看，所以我也难办啊（鲁科长的确给我打过这样的招呼，这我倒不是瞎说的），这样一来，大家对我的印象都很好，理解了我的难处，不至于没有节制地向我借录像带。用公款做人情，又不要我掏一分钱，何乐而不为，只要不太过分就行了。我一个月跟音像店结一次账（因为是老顾客，要给我打折的），又用的是支票，再说每个音像店的租费不一样，因而我把带子给别人看，从费用上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况且我还是副科长呢，谁会为这点小钱跟我计较。因为人缘好，到我以后离开公司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我依依不舍，还有人出份子为我饯行呢，那场面真是蛮感人的。
年终到了，每个单位到了这时候都是要开年终大会的，亚龙公司虽然乱得一团糟，什么规章制度也谈不上，可这年终大会却是要照开不误的。好歹也是个县团级单位，起码的规矩还是要讲的。
下午，亚龙饭店里已经坐满了人，还有很多人没位子坐，只好站着。公司本部的人当然全体都要参加，还有下属单位的干部和职工代表。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谁都知道，会后又要大吃一顿了，为此除了我们的亚龙饭店，周围的几家饭店也全给包下来了。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谈论开了，是多少钱一桌的标准，酒是什么档次的。他妈的，去年喝的是泸州老窖，今年再怎么说也要是洋河大曲吧。听说干部那桌要上五粮液呢，上午就见人买了一箱，运到后堂去了。那咱们到时候趁乱也弄一瓶来喝喝，操，五粮液是好喝。
饭店前面的主席台已布置就绪：一排铺着红布的桌子，桌上每隔不远就有一块立起的小牌子，上面写着公司头头的姓名，就跟电视上那些大干部开会坐的桌子一样。
音乐声响起，大家在干部的带领下开始鼓掌，因为这时周亚振领头，公司的领导开始鱼贯入场了。天哪，周亚振可打扮得像个人样啦（这也是一年中他头一次在下午还清醒的日子）。他身穿一套笔挺的米色西装，扎着红领带，平常像刺猬毛一样竖着的头发被厚厚一层油压服帖了，光溜溜的，苍蝇站上去都要打滑。一双死鱼似的小眼眯成一条缝，带着笑意，尤其是，他好像对自己到了下午还是清醒的感到不太适应，或者是他对自己打扮成人样感到不太适应，似乎有些羞涩，那张没胡子的马脸上升起了两朵红云，看起来真有点神采奕奕的味道。他边走边鼓着掌，走到主席台正中站定，向大家挥手致意，颇有几分领袖的风采。
会议开始，几个副总先后作了点缀性发言，重头戏当然由周亚振来唱。他说在这过去的一年里，公司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把这些成绩的取得，归功于公司全体职工忘我的工作精神，以及良好的个人素质，他说有些人为了公司的发展呕心沥血，积劳成疾，这一切他都是看在眼里的，记在心头的。接着他点名表扬了一些人，其中就有被他踹中卵子在家休息了好几天的孔科长，大概他把这也算成“积劳成疾”了。在展望新的一年时，他说形势喜人又逼人，公司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关口，时不我待，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开创出公司的新天地。说着说着他来了情绪，桌子一拍，当场就让公司下属各单位的头头站起来，汇报自己的单位准备在新的一年里取得什么样的业绩，简单点说吧，就是能完成多少利润。
那些下属单位的头头们慌慌张张地站起来，面面相觑。首先被点到的人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周亚振来了气：“你的嘴被屎烫了吗？话都不会说了。”
“三十……三十……不，五十万。”
“五十万？这就是你的能耐吗？你他妈的给我坐下。”他指着另一个人，“你说。”
“三百万。”
“好，好。有气魄，我就喜欢这样敢说敢做的人，大家给他鼓掌，鼓掌。”
接下来被周亚振点到的人报的都是几百万。饭店里掌声雷动，夹杂着叫好声和起哄声。轮到公司里亏损最严重的玩具厂的厂长时，他喊道：“一千万。”
“好啊好啊，”周亚振笑得嘴都合不拢了，“我没有看错你，好好干，为全公司树立一个榜样。鼓掌鼓掌，他妈的，使劲给他鼓掌。”
会议结束，在悦耳的乐曲声中，大家排着队，依次走上主席台。周亚振已经站立在主席台前面了，桌上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大堆红包。每人走到周亚振面前站住，和周亚振握手，接受周亚振给的红包，向周亚振说一声谢谢。周亚振对有的人还拍拍肩膀，说两句亲切的话。
红包里的钱都是一样的数目，一百元。
因为拿了红包，因为酒菜丰盛，因为快过年了，结果那天有无数人喝醉。自然喽，喝醉了就忘掉了危险，不少人都挨了周亚振的揍。有人尝到了耳光，有人被踹翻在地，有人被酒杯盘子击中了头部，有妇女被吃了豆腐。
从我进入公司到离开，只被周亚振打骂过一次，这是非常少见的，公司里的人谁没有被周亚振骂过或打过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