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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进入公司到离开，只被周亚振打骂过一次，这是非常少见的，公司里的人谁没有被周亚振骂过或打过多次——上至副总经理下至普通职员，甚至包括周亚振的情人鲁科长。我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到如此礼遇，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的关系比较硬，我的表舅是省公安厅的宣传处长（和周亚振是老同学），周亚振正是靠了我的表舅，才把亚龙公司挂靠到省公安厅的，这是周亚振非常看重的一件大事，他理所当然地要对我的表舅有所报答，也就是说要对我客气一些。第二个原因，是我这个人还是比较识趣的，从不给别人找麻烦——我没有利用过我表舅的关系向公司或周亚振提过任何要求，而且我对危险的嗅觉也很敏锐，每当周亚振喝醉了，或是觉察到他的情绪不佳，我总是离他远远的。即使他既没喝醉心情也好的时候，我也是除了工作上的必要接触，尽量躲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我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
但是，我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劫，这都怪我一时心软，才吃到了苦头。
前面说过，周亚振和鲁科长都是各自有家庭的，两人搞到一起后，就都不回家了，干脆在公司里同居了。也就是把会议室改成了他们的卧室，里面添了一张双人床和几个橱柜，反正他们也不在乎公司里的人说什么。当然公司里的人也不会说什么，老总搞个腐化算个屁事，哪个老总不搞？况且他们还不仅仅是搞个腐化，似乎也有点感情吧，否则怎么能这么大张旗鼓地同居呢？但是公司里的人虽然不会说什么，可是鲁科长的丈夫却不乐意了（周亚振的老婆倒还大度，没见有什么动静），几次三番地到公司来闹，后来还在一天晚上，带人来把周亚振给痛打了一顿，打得周亚振鼻青脸肿的。
自从周亚振被打之后，他和鲁科长就不在公司里住了，而是在外面的饭店里开房住，并且每个饭店都住不太长，就又换另一家饭店住。还有，他们住在哪家饭店是保密的，除了几个副总和我之外，公司里的人都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怕鲁科长的那个莽丈夫找到他们的住处后，摸了去再打周亚振。我之所以也知道周亚振和鲁科长住在哪里，是因为按规定我每天必须把录像带送到他们的住处，以前他们住在公司，我把录像带送到公司就行了，现在他们住饭店，我就要费点事把录像带送到饭店去。
我有周亚振和鲁科长所住饭店房门的钥匙，以备他们不在时我可以自己进来，放下新录像带，拿走旧录像带，显然他们对我是很放心的，不担心我会偷他们的东西。有一次他们不在，我打开门，进到他们的房间。我在房间里东瞧瞧西看看，还走到卫生间门口朝里张望了一眼，发现抽水马桶旁边的地下，扔着一条血淋淋的女人内裤，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上班时，一看见鲁科长，我就联想到了那条血淋淋的女人内裤，这种对于鲁科长的不雅的联想始终伴随着我，使我对她产生了一种隐密的亲切感，就仿佛她曾在我的面前赤身裸体过一样，就仿佛她曾是我的情人一样。顺便说一句，我对我的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肌肤相亲始终会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鲁科长三十多岁，身材苗条，长得算不上漂亮，但也不难看。她父母亲都是大学老师，她给人的感觉是很有教养，为人温和，一点也不张狂。按说她的情人是公司老板，谁都要忌惮她几分，可我从没看见她端过架子，或是训过谁，她跟谁说话都是轻声轻气的，也从不过问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能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认为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起码比周亚振要聪明得多。但是，一个女人无论再怎么聪明，都还是有限的，无法超越现实的层面，这就是我们常常看见一个聪明女人与比自己差得多的男人搞在一起的原因——只要这个男人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而照我的看法，能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的男人，通常都是些蠢货（他们普遍对事物缺乏正常的判断，与人交往时丧失了起码的现实感。或许他们成功之前还不那么愚蠢，成功之后因为自我膨胀才变成了地道的蠢货）。
一天上午，我拿着两盘录像带来到饭店，走到周亚振和鲁科长的房间门口时，我看见门没有关紧，有一条缝，同时听到了里面传来鲁科长的哭泣声和劈里啪啦的响声，我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周亚振在打鲁科长。我早就听公司的人说起过周亚振打鲁科长这回事了，没想到这次让我给碰上了。本来，这时我惟一正确的做法——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就是毫不迟疑地转身就走，录像带等到中午或是下午周亚振和鲁科长不在的时候再送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可谁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呢（也许我是怕多跑一趟，想不管屋里发生了什么，放下录像带就走吧），我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鬼使神差地敲了敲门，然后就一头闯了进去。
这样就注定了我的倒霉。
屋里，周亚振正和鲁科长扭作一团，他一只手抓着鲁科长的头发，一只手在扇鲁科长的耳光，鲁科长则边哭边用两手极力护着自己的脸，即便如此，鲁科长的脸已被周亚振扇得通红，鼻子也在流血。此时此刻，看到鲁科长，一个柔弱的女人，被粗野的周亚振无情地痛打，你说我于心何忍？再说了，我既然已经进来，看到了这一切，转身退出去似乎也太不像话。我放下录像带，冲了过去，插身在周亚振和鲁科长之间，一边拉周亚振抓着鲁科长头发的手，一边劝解着：“周总周总，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不要这样，周总，别打了别打了……”
在拉扯的过程中，我的头上也挨了周亚振两下子，这倒不算什么，可当我终于把两人拉开，并把他们分隔到一个安全距离之后，周亚振却突然对我咆哮起来：“他妈的，你算什么东西，狗日的，给老子滚。”接着，他抓起放在沙发上的一个装满文件的公文包，朝我扔了过来，正好砸在我的头上。他的举动让我大吃一惊，甚至都忘掉了头上的疼痛，我愣住了，然后转身跑了出去。
第二天我就辞职不干了，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天大的侮辱。说实话，这事如果放到现在，我是不会这么干的，我是不会辞职的。而那时因为年轻气盛，对生活还缺乏正确的认识。
如今，我早已不生周亚振的气了，不仅不生他的气，还对他抱有几分同情和几分好感呢，毕竟我在他的手下度过了那么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啊。而且总体说来，他这人也还是很不错的，有点滑稽也有点可爱，有点愚蠢也有点仗义。要是把他和我所见过的其他的老板相比，他无疑是最有人情味儿的一个了，如果我可以选择，如果我又有这个权力的话，我宁愿天下的老板都像他，那样我们大家就都有一份轻松愉快的工作啦。
后来，当我从报纸上看到亚龙公司完蛋了，总经理周亚振因为经济问题被抓起来关进监狱之后，我还一直琢磨着去看看他呢，甚至连见到他后该说点什么都想好了。“周总，你还记得我吧，你过得好吗？希望你能愉快，我这里带了两瓶酒给你。”当然了，我也只是这么想想而已，一直没捞到机会去看他。他所在的监狱实在是太远了，在一个郊县的山区。我这人就是比较懒惰，没有办法。
我在亚龙公司的时候
我在亚龙公司的时候，跟一个叫姜占国的同事关系最好。
姜占国三十多岁，个子很高，有一米八几，长得方脸大头，一颗门牙镶着金，说起话来有点公鸭嗓。这人整天笑眯眯的，爱说下流话，为人很随和，但公司里的人似乎对他都有点心存畏惧，除了老板周亚振，别人对他都挺客气。姜占国是基建科的人，但他只要一上班，就爱端着个茶杯到每个办公室乱转，找人闲聊天，时不时说上一两句下流话。一次公司里给每个员工发了几斤毛线，这在公司是很少见的事，因为公司经济效益不好，连发工资都是靠银行贷款，福利待遇极差，基本上除了按月发给每人两包卫生纸之外（妇女来例假的日子，可以额外多领一包卫生纸），是什么也不发的。当时大家领到毛线后都挺兴奋，特别是一些妇女，聚在一起纷纷议论着毛线是什么质地的。这毛线粗软蓬松，暗蓝色，没有什么光泽，摸上去手感不错。有人就说是兔毛的，有人说是混纺的，还有人说是羊毛的，互相争论不下。这时恰好姜占国端着个茶杯晃晃悠悠地走来了，就有人问他：“喂，姜占国，你说这毛线是不是羊毛的？”
姜占国煞有介事地摸了摸毛线，又拿到眼前仔细看了看，接着就叫了起来：“什么，谁说这是羊毛的？这他妈是鸡巴毛的。”
结果人人都知道公司发的毛线是什么毛的了。
还有，基建科本来没有科长，后来从公司下属的模具厂调来了一个人当科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加上这科长对姜占国不熟悉，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一天他对姜占国说：“昨天上班你到哪儿去了？我怎么一天没看见你。”
姜占国说：“我出去了。”
科长摆出领导的派头，说：“下次你上班时出去，要跟我说一声。”
姜占国一听这话，没有吭声，只是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一把大号的老虎钳子，他走到科长面前，不紧不慢地端起科长桌上细长的玻璃茶杯，用老虎钳子啪的一下就把茶杯的下半部分给敲掉了，茶水顿时流了一地。接着他瞪着科长，说：“老子回家和老婆××去了，也要跟你说吗？”
往后只要有人找不到姜占国，别人就会说，他回家去××啦……
我刚到公司的时候，是在劳资科里上班的。劳资科里除了我还有五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孔，是科长，一个姓孙的中年妇女，一个叫潘丽的年轻姑娘，一个叫何冰的三十多岁的老姑娘，还有一个叫张辉的小伙子。
孔科长整天坐在办公桌前画表格，也不知道他怎么有那么多表格要画的，除了画表格，他时常会提着公文包，站起来面对办公室里的所有人说一句：“我去劳动局了。”接下来的一天就再也见不着他了。此外，我并没有见过孔科长管过办公室里的谁，好像随便别人干什么都和他没有关系，他只管自己画表格和去劳动局。以后，我还见过孔科长干过一件事情，一天上班，他忽然停止了画表格，对办公室里的所有人说：“我想造个计划，这个月给公司本部的所有人发二十块钱奖金，你们看怎么样？”大家都说好，说孔科长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说别的一些单位月月都发奖金，就咱们公司一次奖金都没发过，太不像话了，早就该给大家发点奖金了。孔科长笑眯眯的，大家的夸奖让他深受鼓舞，大概觉得自己终于发挥了一次主观能动性，做了一件建设性的事情，因而心情很爽，他说：“好，我马上造计划。”孔科长造好计划，兴冲冲地去找老板周亚振批，一会儿工夫，他就愁眉苦脸地回来了。他在周亚振那里挨了骂，周总是这么说的：“你他妈的闲得没事干了是不是，怎么想起来发奖金的？给每个人发二十块钱顶个屁用，还不如用这笔钱请大家喝顿酒呢。”这下孔科长老实了，踏实了，每天上班又开始画他那永远画不完的表格和永远去不完的劳动局了。人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总会觉得自己能得不行。
姓孙的中年妇女体态臃肿，脸色红润，人很勤快，老是在办公室里东瞅瞅西看看，一发现有什么事情可干，立刻就像饿虎似的扑了上去。办公室里抹个桌子扫个地，打个开水，不用说，都是她包了。尤其是出去给公司里买个东西，她更是积极（我也和她买过一次东西，并在她的诱惑下，贪污了一个电饭煲）。只可惜能让她干的事情太少了，不得已，她就经常跑到食堂里去帮忙，然后跑回办公室向大家报告今天中午吃什么菜。
张辉的下巴上总是贴着块纱布，不知怎么回事，他那里总是生着个脓疮，而且总是不好。大约是营养过剩的缘故吧。他的话特别多，内容大多是部队里的事（他父亲是解放军工程兵学院的副院长），说这些事的目的也不外是炫耀他属于高干子弟。“你们知道吗？最近部队要缩编了，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件已经传达到了军一级干部，我是从我爸爸那里看到的……”“广西闹洪灾了，死了不少人，我家警卫员就是广西人，他家也死了人，我父亲特批让他回家去看看……”“昨天晚上我到省军区刘副司令家去玩……”
老姑娘何冰的个子矮矮的，有点罗圈腿，长着圆脸，歪鼻梁，鼻头是红的。我后来才知道她以前是塌鼻子，到医院做了隆鼻手术，结果不太成功，把鼻梁垫歪了，鼻头也始终像害了冻疮一样红。她跟人说起话来不喜欢以正面示人，总是侧过脸去，还时不时地伸手摸摸自己的红鼻头，以期稍微遮挡一下别人对这只红鼻头的视线。
潘丽皮肤苍白、眉毛漆黑，长着一副狐狸面孔，她不太爱说话，上班时喜欢抱着本时尚杂志看。
那时我和谁都不熟悉，加之无事可干，上班时颇感无聊，因此便急于找个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很快，我就对常来我们办公室玩的姜占国产生了兴趣，不知为什么，这个吊儿郎当的大个子让我很有亲切感。
中午，姜占国特别爱到我们办公室来吃饭。他端着从公司厨房打来的饭菜，在一张空着的办公桌前坐下，打开一瓶泗洪特酿白酒，自斟自饮，通常喝个二三两就不喝了。那瓶泗洪特酿白酒总放在一张办公桌上，而且好像总也喝不完，似乎是一眼永不干涸的水井，任何时候姜占国都能倒出酒来。时间稍长我才发现其中的秘密，原来每当一瓶酒喝完了，我们办公室里那个叫潘丽的姑娘就会再买一瓶放在桌上，等姜占国来喝。潘丽虽然不太爱说话，但只要姜占国中午来吃饭，她就会坐到他的对面，陪他一起吃（各吃各的饭菜），话也多了起来。我猜出了他俩的关系，公司里的人好像也都知道他俩是一对隐蔽的情人，但从没有人说起，更没有人敢拿他俩的关系开玩笑了。
有时姜占国除了从公司厨房里打来的饭菜，还会另外从街上买点卤菜来吃，也就是一包猪耳朵或是一包盐水鸭，这种时候他就会多喝一点酒，酒一多，话也就多了，说着说着，潘丽就不耐烦了（她大概考虑到这毕竟是办公室），冲他：“好了吧你，别喝了。”
姜占国露出镶金的门牙笑嘻嘻的：“你也喝一口。”
“谁喝你的臭酒。”潘丽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
姜占国继续吃喝，跟人说话，别人对他的饶舌也不感兴趣，敷衍他几句，或是趴在桌上午睡了，或是借故走出办公室。这种时候，只有我既不午睡也不走，心甘情愿地听他说话。这让姜占国很高兴，以后每次他一喝多就拉着我喋喋不休。渐渐地我俩的关系越来越近，他对我几乎无话不说了，我对公司很多情况的了解，基本上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他尤其喜欢跟我说老板周亚振的轶事趣闻，我听起来津津有味，而且每当他提起周亚振的时候，总爱用“鬼屌”这个词来特指他。以前我从没听过这么骂人的，这好像是姜占国自己发明的一个骂人的词，并且他也只用在周亚振一个人身上，仿佛在他看来，也只有周亚振才配得上这个词。鬼屌，鬼的生殖器，那是个什么玩艺儿。
“鬼屌去上海出差的时候，住在锦江饭店，有一天他喝醉了，在房间里拿大顶，雪白的墙上被他踩了两个大黑脚印……”
下午上班的时间到了，姜占国的酒也喝到位了，他把玻璃小酒杯往酒瓶口上一扣完事。每次他喝过酒都是这样，从不洗杯子，就这么扣在酒瓶口上，下次拿起来接着喝，那只玻璃小酒杯上全是淡淡的油印子。我问过他：“你怎么从不洗杯子，也不嫌脏？”
他说：“酒是消毒的，脏什么。”
我注意到，凡是姜占国喝多酒的时候，下午一上班，他就会找机会朝潘丽使个眼色，而潘丽则假装没看到，接着姜占国就走了，过上一会儿，潘丽肯定也要走了。然后这一下午就再不会看到他俩的影子。估计他们是上街玩去了，或是找地方睡觉去了。吃饱喝足了去风流快活，这班上得真没有话说。
姜占国的老婆来公司找过他，那是个又矮又胖的姑娘，岁数比姜占国小得多，像是只有二十三四岁，而个子大约只有一米五多点（跟何冰差不多高），两人站在一起非常不般配。她来找姜占国是要钱的，姜占国把钱给了她，她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以后我听姜占国说，他老婆是下岗工人，没有再找工作，整天什么事也不干，就是打麻将。姜占国只要每月按时给她钱，她从不管姜占国干什么，家里也很少看到她的影子，她白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