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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母亲和姐姐回家去了，留下我一人陪夜。我在父亲的床边坐了整宿，父亲一会儿昏睡，一会儿睁着浑浊的两眼动来动去，问他话他从不回答，只能猜测他想要干什么，有时是要小便，有时什么也不干，动上一会儿又闭上了眼睛。偶尔，昏睡中的父亲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不知说些什么。我凝视着父亲，觉得父亲好像突然间变得陌生了，让我一时很难适应。
早上，母亲和姐姐来了，我到医院外边吃了点东西。护士拿来了病号穿的白衣白裤，我和母亲给父亲换上了，然后一辆推车来了，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和母亲还有姐姐，坐在手术室外边走廊的长椅上等待，母亲眼睛红红的，不停地对我和姐姐说，父亲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从没有享过福什么的，像是在给父亲的一生做总结，我们都明白母亲的意思，母亲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手术台上的父亲确实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姐姐安慰着母亲，我则起身到走廊拐角的水池去抽烟。
手术动了将近三个小时，父亲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闭着眼睛，头上缠着绷带，几根塑料管子从绷带里伸出来，连接在头边的塑料袋子上。旁边的护士手上高举吊瓶，一个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对母亲焦急的询问只回答了一句还好，就什么也不说了。父亲被推进了脑科病区的重症监护室，母亲也想跟进去看看，结果被挡在了门外。几分钟后，那个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出来了，对母亲说，手术是成功的，但因为父亲的身体状况很差，所以目前什么都还很难说，要观察一段时间再看，现在你们可以回家了，但必须留下一个人在这里，以便有什么情况好随时通知你们。
医生走后，姐姐又去找病区医生了解情况，一会儿她回来后对我和母亲说，父亲要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一些天，等病情稳定了才能出来，接着我们商议了一下，决定我留下来住在医院，母亲和姐姐回家。母亲又一再嘱咐我，要我千万别乱跑，怕父亲有什么情况找不到人。
我住在父亲的病房里，睡父亲的那张病床，吃父亲的病号饭，仿佛我也成了一个病人，在医院里安顿了下来。姐姐当天给我送来了洗漱用品和几本杂志。同病房里还有一个老头，他已经动过手术了，头上缠着绷带，整天像段木桩似的躺在床上不吭不哈也不动，他的老伴在一边陪护着他。那是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太，腰板笔直，阔脸浓眉，神情凝重。
白天，我无事可干，看看杂志，在走廊溜达溜达，要不躺在床上养神。傍晚跟母亲通个电话，告诉她没什么情况，好让她放心。病房晚上九点钟熄灯，我不习惯这么早睡觉，就到安全通道去抽烟，从打开的窗子观赏夜景。虽然时间还早，可走廊上除了偶尔一个护士走过之外，不见一个人影，四处静悄悄的。
一会儿，一个上身穿着暗红色运动衫的，瘦瘦的小伙子推开走廊尽头的门，也到安全通道来抽烟。他留着胡子，头发很长，背靠在墙上，一脸疲惫。我看了看他，等他抽完一支烟后，我走到他旁边，又递给他一支烟。他客气了一下，就接过去抽了。我们聊了起来。我本来以为他也是病人家属，可没想到他却是病人家属雇来的护工。他护理的是一个重病人，躺在床上昏迷不醒，需要全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护理：每隔上一会儿要给病人吸痰，挂液瓶子空了要去通知护士来换。
我问他：“你说的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护理是什么意思，你不睡觉吗？”
他说：“我不睡觉。”
“你怎么可能不睡觉？”
“我不能睡。”
“你不能睡？人怎么可能不睡觉呢？”
“习惯了就好了。”
“那你吃得消吗？”
“还行，抽空出来抽抽烟，有时也闭几分钟眼睛，打个盹。”
“你护理这个病人多长时间了？”
“大半个月了。”
“这样不行啊，人老是不睡觉身体要垮掉的。”
他咧开嘴笑笑。“没有办法，干的就是这个活儿。”
停了停，我又问他：“你这么干，能挣多少钱？”
“这里的护工都是一个价，按小时算，一个小时一块钱。我是二十四小时护理，一天挣二十四块钱。”
天哪，他这么不睡觉地干，竟然一天只挣二十四块钱！我简直难以置信。“这也太少了。”
“比在家种田好多了。”
我又询问他的家庭情况，他告诉我，他是安徽人，已经结婚了，是和老婆一起从家乡出来的，家乡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他老婆在另一家医院当护工。他们为了省钱，没有租房子，他和老婆就呆在各自干活儿的医院里，平常难得见上一面。
他走后，我又在安全过道里抽了两支烟，想着这个小伙子的艰难处境，想着这些进城来打工的农民活得可真是不容易。
回到病房，那个头上缠着绷带的老头发出轻微的鼾声，那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太无声无息地睡在旁边的一张折叠床上。我轻手轻脚地铺好被子，就上了床。换了新地方睡觉，很不踏实，加上那个老头发出的轻微鼾声，也让我难以适应。我先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着了，片刻工夫又醒了。忽然，借着外边走廊照进屋里的微弱光线，我看见那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太正盘腿坐在折叠床上。她闭着眼，嘴唇在动着，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搞不清她在干什么，看了她很久，直到我睡着，她始终都是这副样子。
早晨，我问她：“大妈，夜里我看见你坐在床上，在干吗呢？”
“我在念经，”老太太回答，“我是信佛的。”
“为什么要夜里念呢？”
“夜里安静。”
哦，这是个有信仰的老太太，我对她产生了几分好奇。她的举止缓慢，加上身材高大，给人一种庄严感。她大多数时间就是坐在她老伴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什么也不干，目光平静地看着她的老伴，看着我在病房里进进出出。她出去打开水的时候，总会把我的水瓶带上。对我的感谢，她只是轻轻地摇摇手，报以微笑。她不爱说话，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查房的医生（当医生对她说她老伴的病情的时候，她就神情凝重地点点头），仿佛对这个世界她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到第四天，开始允许探视父亲了，时间是上午的九点到九点半。母亲和姐姐从家里带来了鸡汤，我们一起进到重症监护室里看父亲。父亲挂着水，头上缠着绷带，从绷带里伸出四根塑料管子，管子连接的塑料袋里有不少血水。旁边的桌上还放着一台仪器。父亲的气色还好，神智也清楚了，对我和姐姐说，噢，你们也来了。姐姐把鸡汤倒在碗里，用吸管喂父亲喝，母亲让我打来一盆热水，她给父亲擦了擦身子。
探视结束，母亲和姐姐找医生了解了一下父亲的情况，就离开了。下午，我正躺在病床上发呆，听见外边传来了吵闹声，我赶紧跑出去看。走廊中间的护士站那里有不少人，几个神情激动的男女正和医生护士大声说着什么。我过去问旁边看热闹的人是怎么回事，别人告诉我，一个小伙子死了，现在家属说是医院的责任，不让拖尸。那边，靠着重症监护室的一扇房门打开了，一男一女搀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那中年男人到了走廊上就挣脱开了搀扶他的人，不顾一切地躺到地下哭喊了起来，还用拳头砸着地。看热闹的人一起拥了过去，我也夹在其中，趁着周围乱哄哄的，我挤进了刚才打开的那扇门。里面有很多人，有穿白大褂的，有不穿白大褂的，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哭，我看到在里面的一张推车上，一个身上盖着白被单的小伙子躺在上面，他的脸上暗淡无光，毫无血色，苍白得像一张纸，这就是那个死人了。我想再走近去看看，被一个穿白大褂的人给赶了出来。
“听说这小伙子还是大学生呢，”一个看热闹的人说，“可惜了。”
“他是怎么死的？”另一个人问。
“脑癌。”第一个人回答，“从手术室出来就不行了。”
母亲和姐姐再来探视父亲时，我告诉她们今天这里死了一个人，是个小伙子，母亲叹了口气，眼睛有点红了，大概是联想到了父亲。姐姐赶紧岔开话题，问我住在医院里感不感到无聊，要不要她来替换我。我当然非常无聊，巴不得有人来替换我，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我说住得还行，不用替换了。
傍晚，我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步，看到医院的门口有一家小超市，就走进去转转。在货架上我看到了有我平时常喝的通化红葡萄酒，我想了想，就买了一瓶，又买了一小袋牛肉干。回病房的时候，我把葡萄酒揣在怀里，以防别人看见。我考虑在病房喝酒影响肯定不好，再说我父亲还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呢，这时候做儿子的却喝起酒来，确实不太像话。
我打开床头柜的门，蹲下身去，偷偷从怀里拿出酒，倒进床头柜里的一个大搪瓷茶杯中，然后我靠在床头，一边吃牛肉干，一边就着搪瓷茶杯喝酒，这样别人就会以为我是在喝茶呢。一瓶酒喝完，进入了微醺状态，感觉恰到好处，脱衣服睡觉，一个无聊的晚上就这样被打发掉了。而且酒后也睡得踏实，一觉醒来就是早晨了。
我觉得这办法真是不错，到了傍晚我又去买酒。现在，至少是晚上，我不再感到无聊了。
大约是父亲住在重症监护室的第十天，夜里，我酒后睡得正香（这天晚上我喝了一瓶半葡萄酒），突然被床头上方的小扩音器吵醒了，扩音器里反复说着，十八床的家属到重症监护室来，十八床的家属到重症监护室来……我睁着眼，懵懵懂懂地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边坐在折叠床上念经的老太太对我说：“叫你呢，快去啊。”我这才有点清醒过来，飞快地下了床，穿上衣服就往外边跑。
重症监护室里灯光通明，一个医生一个护士还有一个女护工站在父亲的床边，父亲的两手两脚被用绷带绑在床上，他正一边挣扎一边大喊大叫。这场面让我十分吃惊，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医生对我说：“你父亲要拔掉自己头上的管子，怎么劝都不行，我们只好把他绑上了，但他这样挣扎对他极为不利，他的血压很高，要是挣扎下去，脑血管再破裂了就麻烦了。你劝劝他吧，也许他会听你的。”
听医生这么一说，我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赶紧对父亲说：“爸，爸，你千万别动了，你再这样动下去很危险的，爸，爸，别动了。”
父亲喊着：“你叫他们把我放开，我也不是反革命，他们凭什么绑我？我革命这么多年了都没被绑过，他们这是犯法，我要告他们，叫院长来，叫他们领导来，‘文革’早就结束了，他们还搞‘文革’那一套，无法无天……”
我说：“爸，把你放开可以，但你要保证不拔头上的管子。”
“放开我，”父亲不理睬我的话，一个劲地吼着，“放开我，放开我。”
“爸，你别喊了，听我说好吗？”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父亲怒视着我，“快叫他们把我放开。”
我从没见过父亲这样，一时惊慌失措，完全不知该说什么好了。看着父亲满脸通红、越来越激动的样子，我真担心他的脑血管会像医生所说的再破裂。我对医生说：“要不把他放开吧。”
“就怕把他放开他又拔头上的管子。”医生说。
“但让他这样闹下去也不行啊。”
“是的，他的血压很高，”医生迟疑了一下，对边上的护士和女护工说，“把他放开。”
父亲的两手刚被放开，又摸索着去拔头上的管子，我吓坏了，急忙抓住他一只手，护士抓住了他另一只手。父亲头上的塑料管子是通往他颅内排血的，要是被拔掉了，进去了空气，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这时父亲抬起上半身，开始疯狂地扭动，嘴里还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我喊着：“爸，你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医生在一边说：“把他抓紧，把他抓紧，千万别让他拔管子。”我没想到父亲的力气还这么大，他的手几次差点摸到自己头上的管子。显然他现在脑子已经不清楚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身上的被子掉到了地下，他的两脚在乱蹬乱踢，女护工压住了他下半身，医生也上来帮忙，场面混乱得一塌糊涂。这下父亲的脑血管非要破裂不可了，我绝望地想，这下父亲要完了。
突然，那个抓着父亲一条手臂的小护士，把头伏在了父亲的胸口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求求你了，老伯伯，求求你了，老伯伯，别拔管子啊……”
就在这一刻，奇迹发生了，父亲看了看那个小护士，竟然安静了下来，他停止了挣扎，头也慢慢躺回到了枕头上，目光又恢复了往日的安详，父亲轻声说：“你别哭了，我不拔管子了。”
小护士仍然伏在父亲的胸口抽泣着，父亲又轻声说了一句：“你们应该好好跟我说嘛，不该绑我。”然后父亲仿佛是疲倦了，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眼前的变化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看了那个小护士一眼，这时她正从父亲的胸口抬起身来，我只看到了她戴着口罩的脸上一双饱含泪水的大眼睛。就在这一瞬间，那双大眼睛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有的病人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医生对我解释着，“头上长时间插着管子，让他们的意识混乱了，我们考虑明天把你父亲头上的管子取出来。”
接下来几天，那个小护士的一双大眼睛都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是的，那是一个多么善良而又富有同情心的姑娘啊！我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想，无论是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再见见她，当面向她表达我的感激。
可是，那天夜里，我只看见了那双大眼睛，加上我又是酒后睡得迷迷糊糊被叫去的，场面又是那么混乱，完全没有记住她的其他特征，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把她认出来。也许，我能凭着对那双大眼睛的记忆找到她吧。只好试试看了。我到医院门口的超市买来几袋巧克力糖，打算一旦见到她，就把这些巧克力糖给她，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开始对来病房的每个护士都注意观察，探视父亲的时候，对重症监护室里的护士也格外留心，我还有事没事地就到走廊中间的护士站去转悠。但我都失望了，始终没有找到她，有一两个似乎有点像，可当我反复看那双眼睛的时候，觉得又不是。
越是找不到她，我想要见到她的欲望就越是强烈，而且我的心中还渐渐产生了一种感觉：这是一个我从未遇见过的好姑娘，她集中了我理想中的女性的所有美好品质。如果让这样一个好姑娘和我当面错过，连几句感激的话都不能说，那我也许终生都会感到遗憾的。此外，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假如我找到了她，假如她对我的印象也不坏，假如各方面的情况也都允许的话，说不定……是啊，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这些年来，我虽然先后谈过不少女朋友，但没有一个真正让我满意的，她们不是有这个缺点，就是有那个毛病，而且大多自私得不行，那么，说不定“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把晚上喝酒的时间推迟到了十一点以后，以便等到上夜班的护士来了再看看。一天夜里，我又到走廊中间的护士站去转，看到一个护士正坐在桌前写着东西。她穿着白大褂没戴口罩，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双大眼睛。我兴奋不已，赶紧跑回病房，从床头柜里拿了巧克力糖就跑了回来。我走到她面前，抑制着内心的激动，说：“你好，护士。”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你有事吗？”
“你也许记不得我了，”我说，“那天夜里，在重症监护室，我父亲闹着要拔掉头上的管子，我们怎么劝都不行，后来你哭了，我父亲才终于不闹了，我非常感谢你。”
她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困惑的神情，说：“噢，噢。”
我想她可能是接触的病人太多了，才把那天夜里的事情忘记了，而且，这也更加证明了她的善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善良之举总放在心上的。我从口袋里拿出巧克力糖，放在她面前的桌上。
“不不，不要这样。”她把巧克力糖推给我。
“你一定要收下，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她不再推了，说了声：“那谢谢你了。”
“别这么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感激你。”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她说，“而且在重症监护室里，病人如果出了问题，护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