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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再推了，说了声：“那谢谢你了。”
“别这么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感激你。”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她说，“而且在重症监护室里，病人如果出了问题，护士是要承担责任的。”
她的话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确信，那天夜里，她之所以那么做，完全是出于她善良的天性，出于她对别人强烈的同情心，而绝非考虑到是否要承担什么责任不责任的。再说了，那天夜里有医生在场，如果病人真是出了问题，要承担责任的也肯定是医生，而绝不会是护士的。既然如此，那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我隐隐地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头，忽然，我记起来了，那天夜里，那个护士在哭着劝我父亲不要拔管子的时候，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而眼前这位护士的话中却带有明显的南方口音。这个护士和那个护士的相似之处，仅仅在于她们都有一双大眼睛。并且如果仔细看看的话，就会发现，眼前的这双大眼睛既空洞无物又暗淡无光，而记忆中的那双大眼睛，却是那样美丽动人，闪烁着爱的光辉。
此刻我无比懊丧，真想把给她的巧克力糖再要回来。但是我当然不能那么做了，我只是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
然后我就离开了。我走到走廊尽头，推开门，进了安全通道，那个护工小伙子也在，他蹲在地上抽着烟。见我进来，他站起身，递给我一支烟，我接过来点燃了。起初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抽着烟。我还沉浸在我的懊恼之中。那个小伙子抽完烟，正准备走，可又站下了，看样子想和我说点什么。
“睡不着？”他说。
“是啊。”我说。
“你们可能习惯了很晚睡觉吧？”
我没有接他的话。跟一个为了生存而不能睡觉的人谈什么睡觉，让我很不自在。我说：“你还在护理那个病人吗？”
“最近我护理的病人要转院了。”他抽了口烟，停了一下说，“你能不能帮我留心一下，看有什么病人需要护理。”
“好的，我会留心的。”
父亲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后，直接转去了老干部病区（那里条件较好）。母亲花钱雇了个护工专门陪护父亲，不用我在医院了。对了，母亲在我的建议下，雇的就是我在脑科病区熟悉的那个小伙子。我们也按一小时一块钱付他报酬，一天付他二十四块钱，但晚上却允许他睡觉，为此那个小伙子对我们感谢不已，护理起我父亲也格外尽心。这样，我和母亲还有姐姐，只需轮换着去医院给父亲送一点鸡汤或者鱼汤就行了。
有几次，我从父亲那儿出来，又去了脑科病区，每次都在那里转个半天，依然是一无所获。我彻底失望了。这事情有点荒唐，不是吗？那姑娘我肯定已经见了无数次，可就是认不出她来，让我满腔的感激之情无处倾诉，或许还有一段美满姻缘也因此而失之交臂了，想想就让人失落。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阴差阳错。
在父亲出院那天，我还是最后去了一趟脑科病区，指望能有奇迹发生，结果奇迹仍旧没有发生。我想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去跟那个信佛的老太太告声别吧，毕竟我们在一间病房里住了好些日子。但是当我走进那间病房的时候，却发现那个信佛的老太太和她的老伴都不在了，他们已经出院了。
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我给自己斟了一杯葡萄酒，父亲也伸手来拿酒瓶子，我和母亲同时制止了他。
母亲说：“你不想活啦，还喝酒。”
我也说道：“爸，你以后再也不准喝酒了。”
父亲看看我和母亲，无奈地缩回了手。父亲又恢复了从前那种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
直到今天，我还时常想起那双大眼睛。
在我的朋友中
在我的朋友中，丁路是头一个从单位下来的，这确实需要点魄力，尤其是他从单位下来并非为了另觅一条生财之道。丁路是个诗人，他从单位下来仅仅只是为了写诗。这事听起来有点不合情理：靠写诗能养活自己吗？这对别人或许是个问题，可丁路却压根儿不予考虑。有的问题也许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你当它是个问题，它就是了；你没当它是个问题，它也就不存在了。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为糊口而工作，但是你可曾见过一个不工作的人就被饿死了呢？没有吧。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人都把糊口当成一个问题？
那时丁路已经离婚，他百无牵挂，觉得正是从单位下来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机。他的前妻也是个诗人，两人都自认为是天才，认为对方有义务为自己做出牺牲，否则就是不识大局，结果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常常为了谁该烧饭，谁该洗碗洗衣，谁该扫地抹桌子这类鸡毛蒜皮的琐事而激烈地争吵。这种争吵到最后往往导致动手。丁路虽然是男的，但身材瘦小，他老婆虽然是女的，却牛高马大，两人在体力上基本持平，但在勇敢和无所畏惧上丁路却远远不及，因而打起架来总处在下风。丁路的脖子常被他老婆抓得红一道紫一道，下身也曾被他老婆捏得肿起过老高。他们还各自都想要从单位下来，想让对方工作来养活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两人的意见更是难以统一。不过很快也就不需要统一了，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年，他老婆就因为长期泡病假和旷工，被单位开除了。生米既然已经煮成了熟饭，丁路也无可奈何了，只好把自己的天才继续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以便养活天才的老婆。这还不算，他老婆因为长期呆在家里写作，不免会有郁闷和无聊之感，有时还想要到外地去旅游。旅游当然是好事，丁路也想，可钱从哪儿来？除了节衣缩食之外，丁路还得到夜校去兼职教书（他是中学老师），这样一来，他仅有的一点业余的写作时间都被剥夺了。不得已，丁路只好在口袋里装上一些小纸片，以便灵感来了，见缝插针地写上一句半句。但这样零打碎敲地终究难成气候，有时一年下来，也没写成几首完整的诗。总之，那段婚姻对于丁路来说真是不堪回首。
两个天才就这样生活了好几年，本来这种生活还要继续下去，不知到何时才是个头呢。可是有一天，丁路的老婆到公园里晨练时，遇见了一个英俊的美国留学生，她以一个天才女诗人的勇敢和无畏，主动和那个英俊的美国留学生搭上了讪。接下来两人演绎了一场动人的跨国之恋，丁路的婚姻也随之宣告结束。几年的牺牲换来这么个结果，作为朋友，我都为他感到愤愤不平。可丁路却不这么看，他不仅没有愤愤不平，相反还挺高兴呢。
没了那泼妇，丁路说，这下我要好好开始写作啦。
照丁路的意思，他原本是想简简单单地从单位辞职的，可他父母亲坚决不同意。在他们看来，辞了职就是没有单位的人，一个没有单位没有组织的人，那不就是社会上的地痞二流子吗？这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老一辈的观念如此，也是没有办法的。迫不得已，丁路在别人的建议下，准备采取一个折衷的方案，那就是找个新单位放档案关系。但双方事先约定，丁路永远不去新单位上班，新单位也永远不给丁路办理退休养老以及医疗保险。实际上也就是说，双方两不相干，新单位也仅仅只是给丁路保管一下档案关系而已。但不管怎样，至少在名义上，丁路并不是辞职，他还是有单位的，还是属于组织上的人，这样他父母亲才勉强可以接受。不过，这个折衷方案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没有过硬的路子，哪个单位会让你随随便便地把档案关系放了去，又不去上班呢？这事也就只有我才能帮上他了。
那会儿我还在亚龙公司，公司总经理周亚振是我表舅的老同学，对我是相当关照的。我把丁路的事对周亚振一说，他很爽快地就同意了，只是提出要见丁路一面。不论怎样，周亚振说，他也算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了，我这老板总要见自己的员工一面吧。这要求不过分。
丁路在狮子楼大酒店摆了一桌，我也作陪，周亚振在公司几个干部的陪同下，前呼后拥地来了。我们这老板周亚振，喜的是酒，一喝就醉，一醉就胡说八道。他在酒桌上对丁路说，听说你是个写诗的，是吗？那玩艺儿能写出什么大名堂，纯粹是瞎胡闹，我看你以后还不如给我写一部传记算了，我的经历丰富着呢，你准能靠这个出名。还说，你写诗几年了，有没有写得像点样子的，等我闲了，把你写得像点样子的拿来给我批评批评，你他妈的别以为我不行，我写东西的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呢，不信我马上写给你看，小姐，拿纸和笔来。服务员拿来了一张巴掌大的空白账单和一支圆珠笔，周亚振边上的人赶紧把他面前的碗碟和酒杯推开，又拿餐巾纸把桌面擦干净。周亚振站了起来，他微微歪着头，一只手抓住圆珠笔的上端，那架势仿佛是在挥毫泼墨。略做沉吟，他在空白账单上写下了两行诗，然后把笔往桌上一扔，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边上的人拿起墨宝，大声读了出来：
春风拂钟山
改革花烂漫
桌上的人除了丁路都一致大声叫好（我也跟着乱喊了几声），还有人点评说那个“拂”字用得是如何如何恰到好处，如果用“吹”字，意境就差了很多。丁路虽然有一身诗人的铮铮傲骨，无奈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红着脸，尴尬地笑了笑，他以为这样就行了。可周亚振并没有放过他：我写得怎么样，说。丁路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说了些什么。周亚振有点不高兴了：你还写诗呢，连话都说不清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在桌下使劲捅了捅丁路，他这才说，嗯，好，是蛮好的。散了席，周亚振东倒西歪地被人给扶走了，只剩下了丁路和我，他说，操，老子今天被姓周的这个王八蛋给强奸了。
离开单位后，丁路基本上没了收入（那偶尔三五块钱的稿费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只是靠着一点微薄的积蓄和父母的补贴生活，日子过得异常艰苦，说实话，他没有被饿死真是一个奇迹。记得有一次他到我这里来蹭饭，小半锅饭，除了我吃了一碗，剩下的他全吃光了。我简直被他的胃口给吓住了，他告诉我，他已经连续喝了三天稀饭了，实在是饿得够呛。我说你怎么不回父母家去吃饭呢？他说不愿回，一回去父母亲就要跟他唠叨让他工作的事，烦得不行。他不仅常到我这里来蹭饭，所有的朋友那儿他都去蹭，吃起来也没什么讲究，菜好坏无所谓，但饭的分量一定要足，吃的时候他就会不停地问，饭还有吧，饭还有吧？要是有人叫他去哪儿玩，他最关心的也是，有饭吃吗？
丁路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太好，艰苦的生活更加损害了他的健康，几年下来，他瘦得只剩一根筋了。胃也坏了，头顶也秃了一大块，还有牙齿，三天两头发炎，一颗接一颗地拔，终于有一天，我去他那儿玩，发现他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头，脸好像变短了，说起话来也口不关风。再一细看，原来他满口的牙齿都没了。他告诉我，他去医院把牙齿全拔了，过些日子等伤口长好了，就去装一口假牙。他说话的时候，我看着他黑洞洞的嘴巴，真为他感到心酸，三十多岁的人竟然满口牙齿都没了，我们的诗人都过成什么样啦！我在他家的茶几上，还看见一只小碗，碗上盖着个用塑料可口可乐瓶子的上面部分剪出来的一个凸起的盖子，我揭开盖子一看，里面是几块酱豆腐，其中一块已剩了一小半，不用说，这就是没牙的诗人这些日子的菜肴了。后来，当他满口白森森的假牙装好了，吃起东西来仍然不是很利索，稍硬一点的东西都不太能嚼，否则牙床疼，我就跟他调侃，让他把假牙取下来抓在手上，直接在手上嚼东西，等嚼烂后，再连同假牙一起塞回到嘴中。
就是这么艰苦的生活，丁路也从没有后悔过当初的选择，相反对未来还充满了希望。他曾跟我说过，等以后他有钱了，他要在玄武湖边上买一套漂亮的房子，好好地装修一下，作为工作室。那一定非常不错，写诗写累了，出来在湖边溜达溜达，看看湖光山色，完了再回去写。我说你是不是疯了，还想要个工作室呢。他奇怪地看着我，说如果普西金想要个工作室，你会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吗？怎么我想要个工作室，你就会这么大惊小怪？算了吧兄弟，我说，你看你现在的日子都过成什么样啦，还是实际点，趁年纪不是太老，找个女人过日子才是个正经事。他说你知道吗，毕加索七八十岁的时候，想跟他睡觉的女人，还得排着队走后门呢。噢，天哪，他大概还想等成名以后，女人也都来排着队跟他睡觉呢。
我以为他是有些过分乐观了。且不论他诗写得到底如何（这玩艺儿我也不是太懂），单就他一年也难得发表几首诗来看，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名呢？他也承认这确实是个问题。他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发表诗的刊物太少，再加上那些诗歌编辑大多是些色鬼，他们哪里懂什么诗的好坏，除了发名诗人的诗之外，就只喜欢发年轻姑娘的诗了。尽管如此，他觉得只要坚持下去，慢慢积累些名气，最终发表会不成问题的。我给他提了个建议，既然那些诗歌编辑大多是些色鬼，那他不妨在自己的名字上动动脑筋，给自己取一个女性化的笔名，比如叫丁小花，或是丁美丽，反正投稿也不用注明作者性别的，在投稿信上也不妨撒个娇卖个痴，让那些色鬼编辑产生错觉，以为他是个如花似玉的闺女，这样一来，说不定发表也就不成问题了。我的建议当然是跟他开玩笑，不过却给了他启发，他开始琢磨起除了单纯的写诗之外其他的成名途径了。
有一阵子，他总是动员我给他搞个访谈录，按他的说法，这会对他的成名有所帮助。对此我深表怀疑，主要是怕做无用功——这访谈录到哪儿去发表呀？如果发表不出来，那我不是白忙乎了。我一再敷衍他，可最终还是架不住他软缠硬磨，答应给他搞了。事先他跟我大致讨论了该问哪些问题不该问哪些问题，然后我拟出了一份访谈提纲，让他审阅修改，完了我拿上录音机，就正式开始搞他的访谈了。
访谈是在他家进行的，搞了一下午，他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喝着茶，像个大师一般对我的提问侃侃而谈。有时他谈得兴奋起来，会抛开我的问题，岔到其他事情上去。他谈到了充满幻想的童年，谈到了美好的初恋以及那次失败的婚姻，谈到了面对经济大潮一个诗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大体说来，他谈得也还蛮像那么回事的。尤其是他谈到童年和初恋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没有料到，他才十三岁多点，就有了第一次梦遗，开始了骚动不安的青春期（他提醒我，在整理成文的时候，梦遗这一段要删掉）。他的叙述感情投入，不乏精彩生动的细节，确实能让人窥见一个天才的成长历程。当然，我这么说的前提就是，他以后真成了大名，被世人公认是个天才了。否则的话，让人窥见的就只能是一个傻瓜的成长历程了。
可是，当访谈进入到了实质性的部分，也就是当他谈到自己的诗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不上路子了。他说的都是些什么呀！他说，他那些不朽的诗篇并不是他创作出来的，而只是在某一些神秘的时刻，上帝通过他的手传达给世人的，所以对于他来说，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等待那些神秘时刻降临的过程，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用再干了，也干不出什么了。他还奉劝那些靠努力和用功来写诗的人，放弃这个行当吧，不要无谓地浪费时间了，他们缺乏天才，根本不是干这个的料，诗人是天生的，而不是靠努力和用功就能成为的，努力和用功只能造就一个工匠，绝不能造就一个诗人。我的天，这么说话需要何等的实力和自信啊，这小子是不是疯掉啦！同时，我还想像着他整天坐在他那狗窝一般的家里，昂首向天，等待着那些神秘时刻的降临，就仿佛一条狗在昂着头等待着主人扔给它的一根骨头。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委婉地提出了我的看法。我说谈诗的这部分是不是有点过了，能不能说得含蓄一点，比如把“天才”这个词改成“天赋”，“靠努力和用功”什么的就不要谈了，毕竟别人怎么写诗是别人的事情，与他并不相干，他只需谈自己怎么写诗就成了。不行，他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道，这是整个访谈的精华部分，绝不能动，就按我说的整理。操，他还来劲儿了，那就不动吧，随他去了，反正出丑的又不是我。但是，我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访谈者能否不用我的真名，用一个笔名？他说这个就无所谓啦，谁在意你啊，真名笔名的就随你便吧。
在访谈的最后，他还说了一些别别扭扭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