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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的最后，他还说了一些别别扭扭的话，比如，他作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汉语诗歌写作者”，对当前的“汉语诗歌文本”是怎么看的，接下来，他又是作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汉语诗歌写作者”，对当前的“英语诗歌文本”是怎么看的，等等。我就不懂了，他为什么就不能简单点说，他作为一个写诗的，对别人的诗歌是怎么看的呢？他平常说话也不是这样的嘛，为什么在访谈里就要说这些拗口的话呢？但是不管他了，反正他也听不进我的意见，随他去胡说八道吧。
花了几天时间，我把访谈录整理出来了，洋洋洒洒一万多字，蛮像个样子的。接下来，我的担心果然不是没有根据的，丁路把访谈录打印了无数份，到处投，可都是石沉大海，音讯全无。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只当是辛苦一场让朋友过了把大师瘾。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玩艺儿没有发表出来也是合情合理的，哪能随便什么阿猫阿狗的访谈录都能发表出来呢，那不乱了套了。就在我把这事差不多已经给忘了的时候，忽然，国外的一个叫什么的华文刊物竟然把访谈录给发表了（我都没有想到丁路会把访谈录投到国外）！他们甚至还给他汇来了一百多美元。按照美元对人民币的比价，一百多美元就差不多是一千多人民币了，这可是一笔大数目呀。这确实让我对他有点刮目相看了，心里也产生了一丝小小的疑惑，这小子没准真是个天才也说不定。所以，当他招呼也没打，就把一百多美元，也就是一千多人民币揣入腰包，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的时候（我总觉得这笔钱至少应该有我一半），我虽然心里有点不满，但也没说什么，一来他确实很穷，二来能帮助一个天才好像也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假如他将来真成了大名的话，说不定我也能跟着沾点光呢。
希望是有的——这一点连我都开始承认了，但艰苦的生活丁路还得继续过下去，指望一朝一夕就能成名发财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好在就丁路来说，艰苦的生活已经如影随形，完全没有感觉了，我相信就这样让他过一辈子他也不会抱怨什么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自从他的访谈录发表以后，他好像突然间有些耐不住寂寞了，特别渴望到外地去旅游了。他开始常常跟我说起，他上一次旅游是在多少多少年前，这一晃就是多少多少年没出过门了，他说他真想到外地去旅游一趟啊。他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分析他这种突然间耐不住寂寞的原因，是他的访谈录发表后，著名诗人的前景已经被他隐约望见了，到各地开笔会讲演签名售书做特邀嘉宾，以及女诗歌爱好者投怀送抱的风光日子似乎就在眼前了，这让他有些迫不及待起来。是的，艰苦的生活他可以无所谓，但著名诗人应该享受的荣耀，他还是很在乎的。再说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坐在他那狗窝一般的家里，等待着那些神秘时刻的降临，想必也是非常之枯燥乏味的，或许这时也已到了他忍耐的极限。
出门旅游，对于别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对于丁路就没那么简单了。他平时去哪儿连公共汽车都舍不得坐，从来都是步行，他又怎么可能会花一大笔钱出门旅游呢？毕竟吃饭才是最主要的，连温饱都没有解决，别的就免谈了。但想想总还是可以的。他跟我说，在国外，有这样一些阔佬，他们以资助穷艺术家为荣，他们给穷艺术家大把的钱，供穷艺术家挥霍，到各处旅游。他还给我举了个例子，说杜尚你知道吗？不知道吧。谅你也不会知道。他是法国的一个画家，名气不小，这家伙除了早年画过几张画儿，博得了个艺术家的虚名之后，一辈子就再没干过什么正经事儿了，可是他却能不停地从一个国家游览到另一个国家，到哪儿还都吃香喝辣的，而所需的费用，全是一些阔佬提供的。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像杜尚这种冒牌货都能如此快活，而像他丁路这种真家伙想出趟门旅个游都不行，太不成体统了，简直是一种耻辱。
我有些不解，问他这些阔佬这样做图的是什么呢？任何人做事都有个动机啊，这些阔佬也不会例外，他们总不会无缘无故地行善吧。他说这些阔佬图的是显示自己有文化，有品位，对于他们来说，资助穷艺术家是一件很光荣很高尚的事，哪像咱们中国的土财主，有了钱只知道吃喝嫖赌。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确有其事，如果有的话，那他真是生错了地方。另一方面，如果咱们中国也有那种阔佬的话，那连我都想去写诗啦，是不是天才我不敢说，但把句子竖着排我还是会的，再弄个像丁路那样的访谈录也并非难事。得了，好事还是不要去多想了，哪儿有呢？
但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这种好事还真有呢——虽然不是哪个阔佬资助，可说到底的确是免费旅游啊！不过太遗憾了，好事来了，丁路却没有福气，他因为自己的缘故，最终却没能成行。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像丁路这样倒霉的家伙，总是和好事无缘，仿佛上辈子做了什么孽，这辈子该派来倒霉似的。
一天，丁路兴冲冲地给我打来电话，说外地一个编辑来本地约稿，晚上请他吃饭，他叫我也去。我一听也蛮高兴，外地编辑来向他约稿还请他吃饭，这种事情据我所知以前还没有过呢，无疑这是一个好兆头，看来我们的朋友是有点苦尽甘来的味道了。
晚饭是在小上海酒家吃的。丁路像出席一个正式的酒会，穿了西装，打了领带，头上不多的几根毛梳理得齐齐整整。那编辑是个女的，叫王萍，三十岁左右，戴副眼镜，身体偏瘦，姿色平平。丁路在向她介绍我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诗歌评论家。我的访谈录就是他写的。”点菜时，王萍让丁路点，丁路稍微客气了一下，就点了起来。基围虾，鲈鱼，鸭舌，乳鸽……尽是好的，他一边点还一边问我想吃什么，好像是他请客一样。看他点菜那副架式，你不会想到，寻常的日子里，他是只能弄点青菜豆腐吃吃的。酒要的是长城干红和王朝干白，这样的好酒不要说是丁路了，就是我也难得喝上。
王萍人很随和，能喝点酒，也健谈。她是从福建宁德来的，是那里的一份正在筹办的叫做《×××》文学月刊的诗歌编辑，因为是筹办，没有稿子，所以这次和主编一起出来组稿。她也写诗，和丁路是诗友，一直有信件往来，但没有见过面，这次一来是向丁路组稿，更主要的还是和丁路见见面。我们问她，既然是和主编一起出来组稿的，那主编到哪儿去了，怎么不来吃饭？她告诉我们，今晚她和主编分头请客，她请我们，主编请作协的两个著名诗人。我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你们主编也真够势利的，作协的著名诗人自己请，无名之辈就由她来请。她说什么呀，丁路是我的朋友嘛，我们虽然以前没见过面，但在信中蛮谈得来的，是吧，丁路？那还用说，丁路把一大口酒灌下肚去，女诗人中像你这样的真是少见，特有理解力，又特有才气，这次能见面真是高兴，来，咱俩干一杯。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我们都喝了不少酒，尤其是丁路，一个人差不多喝了有两瓶葡萄酒，把一张瘦猴脸喝成了通红的猴腚，还在不停地提议干杯。我私下里劝他悠着点，酒是好，也难得喝上，但这么个喝法恐怕他人吃不消。他说没事没事，这点酒都不能喝了，那以后好日子来了更没法过了。他说的倒也是。席间，喝上了劲儿的丁路和王萍相谈甚欢，两人似乎很有共同语言，对诗的节奏、音乐感、意境、题材等诸多环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一致意见。不仅如此，我也注意到，在他们关于诗的热烈的交流中，丁路的目光还不时地瞟向王萍那扁平的身体。是啊，我们的朋友压抑得够久的了。据他自己说，打从离婚后，他基本上就没闻过女人味儿了，都是靠放手铳解决问题的。难得今天遇到了一个红颜知己，多瞟上几眼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在王萍起身上洗手间的时候，丁路悄声对我说，等下饭局散了，你先走一步，我和她找个酒吧坐坐，继续切磋诗艺。我说好的好的，我明白。
过了九点，王萍又要了水果拼盘，她还有继续坐下去的意思，显然她也兴致正浓。丁路和我交换了个眼色，他大概准备提议去个酒吧再坐坐了，可就在这时，王萍的手机却响了，她起身到一边去接，接完了她刚回来坐下没几分钟，手机又响了，她再次起身到一边去接。这次她接完后回来，对我们说，两次电话都是她的主编打来的，催她赶快回宾馆休息，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没办法，她面露无奈之色地说，以后找机会再聊吧。丁路很扫兴，问她，你不是明天就走吗？哪有机会再聊？她说这次是没机会了，不过他们杂志社马上就要正式成立了，到时候，准备请一些人去参加成立大会，她想和主编说说，看能不能把丁路也请去。我和丁路都觉得她这话太不着边际了，只是为她现在抽身而去寻找的借口，你想杂志社正式成立的大会是何等隆重的场合，请的还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像丁路这样的人哪儿能沾得上边。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她去意已决，我们总不能硬拉着她不让她走吧。丁路怀着满腔欲火，眼睁睁地看着她叫来服务员，买了单，跟我们分手了。
我和丁路出了饭店，站在街边谈起王萍匆匆离去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王萍肯定是那个主编的情人。首先那个主编带着王萍，孤男寡女两个人出差，这就有点非同寻常了。其次是王萍请我们吃饭，那个主编凭什么要催她回宾馆休息，什么时间早不早的，跟他有个屁关系。他们两个要不是情人那才怪了。
也许是王萍的离去让丁路失望之极，此外他的酒也喝得确实太多了，反正突然间，我们还正说着话，他就支持不住了，蹲在地下大吐了起来。吐完了，站也站不稳了，整个人都歪在了我的身上。我叫了出租车，半拖半抱地把他弄上去。车一开他又吐了，把车里吐得臭气熏天，一塌糊涂，我忙不迭地向司机赔礼道歉，下车时还额外多付了十块钱洗车费。我把他送到家，扔到床上，他立刻又吐开了，我赶紧给他拿个盆子接着。他吐得昏天黑地，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最后还哐啷一声，把一口假牙也吐在了盆子里。我想这家伙真够倒霉的，难得吃上这么一顿好东西，还没福享用，全吐光了。
一个星期后，丁路在家里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那男人操着怪腔怪调的普通话，再加上说的内容——据丁路事后对我说——他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在跟他开玩笑，他说那怪腔怪调的普通话活脱脱就像是我憋着嗓子装出来的。而且因为那天晚上大醉一场，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缓过劲儿来，浑身上下都不舒服，情绪十分恶劣。所以当他以为是我在跟他开玩笑时，很不耐烦。
“喂，喂，你是丁路吗？”
“我是，怎么的？”
“我是《×××》文学月刊的主编。”
“噢，噢，你他妈的跟我开什么玩笑。”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是《×××》文学月刊的主编。”
“你以为你憋着嗓子，我就不知道你是谁了吗？”
“我是《×××》文学月刊的主编。”
“好啦，你是主编就是主编吧，有什么话快说。”
“我们《×××》杂志社将要正式成立，准备邀请一些作家和诗人来参加成立大会。会议在太姥山风景区举行，为期五天，其间还有一些活动，现在我邀请你来参加，能赏光吗？”
“操，说的还蛮像那么回事。”
“嗯、嗯，你能赏光参加吗？”
“这么说，你真是那什么主编喽。”
“对，我是的。”
“你妈了个蛋，你要真是那个什么鸟主编的话，那请问你跟王萍搞得怎么样啦，你这老家伙能耐不小呀，搞起自己手下的女编辑了。”
“嗯嗯嗯，我是《×××》文学月刊的主编。”
“知道你是主编。”
“你是丁路吗？我们邀请你参加《×××》杂志社的成立大会。”
“好啦，你个狗日的东西玩笑开够了没有，老子还有事呢。”
“我是《×××》文学月刊的主编，你是丁路吗……”
直到这时，丁路才突然意识到，对方可能真是《×××》文学月刊的主编了。因为如果是我在跟他开玩笑，不太可能这么固执地翻来覆去地就跟他说这几句话了，这不像我开玩笑的风格。此外他还想到，福建人说普通话好像就是有点这种怪腔怪调的味道，他以前听福建人说过。啊，天哪！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样……这样……”
“你能来参加吗？”
“哦……是这样，我很忙，抱歉……真的抱歉，不来了，不能来了。”
丁路急忙挂上了电话。
我见过伊沙朵拉·邓肯
姚鄂梅
星期天，母亲突然出现在我家里。当时我正在沙发上午睡，一觉醒来，发现母亲坐在厅里，跷着二郎腿，叼着一根烟，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我家住在顶楼，不到夜晚，我从不关门，我喜欢自然风哗啦哗啦吹进屋里的样子。见我醒来，母亲说，门也不关。又说，我还没吃饭呢！
我赶紧去给她下面条。尽管她一生爱吃又软又烂的食物，脾气却硬得像炮仗。在那个小镇上，她以百战百胜的吵架经历，赢得了“铁嘴芬”的称号。我很惊讶，她从没上过学，丰富的词汇和变幻莫测的句型却出神入化，有若神助，不管有理没理，她都能理直气壮，气吞山河，哪怕是她的亲姊妹，只要把她惹毛了，她照样眉毛一竖，祖宗八代都给她骂得恨不得从地底下跳出来。
她一共生了三个孩子，我是最小的那个，却不是最受宠的那一个。从小她就嫌我笨手笨脚，笨嘴笨舌，预言我“长大了一定是个受气包”。我那时还小，不懂得受气包的真正含义，但我隐约意识到，受气包大概就是一个任人数落、垂着眼皮一言不发的人。
也许她的预言没错，我不大说话已经有两年了，尤其是在单位，我几乎一言不发。有时我想，如果哪个病人需要，我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声带活体捐献出去，我这么认为，既然哑巴都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那么一个人不说话也没什么大不了。
母亲来找我有事。把我带到一个老婆婆那里。她对那人倒是恭敬得很，我从没见她这么客气过。她掩住嘴巴，对着老婆婆的耳朵嘀咕，但她天生是个大嗓门，尽管是悄悄话，我还是零星听见了一些：
……从那以后，她就成了这副吹不燃打不熄的样子，就算拿刀逼着她，她都不说一句话。不瞒你说，有一回我真的拿刀逼过她……
我明白了，母亲以为我的不说话是一种病，她要来给我“观花”，这个老婆婆会“观花”，就是由她暂时跑到阴间去，代母亲看一看，到底是哪些小鬼在那边使坏。
老婆婆逼近来盯着我，她有一双小小的三角眼，眼角堆满了皱纹，眼睛不大，却闪闪发亮，有点像乌龟的眼睛。不知为什么，我给她看得心里一凉。
她看了一阵，满意地坐了回去，似乎已经从我脸上收集到了足够的信息。隔了一会，她往头上顶了个帕子，闭着眼睛坐在那里。刚开始，我还能看见她肚子上的衣服一起一伏，后来，衣服完全静止了，好像她已经没有了呼吸。
屋里很安静，三炷香冒出三缕细烟，像是经过伪装的鬼魂，被老婆婆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招了过来。
老婆婆终于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她的声音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另一个苍老而沙哑的声音，她闭着眼睛说：你的嘴巴太厉害了，你把你姑娘的话都说完了。这声音似乎让母亲很害怕，她张嘴坐着，呆若木鸡。
老婆婆满头大汗地醒了过来。她摘下帕子，不停地擦汗。母亲给她递上一杯茶，低声说：是她，真的是她，这么多年了，她的声音一点都没变。我不知道母亲在说谁，我也懒得问。
回来的路上，母亲的背似乎更驼了，她边走边嘀咕：哪能怪我呢？要是我没有这张嘴，早就被人家像捏臭虫一样，吧唧一声捏死了。我看见有人扭过头来，好奇地打量这个大声自言自语的老妇人。
我很遗憾没有得到她的真传，细胳膊细腿，声音也细得像头发丝。母亲不以为然：小孩子都这样，我小时候也像她一样，要么不说，要么说起来像蚊子。人家哈哈大笑，说好你个“铁嘴芬”，你敢说你像蚊子，你不怕蚊子嫌你污脏它。母亲脸一拉，说，你们以为我生来就是粗喉咙吧？你们知道个狗屁！
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体会到了不说话的妙处。
那是一次事故。那时我还在这家银行坐柜。当天扎账的时候，我所在的柜台短款了，通宵查账，也没有查出个眉目来，按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