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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又看了好几部电影，爸妈问我从哪儿弄来的电影票，我说是张小影给的，她爸是后勤处的，他们家总有多余的票，爸妈也就没再多问。
春节快到了，那部期待已久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随着声声爆竹终于向我们走来，可是爸爸偏偏在这个时候出差去了，出差当然也不是没有电影票，以前爸爸出差都是处里的人给送过来，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送票的人迟迟不来。眼看天黑下来，我到处去找张小影，她却也不见了踪影。没有票就看不到真票上面的号码，看不到号码就做不出仿真的假票来。
离电影开演只剩一个小时了，张小影家的大门还上着锁，不知他们家里人都跑哪儿去了。后来我就开始绝望起来，我想这个《卖花姑娘》我是看不到了。我坐在我家窗前，看着礼堂门前已经有人入场了。
正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房门急促地响了起来，我跑去开门，是张小影，她满头大汗，说她弟弟生病了，全家人都去了医院，他爸也没去单位取电影票，问我有没有，我说我家也没有。然后她转身下楼，我问她去哪儿，她说一会儿就回。
7点钟电影开演，我看着闹钟的秒针，盼着张小影快点儿回来。不一会儿，张小影在下面大声地喊我下楼，我飞快地跑下去，她拉起我的手，我们就往礼堂跑。
路上张小影把一张电影票交到我手上，说我们分头进场，到里面再会合。礼堂门前，人已经有些稀稀拉拉，看样子已经开演了。张小影先跑到了门口，交完票人就没了影。我跑上去，递过票，刚要往里走，把门的一把把我拉了回来，说你这是什么呀？我想拔腿往回跑，可已经来不及了，那人死死拽住我的衣领，把我拎到一边，说你别动，一会儿再处理你。然后又接着去收票，直到没有人了，他才走过来，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说谁家的孩子也不是，他说那你是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呀。我不说话，他说这票谁给你的？我说自己的。他说刚才进去的那个女孩儿是不是和你一起的？我说不是，他说怎么不是，我看见她拉着你的手一起往这儿跑的。他说她是谁家的孩子？我说不认识。他说你这小孩儿有点儿意思，还挺仗义的。又问我票是怎么回事？我说没怎么回事，他说这是假票你知道不？谁给你做的？我不吱声。他说你自己做的？我还是不吱声。他说，你家长是谁？你说了我就放你进去。我还是不说话。他说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也会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然后他看了看我说，你说你以后不再这么做了，我就放你进去。我说，真的放我进去吗？他说，真的，但你得先承认错误。我说你说话算话？他说你都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了还跟我讲条件，说完他就笑了，拍了拍我的头说，知道错了吗？我说知道了。他说以后还犯不犯？我说不犯了。他说好孩子说话要算话啊。我说说话算话。他就把门打开让我进去了。
我找到张小影的时候，她正站在过道里对着屏幕抹眼泪呢，看见我，她非常吃惊，她说她见我被那个把门的给拎走了，心想这下可完了，她说他怎么又让你进来了呢？我说我承认错误了。她说你是不是把我也给供出去了？我说没有啊。她说，真的？我说真的。她说那他没问你票是哪儿来的？我说问了。她说那你怎么说？我说是我自己的。然后我问她这票到底怎么回事？她说可能她太着急了，粘得不牢实，弄出了褶子。她说你没事就好，以后可要小心了。然后她指着屏幕告诉我，花妮的妹妹眼睛瞎了，你快接着往下看吧。我们不再说话。一会儿，音乐响了，那首我们早就会唱了的歌曲出来了，虽然电影里是用朝鲜语唱的，可我还是记住了每一句歌词：
漫山遍野百花争艳，我们只有无限悲痛充满心间。怀里抱着簇簇鲜花，有谁理睬，心中泪水浸染着辛酸，有谁可怜？姑娘为何去卖花呀，去卖花？辛酸的故事啊传遍人间。
歌声中，张小影拉紧了我的手，我的眼泪默默流淌下来，张小影把她的花手绢塞进我手里，花手绢浸满了张小影的眼泪，又和着我的泪水。我哭得肩膀不停地抖动起来，张小影站在我胸前，瘦小的身体被我的双臂包裹着，忽然间我感到自己正在慢慢长大，就像电影中的姐姐花妮保护瞎了眼的小妹妹一样，我想我应该保护好张小影，没有她我看不到这么多好看的电影，又想到我已经答应了那个检票人以后将再也不会拿假票入场，这也意味着我要错过许许多多更好看的电影了，想到这儿，我的心又痛了一阵。
春节快到了，院子里的小孩儿燃放的烟花洒落在地上，红红的一片纸花，像是被谁撕破的心愿。春节的电影是连续放映的，白天也演，晚上也演，可我一场也没有去看。张小影给我送来过几次电影票，说这一回保准没事，她粘得很结实也很精密，跟真的一样，她说我都试过几次了，肯定没事，可我还是不想去。她说你胆子也太小了吧，一次就把你给吓住了，我说不是胆子小，是我跟人做了保证。
正月十五，我和张小影同时送了对方一件礼物，竟然都是灯。所不同的是，她的灯是用玻璃丝编出来的塑料灯，我把它摆在书桌上。我送她的是我自己做的玻璃灯，用白胶布将玻璃粘好，里面还点了一支蜡烛，燃着红红的火光。
寒冬慢慢过去，春天渐渐地来了，地上的冻土被太阳融化了，冒出热腾腾的白气，远看像缕缕炊烟。每个周末礼堂里还在演着电影，爸爸几次给我票我都不去。他说从前你总是抢着去，现在这是怎么了呢？他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就坐在窗前听礼堂里传来的电影歌曲。
三月的一个晚上，爸给我两张电影票，他说是罗马尼亚电影叫《多瑙河之波》，妈带学生去乡下农场劳动，爸说他已经看过了，特别好看，叫我带妹妹一起去。我说我不想去，爸说不去票作废了很可惜的，很多人想去还没有票呢，妹妹也说就陪我去这一次吧。
我去找张小影，她说我还没吃饭呢，你先去，进场后我去找你，就问我几排几号，我将票拿给她看，她从兜里掏出她的票来，看了一眼，突然哈哈大笑，说真是有意思，你看我的票跟你的票是同排同号的，你看你看，真是好玩儿啊，不过，你的票是真的，我的票是假的。我说你小心点儿啊，听说现在查得很严。张小影说，没问题，我都快成老油条了，他们抓不住我的。
电影开演了，张小影还没有来，我想她可能坐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没去多想什么。电影果然像爸爸说的那么好看，我想我真是来对了。每次看电影我都喜欢记电影里的歌词，但大部分电影歌曲都是原文，这回的《多瑙河之波》却在屏幕上出现了中文字幕，白色的楷体字分外鲜明：
看多瑙河滚滚流波浪翻，给两岸描绘出无穷尽的好风光，有多少美丽的传说流传，有多少动人的歌谣在唱，你哺育我们的亲爱家乡，真令人心驰神往，啊，多瑙河，有欢乐，有悲伤，你永远流向前奔远方，奔远方！
正在我沉浸在这优美的歌声中时，一道刺目的手电筒的光亮照射在我的脸上，我看不清来人是谁，只听见一个低沉的男中音对我说，你出来一下，这声音一时间竟有些耳熟，好像在哪里听见过，却又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地方。我站起身，走出座位，跟着那人往外走，路上我还在想，是不是张小影进不来了，让我出来接她呢，从前我们曾经玩过这个花样，就是有时故意不撕票，然后外面的人谎说票在里面人手上，里面的人再把票送出来。
走到门口，借着门厅微弱的灯光，我看见那人竟是抓过我的检票员，他把我带到放映室，说你这个孩子胆子好大啊，竟敢伪造假票。我拿出我的电影票，我说这回我的票是真的，他说，不是说这回，你说你到底做过多少张假票？我说没有，我没再来看电影。他说，你还想耍赖，这一回我可不再轻饶你了，快说你家长是谁？我说我真没再做票，他说你还嘴硬，已经有人揭发你了。我说谁？他说张小影。我不信，我说你瞎说，不可能是她。他就递给我一张票，我接过来，看见了那张票上被张小影粘过的号码已经被撕破了，我认识这张票，刚才我们还为同排同号的问题开过玩笑，所以一看我就知道了这确实是张小影的那张票。那人说，怎么样？没想到吧？她说这是你给她做的。我的眼前突然一片昏暗，放映机嗡嗡的响声在我耳边无限地放大起来。这时候，礼堂里再一次响起了那首好听的歌曲：啊，多瑙河啊，有欢乐，有悲伤……
后来，是我爸爸把我领回了家，到今天我还记着那天晚上，我们走过的那条小路，记着在那条小路上，我心里反复吟唱的那句歌词。那部我没有看完的电影，它的名字，我永生难忘。
他一直在写一部小说
何小竹
他一直在写一部小说。他的野心是，写一部伟大的小说。他经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有时候，已经睡下了，因为某个念头，他又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脑。他以这个方式，度过了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
对于小说怎么写，他有过系统的研究。他完全清楚一部伟大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为了写这部小说，十年前就辞去了工作。他本来在政府部门有个不错的职位，起码可以做到衣食无忧。但是，这个职位却给他的写作带来了障碍。当他递交辞呈的时候，上司意味深长地望着他。“是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上司问道。“是的。”他说，“这是我多年的愿望，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你等于失去了一只铁饭碗。这个你有心理准备吗？”上司的目光中流露出真切的关怀。“我有。我已经给自己预备了一只，土饭碗。”他说。他想的是，他最终可以靠写作维持生计。但是他没有说出来。“跟妻子商量过？”上司在椅子上伸展了一下身躯，神态看上去已经打算放弃对这名属下的劝说了。“她没问题。”他以十分确定的语气回答了上司的最后一个提问。
妻子的确对他这样说过：“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她也许并没把他看作什么天才。但是，她爱他。她时常为自己有这样一位丈夫而感到庆幸。她不是基督徒，所以，她不会说“感谢主，将他送到我的身边”这样的话。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婚姻，她所怀抱的态度，在人们看来，千真万确，已经就是那种近乎宗教般的感激之情了。“你就心甘情愿养他一辈子？”当有人这样问她的时候，她说：“他不是一般的男人。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为他做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大多数人都感到不可理解。按照世俗的观念，一个有手有脚的男人就不应该呆在家里吃软饭。但是，他不是一般的男人，他有自己的想法。因此，我们怎么能够用世俗的观念去理解他呢？
开始那一年，他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坐在书房里抽烟，眼睛要么看着窗外，要么看着那一整壁的书架。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标准的思考姿态。妻子下班回来，推开书房的门，看见他那样坐着，也不打搅他，自己轻手轻脚地将门带上。但是，这样的情景看得多了，妻子还是有些疑惑，就问他：“你怎么不写呢？”他回过头来，看着妻子，神态比妻子还要疑惑。“你怎么说我没写呢？”他说，“我这样坐着就是在写啊。我在脑子里写，或者在肚子里写。构思你知道吗？打腹稿你知道吗？你以为写是什么样的呢？”妻子看出他很烦躁。她仅仅是想要关心一下他的写作，被这样一番抢白，也感到几分委屈。但是，她不会真的生他的气。过一会，她就做好了饭，叫他出来吃。他不理她，坐在书房里继续抽他的烟。她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等到他出来，她又将已经凉了的饭菜重新热过，端回饭桌，然后和他一起吃。吃完饭，他说了句“今天我洗碗”。这多少有点道歉的意思。她于是也不与他争执。她理解他。她知道，他必须要洗这次碗，心里的烦躁才会消除一些。
他那样坐着，也一点没说假话，的确是在写。但是，思绪纷乱。很长时间，他都为抓不住一个头绪而苦恼。这个头绪应该就是小说的第一个句子。但是，每一秒钟，从他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就不下两个句子。他常常是一坐几个钟头，的确被那些纷至沓来的句子折磨得够呛。句子不断地涌现，然后又被他一个一个地否定。其实，每个句子都是可以作为开头而往下延续的。但是，不同的句子指向的可能就是不同的细节，乃至发展出不一样的小说结构和形态。虽说故事就是那样一个故事，但不同的句子导致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一部小说。他完全清楚自己要写一部什么样的小说。一部伟大的小说，这目标是早就定下了的。但是，从他目前对那些句子的犹豫不决可以看出，将要如何写这部小说，还不是十分有把握。他的烦躁不安也由此而起。
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不得不对妻子的感受有所考虑。这就是说，他不能将这种默默坐着，什么也不干的姿态保持得太久。虽然他有理由让她信服，他这样坐着并非就是无所作为。但是，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始在电脑上写，会让妻子更加塌实，也更多一份欣慰。这想法多少有点功利，他内心里，是有一点将妻子当成自己的写作投资人的。他也清楚“投资人”这个称谓用在妻子头上不太妥当。妻子是出于爱，而非一种投资行为。她毫不犹豫地就从为数不多的积蓄中取出钱来，为他购置了一台电脑。原因是，她听他说过，写长篇一定要有电脑。她也不是没有闪过这样一个念头，电脑发明前那些长篇又是怎样写出来的呢？比如《红楼梦》。但是，这念头马上就被她打消了。他也告诉她：“放心吧，半年时间就会将电脑的成本收回。”他打算先写一些通俗、浅显的文章投给报纸和杂志，赚取稿费。但是，对他的这个想法，她给予了坚决的否定。她说：“要那样就失去买电脑的意义了。”是的，也包括失去辞职的意义。而现在，如果他迟迟不结束打腹稿的状态，将电脑打开，真正开始那种能够让她看得见的电脑上的写作，也一样会失去当初花一大笔积蓄购置电脑的意义，乃至辞职的意义。
“1963年5月8日，世界上一定有许多事情发生。但是我不知道。”当有一天，这个句子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时候，他的情绪异常激动。他打开了电脑。“我是在这一年的这一天出生的。”他开始写道：“发生那些大事情的时候，我被裹在一只襁褓里，躺在县医院的产房。这一天的中午，我妈妈半躺在床上，喝我爸爸送来的鸡汤。据说，我哇哇地哭个不停。也据说，就是在这一天，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马高背着他的行囊来到了我们县城。他高高的个子，走在街上，马上成了县城的新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县城像他这么高的个子还是很少见的。我当时不可能看见他。我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六岁的男孩了。他站在一辆解放牌卡车上，双手被一根绳子反绑在背后，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随着卡车的晃动而晃动。他那么高，比他旁边那些同样被绑着的人足足高出半个身子。卡车不止一辆，被绑着的人像数十只乌鸦挂在卡车的护栏上。马高无疑是这群乌鸦中最大个的。不光我，很多人追着看的也都是他。他的头发已经剃光了。他的衬衫在肩膀的部位被撕开了几个洞。我那时候已经认得一百多个汉字了。我记得我看见马高胸前的牌子上写着的是‘反革命流氓分子’几个字。而其他人的牌子上写的字都与他牌子上的不一样，要么是‘反革命分子’，要么是‘流氓分子’。只有他，是将‘反革命’与‘流氓’合起来写的。这又是他的与众不同。”
写成这个开头，是在那天的上午。本来，他可以在吃过午饭之后，一鼓作气，一直写下去的。但是，他不想在这种激动的情绪下写得太多。他睡了个午觉，几乎是带强迫性的，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出了很多汗。他去洗了个淋浴，坐在沙发上，吃了一个芒果。他觉得房间里很闷，就站到阳台上去。天气是多云间阴。他看着对面楼房的阳台，不下二十个阳台，一模一样的阳台。他抽了一支烟，然后折回书房。
他本以为，小说就可以这样写下去了。他似乎已经有了认识自己的把握。但没过两天，他看了看已经写下的文字，又觉得十分不满意。他决定将它们全部删除。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为此，他又是整夜的失眠。第二天，他重新为这部小说起了一个开头：“这段时间，我经常梦见马高。其实我跟马高并不认识，他的故事我都是听别人讲的。有一次，我就梦见马高背着一只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