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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美华书馆，是中国近代另一个重要的由外人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它的前身是开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馆，这个书馆采用英国人制成的汉文铅字（当时称为“香港字”）印制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道光二十五年（1845），该书馆迁至宁波，改名为美华书馆。咸丰十年（1860）又迁至上海。它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出版印刷机构。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它总共出版发行各类图书40 万册，其中24 万册是《圣经》和其他宗教书刊，其余还有一些学校教科书和自然科学书籍③。该馆还改进了中文活字规格，定出7 种标准，奠定了中文铅字制度的基础①。
同治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又相继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如法国人办的土山湾印书馆，英美传教士办的广学会，英国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格致书院，以及由大英圣书公会、大英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合并而成的“中华圣经会”。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十六年（1890）止，这些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3 页。
② 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0 年版，第265 页。
③ 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66—267 页。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4 页。
版史上1000 余年来一直以儒家经典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并译印了一些外国宗教书；一些出版物如《资政新篇》，还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向西方学习的要求；而且，太平天国出版的儒家经典都作了删改，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少见的。这些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出版事业所具有的革命意义。
3。洋务派译刊西方书籍。
洋务派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于同治年间开始大量翻译刊印西方图书。
洋务派译刊西书活动始于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于同治元年（1862）奏准设立的外语学校。为使学生有翻译实践机会，同文馆也从事西书翻译活动。学生在馆学习五年，最后两年必须译书。教习也多有译著。同治十二年（1873）同文馆附设印刷所，备有中、西文活字4 套，手摇印刷机7 部。馆内师生译著均由印刷所铅印。光绪十二年（1886）专设纂修官两员，负责编辑加工润笔工作。同文馆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合并到京师大学堂为止，共译刊西方图书200 多部，其中以美国人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中国人杨树和张秀合译的《世界史纲》、法国人毕利干所译的《化学阐原》影响较大。
同治六年（1867），李鸿章创建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附设了翻译馆，开始翻译西方图书。参加翻译的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中国科技人员，也有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等外国人。译书方法是由外国人口述，中国人记录并予以改正修润。该馆在前后近40 年中，共译出各类西书199 种①。内容以自然科学、机械制造、兵工和造船为主，兼及史地、医学、国际公法等。其中以徐寿主译的《化学鉴原》、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续几何原本》、徐仲虎与傅兰雅合译的《运规约》最为著名。
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奏准创立上海南洋公学，附设有译书院。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898—1901）间，张元济任该院院长。他主持出版了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和《原富》二书，影响较大。其余出版物主要是学校教科书。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才开始译刊各国政治、历史、科技方面的书籍。
在洋务派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图书中，确有不少价值较高的书。但这些译著偏重于自然科学、实用工艺和军事方面，而很少有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艺方面的著作，这是与洋务派创办这些机构的动机有关的。
4。戊戌维新时期的出版事业。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后，维新派不仅创办了一系列的报刊宣传变法维新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且将译印西方图书也作为他们宣传活动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在论述维新派学会的作用时，就将“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作为学会的任务之一②。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等组织了强学会。不久，强学会改为强学书局，“日以翻译西书，传播要闻为事”①。接着，康有为又到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在上海强学分会所举“最重要四事”中，第一是“译印图书”，第二是“刊布报纸”。然而，无论是北京强学会还是上海强学分会，存在的① 邹振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出版史料》第6 辑。② 梁启超：《论学会》，《戊戌变法》第4 册，第376 页。
① 《益闻录》第1574 号，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出版。
时间都很短，它们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是创办报刊，在译印图书方面成果并不显著。
维新派的主要图书翻译出版机构是大同译书局。大同译书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立于上海，以康广仁任经理。关于该局的译印范围，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写道：“以东方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华商学，挽回利权。”②大同译书局创设至戊戌政变发生时存在的1 年时间内，共刊印了10 余种书籍，较重要的有《大彼得变政考》、《英人强卖鸦片记》、《瑞士变政记》、《俄土战纪》等译著和《经世文新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西学门径》等维新派论著。其中《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为康有为撰写的宣传变法理论的重要论著，大同译书局将其全文刊印发行，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维新派创立的另一个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译书公会。译书公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立于上海，由董康、赵元益主持。该会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向伦敦、巴黎各大书肆，多购近时切要之书，精延翻译高手，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汽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以厌海内同志先睹为快之意。至日本为同文之国，所译西籍最多，以和文化中文取径较易，本会尤为此竞争焉”①。该会首批译刊的外国图书有法文《五洲通志》、《东游随笔》等，英文《交涉纪事本末》、《泰西志林》等，共10 种。另外，译书公会还摘译英国《泰晤士报》、《律例报》，法国《勒当报》、《国政报》，德国《东方报》等5种外国报纸，附于所译书籍之后。该会还创办周刊《译书公会报》，刊登外报、外书译文，并辅以论说，以开民智，广见闻。另外，该会还根据“浙江商务出口之货，以丝蚕为大宗，近年华商折耗，苦累已极的”情况，“广译东方蚕桑各书，并刊简明善本绘图例说”②，以推动浙江蚕桑业的发展。此外，维新派还利用各种报馆和学会译刊外国图书，如《时务报》馆、《国闻报》馆、《湘报》馆、农学会都译印了很多西书。甚至一些地方上的新学学会也纷纷刻印新学书籍，如湖南衡州任学会“设立书会，刻时务丛书，贱价卖售”。③维新派刊印的图书以介绍各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律例和宣传维新变法理论的居多，这适应了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政治改革的需要。他们的图书出版活动实际也成为他们维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5。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开始于兴中会时期。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始，革命派就翻印大量明末遗民的反清复明小册子，如《扬州十② 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① 《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 册，第459 页。
② 《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 册，第460 页。
③ 《衡州任学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 册，第474 页。
日记》、《嘉定屠城记》、《亡明流血史》等，以此反对满族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反清民主革命的宣传高潮，大批革命宣传品出版发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与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图书出版活动有所不同，即主要是出版直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小册子，而翻译外国书籍不占主要地位。当时革命派出版发行的革命书籍主要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政论著作，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旭书》、刘师培的《攘书》、杨守仁的《新湖南》、黄藻的《黄帝魂》等。第二类，是一些宣传反清民族革命的历史书籍，如《陆沉丛书》、《荡虏丛书》、陈去病的《清秘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第三类是赞颂革命志士、民族英雄的人物传记，如《三十三年落花梦》、《孙逸仙》、《沈荩》、《郑成功传》等。另外，还有一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学作品。革命派还译刊了一批外国著作，影响较大的是一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奴役殖民地的书籍，如《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华盛顿》、《林肯》、《俄国蚕食亚洲史》、《美国垂涎中国近事》等。另外，还有像《近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党》等介绍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到武昌起义爆发前，革命派刊印的各类图书达220 余种①。
革命派的这些出版物一部分由他们创办的报馆刊印，如《中国日报》馆和《民报》馆都刊印过大量革命图书。另外，革命派还建立了一些秘密的图书出版、印刷和发行机构，如湖北的乐群印刷社、教育图书社，湖南的民译社、湖南编译社，福建的福州书报社，上海的镜今书局、东大陆译印局、国学社、作新社等①。
武昌起义胜利后，图书出版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大量记载辛亥革命和各地光复的图书出版，如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剑农的《武汉革命始末记》，寿民的《辛亥革命始末记》。另外，还有一些革命团体历史和革命领袖传记图书出版，如张竞上的《中国同盟会革命史讲稿》以及《共和人物甲集》、《孙文小史》等。
新式铅印、石印书局的产生和近代出版企业的创建1。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和铅印、石印书局的产生。
随着西方新式印刷设备和技术的输入，我国相继产生了一批以出版印刷新学图书为主的铅印和石印书局。最早拥有铅印和石印设备出版机构的，分别是英国教会创办的上海墨海书馆和法国人办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它们主要是印刷宗教宣传品。到同治、光绪之际，相继出现了民营的铅印和石印书局。同治十一年（1872）创立的《申报》，在初创时期就用铅印。光绪二十年（1894），《申报》附设申昌书局（又称申昌书画室）。开始时，该局用木活字刊印小说、笔记和其他书籍，著名的有尊闻阁主辑的《申报馆聚珍版① 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183 页。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271 页。
丛书》。申昌书局前后共刊印图书达160 多种①。光绪十年（1884），《申报》馆又附设图书集成印书局，它曾用铅活字刊印了全套《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四史》。
石印书局最有影响的当推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它是由开办《申报》的英商美查于光绪五年（1879）创办于上海，作为《申报》馆的附设机构。它用照相石印技术印刷了大量中国古籍工具书，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将殿版《康熙字典》缩印以及出版中、英文合璧的《四书》，另外还刊印了一些中外地图、西文书籍等。该局于光绪十年（1884）创办《点石斋画报》，开画报出版之先声，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史料价值。
与点石斋石印书局成鼎立之势的石印书局有同文书局和蜚英馆。同文书局是光绪八年（1882）由徐鸿复、徐润创办于上海，这是由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它用石印术专门翻印古籍中的善本，较著名的有殿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总理衙门曾以白银35 万两委托同文书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100 部作为赠送外国的礼物，这样它在石印业的声誉鹊起。蜚英馆是光绪十三年（1887）由李盛铎在上海创办的。它用石印刊印了一些小说和古籍，获利颇丰。除上述三家外，上海还有其他一些石印书局。如凌佩卿等创办的鸿文书局，是我国最早石印五彩图画的书局；魏允文、魏天生创办的中西五彩书局，是最早由国人创办的彩印书局②。还有钟寅伯创办的积石书局，何瑞堂创办的鸿宝斋书局等。当时，上海已成为中国石印书业的中心，“上海已用蒸汽机石印法印成中国著作数百千种，现有石印局四五家，其所印的书销行于全国”①。在上海石印书业的影响下，南京、武昌、广州、苏州等地也相继有人开创石印书局，石印书风靡一时。在这些铅印、石印书局的影响下，一些传统的刻书业也开始购置铅印、石印机出版图书。
2。近代出版企业的创建。
在上述民营铅印、石印书局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出版企业日趋成熟，而其标志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建和发展。
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于上海。该局原来只有印刷所，以印刷商业簿册表报为主。光绪二十六年（1900），商务印书馆收购日本人在上海办的修文印书局，开始在国人自建的出版机构中首先使用纸型②。光绪二十八年（1902），商务印书馆始设编译所和发行所，成为一家出版、印刷、发行全能型的新式出版机构。首任编译所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光绪二十九年，张元济正式任编译所所长。编译所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和辞典等部，分别编辑出版了《帝国丛书》、《地理丛书》、《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英文汉诂》、《原富》、《自然科学小丛书》、《新字典》、《辞源》等书。同时，张元济还广延人才，组织教科书的出版，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出版《最新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各类教科书奠定了基础。另外，商务印书馆还辑印了一些珍本、善本古籍，如① 胡道静：《申报六十六年史》，《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第88 页。② 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4 页。
① 《北华捷报》1889 年5 月25 日。引自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5 页。② 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1 页。
《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对新式民营出版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继它之后，文明书局、开明书店、广智书局、小说林、群学社等新式出版企业先后创办。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成立第一个书业商会，有22 家新式书刊出版机构参加。
辛亥革命后，新式出版业进一步发展，其中新创办的、比较著名的有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由陆费逵等于1912 年创办于上海。该书局初期以编辑出版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科书为主，并先后创办了《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等多种杂志。以后又编辑出版一些重要古籍和工具书，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它成为一家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新式出版企业。大东书局由吕子泉等于1916 年创办于上海，世界书局由沈知方于1917 年创办于上海，它们与商务、中华一起成为民国时期出版发行教科书最多的新式民营出版企业①。
传统刻书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图书出版发行的主要手段仍是传统的刻书业。即使在近代出版事业产生和新式出版机构创建后，传统刻书业也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传统刻书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传统刻书业主要有三种类型。
1。官书局刻书。
官府刻书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一个传统，自唐宋以来，历代封建皇朝都在中央设有刻书的机构。同治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