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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之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刀俎之肉”①。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中国已修成的铁路总长为9292 公里，其中有40％是控制在列强手中。
列强还以多种形式攫取中国的矿山开采权。继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平煤矿落入英国之手后，全国10 余省的主要矿权又逐渐被英、美、俄、法、比等国所夺取。列强不仅大量侵夺了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而且将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和边远省份。至清末，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控制了中国煤矿机器开采量的90％以上，而中国的铁矿生产则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除铁路、矿业外，在航运业、棉纺业、造船业、烟草业、金融业等方面，帝国主义的投资也迅速增加。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渗透和控制，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殖民地的深渊。时人惊呼：“经济既尽，国家随亡，于是分割土地以为殖民地，中国完结矣！”②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东北是列强争夺的一个焦点。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俄国乘机侵占了东北，妄想建立所谓“黄俄罗斯”。《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侵华军队陆续撤出华北，但俄国的十几万军队仍驻扎在东北，拒不撤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 年4 月）中俄订立的《交收东三省条约》本已明确规定，俄军要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分批撤出。然而，在将要到期之时，俄国又向清廷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为其长期霸占东北制造借口。俄国独霸东北的企图，与日本的侵略政策发生严重冲突。在得到英、美的支持后，日本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中国的①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 册，第684 页。
② 铁厓：《警告全蜀》，《四川》第1 号，第19 页。
领土上与俄国展开了一场为争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结束。日俄双方在美国的调停下，于次年八月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地、长春至大连铁路及其他有关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
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盛京地区“陷于枪林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号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①。然而，腐败的清皇朝在战争爆发时，竟然宣布“中立”，把辽河以东地区划作战场。战后，清廷承认了日俄所签条约的分赃规定。这样，俄国势力退到东北的北部，日本势力侵入东北南部。
长期以来，英国与俄国对中国西藏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03—1904），英国乘俄国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东北的时机，发动了入侵西藏的战争。西藏地方军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他们在江孜保卫战中表现得英勇壮烈，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光绪三十年六月，英军攻占拉萨，大肆抢掠。三十二年（1906），英国迫使清廷签订了不平等的《续订藏印条约》，规定开放江孜、噶大克为商埠；清廷保证非经英国政府允许，外国人不准租买西藏土地，不准干涉西藏一切事宜，不准派员入藏，不准享受铁路、电线、矿产等各项权益。
清廷对义和团的出卖和向帝国主义势力的投降，充分暴露了它反动腐朽的本质，也使它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缓和矛盾，延续统治，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布“变法”，在几年之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所谓“新政”。“新政”的一部分措施，如提倡民族工业、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等，是为了缓和统治者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练兵筹饷。二十九年（1903），清廷设立练兵处，开始改革军制。三十一年，又拟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 镇（师）的庞大计划。同年，又设立巡警部，编练警察。
“新政”的一些内容多是在百日维新时就曾提出，在戊戌政变后又遭到了否定。所以，“新政”某些内容的实行，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新政”与戊戌维新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 年1 月29 日），慈禧太后在其发布的“变法”上谕中，就已对“新政”的性质做了明确规定：“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即封建的专制制度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只是某些具体的统治方法可以有所变通。故此，清廷还特别强调“新政”与维新派的变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指责“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①。另外，“新政”还有进一步博取帝国主义的欢心的用意。清廷曾向俄、法、英、美、德、日、意等各帝国主义国家表示：“敝国现议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①光绪二十七年，清廷根据帝国主义各国的要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此后，又依照它们的需要，① 《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4 册，总第4601 页。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4 册，总第4616 页。
明文规定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筑路、开矿等方面的投资。
第二节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清廷的对外卖国、对内压榨，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清廷还利用推行“新政”之机，加捐加税，勒索人民。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②；“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③。各级官吏乘机从中勒索中饱，广大民众难以为生，民怨鼎沸。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省一带的农民起义，鲜明地举起了“扫清灭洋”的大旗。规模更大的是同年广西省汉、壮、苗、瑶等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烽火燃遍全省，斗争持续了三年。抗捐抗税和抢米的斗争，在各省普遍发生，其中规模大的有湖南省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省莱阳的抗捐斗争。宣统二年（1910），长江流域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一时间，“江、浙、湘、沔、淮、泗之间，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而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一起。汉口地方聚至二十余万人”①。灾民只得靠吃树皮、草根过活。绅士、地主和中外商人则乘机囤积粮食，获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饥馑遍地。宣统二年三月（1910 年4 月），长沙城乡饥民忍无可忍，要求官府减价粜米，遭到镇压，死伤数十人。饥民奋起跟清军搏斗，参加的群众发展到几万人。他们捣毁米店、钱庄，烧毁巡抚衙门、税局，还捣毁外国领事住宅、洋行和教堂，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终于迫使清廷允许平粜。同年，莱阳县乡民要求清算被官绅侵吞的备荒积谷，用来渡荒和支付捐税。他们的要求被官吏拒绝，代表被拘押。于是，几万乡民围困了莱阳县城，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00 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遍布全国的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皇朝的统治，使它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
在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推动下，资产阶级领导的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也在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居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下，在全国蓬勃展开。
光绪二十九年（1903）爆发的拒俄运动，揭开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
由于武装占据东北的俄国侵略军拒不如约按期撤兵，反而向清廷提出了七项无理要求，企图长期占领东北，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纷纷举行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行径，致电清廷外务部，表示对俄国的要求“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各国外交当局说：“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①北京、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相继集会抗议，罢课示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召开了拒俄大会，组成拒俄义勇队（后更名“学生军”），发誓要与侵略军血战到底。留学生还派代表回国，请求清廷出兵抗俄，并表示学② 《江西巡抚冯汝骙奏宜春乡民抗捐仇绅聚众攻城折》，《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355 页。
③ 《论近日民变之多》，《东方杂志》1904 年第11 期。
① 陈雨人：《陈侍御奏稿》卷1，第37 页。
① 《江苏》第2 期，《纪事》，《本省时评》。
生军愿为先锋。但是，清廷却指责学生军“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命令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政府强制解散了学生军，压制了运动。
光绪三十一年（1905），资产阶级领导的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展开。自鸦片战争以来，美国资产阶级从中国诱骗走了大批的华工。这些华工在美国垦荒、修路、开矿，担负着极为繁重的劳动，促进了美国的繁荣。同治、光绪年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美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开始煽动排华。光绪二十年（1894），美国迫使清廷订立了《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对赴美华工作了种种苛刻的限制。美国各州也发布了各种排华法令，迫害华工、华侨的罪行愈演愈烈。三十年（1904）条约期满，清廷在广大华侨和国内人民的压力下，向美国提出了修约的要求，但遭到拒绝。于是爆发了反对美国排华、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三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905年5 月10 日），上海商务总会决定，以两个月为期，如美国强我续约，则联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作为抵制。运动以上海为中心，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小城市，并得到了海外侨胞的大力声援。工商业者、学校师生和各界群众组成了各种爱国团体，举行集会演说，商家不进、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不卸美货。抵制美货运动的迅速高涨，使美国政府大为震惊。于是，对清廷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清廷出面压制。在美国的压力下，清廷下令停止对美货的抵制，并电令严办运动的领导者、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等人。压力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上层人物开始动摇。曾铸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后，从此就称病不出。但广大群众坚持斗争，终于迫使清廷和美国未敢再续签限制华工的条约。
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路矿权的收回利权运动，在全国的许多省区迅速开展起来。经过斗争，先后收回了黑龙江、山西、奉天、山东、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被帝国主义侵占的部分矿区。广东、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等省，还相继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以确保利权为宗旨，要求清廷收回路权，废除向外国借债修路的合同。收回利权运动持续发展，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都遭到了清廷的破坏和镇压，这使得人们逐渐认清了清皇朝的反动本质，懂得只有推翻清廷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如拒俄运动失败后，黄兴、陈天华等一部分留日学生就立即组成了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他们抛弃了以往“乞怜于满洲政府”的做法，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第三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少年时代曾到檀香山，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光绪十一年（1885）回国后，在广州、香港学医。光绪十八年（1892）起，在澳门、广州行医。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爱国青年和会党人物，经常在一起抨击清廷的黑暗统治。他很倾慕太平天国的反清事业，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孙中山也受到改良思想的影响，同辛亥革命的许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一样，他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廷，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廷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但遭到拒绝。不久，中日战争爆发，孙中山感到国家面临的危机严重，认识到依靠清廷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走革命的道路。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 年11 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联络华侨多人，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他回到香港，邀集同志，建立兴中会总会。兴中会在会章中揭露了清廷的腐败无能，指出中国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在会员入会誓词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
兴中会成立后，立即筹备武装起义，并决定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 月）在广州发动起义。但由于计划泄露，起义还未发动就受到镇压。孙中山遭到清廷通缉，被迫逃亡国外。他到了日本、欧美各国，接触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学说，也发展了革命组织，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利用这个时机，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年10 月），在广东省惠州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在半个月内曾经发展到20000余人，屡次击败清军。后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弹尽援绝，起义失败。此次起义虽然又告失败，但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却赢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同情。对此，孙中山曾回忆说：“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①孙中山也没有气馁，而是继续探索救国道路，坚持革命斗争。
光绪末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风行一时的出国留学和国内新式学校的开办，为这个阶级培养出大批的知识分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日学生已有1300 多人，三十一年激增至8000 人，三十二年达1。2 万人。与此同时，在国内由各类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数也是逐年上升，至清廷覆灭之前，学生总数已达150 多万。在这些有别于旧式文人的新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接受了变法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又受到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启发，开始逐渐感觉到，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必须走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国内外组织了革命团体，出版了许多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上海和东京是他们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刊的“专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宗旨”的《译书汇编》开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 卷，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235 页。界》、《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刊物，相继问世。在上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主要是《苏报》、《大陆》、《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据统计，革命党人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约一百二三十种报刊，用以“灌输最新学说”，“传播革命思潮”，“鼓舞国民精神”。发行数量，最多的达到两万多份。革命党人创办报刊的同时，还编印了大量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从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期间，革命党人共印发这类读物130 种左右。革命书刊的大量出现，预示着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章太炎、邹容和陈天华等人有很大的影响。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省余杭县人。早年受改良思想的影响，曾参与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逐渐转变了政治立场，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逃亡国外，成立了“保皇会”，继续宣扬改良的道路，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曾一度在海外华侨中得到广泛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康有为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