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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第494 页。
④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第34 页。
⑤ 冯奉初等：《咸丰顺德县志》卷3，第45 页。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 上。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
①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各项经济政策，其统治区内，手工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里是我国主要的蚕桑产区，在太平天国统治期间，生丝的出口基本保持着增长的趋势。一个外国人记载说：“自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以来，他们获得扬子江下游的大块产丝区域。1853 年以前的10 年中，中国的生丝出口，每年平均在16000 包至25000 包之间。1853年的出口为25571 包。1854 年即陡增至61984 包。1860—1861 年间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事实上握有整个产丝区域，丝的出口为69137 包。次年，增至88754包。1862—1863 年，太平军占领产丝区域的最后一年，丝的出口为83264 包”②。另外，茶叶的出口也保持着增长的趋势。“1852—1853 年，出口为72900000磅。1853 年，太平军定都南京的一年，出口为77210000 磅。1854—1855 年，为86500000 磅。1860—1861 年为87220754 磅。1861—1862 年增至107351649磅。1862 年又增至118692138 磅”③。这种增长趋势，表明了这里蚕桑业和制茶业的发展。
但是，在太平天国反对清皇朝统治的斗争中，以及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各地的手工业，包括蚕桑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坏或影响。清军攻陷南京后，蚕桑产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生丝的出口量急剧减少，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生丝的出口仅为41128 包①。战争期间，南京、杭州的丝织业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太平军攻克南京后，这里的丝织业机户一半以上逃亡别处，“织工流离四散”②，加之战时难以从附近产丝区获得正常的原料供应，产品也难以顺利推销出去，导致南京的丝织业急剧衰退。杭州受战争的破坏更加厉害，其丝织业的衰退情况比南京还严重。《杭州市经济调查》记：“杭州机户，昔以万计。洪杨之役，遂致星散，幸存者不过数家。”③远在北方的直隶，其丝织业也因生丝流通不畅而衰落。直隶饶阳县出产饶绸，“从前织此绸者共有十余家。。。溯自南省不靖，丝价腾贵，此绸亦遂料薄价昂，无人购买，各织户俱赔累，陆续关闭，近年仅存二家”④。另外江苏及吴江盛泽镇的丝织业，浙江平湖的棉纺织业，淮南的制盐业，四川、云南的制盐业、矿冶业，贵州的矿冶业、茅台的酿酒业，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安徽合肥的碾米业，福建崇安的制茶业，广东新会的制葵扇业等等，均因受战争的影响或衰退，或遭到破坏。一直到同治末年以后，各地的手工业生产才逐步得到了恢复。
① 徐珂：《雪窗闲笔》，《康居笔记汇函》，第92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第544 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第544 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第544 页。
② 同上书，第602 页。
③ 《杭州市经济调查·丝绸篇》，第71 页。
④ 刘长佑：《停贡饶绸片》，王廷熙等：《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7 下，第32 页。第二节同光年间手工业的衰落咸丰六年至十年（1856—1860），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清廷手中攫取了更多的特权和利益，使中国的手工业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同治以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加之西方商人逐渐了解了中国人所喜欢的商品的质量、价格、式样等，改变了以前盲目输入商品的做法，从而使其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迅速上升。这样，中国相同产品的销路便受到了愈来愈严重的损害。生产这些产品的手工业因此趋向衰落。
手工纺织业是衰落较早的部门。造成中国手工纺织业衰落的经济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棉纱量迅速增加。据资料：同治中年，洋纱每年输入不过100 余万海关两，光绪初增至300 余万海关两，中法战争后迅速增至一千二三百万海关两，甲午战争前后更达三四千万海关两①。光绪初年以前，中国棉纱市场由英纱独占，此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销量，便无不以印纱为主了②。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纱也开始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与此同时，洋纱的价格大幅度降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1872—1890），进口棉纱的价格下降了1/4 以上，如以同治十一年（1872）的进口棉纱价格为基数，光绪十二年（1886） 时进口棉纱的价格仅为它的66。9％①。而同时期土纱的售价远远高于洋纱，如光绪十三年（1887）时，牛庄地区的洋纱售价，每包（300 斤）57 两白银，而同样重量的土纱却要87 两左右②，土纱比洋纱贵52。6％。这样，自然使一些地区的手工织布者舍弃土纱而改用洋纱。另一方面，中国市场上原棉价格的提高。由于英国棉纺织业对印度棉花的大量需要，以及印度本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印度棉花向中国输出的数量大为减少。不仅如此，由于日本的棉纺织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其本国出产的棉花不能满足需要，因而从中国大量收购棉花。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市场上的原棉价格上涨，其价格甚至与进口的印度棉纱的售价相仿。宜昌海关在光绪十六年（1890）的报告中说：“印度棉纱和（东部诸省来的）棉花的零售价格相差无几，所以买进棉花再来纺纱，反而比直接用洋纱更贵。”③因此，土纱再无市场了。
洋纱代替了土纱，造成各地手工纺纱业大批破产。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闽南、江浙苏松杭及长江流域各省手工纺纱业纷纷停业破产，山东土纱纺织业也“几乎全部停歇”④。到甲午战争前后，全国各地“无一省不有大批手工纺纱业破坏的情形”⑤。《中外日报》载江西的情形：“近年省属各处销售洋棉纱多至数万包，土棉纱已无人过问，妇女纺业多废。间有无工可作仍从事纺纱者，然土纱每斤售钱二百五六十文，洋纱每斤售钱二百八九十文。① 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
② 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
① 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
② 参见《海关贸易报告册》（英文本），1887 年，牛庄口，第2 页。
③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9 页。
④ 《海关贸易报告册》（英文本），1887 年，烟台，第43 页。
⑤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 年第6 期。土纱不及洋纱匀洁，故价格日跌。乡村妇女因失业而困苦者，不知凡几”①。江南一带“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②。贵州黄草坝“过去曾为不可少的纺车都摆在一边，满布着灰尘，被遗弃了”③。广州附近“纺纱之业，风流云散，至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④。大致到民国初年，中国手工纺纱业除了偏僻地区和纯粹为了自给之外，大部分都已在外国机制棉纱的压迫下停歇了⑤。和手工纺纱业同时出现衰落趋势的，是与之相关的手工织布业。洋布最初输入中国，只是城里的一些有钱人才穿用。一个外国人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我们的布匹，在夏天，为了节省丝绸与绉纱；在冬天，则加上棉絮，节省皮衣和厚重的缎子。商店的账房先生和店员穿用我们的布匹也相当普遍。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显得光彩。。。富裕阶级之所以穿洋布，也不是因为洋布好，而是因为做起所需衣服来，碰巧洋布比他们土布便宜罢了。”⑥而大多数人，尤其是广大农民仍使用土布。道光以后，欧洲棉纺织业生产技术大幅度提高，生产费用显著降低，布匹的售价也大幅度下降。“例如：本色布在1866 年（同治五年）的售价是2 两9 钱至4 两，1867 年是2 两5 钱至3 两，而1868 年的价格大约在2 两2 钱到2 两5 钱之间。外国棉布在这样的低价下就能与土布竞争，并能负担运输费用而深入到内地去”①，因而洋布得以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同治末年以后，进口棉布增长的速度尤为明显，光绪元年（1875）棉布进口金额为1700 多万海关两，光绪六年（1880）为1900 多万海关两，光绪十一年（1885）为2500多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六年（1900）达4500 多万海关两，光绪三十一年（1905）更是达到11000 多万海关两②。由于洋布价廉，在农村中穿用的人也日益普遍起来。“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以说已不存在了。。。洋漂布主要流行于本省（浙江）贫瘠和人口稀少的区域，如衢州、姚州（即余姚）、金华便是”③。同治十年（1871），《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也提到：“中国（汉口）农民开始发现这种外国货物（洋布）比他自己的（土布）便宜得多，在某种程度内，（洋布低廉的价格）抵补了（洋布）不耐用的（缺点）。”④光绪元年至二年（1875—1876）的该报告还称：“土布和进口商品（洋布）相竞争，（在品质上）决不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手织土布的售价较高，因而贫苦的中国人便不得不买便宜的但并不耐用的竞争品（洋布）了。”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指出：“迄今通商大埠，乃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其①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六日。
② 《利国宜广制造论》，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一日《申报》。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14 页。
④ 邬庆时：《番禺末业志》，“工商业”第四，卷4；又见梁鼎芬等：《番禺县续志》卷12《实业志》，“工商业”，第36 页。
⑤ 参见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 年第6 期。⑥ 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0 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20—221 页。
② 参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 年7 月版，第16 页。③ 《关册》（英文），1871—1872 年，第133—134 页。
④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20—221 页。
⑤ 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22 页。
言虽不很准确，但也可见一般。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手工织布走上没落的道路。如浙江鄞县，所产土布因结实、耐用而闻名，俗称结布或老布，“为民间家庭工艺之最普泛者”①。但是，“迨至光绪十年后，。。则巡行百里，不闻机声”②。在江苏，同治中期以前“土布遍销内地，为土民出产之大宗。。。十年之后，逐渐稀少。又十年而通都大邑，竟至绝迹。今日虽在穷乡，聆纺织之声，诧为异矣”③。甲午战争前后，北方“畿辅深、冀诸州，。。近来外国布来，尽夺（我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外国”④。湖南岳州，“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布名），几如披砂拣金”⑤。广西贵县也因“洋布输入，土制纱布，相形见绌，纺织之业，遂一落千丈”⑥。
但是，手工织布业的衰落在进程上较手工纺纱业缓慢。这是因为一些具有长期商品生产传统，手工纺织业收入在农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当其手工纺纱业几乎全部停顿时，大量的劳动力又以低于价值的价格，投入到与之接近的手工织布业中，同时在手工织布中大量使用价格低廉的进口机制棉纱，从而使手工织布业在洋布的强大冲击下，得以保存，甚至有了新的发展。光绪八年至十七年（1882—1891）《海关十年贸易报告》（英文本）载：广东琼州“随着大量的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止了。。。文昌女工既失其纺纱职业，便转入织布，据说她们的收入现在已较前些年约增加一倍”①。江西《庐陵县志》也载：“十数年来，纺车朽蠹，而机杼不减于旧，盖业布者市洋纱为之，贫妇计段责值而已。”②有些地区用洋纱织成的土布，不仅比用土纱织成的土布便宜，甚至比进口的洋布还便宜。光绪十八年（1892）镇江口海关报告称：“北方各处之人，俱购洋棉纱自织，其织成布匹较市中所售价廉而坚。”③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江口的海关报告也称：“内地人民有尽用洋棉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值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④这样使土布得以抵抗洋布的冲击，甚至挤占洋布的销路。如江苏“通州所出布匹，销场极大。各省之人，皆闻其名，皆乐于购”⑤，致使从镇江进口的“洋布减销尤甚。。 。从前如江北内地各州县，均用洋布，近则用土布者渐多”⑥。一个外国人在他对贵州安顺府、黄草坝和独山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三个主要织布中心，近二十年来，织布业有了迅速的成长。据消息灵通的外国侨民说，这种情形正方兴未艾。我们不论在那里参观，人们都以愉快而直率的态度向我们解说进口洋布贸易范围过于狭小和家庭织布业的范围之广大。例如黄草坝一个最大的商人曾着重指出洋布的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纺织》，第20 页。
② 蔡藏卿、马厓民：《鄞县通志》第三《博物志》，第81 页。
③ 《书徐侍御请减土布落地厘捐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中外日报》。④ 吴汝纶：《深州风土记》记21，第46 页。
⑤ 《关册》（中文），1903 年，下卷，第30 页。
⑥ 梁崇鼎等：《民国贵县志》卷11，第337—338 页。
①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33 页。
② 曾灿材等：宣统《庐陵县志》卷4，第14 页。
③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④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二十一年，九江口。
⑤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⑥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九年，镇江口。
进口每年不超过1500 匹，而另一方面，黄草坝镇上和近郊的织布机数，据他的合理估计有2500 台。这些织布机共出多少布，可惜无法确定。但是进口的布匹，不论在价值和数量上和本地布比较起来，便显得不足重视。”①上述情况，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湖北沙市附近，广东佛山、兴宁，四川重庆、乐山，直隶高阳、宝坻等地均有发生，使手工织布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还有一些地区，由于外省手工织布者的大量涌入，使本地织布业迅速发达。如云南府，光绪十七八年，“城内仅有少数几架织机”，到二十一二年已发展到几百架，“这种增长完全由于四川移民和廉价的印度棉纱几乎是同时来到云南所致”②。其时云南南部，“全体人民都是穿的印度棉纱织成的布”③。而“云南府的洋布贸易所值甚微，重庆一天的贸易等于云南府一年的贸易”④。
从整体上看，中国手工织布业在进口洋布的打击下总趋势是日渐衰落了。但由于这种打击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些地区破坏程度较轻，其手工织布业还可以有一定的发展。而个别边远地区甚至从未见过洋纱洋布，其家庭纺织业自然也就仍占统治地位。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使中国的手工纺织业出现衰落的趋势，也使其他一些手工业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其中冶铁炼钢业、蜡烛业、制针业、制靛业等部门遭到了比手工棉纺织业更为惨重的破产的命运。
中国的冶铁炼钢业是手工业中比较发达的一个部门，在古代社会，其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鸦片战争前后，外国铁及铁制品的输入数量很少，但从同治年以后，其输入量急剧增长。历年海关报告》记：同治六年（1867）进口铁为113441 担，光绪十一年（1885）增加到1202881 担，不到20 年增加了近10 倍。而光绪十七年（1891）更剧增至1726056 担①。洋铁大量涌入，使土铁日益受到排挤。宁波、烟台一些地方，同治中期就已出现洋铁差不多全部占夺土铁销路的情况。中法战争前后，天津也主要进口洋钢了②。洋铁能够代替土铁的最重要原因，仍然是其价格低廉。此外，输入的洋铁多为铁条、铁片等，因而使用加工便利，可以大大地节省时间和劳力，很受用者欢迎。这样土铁的销路逐渐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