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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来说，替女人挨打是寻常事。他一次次不由自主卷入到人家夫妻打架的事件中，无一例外地为女人打抱不平，于是陆续付出皮肉之苦的代价，甚至付出头发和牙齿。有些受到他偏袒的女人，嫌他多事，一气之下也配合丈夫朝他脑袋上抡抡拳头，使他颇为委屈。一般来说，他不会与这些女人计较。人们说他是这些女人的哩咯啷，他也很乐意听人们说他是这些女人的哩咯啷。哩咯啷是像声词，描述五音阶小调时常用，在马桥词汇里也代指情人以及谈情说爱的活动、更准确地说，它表示不那么正规、认真、专心的情爱，较多游戏色彩，一股胡琴小调的味，是介乎情爱和友善之间的一种状态，不大说得清楚。正因为如此，它也只能用哩咯啷这种含混不清若定若移的符号来给以敷衍，引导一种边界模糊的想象。草丛里的野合是哩咯啷，男女之间随意打闹调笑一下，也可以被称之为哩咯啷。可以断定，如果马桥人看见了城里的交谊舞或男女同行，一定也会将其纳人哩咯啷的范围——一个婚姻之外缺乏明确分析和表述的广阔范围。
马桥人有很多语焉不详的混饨意识区，哩咯啷是其中之一。
科学
马桥人在岭上打柴，担回来摊在地坪里晒干了再烧。湿柴很重，担在肩上十分咬肩。我们知青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砍了柴以后就摊在岭上晒，晒干了，下次砍柴时再来担。每次都是摆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干柴，担子就轻一些。罗伯明说这个办法好，换了我的担子试一试，眼睛瞪大，说确实轻好多么。
我说一大半的水分都蒸发了。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不是不担，是要担得科学一点。”
“什么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
一句话把我堵得好一阵没吐过气来。
他又说：“科学来科学去，看吧，大家都要变马鸣。”
他是指神仙府里的主人。马鸣住在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时候找回来一点瓜菜，懒得烧火，就生着吃。这样生吃惯了，以后找回来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里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还有一套一套的讲究，说煮熟了的东西不营养，山上的老虫豹子从来都是生吃，劲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么不好？他也从来不担尿桶，在自已的脚当头戳了一个墙洞，一根竹槽从屋里接出去，有尿就往糟里射。他认为这样也比担尿桶科学，水势就低。堵塞不如开导。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脸。脸上结成壳了，就用手于搓一把，或者掰几下，刮几下，就掉下一块一块的壳皮。他不说自己怕冷水。反而说人洗多了脸不科学，把一点好油气都洗光了，伤皮。
更可笑的是，他从溪里挑一担水回家要半个时辰，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走着“之”字路，扭过来拐过去好半天还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闲人奇怪，说你放了一担水再唱戏不好么？马鸣说：“你们晓得什么！这样走才省力。詹天佑当年在八达岭修铁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佑何许人也。
“你们如何会晓得！”他一脸清高和傲慢，不屑与众人白费口舌的样子，担着他那两桶水，依旧扭过来拐过去，把宝贵的气力省到神上府去了。
这以后，人们说神仙府里的杆子，一个比一个科学，那里都要成为科学院了。
可以想象，当马桥人从马鸣身上体会“科学”一词的含义时，不会对这个词有大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折成纸片卷纸烟；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充当广播线的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也就是说，对金刚们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已经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住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嘻嘻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只不过是一大群科学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样板戏”是一个糟糕的词，但一个在样板戏曲声中获得了爱情或青春记忆的人，一听到这个词可能会激动不已豪情澎湃。“批判”、“立场”、“专案”等并不是什么坏词，但领教过“文革”红色恐怖的人，一听到这些词可能会不寒而栗深恶痛绝。对这些词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那么，“科学”
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马桥人猖狂抵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了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
老表
比起“莲匪”之乱，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动乱则发生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在陕西拉竿子造反，屡次与官军中的湖南杀手“把头军”相遇，伤亡颇重，迁恨于所有的湖南人，后来数次率军人湘，杀人无数，被人们叫作“张不问”——即杀人不问来由和姓名的意思。当时他们的马鞍下总是挂着人头，士兵的腰间总是一串串的人耳，作为计功邀赏的凭据。
“十万赣人填湘”，就是这一血案后的景观。据说就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湖南人后来把江西人一律叫作“老表”，显得很亲近。
湘赣之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阻隔，人口往来不难。湘人至少也有一次填赣的浪潮，则是在本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初到马桥时，在地上干活，蛮人们除了谈女人，最喜欢谈的就是吃。说到“吃”字，总是用最强度的发音，用上古的qia（恰）音，而不用中古的中（契），不用近代以来的chi。这个qia作去声，以奔放浩大的开口音节，配上斩决干脆的去声调，最能表现言者的激情。吃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狗肉鱼肉，还有肉——这是对猪肉的简称。吃包子馒头油饼油糕面条米粉糍粑，当然还有饭，就是米饭。我们谈得津津有味，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也不厌其旧，常谈常新常谈常乐，一直谈得手舞足蹈，面生红光，振振有辞，一个个字都在充盈的口水里浸泡得温淡淡的，才被舌头恶狠狠弹出口外，在阳光下爆炸得余音袅袅。
这种谈话多是回忆，比方回忆某次刻骨铭心的寿宴或丧宴。谈着谈着就会变成假设和吹嘘。刚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三斤饭，马上就有人宣布自己可以一次吃下二十个包子。这不算什么，更有强中强哼了一声，断言自己一次可以吃下十斤猪板油外加两斤面条等等。为此当然会发生争吵，发生探讨和研究。有人不信，有人要打赌，有人志愿出任裁判，有人提议比赛规则，有人机警地防止参赛者作弊，比方防止他把猪板油煎成油渣了再吃，如此等等。这种差不多千篇一律的热闹，总是在离吃饭还早得很的时候就超前出现。
在这种时候，本地人也常常说起“办食堂”那一年，这是他们对“大跃进”的俗称和代指——他们总是用胃来回忆以往的，使往事变得有真切的口感和味觉。正像他们用“吃粮”代指当兵，用“吃国家粮”代指进城当干部或当工人，用“上回吃狗肉”代指村里的某次干部会议，用“吃新米”代指初秋时节，用“打粑粑”或“杀年猪”代指年关，用“来了三四桌人”代指某次集体活动时的人数统计。
他们说起“办食堂”，那时吃不饱饭，一个个饿得眼珠发绿，还要踏着冰雪去修水库，连妇女也被迫光着上身，奶子吊吊地担土，配合着红旗、锣鼓、标语牌以示不畏严寒的革命干劲。继三爹（我没有见过的人）一口气没接上，就栽倒工地上死了。更多的青壮年则不堪其苦，逃窜江西，一去就是多年。
我后来碰见过一位从江西回马桥探亲的人，叫本仁，约摸四十来岁。他给我敬纸烟，对我“老表”相称。在我好奇地打听之下，他说他当年跑江西就是因为一罐包谷浆（参见词条“浆”）——他从集体食堂领回一罐包谷浆，是全家人的晚饭，等着老婆从地上回来，等着两个娃息从学校里回来。他太饿，忍不住把自己的一份先吃了。听到村口有了自己娃患的声音，便兴冲冲往碗里分浆，一揭盖子才发现，罐里已经空了。他急得眼睛发黑。刚才一罐包谷浆到哪里去了？莫非是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一口口吃光了？
他不相信，慌慌地在屋里找了一遍，到处都没有浆，所有的碗里、盆里、锅里都是空的。在这个年头，也不会有狗和猫来偷食，甚至地上的蚯蚓和蝗虫也早被人们吃光了。
娃崽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是从来没有这么可怕的声音。
他觉得自己无脸面见人，更无法向婆娘交代，慌慌跑到屋后的坡上，躲进了草丛里。
他隐隐听到了家里的哭泣，听到婆娘四处喊他的名字。他不敢回答，不敢哭出自己的声音。他再也没有进自己的家门。他说，他现在赣南的一个峒里砍树，烧炭，当然……现在十多年已经过去啦，他在那里有了新的一窝娃崽。
他原来的婆娘也已经改嫁，而且不怪罪他，这次还接他去家里吃了一顿肉饭。
只是两个娃息从生，在岭上要，天黑了还没有回来。
我问他还打不打算回迁。
我说完以后就知道自己问得很蠢。
他浅笑了一下，摇摇头。
他说一样的，在那边过日子也是一样的。他说在那边可望转为林场的正式工。
他还说他和另外几个从马桥去的人，在那边结伙而居，村名也叫“马桥”。那边的人把湖南人也叫作“老表”。
过了两天，他回江西去了。走那天下着小雨，他走在前面，他原来的婆娘跟在后面，相隔约十来步，大概是送他一程。他们只有一把伞，拿在女人手里，却没有撑开。过一条沟的时候，他拉了女人一把，很快又分隔十来步远，一前一后冒着需靠雨往前走。
我再没有见过他。
流逝
很多词典里都收录了这个同。
《中国民间方言词典》（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年是这样解释的：流势，也作“流斯”。屈原《九次河伯）｝：“与女游兮河之渲，流激纷兮将来下。”原用于形容水流迅速。今作马上、立刻、飞快。如“他饭也不呷，撂下筷子流势就走了。”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是这样解释的；流些，＝流时，副词。连忙：“听到咯个消息，他流些跑来了”
有些南方小说家也各行其是地使用过这个词，如周立波，在《山乡巨变｝）等作品中，经常用到“流水”，比如：“天下雨了，他流水喊人到场上去收谷、”
除了“流澌”已被古人注解为解冻冰块，应暂时排除不论以外，“流势”，“流些”，“流时”，“流水”，“流逝”，它们稍有差异，但都是表达同一个意思，即“马上”。这些词也应该产生于多水的南国，正如“马上”又坏能产生于多马的北国，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流逝，表现了南国人对时间最早的感觉。“子在江上曰：逝者如斯夫。”他们发现无论是潺潺小溪，还是浩荡大河，都一去不复返，流逝之际青年变成了老翁而绿草转眼就枯黄，很自然有错阴的紧迫感。流逝也许是缓慢的，但无论如何缓慢，对流逝的恐惧使人们必须用“流逝”这个词来时时警戒后人，必须急匆匆地行动，给这个词灌注一种紧张感。
梦婆
水水是平江县人，远嫁到罗江这边的马桥。她的妹妹据说是平江有名的花旦，戏唱得好，一脚莲花步走得人们喷喷喷。据说水水当年比妹妹还要貌艺双全，只是一生了雄狮，就落下了腰疾，嗓子也破了塌了，一开口就有气流割着喉管的嘶嘶声，任何话都是散散泼泼从喉管里撒出来。她从此衣衫不整，大襟扣没有什么时候是扣好过，总是塌下半边、蓬头垢面，五官以外的部位常留下黑黑的一圈。她常常与一些年纪比她大得多的老婆子织布，找猪菜，筛糠米，听她们咳浓痰揪鼻涕，大概也不必怎么注意扮相，不必在暗淡的日子玉来一点特别。
女人一落了夫家，尤其是生了娃崽，就成了妇人，成了婆娘，不怎么爱惜自己了。不过，水水烂烂垮垮的样子有点过分，似乎有一种存心要虐待自己的劲头，一种要扣住自己作为人质，刻意报复什么人的劲头。好几次，她出门捞猪食，胯骨两边甩。踏一双男人的破套鞋，沙哑着嗓子“呵嗬呵嗬”地赶菜园里的鸡，裤裆里红红的月水印渍都被路人看见。这很难说是一般的大意。
雄狮死后，水水成了梦婆，也就是普通话里的精神病人，脸上常有飘忽不定的笑，而且见不得薯藤，一见就要把它连根拔，似乎她相信儿子就躲在地下，只要她揪住薯藤一拔，就可以把儿子从地里拔出来一般来说，她上午比下午好一些，晴天比雨天好一些。在这些时候，她目光清澈，接人待物，忙里忙外，与常人差不多没什么两样。充其量也就是比较沉默寡言。她最紧张是在雨天的黄昏。越来越阴暗的云雾，越来越滞重的呼吸，檐水滴滴嘻嘻的声音，飞入窗子的一片枯叶，潮湿得透水的墙壁和床脚，邻人渐渐模糊了的面影，还有屋里不知何处突然传来鸡鸭们的闷闷声响，这一切都可能让她进人梦态。她更不能承受月光，一看到窗外的月光，就浑身发抖，把一条花头巾戴上，撤下来，再戴上，如此反复无数次。
如果不是志煌用绳子捆住她的双手，她可以如此反复整整一个通宵。她总说这条头巾不是她的，把头一扯下来。她又说她的头冷，不戴头巾是不行的，再把头巾戴上去。
水水与志煌终于离婚，娘家人把她接回平江去了。很多年以后我重访马桥的时候，问起了水水。人们很惊讶我不知道水水的情况，几乎就像惊讶我不知道毛主席一样。你没听说过她？你真地没有听说过她？他们不能容忍我的孤陋寡闻，也很为我可惜。他们说，水水现在的名气可大啦，她娘家常常被小汽车。摩托车、脚踏车包围，小摊小贩都借她的人气做生意。老远老远的人都来找她，请她猜彩票的中奖号码。那一段，乡下买福利彩票，买运动会彩票，买疯了，镇街一片萧条，百货无人问津，茶楼酒馆也顾客寥落，人们的钱全都拿去变成了彩票。乡干部们一个个急得大骂，说再这样下去连农药化肥都没人买了'生产还如何搞？生意还做不做？
预测中奖号码成了人们最揪心的话题。在这个时候，最受公众注目的人眼下不是官员，不是巨商，更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精神病人。人们突然四处打听和寻找这些疯子，向他们讨好逢迎，不惜馆以包上红纸的金钱，乞求他们指示彩票中奖号码，以便自己买彩票时下笔千金，一举获胜。人们纷纷传说，从事这种预测，小孩儿大人灵，女人比男人灵，文盲比读书人灵，而更重要的是：精神病比正常人灵。
水水当然在精神病人中更为出类拔章，据说几乎屡测屡中，无算不灵，已经让很多买彩票的人一夜暴富。她的名气当然也就广为传播。
我在县城里见到一个广播站的编辑，他惊讶我曾经认识水水，说他也去找过水水。他用读过四年大学本科的嘴巴滔滔不绝，说他坐长途汽车跑到平江，等了将近五个小时，才得以见到水水一面。他根本不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