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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评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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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我想请教您一个小说技巧的问题,会不会认为写长篇比短篇难?长篇的话,结构容易流于松散。以张爱玲做例子她的短篇写得很好,可是她的长篇像《半生缘》,结构就比较松,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样?
  白:我觉得如此。长篇的话更麻烦,因为“气势”就要从头到尾把持到。但是长篇也有个好处,就是你犯几个错还没
  关系,还可以补救回来。短篇在形式上的要求就更高,一段句也不能错,跟作诗差不多。
  另一人提出不同意见说:我觉得短篇小说比较难写。
  白:你说短篇小说比较难写?要写得好,写得精,短短的字数少,也是不容易,不容易。
  “都难,都难。”在笑声中,有人轻轻地说。
  问:如果有人请你推荐中国的古典小说,你会选哪些?
  白:我想,还是那几部吧!《三国》《水浒》、《红楼》、《金瓶》。《儒林》、《西游》,这六部都是打根基的,尤其对研究小说的人来说,有很大的助益,也很基本。
  “尹雪艳”是怎么来的?
  问:能不能请你谈谈小说技巧?
  白:如果光讲技巧,很不落实,最好举例来讨论比较好。
  (主编于是环视大家,说:“那么,这样吧!我们举白先勇的小说为例,再请他说明。”在座的有人说;《玉卿嫂》;有人说:《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也有人嘀咕:《台北人》。篇篇都熟,举哪一篇好?白先勇始终笑容可掬的,终于,他说:)
  我谈谈《永远的尹雪艳》好了,我只写过一次这种的,以后再没试过。《永远的尹雪艳》用的是全知观点,文字比较需要冷静,而且是反讽式的,夸大的词句。还有颜色很重要,我用了黑的啦、白的、红的啦,这些都是与题材、主旨有关。从头到尾,style和结构都很紧,如果松点就垮了,因为它没有戏剧性,完全平铺直叙,加上一点弦外之音,所以必须如此。
  问:那这个“尹雪艳”是怎么来的?像你的“金大班”,你说是第一次上舞厅(而且是惟一的一次)看到一位大班,从前是上海百乐门的红舞女,忍不住就替她编了一个故事。
  白:哈哈哈!是、是。我看过“尹雪艳”这个女人,只是远远一瞥过去,一下子给我很大的impact,我觉得这女人不得了,就想替她编个故事。
  (哇!远远一瞥而已?有人低呼惊叹,满座都是笑声.白先勇笑得最大声,也最久。)
  问:你刚刚说颜色很重要,是不是有象征作用?
  白:可以这么说,她全身雪白,就是一个death symbol(死亡象征)。我自己并没意识到什么象征意义,后来欧阳子一说,我愈想意对,哈哈――
  (他的笑声连串好比一道引线,哗!又爆炸了大家的笑意。)
  台北可以算是我真正的故乡
  问:《滴仙记》那个――
  白:李彤啊?我听我姊说过,有那么一位女孩,锋芒露得不得了,后来在欧洲自杀了。
  问:“孽子”是真的吗?
  白:半真半假,有真实有虚构。
  问:你的《台北人》,写的是这里的人;到美国去,换了环境以后,为什么没有多写那边的人?
  白:对!那些人也值得写,我也有兴趣写。但是,我觉得这边比较要紧吧!我住台北有十一年,台北可以算是我真正的故乡,对我最重要,我真正对上地有感觉也是台北市这个地方。
  问:我发现,新文艺里头写小人物的多,写知识分子非常少,是不是知识分子难写?
  白:是,是很难写,知识分子用的词汇就不大好写,我除了一篇《冬夜》,也再没写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不喜欢写识分子。
  问:是不是太切身了?
  白:是太切身,也是――哦――不免会涉及当时的政治背景,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很多事大家心里都明白得很,就是不好讲。他们当时对江青厌恶是到了极点,但是,不能讲,也不敢讲,知识分子的困境很难写,其实很值得写。
  不一定得亲身经验,内心的磨练更重要
  问:你在海外,对海外知识分子的处境有亲身体验,也有相当的了解,那不是也值得写?
  白:对:那很值得写,也可以写。在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承受那种四面八方的压力,那种摇摆、彷徨,那种矛盾,像陈若曦那种心情、遭遇,要写,可以写成厚厚一本书。对!很值得写。
  问:以你特殊的家世,你的小说是不是大都来自你的经验?
  白:我想,经验不一定得白亲身经验,内心的磨练更重要。
  问:有人把你的作品列人“眷区文学”――
  白:眷区?军眷区啊?哈哈.我想,我的题材有眷区也有非眷区吧!
  问:你写小说的经验满丰富,怎不写长篇的?
  白;哈哈!长篇的难,要保持那一口难!哈哈!我平时看从大陆来的家庭,两三代的变迁、没落,必里也有感触,这可以写。我鞭策我自己看看,希望会有长的。
  现在,“文学批评”这四个字太滥用了
  问:像你的小说题材算是很广的了,技巧的运用也算多方面,对小说技巧的尝试经验多,你看的作品也多,从事文学批评有很优越的条件,为什么很少看你真正写批评文字?
  白:第一点,从事文学批评要看很好的书,从古典的、现代的一路看下来。我看的书实在不够,顶多只能写一些随感,不是做学问。现在,“文学批评”这四个字太滥用了。
  问:你觉得欧阳子对你的《台北人》评得怎样?
  白:幄!她写得非常好。她有个本事把事情看得很细微很深人,她又很会说理,拿出一大套理论出来,不由人不信服而且她下了很大的工夫。
  问:有没有跟你观点不同的地方?
  白:有一些,但是只要能言之成理也没多大关系。她有时能触到我的动机,令我吃惊:啊!我从没跟人说过,怎么――她是很subtle的,尤其是评《冬夜》特别好,《游园惊梦》也很好。
  问:她是不是都用西洋文学理论来看你的小说?
  白:是,是。但是,她是以创作者的眼光,而不是Critic的来评。
  ( 白先勇停下来,嗓口茶,一边等着在年轻朋友提问题,轻轻松松地坐在装有轮子的藤椅上,前前后后转动。虽然
  感冒在身,倒是春风满面――笑得有声有色。林怀民说,白先勇的笑很奇特,呵呵呵,有点像小孩的笑,呵了三五笑,恍若要断了,忽然抱着长声又扬高了。为一点点小事,他就能断断续续笑上一分多钟。〔注:见《蓦然回首》一书后录林怀民文
  《白先勇回家》)
  如果要学写短篇小说,契河夫是祖师
  问:能不能谈谈琼瑶的小说?
  (大伙笑着看他。)
  白:哈!哈!我看的不多。不过,很多人攻击她,倒是大可不必。因为,听说许多女学生爱看她的书;她的书里许多romantic love
  谈恋爱的故事,满足她们的想像,使她们看得高兴,这也很需要。
  问:你最喜欢的作家有哪些?
  白:我刚才讲了六本中国的,这六本古典小说,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人都应该念,而巨念了受益很大。西方的,我最喜欢的是十九世纪俄国的杜斯妥也夫斯基,他给我的震撼力最大,其次是莫河夫、托尔斯泰。如果要学短篇,契河夫可以算是祖师;还有莫泊桑,这两个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子,都值得研究。
  文字之妙不能单看一旬、一段
  问:你是很推崇《红楼梦》的。一般来讲,中国人都把它当作经典之作。但也有人说它的文字不够好,白话提炼得不纯粹,还不成熟,你以为呢?
  白:嗯――我想,如果要讲白话,《儒林》的白话是更纯粹;如果讲口语,《儿女英雄传》是更口语化;但是,讲文字,得跟题材配合,《红楼梦》的题材很典雅,是极华丽富贵的,感情很浓的,不像《儒林》写中产阶级,如果《红楼》用很白描的白话泛开来,恐怕不能表现得好。曹雪芹是很讲究技巧的,他对诗、词、曲,尤其是曲,很熟很熟;文字,我想,他是很注意的。文白如果运用,他不会不考虑,在对话里面就看得出来,像贸政和刘姥姥说话就判若两人。
  还有,你记得刘姥姥进大观园,那一段不是极白吗?非常的生动活泼。有些地方就不适合那么白了,比如说很浓丽的情景描写。对了,还有《三国演助,是用半文言写的;“白帝城托孤”那段君臣对需要用史记那种手法,就不能用白话来写。(他又重复一次凋不能,然后笑起来。)要比白话,《老残游记》的文字随便抽一段出来,的确都是很成熟的白话。不过,我想这没多大关系。
  问:但是,《红楼梦》有些写景的部分,完全用四言一句,虽然很典雅工整,但,是不是呆板了一点?
  白:这样讲好了,有时候,一本书文字的好坏并不能单独抽出来看,要看整本书的体裁,像福克纳的文字,抽出一两段都是很坏的英文,文法也不通,但是整体看,实在是不得了。
  文字要能增加题材的效果。
  问:能不能说,文学的语言本来就不能跟一般的语言放在一起比较?
  白:那当然!文学的语言再怎么白,也跟一般的白话不同,而且得看题材,看哪样的文字可以发挥题旨,产生效果像卡缨的《异乡人》,要表现的是作者的哲学思想,用的文字要清楚,当然就不能像福克纳那样用很重的文字,他的style是近乎海明威的。风格跟本身的内容要配合,看能不能增题
  材的效果,表现题材的主题。(话题转了转。白先勇说到极兴处,不自觉将椅子往前一推,话题又落回他身上。)
  问:你写作的速度快不快?
  白:很慢,很慢,慢得简直――只有《金大班》最快,两天就出来了,写得很轻松,其他的都在脑里转很久,写了以后至少还要修改两三遍。
  问:你们那一代出了不少文坛巨星,我们现在好像没有?
  白:我倒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要好。哈哈!人概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哈!你们看起来就――而且大概我们那时候容易成名吧!现在你们比较吃亏,尤其是诗坛,(他转头问主编梅新)是吧?要了同颗彗星,很难很难。
  问:有人说是因为当年的外文系功课轻松――
  白:哈哈!你们现在很重是吗?(在座几位外文系的学弟。学妹一致抱怨:重喔!)我们以前常常逃课去印刷厂。
  当时办《现代文学》,大家都很穷
  问:对了,你们办《现代文学》是基于什么动机?是不是被退稿,恼了,一气之下自己开个天地?
  白:没有!哈!凑巧因为我们那届和上下两庙写的人很多。上一届的像丛苏。叶维廉,下一届的像王祯和、郑恒雄,我们同届的更多。我当时想,我们自己邢地盘一起写,不是很好吗?那时候我们什么都自己来,穷得很当时,夏济安先生对我们这些后进的启发很大,他有文学眼光,是个很好的老帅。
  (白先勇转向目前仟中外文学执行编辑的杨泽,问他,中外现在多少稿费?杨泽答说不好意思讲,不过稿费最近要提高了。大家都笑。白先勇笑着说:)
  我们那时是没有稿费的,常常还要贴钱,穷喔!
  问:陈若曦说你们穷得想卖你的照片――
  白:啊!乱讲!没有的事,陈若曦还给我骂了一顿!(急呼呼地否认,一边笑不可抑,每个人都轰然笑起来。主编笑说,你现在的相片还有效呢!我们到街头去!说着做出兜的动作。白先勇笑着搭腔:)
  如果卖得出去,我也去卖啦,抛头露面,哈哈! 我们有那么多文化成品,为什么不推出去?
  问:你是从海外来的,你觉得我们介绍自己的作,译介工作做得怎么样?
  白:在国外,有人在做了,像李欧梵他们就有在做。夏清在哥伦比亚大学也陆续翻过几篇台湾的小说,做了一些绍。因为现在大陆拿不出好作品,他们只有把鲁迅、巴金的品翻好,推出去。美国教授在教中国文学,上到“五四”后,就上不下去了,没有够分量的作品可以讲,所以他们在开始注意台湾的作品,也很需要,而且很喜欢。只是,这的宣传太差,到现在还推不动,真是奇怪!
  问:你应该多讲讲,多写一些此类工作的建议!
  白:唉!(气急败坏地)我着急得很,每次逢着机会就说。这件事应该大家一齐来说,大家一起做!我们有钱,有人才,就是还没有觉醒;重要的是,没有独立的机构来做这种事,我们有那么多文化成品为什么不推出去?像故宫的东西,为什么不做一次世界巡回展?张大干在国外有名得很,他在美国自己开的展览轰动得很,他现在人在台湾,政府为什么不帮他弄个回顾展,推到世界各地去?我们甚至没有一本像样的杂志,对外介绍我们的东西,像《汉声》很有水准,政府怎么不主动资助他们?他们辛苦得很,也真了不起,就是没有足够的经费。
  观念建立最重要,像“中学生头发”的问题
  问:这是不是因为当局还没建立起对文化的观念?
  白:对嘛!我们有东西、有人才,就是推不出去,可能是这样,还没认识文化的重要性,以为跟娱乐、杂耍差不多。
  问:观念的建立最重要,就像‘中学生的头发问题”到现在还有“中学生应该专心课业,不应为头发操心”这种说法,这是怎么说的呢?
  白:哎呀!我今天还在生气,这真是野蛮得很,毫无道理,落后到了极点,而且对中学生很不公平,他们最痛恨的就是这个。我们真是太不了解青少年的心理。教育心理学有没有证明,说留了头发就妨害教育?那么,照说全世界只有我们头发最短,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就全世界第一?为了这件事,还争论了那么多年,真是毫无道理。而且这又不是我们的国粹,我们那里就是这样的嘛!更野蛮的是头发不合格,在发上划一刀,这种事这些年来层出不穷。你想想看,被罚的学生那种心理的打击!
  问:对!这是小事,但关系青少年的心理太重要了。你写小说,一定比较了解这一点,是不?
  白:我就看过小学毕业,刚上初中的女生,剪掉长发,顶个西瓜皮,缩着脖子走的样子。这时期的青少年,最敏感,反抗力也最大,这样做对他们等于是破坏。全世界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如果硬要规定男生剃光头,你自己剃看看,才知道滋味不好受。真的,大笑话了!太笑话了!
  母亲去世以后,感觉到人生无常
  问:你的小说里有不少是以青少年的心理为题材的,里面的女性角色很多,女性的心理也写得特别好,你小时候是否爱到女人很大的影响?
  白:(笑)我不觉得我偏重女人,我什么都写啊!我小时候,最亲近的倒是一个副官。
  问:在《蓦然回首》那篇散文,你写母亲那几段特别动人――
  白:嗯!我母亲的死对我是很大的打击,我很难相信,银她样的人也会死。从那以后,我才第一次感觉到人生的无常,知道人生的大限。
  问:前面有一段写你母亲病中坚持去参加一个婚宴,坐起化妆,对着镜子看看说:“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
  白:我母亲是个生命力很强的人,看她奋斗一辈子,最后还是失败了,败在死亡的手里。从这以后,我对人生就不再那么肯定,而且常常有一种无常感。
  外国人很多相信抗战是中共打的,为什么?
  问:你有没有想过写你的父亲?(按:白崇禧将军,抗日 名将。)你是最适当人选啊!
  白:我不行,自己下笔不公正,也不够严谨,除非是写回忆录。
  问:现在有没有写你父亲的书?美国有没有?
  白:没有,只有英国的一本书,写关于当时几位将领。很奇怪,在美国,没有一本书很公正的写我们抗战的情形,他们对中国的“民国史”非常忽略,也不懂。我们自己也没有一本中日战史,没有一本好好的民国史给世界看,太不重视这件事了。

《冬夜》之对比反讽运用与小说气氛酿造
 
  《冬夜》,很可能是《台北人》里最受注意和欢迎的一篇,因为据我所知,好几种中国现代小说选集,包括中文的和英译的,都把白先勇这篇小说编选在内。《冬夜》之能受普遍欢迎,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此篇采用比较明显的呈示法表现小说主题。像《台北人》其他每篇一样,《冬夜》里也有许多隐喻,可是明示和明喻更多,所以,在相当程度之内,我们不难了解小说旨意。二、此篇题材关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面临的困境,而《台北人》这一类严肃作品的读者,大概也都是知识分子,如此,由于读者能领会小说人物之心境处境,并切身体认小说里提到的或呈示出来的有关中国文化的种种问题,就容易和作者发生共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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