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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就小说人物而言，《国葬》和《思旧赋》，特别和《梁父吟》，确实好像是有关系的。然而这三篇小说更值得注意的共同点，是小说的象征意义与悲悼气氛。
讨论《思旧赋》的时候，我已解释，该篇小说真正的主角，不是顺恩嫂和罗伯娘，而是残破的李家与其所象征之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讨论《梁父吟》时，我亦说过，如果我们把王孟养当作诸葛亮来解释这篇小说，则故事主角不再是翁朴园，而变成王孟养和他所代表的中华民国之精神。同样，《国葬》一篇的真正主角，也不是秦义方，而是李浩然将军，和他所象征的我们国家与文化。
顺恩嫂、罗伯娘、朴公，秦义方诸人，其实只是故事的叙述者，主角的悲悼者。也就是我所说的“中间人”，把过去光辉无比但现在残败死亡的主角，推介给我们，让我们也一同追悼凭吊。
《思旧赋》之李长官，《梁父吟》之朴公，王孟养，与《国葬》之李浩然将军，既然或象征我们文化，或象征我们国家，无怪乎彼此之间仿佛相关，甚至好像是同一个人。
李浩然将军一角之象征性，是不容置疑的。首先，小说题《国葬》，就似有所暗示。从祭文内容，我们得知他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他最深痛的悲哀，是在紧要关头，没能“挽回颓势”，终于“一败涂地”而使同胞子弟“尽丧敌手”，秦义方的记忆中，最光荣的一日，是“抗日胜利，还都南京那一年”，他随长官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那一天。
李将军到中山陵去谒陵，也是很有含义的。暗示李浩然这个人，继承国父的精神和遗志，一生抱持和我们国父同样的崇高理想。他和国父同是广东人，也是作者的一个暗示，此外，“广”“东”二字亦可解为“广大的东方”，所以好像同时也有文化方面的暗示意义。
出殡的行列向墓地进发，到南京东路，路旁有一部队正在行军。部队长看见灵车，马上发出一声号令：“敬礼！”听到这声号令，看到士兵倏然行注目礼，秦义方瞬间回想起当年到中山陵去谒陵时的情形。那时他年轻力壮，跟在十分英俊豪迈的李将军身后，那些驻卫部队，排列在陵前，一见他们走上来，便轰雷般地喊起：“敬礼——”。相隔二十余年的今昔两景，看来颇相似，都是士兵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向李将军致敬。可是当年李将军去中山陵，显然是为了向国父的在天之灵报告交代抗日成功的喜讯。而今日，他的遗体被移往墓地，情况又是多么的不同！
作者的悲哀和感慨是明显的。事实上，作者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他似乎没有多少余力对小说人物加以惯常的反讽。上述今昔两景的对比，固然不无反讽含义，但一般说来，《国葬》一篇的反讽意味着相当微弱的（当然，小反讽还是时常出现，譬如秦义方认为没有“良心”的年轻侍从，却很健康，有“良”好的“心”脏：而他认为很有良心的李将军，却因心脏不良而亡故）。
可是，我们却不能把作者这份悲感，误解为颓废性质的悲观。《国葬》作者所要传达的意旨是：活在今日这个偏重肉体现实的世界里，我们的惟一精神滋养，和对灵魂的救赎，即是对于光荣过去的记忆和礼敬。我们人类，若要维持人性的尊严，继续做“万物之灵”，就必须不遗忘，不斩断过去。保持一份记忆。一份礼敬。
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国葬》一篇的最后一句，也就是《台北人》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士兵轰雷般喊出的“敬礼——”二字。另又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国葬，部队士兵行礼的对象，是“灵”车。行礼的地点，是“南京”“东路”。路上又有一座用“松枝”扎成的“高大”牌楼。这些都是有双关暗示含义的。如此，当部队长高声发号：“敬礼！”就好比《台北人》的作者，从肺腑深处，用灵魂的全部力量，呼吁号召我们全体一同，向人类的灵性光辉，以及我们一度灿烂无比的国家文化，致上最高最深的敬意。
白先勇对于“灵”或“精神”的信仰与崇拜，在《台北人》的这个未篇小说里，达到了最高潮。我们读《国葬》，从头至尾，一直感觉到“灵”的存在。首先，小说主角李将军，就是已经脱离了肉体的“灵”。小说情节发展的地点，是“灵”堂。而“殡仪馆”、“白簇簇”“祭奠的花圈”、“牌坊”、“灵台”、，“遗像”、“致祭”、“黑布鞋”、“白发如雪”、“白须白髯”、“阴霾……冷峭”、“哀乐”、“启灵”、“灵柩”、“灵车”、“黑色……汽车”、“白菊”、“白麻孝带”、“灵堂里黑压压”、“凝神摒气”、“交通已经断绝”，等等的文字，一再的使我们感触到死亡，或灵与肉的永别。挂满于灵堂四壁的挽联，“拖到地面，给风吹得飘拂了起来”；灵台的正中，悬着一幅“李浩然将军穿军礼服满身佩挂勋章的遗像”；“香筒里的檀香，早已氤氲的升了起来了”。这样的描写，使人觉得李将军的灵魂，好像真的游回在空气里，统摄着整个灵堂，统摄着整篇小说。
《国葬》的神秘性质或气氛，主要成因固然就是李将军已经去世的事实，和作者的文字技巧，但还有其他情节上的因素，譬如秦义方住在台南荣民医院，一夜梦见李将军骑马奔过来，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挥刀不见了。”吓得他一身冷汗滚下床，心里就知道：“长官不好了！”我们记得，李将军到中山陵去谒陵时，“一柄闪亮的指挥刀斜挂在腰际”，指挥刀影射生命的活力，所以指挥刀之遗失，即暗示生命之丧亡。李将军的灵魂托梦向秦副官告别，亦增添小说的神秘性质。
比这个梦更具有重要意义的神秘情节，就是老和尚刘行奇的突然出现于灵堂，以及随后的突然飘逝。和尚“满面悲容”，“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秦义方追上去，和他招呼谈话，他却只吐出两半句话，掉下几滴眼泪，摇一摇头，叹息一声，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如此之描写，暗示这个和尚，已经解脱成仙。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考验，他体悟到人世之无限悲苦，于是生出菩萨心肠，以广大的慈悲，悯怜受苦的众生。
这位老和尚，到最后一篇《国葬》才出现，是深具含义的。这指示出《台北人》的作者自己，在写作这本小说的过程中，心灵上的发展和转变。我们记得，《台北人》首篇之尹雪艳，也不是凡人，也是超自然的“灵”，可是她冰冷无情，毫无慈悲心肠，所以她是死神，而非菩萨。白先勇开始写作《台北人》的时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艳，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观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丝毫感情地，写几个讽刺社会的小说。可是才写完第一篇，他就已经心软；接着一篇篇下来，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随同小说人物，在心理上亲历了他们个人的生命悲剧，终于彻悟人生是茫无边际的苦海。如此，写至最后一篇《国葬》时，作者仿佛已看破红尘，超升解脱而变得大慈大悲。正如老和尚刘行奇，在两半句话和几滴眼泪里，替芸芸众生担当着无限的忧苦。
所以，《国葬》这篇小说，题材虽然和《永远的尹雪艳》同样涉及死亡，两篇小说的含义、语调和气氛，却都迥然不同。《永远的尹雪艳》冷酷而悲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卑微；《国葬》则温和而达观地呈示出人类的尊严。
李将军一生，倔强不屈，保住人性尊严，所以虽然身死，精神尚存，坚留不去。正如章健挽联上所题，“岂容青史尽成灰”。如此，李浩然的死亡，异于尹雪艳魔掌下客人之死亡，不令人颓废丧气，却予人一种壮烈的悲剧感。
有生必有死。这是绝对改变不了的事实。由于时光永不休止地流逝，“世事无常”是必然的现象：年轻的人终将老死，贵族之家终将没落，兴盛的国家终将衰亡，灿烂的文化终将失色。在这无可奈何的自然定律控制下，我们人类，只要能够毕生保持住一点灵性的光辉，不丧失人性的尊严，也就算是没有在人世在活了一场。
死神，当然，是无可抗拒的，然而死神的魔力，只能操纵结束我们的肉体生命，未必管辖控制得了我们的精神生命。比如白先勇。和大家一样，他的血肉之躯很快就会化为白骨灰烬，可是他的精神，由于《台北人》这一部伟大小说的创作，已经超越时间的限制，达企了永恒。
《花桥荣记》的写实架构与主题意识
写作现代短篇小说的一大原则，便是表达故事含义的方法，不用“诉说”，而用“呈示”。白先勇严格遵守这一项原则。然而“呈示”的方式，又有明暗程度的不同。在《台北人》里，例如《永远的尹雪艳》、《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思旧赋》、《孤恋花》等篇，由于作者多用暗示和暗喻来表达故事旨意，所以相当难解。另外又有几篇，由于呈现旨意的方式多半是明示和明喻，所以我们觉得比较容易了解。《一把青》是其中的一篇。《花桥荣记》是另一篇。
实际上，《花桥荣记》和《一把青》，颇有一些相似之处。两篇同样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两篇同样藉由叙述者的观点与口吻，道出小说主角的故事。《花桥荣记》的叙述者，是个早已迈入中年 ，可能已接近老年的饭店老板娘。她的爷爷从前在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开一家米粉店，叫“花桥荣记”，生意昌隆，家喻户晓。后来她嫁给一个军人，还当过几年营长太太，不料苏北那一仗，把她丈夫打得下落不明，她随军眷撤来台湾，流落在台北，为了谋生，便在长春路底开了一家小食店，也叫做“花桥荣记”。
光顾这家小食店的客人，多是广西同乡，但只有卢先生一人，和她同样来自桂林，卢先生是长春国校的国文老师 ，初来饭店包饭时，年纪不过卅五六，长得高瘦青白，举止斯文有礼，从面廓可以看出他以前长得十分清秀体面，可是头发已先花白，眼角有了皱纹，颇看得出老。相谈之下，叙述者得知他原是名门子弟，桂林水东门外那问培道中学，就是他爷爷办的。叙述者见他是桂林同乡，知礼识数，又得知他生活十分规矩，而且除了教书，又自己养鸡赚钱，已有一笔积蓄，就有意把她先生的侄女儿秀华，和他撮合成亲。（秀华的军人丈夫，在大陆上也一样的没了消息。）不料卢先生一口回绝，说他在大陆上早订过婚了的。原来他的未婚妻是桂林锦缎商罗家的女儿，和他是培道的同学，没逃出来。
不久，有一阵子，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叙述者探问之下，得知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罗小姐联络上 ，她本人已到广州，只等卢先生寄十根金条去，就能愉渡逃出来台湾和他成亲。卢先生攒了十五年的积蓄，刚好抵得十根金条。于是他兴奋期待，魂不守舍，日夜渴盼和罗小姐重聚。却没料到他表哥原来是个骗子，把钱吞了，就说不知道有这回事。重聚的美梦，连同十五年的辛苦积蓄，一下子全成了泡影。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卢先生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姘上一个泼辣浪荡的洗衣妇阿春，终日耽溺于性欲之满足，并把自己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脸上涂抹粉白的雪花膏。他卑屈劳累自己，躬身服侍这个“嚣张”“肉弹弹”的泼妇，跟在她屁股后头走。可是没多久，阿春就开始在卢先生房里偷人。他回去捉好，却被好夫一脚踢倒地上，又被阿春“连撕带扯，一口过去，把卢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个”。他在床上养伤许久，伤好后，身上耗剩一把骨头。一日，他照例领着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由于学生喧闹嘻笑，他突然大发脾气，抓住一个小女生出气，拍她一已掌，大叫大骂，引起街上一大风波。
第二天，他便死了。伏在自己房间书桌上，悄悄去世。验尸官验不出毛病，便在死因栏上填了“心脏麻痹”。由于卢先生还亏欠一笔饭钱，叙述者便到他租住的房间 ，想拿他的一点东西来抵押。却意外看见他房间墙上，悬着几幅照片，中间最大那幅，正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桥头站着一男一女，男的是卢先生，女的必然就是罗家姑娘。两人看来都异常灵秀纯净，笑眯眯地紧依着，都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模样。卢先生房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叙述者便把这幅照片带走，打算把它挂在饭店里，日后向广西同乡炫示，她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这个花桥桥头，那路口子上。
《花桥荣记》这个老板娘，可比《一把青》的秦老太，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来叙述她亲眼看到的另一个人的故事。而两篇里面被描述的角色，朱青和卢先生 ，同样是前后判若两人。此外，这两篇小说的又一相似点，即这两个叙述者，本人之遭遇，和她们所描述的角色之遭遇，基本上颇相似：秦老太和朱青一样，死了丈夫；老板娘亦如卢先生之盼望和罗小姐重聚，梦里想着和她那下落不明的丈夫重聚。但这两个叙述看，虽然心怀隐痛，想念过去，却能和命运取得妥协，接受现实过日子，所以不致于突然间判若两人，结果或如朱青，心灵丧亡，或如卢先生，死于非命。
然而作者对这两篇小说的处理方式，却又有好些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即两个主角的命运转捩点，时机不同，朱青的改变 ，起源于国军与共军交战时她丈夫之死难。所以她的改变，和时势暗合在一起。卢先生的改变，则源于他和罗小姐重聚幻想的破灭，而不源于当时和她的别离。来台湾以后十五年内，他一直以为别离是暂时的，一颗心紧紧攀住过去，充满希望，充满耐心，等着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所以就卢先生而言，“今”“昔”的界线，在于十五年后理想粉碎之时。
此两篇小说处理方式的另一不同点，即作者对人物的呈现与刻划，重点有异，《花桥荣记》的老板娘，比起《一把青》的秦老太 ，在小说里所占分量，重得多。这倒不是说《花桥荣记》的叙述者，和主角之间，关系比较密切。相反的，秦老太和朱青之间的关系，比起老板娘和卢先生，要来得密切多了。然而在《一把青》里，秦老大这个角色，所占地位，全然是附属性的；朱青是小说里显然的、惟一的主角。秦老太在叙述中所提到的一点关于她自己的事，全是被作者利用来当做朱青故事的背景的。所以，我们虽也可从秦老大的叙述内容和口吻，窥知她大致是怎样一个人，作者却没有意思特别去刻划她的为人和性格，《花桥荣记》的老板娘一角，却不居“附属”地位，有其独立之重要性。她的叙述，某些部分，和卢先生完全无关。可是从头至尾，不管她说的是自己生活圈子里的琐事，或是卢先生的故事，却都同样十分流露出她自己的个性。而且我们感觉得出，这是作者的存心。所以，从这一点来论，我们也很可以把老板娘当做这篇小说的主角。
细读《花桥荣记》，我们不禁再度赞叹白先勇写实力之惊人。里面的角色，不论大小，一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最耐人寻味的 ，还是说话人自己，因为，从她那些对别人品头论足的闲话中，从她讲述故事的方式和口气中，从她对人对事的反应和评价中，我们不仅看到活生生的卢先生，和同样活生生的一批社会小人物，我们更看到她自己——一个心地不错、骄傲于自己过去，喜与人搭讪聊天、有虚荣心、也有点势利眼、颇俗气、颇风趣、爱探听别人闲事、富人情味但更关心自己目前生计的中下阶级饭店老板娘。
好一个有血有肉，逼真实在的女人！她似乎具备她这般年龄的女人常有的特点，偏见和毛病：
一、喜欢追忆并夸言自己当年之风采。她追叙自己年幼时，在桂林，跟奶奶送米粉到大公馆人家，那些阔太太“看见我长得俏，说话知趣”，就塞给她一把把的赏钱。又，她对光顾她饭店的那批老光杆子说：“你们莫错看了我这个春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口，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样把我搭上的。”
二、喜欢做媒，做不成就懊恼。秀华本来无意再嫁，但因“秀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