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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三四十年代的陀氏评论总的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具体作品评论占重要地位，总的评论水平一般化。二是西方人的观点仍有影响，但评论的方法和角度不再单一。三是主要观点继承了二十年代的审美侧重点，且有发展，更为注重陀氏作品的社会现实内容，但忽略了深刻的人性内容和艺术表现力。
二十一四十年代，周作人、鲁迅、茅盾、郑振铎、耿济之、韦素园、王统照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在陀氏的翻译介绍与评论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茅盾、鲁迅更为突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茅盾对你的评论最多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茅盾是撰写陀氏评论最多的一位，也是对陀氏介绍最详尽的一位，但有意思的是，他最倾心的却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
1922年，茅盾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一文发表，这是解放前陀氏评论中篇幅最长，份量最重的文章。因为中国最初对陀氏评论的了解主要来自西方，所以该文引用、介绍了西方评论者和俄国评论界的观点，结合作品论述陀氏思想的几个方面：政治思想、性善论、宗教信仰等。茅盾基于自己的理解，紧紧抓住人道主义来全面评价陀氏，这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该文不仅介绍了国外广泛流行的观点，即流放西伯利亚前后的两个陀氏，而且还介绍了极少数评论家在当时的新观点，即只有一个陀氏。后一观点在今天都鲜为人知。这篇从宏观上介绍陀氏的文章代表着当时国内的较高水平，至今也没有失去它的参考价值。
茅盾的一些陀氏研究文章涉及面较广，共同特点是最终都归到陀氏的人道主义思想上。这与俄国文学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对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影响密切相关。作为文学研究会一员，茅盾的文学观表明，中国新文学主流的文学观是评价陀氏创作的尺度。
1935年，茅盾又撰写了评论陀氏《罪与罚》的文章。论文既肯定陀氏是爱“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又指出《罪与罚》中陀氏对现实抱的二重性态度，带有批判的意味。与茅盾以前的评论相比，这篇文章失去了广阔自如的视野和灵气四溢的思想。三十年代，茅盾提醒中国的文学创作者，要注意社会问题，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小说创作界的不足之处：我们国内创作小说的人大都是做学问的，缺少类似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创作者，所以反映痛苦、真实的社会背景的小说出不来。这也可以看作是茅盾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要求。
从茅盾所有的陀氏评论可以看出，引起茅盾关注的是陀氏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反映社会的真切，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还有出身平民的陀氏对社会底层生活的切身体验。
从创作上看，茅盾前期作品 《蚀》、《虹》中有借鉴陀氏的痕迹，即人物幻象、直接心理剖析、两种自我意识的搏斗及其一些心理变态的表现。茅盾创作这些作品时正值二十年代后期。大革命失败，社会笼罩在黑暗的阴影中，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存在着怀疑感、颓唐感和幻灭感。对茅盾创作产生影响较大的是托尔斯泰，其三十年代创作的作品有所明显反映。关于托尔斯泰对茅盾的影响，我们将在后面的专章中详细介绍。
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总不能爱”的作家
鲁迅在晚年回忆他年轻时“总不能爱”的两个作家，一个是但丁，另一个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如此，鲁迅仍是中国第一个对陀氏的卓越评论者。
1926年，我国第一部陀氏作品的完整译本《穷人》出版，鲁迅为它校对并作小引。与二十年代中国的大部陀氏评论不同，鲁迅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作家生平创作介绍，没有简单重复许多评论者提到的陀氏的人道主义感情、博爱思想、平民意识、社会现实等显要因素，而是抓住陀氏艺术的主要特点——显示灵魂的深，客观辩证地剖析了人类灵魂深刻探索者的陀氏，如何在人的灵魂中展示善恶。较之以往的评论，鲁迅的见解更准确、精道。从民族审美心理的内省入手，鲁迅找到了与陀氏对话的最佳路线，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能与陀氏作深层沟通与交流的少数几位中的佼佼者。
鲁迅在三十年代曾经说过：俄国的文学主流，从尼古拉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一个——为人生。这种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叶第一个十年中，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介绍者不谋而合，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三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陀氏的作品代表了俄国文学的这一共性。当大多数人只停留在这层理解上时，鲁迅已经向陀氏世界的深层开掘。
三十年代，鲁迅评论陀氏的文章出现了新变化。1935年，他在所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一文中，运用社会学和阶级论的观点，发挥二十年代他的评论的独到之处，对中国人读陀氏作品的审美心理作了进一步探究，十分精辟地评述了充满矛盾对立的陀氏小说，批判了陀氏的“忍从”主张，批驳了一些医学者以病态心理来总括陀氏创作的片面倾向。这在今天的陀氏研究中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鲁迅盛赞陀氏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而他本人正是以剖析国民灵魂深刻、全面而著称。仔细阅读两位作家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在反映人类的普遍心理，塑造“精神胜利”的典型方面，鲁迅和陀氏都深具功力，而这一点以往的研究者没予以注意，直到八十年代才被发现。李春林运用比较的方法，就两位作家在解剖人的灵魂的功力方面，做了具体探讨。
下面我们通过李春林的《两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研究》一文，来了解一下当代中国学者的见解。
该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就鲁迅的《阿Q正传》和陀氏的《二重人格》（即《同貌人》），作了一番比较。《阿Q正传》的内容我们太熟悉了，而陀氏的《二重人格》对于中国惩罚着那个窝囊的阿Q，由此，不甘失败、摆脱失败的心境达到了平衡。阿Q的这一“精神胜利法”表面上是对现实无能为力的体现，其实是内心不满和抗议的流露，但阿Q的变态还未达到疯狂程度。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高略德金的二重人格脱离不了历史的、社会的影响，也离不开人类共同的心理基础，即渴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使生命感到满足和充实。
李春林的文章认为，陀氏在高略德金身上概括的精神胜利法不如鲁迅概括得充分、多侧面。陀氏只描写高略德金维护病态的自尊心，以及由此造成的内心分裂，没能充分说明这一形象产生的社会因素；而阿Q具有的是变态的自我意识和由此产生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后的恼怒，他的精神胜利法是时刻准备把变态的反抗变成常态的反抗。文章还在两位作家对于自我分裂、自打嘴巴的具体写法上作了比较，从而得出结论。阿Q形象具有更大的真实性，阶级内涵和历史内涵更丰富，而高略德金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现实主义。
鲁迅重视《阿Q正传》，陀氏本人也高度评价《二重人格》。陀氏认为，高略德金高于《穷人》十倍以上，并声明，《二重人格》的思想是要贯彻到“今后文学活动中的全部思想当中最严肃的思想之一”。陀氏确在日后的创作中，继续解剖病态的灵魂，塑造了一系列高略德金式的人物，但较成功的只有《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
文章第二部分指出，两位作家不仅善于反映人类的普遍心理，而且擅长刻绘人物的特异心态。该文将魏连殳 （《孤独者》）和拉斯柯尼科夫（《罪与罚》）杀人复仇都失败的不同结局，加以比较，从而对文学史上类似两位主人公的复仇主义心理的来源、鲁迅作品（还有小说《铸剑》、杂文《女吊》等）的复仇主题和陀氏作品 （又如《白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复仇精神的联系与区别进行探讨。
文章第三部分认为，两位作家还都善于揭示人的灵魂中善恶相间的复杂性。日常生活中，类似阿Q和高略德金将精神胜利法溶于行为方式的人并不多见，而魏连殳和拉斯柯尼科夫处于特异心态中的复仇更为少见。大多数人往往表现出善恶同体、善恶相同的复杂性。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李春林将鲁迅的 《伤逝》和陀氏的《淑女》拿来比较。
陀氏的晚年作品《淑女》中的女主人公不满丈夫将她据为私有，为逃避他的爱而跳楼自杀。男主人公 （丈夫）性格卑微怯弱却又刚愎自用。他时而严厉之极时而又温情之至。他的外表冰冷内心却炽热。这种矛盾的性格使女主人公无法忍受。妻子死后，他认识到自己的恶、审问着自己。陀氏对男主人公的复杂性格挖掘充分。
鲁迅在《伤逝》中，细致入微地揭示出涓生灵魂深处的善恶。涓生与子君在个性解放的大潮中结合。但婚后涓生很快就与子君产生隔膜，进而厌恶，最终抛弃子君。他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而且突然想到她去死，以求自己摆脱束缚，重获自由。潜意识中隐藏极深的恶突然之间暴露得一览无余。
两位作家对他们的犯人恶的一面严厉逼问，使他们终于说出全部真实。当当铺主人和涓生敢于说出自己的恶时，就已经是在向善了。两位作家还挖掘出他们的恶产生的性格因素和社会因素。
李春林认为，《伤逝》和《淑女》在审问善恶相间的灵魂上极为相似。不同之处则表现在：主人公的身份不同，悲剧过程不同，成因不同。该文还认为，由于陀氏时代的俄国资产阶级势力比鲁迅时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强大许多，《淑女》比《伤逝》更具有震撼灵魂的独特魅力。前者的女主人公使读者感佩多于同情；后者的子君则令人同情多于感佩。前者通过富有戏剧性的爱情悲剧，赞扬了个性解放；后者通过平常事件中描绘的悲剧性人物，批判了个性解放使人误入歧途的苍白无力。
李春林的文章通过三组相对应的人物形象的剖析，意在说明鲁迅与陀氏不仅写出了灵魂的“深”——复杂性，而且展示了灵魂的“全”—一丰富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能在创作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沟通的最突出的代表是鲁迅，其次是郁达夫。这里有必要提提郁达夫。他作品中灵与肉的冲突入往往以变态的心理方式加以坦率展露，这一点显然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卢梭等自然主义作家的影响。他的 《沉沦》所表现的青春骚动不安、异国饱受冷遇、内心欲求受到压抑，正是一代有着病态心理的知识青年的共同特征。基于本人浓郁的东方气质和东方式的心理结构，郁达夫在人的变态心理层次上与陀氏遥相呼应。前者凄婉真挚，后者力度十足。
鲁迅在谈到自己“总不能爱”的两个作家时，对中国读者的阅读心态作了深刻揭示，归纳出中国人难读懂陀氏作品的民族文化心理原因：一、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人类不敢正视自身诸多的心理现象。人的灵魂深处本来就不安份，敢于正视自己，并向别人承认的人就更少，何况写出来暴光。这是人类心理的共同特征。二、把人放在万难忍受的境地，反复煎熬、磨炼，极力使他们在痛苦的极限中活得长久，这是常人无法接受的心理耐久力和承受力的考验。三、陀氏的“快要破裂的忍从”，是太伟大的忍从，中国读者不熟悉、不理解。俄国人是笃信宗教的民族，基督教义深入俄国百姓。中国没有基督，在中国，君临一切的是“礼”，而不是“神”。四、对于千百年来以儒家中庸之道为处世哲学的中国人，对人对已都讲求既不过分又无不及。中国人世代承袭的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平和泰然，不习惯让心灵总是处于激烈的震荡和受难般的超越中。
鲁迅的见解实在精辟。即使在当代，很多中国读者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敬而远之，认为他太无情，太残酷，读他太累。的确，读陀氏作品要有良好的心理承受力和较大的耐心。对人深入肌髓的思考怎么可能象读轻喜剧那样轻快呢？不读，永远不懂。读进去，“前面是个天”！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曾经误读你
在陀氏研究中，五十年代沿续三十四年代的路子，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制约，没有进而丰富各种批评方法，日趋极端化。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1956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七十五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将陀氏列入该年纪念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我国报刊杂志发表了一批陀氏评论文章，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占了绝对优势。在紧跟苏联“老大哥”的年代，尽管中国人的评论文章仍然流露出我们对这位伟大作家的热爱和崇敬，但拘谨择言。在政治方向取代审美评判的束缚下，评论者们难以发表真实感想和个人观点。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读解出这样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充满矛盾，流放前信仰革命、流放后回归宗教，宣扬忍从。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一个具有“二重人格”作家——伟大的作家和反动的说教者。
这时期的评论只肯定 《穷人》和《死屋手记》；对《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等采取批判地吸收的态度；而对《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群魔》等作品，一刀切地加以否定。
视野的狭窄、思维的单一、理论的僵化导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片面理解，使陀氏研究误入歧途。这种片面社会学批评的方法同样用在对其他俄苏作家和外国作家的评论研究上。
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发现——
七十年代后期文学在中国复苏。新时期文学研究大胆冲破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闭、艰难地摆脱苏联批评方法的影响，阔步向前走去。陀氏研究恢复要比新时期文学研究慢，八十年代以后才获得较大进展。
翻译界的举措前面提过，在此略过不谈。研究界在开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等学术研讨会后，1986年2月，召开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讨论会，掀起我国陀氏研究的热潮。大会收到论文六十多篇，议题空前广泛。
八十年代还出现了中国人写的陀氏研究专著，象刁绍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刘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论稿》。这时期的评论文章和专著，在充分运用社会学批评的同时，突破单一运用社会学批评的局限，将以往的社会历史评价的角度拓宽到艺术研究范围，对陀氏的艺术观、艺术创作风格、作品文本的结构，具体艺术手法等多方面的成就，进行评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评论文章中具体作品的分析研究占据主要位置。研究者们开始注意象《地下室手记》、《二重人格》、《群魔》等，五十年代以来被视为批判对象的反动作品。
人们的思想活跃了，鉴赏视野拓宽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断提高。象刘虎、宋大图、钱中文等对巴赫金关于陀氏复调小说理论的研究、彭克巽对陀氏小说与二十世纪的关系和与现代小说流派的关系的探讨，表明在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音更多了，能与陀氏直接对话的人不再屈指可数。
重读思妥耶夫斯基，中国人突然发现：陀氏作品中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感情，是打动全世界读者的永恒魅力；陀氏作品中执着的宗教探寻，得益于俄罗斯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的哺育，更是直接来自家庭宗教气氛的熏陶；陀氏超越了人道主义，带着一生对人的极大兴趣，对人的本质穷追不舍地深探；现实中人的种种丑行尽管使作家每每失望、重又踏上宗教之路寻觅，但他寻求人的奥秘的绝对真诚与投入，更是感染了各国的读者。
重读陀思耶夫斯基，中国读者忽有顿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那里去？”——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提出并苦苦追寻的问题，至今仍困扰着社会变革中的当代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斗转星移。初闻——结识——认识——偏识——再认识，中国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情已经有七十五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代中国读者还有吸引力吗？
每个时代的人们最关心的是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当代社会。现实是人们阅读、体验、思考文学与人生的主要源泉。已经到来的经济时代，以其鲜明的特征造成与以往政治时代的强烈对比。改革开放的浪潮猛烈冲击着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思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