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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国人都有一个同感：怎么好象人人都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怎么越来越多的人时时需要作出选择。的确，面临新的选择和灵魂世界的重新组合——是当今无法逃避的现实。
人性中的善恶、爱恨不时碰撞，人们困惑，人们焦灼，人们思考。陀氏对人生本质和人类深层心理的透析，恰好反映出中国人内心的剧烈变化。当代中国人会比前辈们更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作家更能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上升到这个层次，思考型的读者不会放弃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作品大都设有紧张的悬念，情节往往不拘泥于时空递进多变、复杂深邃，哲理化的探求和繁杂多面的人性因素错综交织，既不让人觉得枯燥，又能给人思考的空间，不比看武侠小说逊色，因此，一般读者多少也会留意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多元化的生活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色彩斑斓，读者的阅读兴趣受此影响已经多向分流；喜欢变幻，寻求刺激是当代人的共同特点。“惊人的相似”、本能的亲切感足以使过去的读者对凝重、深沉的俄国文学如痴如醉，但缺少基调鲜明的反差，又足以令当代中国人产生转换口味的欲望；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使得活得挺累的当代人闲暇之余更愿读读轻松愉快的消遣读物，哪怕它难免庸俗，而不愿再花脑筋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进行对话；从民族传统的审美心态来看，陀民世界中的精神裂变，心理变态，非理性、宗教忏悔等与一般中国读者还是有距离的，接受起来不直观。
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读者中还会有市场，但不可能产生“读你千遍也不厌倦”的明星式效应。其他俄苏名家的作品也存在同样情形。
岁月如流。
通观七十五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的影响，我们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比起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国作家，中国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要小得多。历史的原因、杜会的原因，笔者已在前面涉及。
生命如梭。
在经济时代触发一系列巨变的今天，除了金钱，还能不能有别的追随？在苦乐年华的不停搏击中，除了享受生活的赐与，还要不要聆听生命的真谛？
不想仅仅活着，总想活出质感的朋友，实在应该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中国人称你作“托翁”“翁”是中国人对年长者的尊称。被中国人称作“翁”的外国作家中，只有俄国的托尔斯泰 （1828——1910）和英国的莎士比亚。“托翁”，“沙翁”——既尊敬又亲切的称呼。
托尔斯泰，这位跨世纪的俄国文坛泰斗，是几代中国读者的好师长、好朋友。
象普希金一样，托尔斯泰向往中国；象普希金一样，托尔斯泰终未实现中国梦。与普希金相比，托尔斯泰更为关注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普希金不一样，托尔斯泰直接“拿来”华夏文化的精华、汇入自己的学说。和普希金大不一样，托尔斯泰曾经直接与中国人交往、对话……
要论与中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俄国作家中，谁也比不上托尔斯泰。“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到中国去一趟”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托尔斯泰开始与中国结缘。
1856年，有朋友建议二十八岁的炮兵军官托尔斯泰去中国担任教官。由于正在参加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战，更由于打算结束军旅生活、重回梦寐以求的文学世界，托尔斯泰谢绝了朋友的好意。托尔斯泰与中国失之交臂，但俄国文坛多了一颗光芒四射的天王巨星。
1857年，得知英国舰队于1856年无理扫射广州居民的消息，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读到英国人对中国的丑行。”这是托尔斯泰第一次以文字形式表达对外国侵略者铁蹄下的中国人民的同情。
还是1857年，在第一次旅欧时写的短篇佳作《卢塞恩》（旧译《琉森》）中，托尔斯泰愤怒地声讨英、法侵略者，谴责英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屠杀上千个中国人的罪行。
1881年，托尔斯泰告诉彼得堡的一位出版家，在他成年之后，所有东西方哲学家中间，孔子和孟子对他影响“很大”，老子对他影响“巨大”。
1884年，迷上中国文化的托尔斯泰写下《孔子的著作》和《关于〈大学〉》（未完成）两篇文章，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
1886年，在著名的政论文《那么我们怎么办？》中，托尔斯泰再次谴责欧洲列强掠夺屠杀中国人的强盗行径。
1893年，痛感俄国读者对中国思想宝库一无所知的托尔斯泰，亲自上阵，同他的助手着手从法文和德文转译《道德经》，但因故未能发表，十分可惜。
1898年，托尔斯泰在日记中严厉指责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都想霸占中国的野心。
1900年，获悉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残酷镇压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托尔斯泰奋笔疾书，以一篇《不可杀人！》，对八国联军的野蛮行为提出严正抗议。
1905年，不懂中文，一直无缘和中国人接触的托尔斯泰，终于获得一个直接与中国对话的机会。曾经留学俄国的张庆桐投一长信致这位俄国文坛泰斗。托尔斯泰欣然回以长信，信中谈及他对中国当时社会的思考，劝告中国不要效仿欧美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也不要走日本的道路。他还指出，改进自己的技术力量不是中国人民的当务之急，发挥自己的精神力量才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1906年，在收到上海俄国总领事馆转交的辜鸿铭用英文撰写的两本著作后，托尔斯泰仔细阅读，写了回信——《给一个中国人的信》。信中流露出大作家对勤劳、智慧、善良、温和、忍耐的中国人民的极大兴趣和赞赏，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暴行的痛恨，表达出希望中国人民不要重蹈欧洲人的覆辙的真诚心意，同时也提醒中国人民不要寄希望于军队、暴力，要保持宽容、明智。
1910年，托尔斯泰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接到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出版的一份英文刊物，读后很喜欢，对秘书说：“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到中国去一趟。”只是托尔斯泰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无法进行长途旅行。中国之行化作了永久的梦境。
托尔斯泰年轻时，有机会来中国，可他兴趣未至；托尔斯泰垂暮之年，又有可能前来老子的故乡，可他却已力不从心。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在一系列的政论文章，甚至艺术作品中，均拿欧洲人在中国的强盗行为作靶子，以此证明所谓“欧洲文明”的罪行。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在世界观的转型期，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增长，尤其迷恋起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哲学。
他迷上了
老子、孔子、孟子，还有……
托尔斯泰，一个俄国伯爵，怎么会迷恋起深奥的中国古典哲学？托尔斯泰不懂中文，何以对华夏先哲们的领悟那么准确、深刻？仅从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佩服，不可思议的凡人——托尔斯泰的的确确是个创造奇迹的伟人。
从前面几章的介绍中，细心的朋友恐怕已经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无论是普希金、果戈理，还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对中国的影响都是基于双方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积淀和现实需要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样也作用于托尔斯泰。
从文化背景看，俄罗斯文化有接受东方文化的可能性。
俄国，地跨欧亚大陆。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决定它是个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场所。碰撞必然引发渗透、吸收，因而俄罗斯传统文化既有西方特征又具东方韵味。
十八世纪彼得一世的改革为俄国打开了通向欧洲的门户。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侵入，西方精神文明撞醒了落后封闭的俄国。俄罗斯民族文化产生出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个民族开始主动与西方文化对话、交流、融合。文学上的例子是最好的证明：俄国作家几乎都受益于西欧特别是法国先进文化。
东方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要比西方文化早几百年。十三世纪初，基辅罗斯分裂成一些大大小小的公国，统一的中央集权时期结束。这时期，住在罗斯以东的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已经建成了一个幅员广大的蒙古帝国。从1240年蒙古军队入侵罗斯，到1480年罗斯获得解放，俄罗斯人沦于蒙古人统冶之下达二百四十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伴随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子孙的金戈铁马，东方民族的古老文化也西进俄罗斯。文学仍是最好的明证：在前苏联多民族的文学中，我们仍能从鞑靼文学作品找到不少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诗歌。
没有俄国有识之士，特别是代表俄罗斯民族文化精华的作家们对异质文化的容异意识和广纳四方的胸怀，就没有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几代文豪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功。
从民族心理积淀来看，俄罗斯文化中的村社制、专制体制、群体主义、顺从、善、神秘主义、有神论等因子已经沉淀到俄罗斯人心灵深处，形成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俄罗斯人身上罪孽意识重，他们注重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忏悔。这种原罪感与苦难意识融合，形成俄罗斯文化的深沉、厚重。自然环境、异族侵略和国内的政治体制对俄罗斯人的多年磨合，化为这个民族的心灵重负。
农耕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内向性、儒家思想几千年的传统等因素导致中国文化以“中庸之道”为主体的特征，它反射到民族心理结构上就表现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中国人在精神上自我完成，必须借助社群、中国人的含蓄内向——中国人很“乖”，善于服从、中国人的羞耻感——中国人总是以别人怎么想为主，怕对不起别人，好面子（不同于俄国人的罪孽感）诸如此类的自我压缩的人格。
另外，思维方式是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重要因素。就思维内容而言，俄国和中国都带有明显的政治伦理化倾向。
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在文化心态上的相交、相近，最好的体现也是在文学上，而托尔斯泰表现得格外突出——他的托尔泰学说、他的道德说教和道德力量充满浓重的东方色彩。
从现实需要看，世纪之末，社会、人生总是充满动荡与不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俄国，农奴制被废除，资本主义急速发展，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历史进程改变着贵族的传统道德观念，动摇着俄国人思想观念的旧基础。这一切促使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他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文明不是救世灵丹，贵族地主阶级的势力更不是使俄国起死回生的妙药，于是，他抛开上层贵族地主阶层的一切传统观念，转到宗法式农民的立场上来，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世界观转型期的托尔斯泰，一方面不同意“纯艺术”派的观点，曾与这一派的代表屠格涅夫进行激烈争论，另一方面又不接受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主张通过道德教育的途经改善现有社会秩序和人们之间不合理的关系。显而易见·托尔斯泰执意要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对西方文明日渐失望的托尔斯泰，在这时候开始把眼光转向东方。他发现，东方的千年古国中国的精神文明具有独到之处，进而他着手研究中国古曲哲学和民间创作，尤其欣赏华夏先哲们的伦理思想。最终，托尔斯泰融合东西方文明的精华，形成自成一派的独家学说——托尔斯泰学说。
托尔斯泰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托尔斯泰学说。托尔斯泰学说以三条伦理原则为主，即：“勿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全人类普遍的爱”。三者通常被认为是基督教义的翻版，但近年来中国托尔斯泰研究成果表明，托尔斯泰在形成每一条原则时都从基督教出发，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汲取精华，最终背离基督教的本意。
我们来看看这三条原则。“勿以暴力抗恶”受启于老子。从1871年起，托尔斯泰大量阅读和研究中国的老子、庄子学说和孔、孟之道，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他与人合作转译过《道德经》，编选过《中国贤人老子语录》，他对老子学说中的“无为“和”道”思想非常欣赏。老子以水比喻放弃暴力。水表面上看去“弱”，“不争”，但它“利万物”——这是水的特性。实际上，水的本质是“强”的，所以水是最重要、最有力的。对老子心领神会的托尔斯泰，在1884年3月的一篇日记中谈及应该象老子说的——象水一样。以象水一样“最重要和最有力的”方式，即“争”的一种方式“不争”去抗恶。因此托尔斯泰是如此憎恶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
托尔斯泰还对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了自己的解释，按自己的意思去理解什么是“道”。他极力赞同老子教导人要学会不为肉体和物欲而为精神生活的观点，将这一思想转变为一种要求超越肉体生活的“禁欲”思想，而达到这一要求要靠个人的内心修养来完成，决不能用强制手段压抑人性中的基本要求。由此派生出托尔斯泰学说的第二个原则——“道德的自我完善”。
如果说，“勿以暴力抗恶”原则与老子思想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的话，那么，“道德的自我完善”原则则是主要从儒家的学说中找到支持的。
儒家的理想是“仁”，儒家的方法是“中庸之道”。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所讲的一系列行为中，“修身”为本。儒家信奉“性善论”，因为人的本性是善，所以仁者修身，定能启发善性。托尔斯泰的“道德的自我完善”与儒家的“修身”，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致的。象孔子和孟子一样，托尔斯泰也是个“性善论者”。他时常向人的“良心”呼吁，要人们停止杀人和作恶。“勿以暴力抗恶”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合二为一，既实现“全人类普遍的爱”，这才是托尔斯学说的灵魂。它得益于墨子的“兼爱”思想。墨子“兼爱”思想的核心是“天爱人”；《圣经》指出，人无权审判他人，因此不能仇恨他人，一切裁决都要由上帝来进行——墨子和基督表达的“人类之爱”几乎一样。因而托尔斯泰要人们去“爱仇敌”，因为光爱妻子和孩子，动物也能做到，甚至胜人类一筹。人类爱，是人人相爱，是爱一切人。与墨子和基督教义所不同的是，托尔斯泰尽管将爱奉为至高的唯一法则，但他认为这一法则不是来自“天”，而是人心固有的，需要去激发。
托尔斯泰学说的三个主要原则表明，托尔斯泰的学说，是基督教和中国古典哲学结合的产物。在托尔斯泰思想中，较少基督教文化的宗教成份而更富中国儒家文化的伦理色彩。
托尔斯泰与佛教的关系也很密切。
在与个人欲望搏斗的蹉跎岁月中，托尔斯泰的精神支柱一方面来自基督教义的支持，另一方面来自佛教的力量。佛教“出世”的主张，在托尔斯泰看来有净化灵魂的功用。在他晚年编写的 《儿童故事集》中，可以看到他读到的大量佛经故事的影响。
托尔斯泰还从我国的古典哲学中发现有代表中国农民的观点。他肯定劳动的意义，认为人只有和劳动直接联系着时（主要指耕地、割草等田间劳动），生活才有根，人的品质才可能崇高。世界观转变后的托尔斯泰其生活的“平民化”正是这种主张的体现。他总是身着农民的布衣，种地，打猎，恢复农民子弟学校，为农民编写识字课本，经常拿自己写的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征求农民意见。他还自己出钱，为灾民筹办饥民施食所。农忙季节，他象雇工一样帮助缺少劳力的农民耕种和收割 （他拥有很大一片庄园）。世上只有农民为地主扛活的，哪里听说过地主主动为农民打工的？！
当然，不能否认托尔斯泰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爱好，有他的消极面，如过分主张忍耐、顺从、不抵抗，但他的积极面还是主要的。我们必须看到，基于同样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