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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除了政界、军界掀起强大的反蒋运动外，在学术界也引发了民主与独裁之争。胡适在１９２９年蒋介石发表训政的“约法之治”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文章，指出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违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权。胡适主张首先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法，开放“党禁”，实施多党政治，建立一个“以法治国”的人民参政国家，而不是“以党治国”的一党独裁体制。
胡适这样的批评并不局限于蒋介石，还牵扯到了孙中山，在学术界与钱端升等专制拥护派学者进行了激烈的笔战。但胡适提倡的人权思想并没有在国民党政界引起共鸣，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汪精卫等人虽然主张实行党内民主，但并不主张立即放弃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搞西方式的多政党体制。胡适的民主思想实在走得太远了。
１９２９年１０上旬，汪精卫来到香港，使改组派和“护党救国军”的精神大振。然而汪精卫曾经在１９２７年带头反对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会”，所以双方有很大的隔阂，但这次为了反蒋的共同目的，双方重新言归于好。汪精卫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其中第一、二路的番号留给阎锡山和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分别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他一人统领六路反蒋大军，一时声势极盛。
但这只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大军很快被蒋介石各个击破或收买瓦解。虽然汪精卫的南方反蒋军队失败，但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军队，并非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军那样的乌合之众，而具有相当的战斗力。１９３０年初，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组成反蒋联军，１９３０年４月１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林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三个司令部下辖七十余万军队，组成八个方面军向南京围攻，浩大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爆发后，阎锡山电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在阎、冯等人的发起下，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各派，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被奉为“扩大会议”的领袖。本来左倾的改组派和右倾的西山会议派是势不两立的对头，然而双方在遭到蒋介石的排斥打击后，深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对抗蒋介石的军人独裁。于是双方暂时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１９３０年８月７日，“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改组派、谢持、邹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以及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军事实力派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国民政府，阎锡山当选政府主席。在领导分工上，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阎锡山和冯玉祥共同主军。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军队和阎冯联军都损失惨重，双方共有３０余万人伤亡，为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的首次恶战。此时决定战局的胜败就在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东北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使哪个阵营取得胜利的主动权。所以蒋介石和阎冯等人都在拉拢张学良，阎锡山给他送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蒋介石也送来了同样的委任状，还同时将数百万元巨款汇至沈阳，但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初期一时间持袖手旁观的中立态度。
１９３０年９月，战局向有利于蒋介石军队的方向发展。９月１７日，张学良发出了拥护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明，派东北军入关，在十余天时间内先后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使阎、冯联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纷纷败退。１１月４日，阎锡山、冯玉祥见大势已去，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长达七个月的中原大战遂告结束。
阎、冯联军败阵后，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并准备宣布解散改组派，反蒋运动一时进入低潮。此时蒋介石不仅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开始兼任行政院长，独揽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不久蒋介石因为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蒋大潮。
胡汉民本是与汪精卫一起最早参加同盟会的元老，但胡在１９２５年的廖仲恺被刺案中，因涉嫌而被迫出国。胡汉民回国后寓居上海“闭门读书”，不直接参与国民党的政事。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请胡汉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汉民欣然同意，第一次与蒋介石合作。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关键时刻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替他支撑起了“另立中央”的门面，与当时武汉的汪精卫正统国民党中央相对抗。１９２７年８月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由于不愿和汪精卫合作，随之也辞职出国考察。
１９２８年９月胡汉民回国后，再次与蒋介石合作。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胡汉民帮助蒋介石组成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尊蒋介石为主席，自己当立法院长。此后胡汉民在新国民政府的建设上出力颇多，对蒋介石打败阎冯的“护党救国军”也帮了大忙，在这段时间胡汉民和蒋介石的合作比较密切。然而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越来越不尊重胡汉民这位“老前辈”，蒋胡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胡汉民常对人说：“我在中央不过是一个开会机器罢了。”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又设想招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选举总统，用法律程序确立自己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地位和独裁权力。此时胡汉民也开始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决反对蒋介石搞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总统制，也不同意制定“约法”，从而发生蒋胡的“约法之争”。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８日，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总司令部，逼胡辞去立法院长职务。次日胡汉民提出辞呈，将党部、政府职务全部辞去，被宪兵押送南京郊外汤山温泉别墅软禁。
胡汉民被扣压一事，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１９３１年３月１４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了《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１９３１年４月３０日，国民党中央四位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等人，发表了《弹劾蒋中正提案》的通电，指责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要求对蒋进行撤职查办。５月３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
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７日，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就长期不和，宁沪汉合流期间，汪精卫到上海胡汉民府上登门求见，胡汉民竟拒之门外。然而这次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两人又重新合作。汪精卫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这次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反蒋势力的大联合，除了以前参加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外，又新添了胡汉民派，后来南京的林森和孙科也前来参加反蒋队伍。但派别越多，派系之间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卫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９月１８日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对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这一段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独裁斗争的历史，国共两党的历史书都有所曲解。由于台湾国府是蒋介石政府的班底，台湾的历史书把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的反蒋斗争，曲绘为蒋介石消灭“新军阀”的派系斗争；大陆共产党的历史书，也把这一段反蒋斗争描绘为国民党内部“狗咬狗”的权力斗争，这些都人为地歪曲了当时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军人独裁的斗争。尽管这场反蒋斗争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权力斗争的因素，但后来国民党内几乎所有非蒋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别和军队，都站到了反蒋的一边，说明蒋介石的独裁在国民党内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应该属于正义和进步的。
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蒋介石的军事政权在广大国民党人的反对下，也未必能维持很久。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话，蒋介石不但当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为袁世凯那样搞复辟倒退的民族败类。所以不但共产党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蒋介石也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帮他从专横的独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宝座。
第三部分：《和平运动曲线救国》
第三部分之一：从主战派到主和派的转变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独裁的倾向越发明显化，以前支持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也转而加入了反蒋的战线。１９３１年２月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又引发了另一次反蒋高潮。１９３１年５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在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政府的领袖。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９月１８日在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１９２７年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时，发生了武力强行收回英国租借和打杀外国人的南京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到７月７日，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对中国的对策。所谓“东方会议”，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这里“东方”就是指中国。虽然中国在地理上位于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却把中国称为东方，而自己称为西方，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与当时日本人的脱亚入欧思想有关。当时日本人说：“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但在政治上属于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属于东方人，而在内心的精神上却是属于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称为“东方会议”。
在东方会议上，执政党政友会的强硬派代表森格和关东军的强硬派，提出了满蒙分离，武力解决满洲的主权问题。但田中义一首相和外交部强烈反对，认为这样明显地违反了九国条约，对中国进行露骨的侵略，势必在国际上引来巨大的麻烦（九国条约是１９２２年日本和英美法列强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条约规定九国共同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但也要求中国承认和保证现有的外国租界及特权）。在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万一中国的内战波及到满洲，危及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时，日本将采取“自卫的措施”。
现在有一种说法：在召开“东方会议”时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但现在已经证明，这份田中奏折是伪造的，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的全部档案，既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与田中奏折有关的资料。现在有证据显示苏联的情报机关伪造了田中奏折，欲挑起中日战争，因为苏联最愿意看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相互火并。尽管日本的军政界高层在“东方会议”上商讨过满蒙分离问题，但并没有制定一个征服满蒙的计划，也没有制定征服中国的计划。
东方会议以后，一些日本少壮派军人不满日本政府的优柔寡断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借口武力解决满蒙问题。１９２８年张作霖战败后，以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为主谋，策划了铁路爆炸事件，炸死了当时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张作霖一死会引起东北的内乱，关东军可以用东北内乱为借口出兵满洲。但张作霖死后长子张学良平安接班，关东军并没有找到出兵的借口。后来日本军部以河本大作违纪私自挑发事端为由，将河本解除了军职。
不过河本大作却说：他很爱中国，也很爱中国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国那些欺压民众的军阀土匪，他只与中国的军阀土匪为敌，从来不与中国人民为敌。河本还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死后化为中国之土。河本大作出身于日本贵族家庭，解职退伍后在满洲铁路公司作理事，河本在大连郊外修建的高级住宅现在还被用作高级宾馆。日本战败后，河本大作并没有回国，而是到山西的阎锡山那里作高级顾问。
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太原战役中，河本大作作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枪，参加了阎锡山的太原保卫战。阎锡山出逃太原时，曾经邀请河本一起走，却被河本拒绝。太原战役中共有１１００余名原日本兵参战，战死７００余人，４００余人被俘。河本大作被俘后，被关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经是策划张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谋，希望他写一些回忆资料，但被河本拒绝了。１９５３年８月河本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病死，尸体埋在太原城外的无名坟地，实现了他死后化为中国之土的念愿。
张作霖原来是东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抢夺富豪赵氏的女儿为妻，１９０１年生下了长男张学良。后来张作霖率部归顺了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因为帮助日本军队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和当时的作战部主任田中义一成为好友。田中义一当首相后不久张作霖就被日本人谋杀，田中也颇为伤心，特地给张学良打电报安慰。
张学良却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班后，生活更是放荡。在张学良掌权的３年期间里，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溺于酒色之中。张学良尤其好色，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６人不同，张学良对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１９２８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１０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后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骂为“娇妾重于国土”。
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