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急氐檬涤茫灾α副匚蘅辗Γ灾ㄉ头１匚耷嶙荨！笔雷诙梁罅铺荆邓恰疤奖厩钤础敝邰佟＞」苎灾沉遥厢缘幕局髡湃允鞘叵铡＜尉付四辏�1549），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②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1557），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③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④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发表过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⑤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①胡宗宪对平定倭寇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最得官僚们的称赞。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④ 严嵩：《历官表奏》卷二《论边事》。
①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五，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辛巳。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三四六，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庚寅。
③ 《明世宗实录》卷四四六，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己丑。
④ 《明世宗实录》卷四六三，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壬戌。
⑤ 严嵩：《历官表奏》卷十二《计处倭件（二）》。
① 严嵩：《直庐稿》卷一《敕谕兵部左侍郎兼左佥都御史胡宗宪》。
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②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③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①世宗崇信道教，严讷、郭朴、李春芳、袁炜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而入阁，被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也善于撰写青词，但他经历了多次官场上的权力斗争，对朝政自有一番见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词宰相”。
盛极而衰严嵩的权势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阁臣。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②。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他官僚对严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残破。分宜当国妄奏寇平。时徐文贞（阶）为次相。其子仰斋入都，将谒分宜。文贞恐其应答差讹，商议两日夜，始参谒。分宜无他所问，惟讯江南倭寇若何。仰斋答云：‘势甚猖獗。’分宜不怿。文贞知之，率仰斋请罪，始释然。”③严嵩对严世蕃的宠爱和放纵，几乎是有文必录。他以东楼（严世蕃别号）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至于对家人，严嵩也并非一味放纵。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①。但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②。因此，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③。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④。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三九三，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壬辰。
①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十七。
②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③ 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一。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严嵩传》。
②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大臣恣横》。
④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八《惑溺》。
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①。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②。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③。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④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这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终年八十六岁。⑤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唐顺之说他“于诗文，各极其工”⑥。杨慎称赞他“字字皆诗，句句有味”⑦。这些评语或许太过，但严嵩的著作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别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②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二五。
③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九，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丁丑。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籍没二相之害》。
⑤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六《大学士严公嵩传》。
⑥ 唐顺之：《钤山堂集·序》。
⑦ 《振秀集》卷下，杨慎评点。
第二节徐阶谪官与“早达”
徐阶（1503—1583），字子升，早年号少湖，后号存斋，松江华亭（今属上海市）人。祖上一直受耕不仕，到他父亲徐黼才补了个邑的掾史（衙役），后升为宣平（今属浙江）、宁都（今属江西）县丞。徐阶五岁随父任上，亲眼目睹父亲处理公务的谨慎和辛劳，这对他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十六岁时，华亭知县聂豹见他聪敏早慧，读书用功，十分器重，“引为同志”，并向其讲授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当时，王阳明心学风靡天下，鼓动海内。徐阶深受其影响，他还常与王阳明弟子欧阳德一起切磋学问。徐阶的才学受到当地“诸贤长者交口称誉”①，在缙绅中小有名气。嘉靖元年（1522），徐阶中式应天，次年，又以第三名中进士，时年才二十一岁。
徐阶“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②。入谒时，内阁首辅杨廷和见他翩翩年少，气度不凡，十分喜爱。授翰林编修，参与经筵讲授、预修《大明会典》及祀仪等机务。嘉靖三年丁父忧后，仍复原官。
嘉靖九年（1530），世宗更定大礼余兴未衰，又准备黜孔子王号，易像为木主。首揆张孚敬迎合上意，佯交臣下讨论。大臣们“相顾慑讋，亡异同者”，唯徐阶独持异议，提出黜孔子王号三不必、五不可，据理反对。张孚敬很不高兴，诘问，你这不是叛我吗？徐阶回答说：“叛者生于附者，阶故未尝附，明公何得言叛。”长揖出①。世宗以不奉诏罪徐阶，将他谪为福建延平推官。
由京官贬为边远地方一个小小的七品刑狱官，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当时的徐阶并不以为然。他对人说：“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盘根错节所以砺我不浅。”于是单车驰往福建。到任后，他平反冤狱，释放久系牢狱的囚徒三百余人；又力纠猾吏侵吞钱粮，打击盗贼；更定输银法；针对当地风气不淳的弊端，他主张拆毁淫祠，创办乡社学，并亲自为诸生讲授圣贤之学，“因病设方，随问而答”②，很受欢迎。但延平山多田少产薄，民生极为艰苦。自邓茂七起义以后，几经兵燹，饥疫相继，生齿日耗，而官府赋役却有增无减。徐阶再勉力而为，作为一小小推官也无力改变那里的贫困面貌。至此，徐阶才深为自己“以狂愚见斥于朝”，结果流落到穷山僻壤，失去了更大作为的机会而后悔懊丧③。
嘉靖十二年（1533），迁黄州同知，未到任，又擢浙江佥事，管理和监督省以下的地方学校。十五年（1536）升江西按察副使，仍督学政。在此期间，他勤于职守，“岁周行郡邑必遍，大要以正文体、端士习为先”④。江西是王阳明的发祥之地，他去后“大推明其学”，先后培养了许多进士，其后①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②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①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② 徐阶：《少湖先生文集》张真序。
③ 参见《少湖先生文集》卷三四《祭叔父谷易府君文》。
④ 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成为朝廷名宦者也为数不少。
嘉靖十八年（1539），皇太子出阁挑选宫寮，徐阶被选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不久，他又升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官——国子监祭酒。当时吏风士习颓坏，吏士中“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①。徐阶尽力摆脱这种不良风气对学校的影响。他将学生分为“淑”、“慝”两类，循循善诱，发扬优秀，惩劝不良，勉励他们不断向上。所以诸生“人人感激，相戒勉”。嘉靖二十二年（1543），徐阶擢为礼部右侍郎，两年后改吏部右侍郎，时年四十三岁。以这种年龄佐铨，时人视为“早达”②。徐阶踌躇满志，也更谨慎用事，尝“榜戒语于堂自警”。过去吏部大臣身居要职，多骄矜傲慢者，接见庶官，都不与深谈，“以示严冷”。徐阶以为，这样做是不能真正考察和识别人才的。他常亲自找庶官、下属交谈，向他们“咨访边腹要害，吏治民瘼，错及寒暄可怜语，冀以窥见其人”③，以掌握各级官员的优劣。这种折节下士、平等和蔼的做法，博得一致好感，庶官都愿与他倾心交往。徐府一时宾客甚盛，车马盈门。吏部先后几任尚书，如熊浃、唐龙、周用等也都雅重徐阶，凡事与之商量，托以肺腑。徐阶在缙绅中声名日著。他曾多次代掌吏部，推荐任用了宋景、欧阳德等有政绩、有才干的优秀长者。二十六年（1547）他受命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翰林庶吉士，官阶不高，然而翰林院却是国家优秀人才的荟集之处，朝廷遴选阁臣的重要场所。徐阶担负的实际是培养国家栋梁和一代储相的重要职责。在教育中他吸收和发展了王学中“知行并进”的合理主张，以为知之就要行。因此他“虽名不废课习，而脱去所谓骈丽帖括之旧，推所真得于身心者訾娓说之，又间勗以国典民事”①，以有关国计民生的策问为施教的重要内容，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经世之材，以致出现如张居正这样卓然称名臣者。他本人身体力行，在施教中，“以躬行为实际，以经济为真铨”，“故直发于事业，光明俊伟，非俗儒所可仿佛。”②这正是他不同于一般学者之处。
与严嵩的斗争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徐阶进礼部尚书。世宗自二十一年遇宫婢之变后，移居西苑，一心玄修求长生之术，不仅到处建坛斋醮、滥兴土木，尽民脂膏而不知恤，而且疏于朝政，长期不上朝视事，以致部院大臣也多年不得见面。为逢迎世宗崇信道教，朝臣竞相争上符瑞祥物、供奉青词，冀求邀宠。世宗极为看重斋醮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好些人因此发迹，成为“青词宰相”③。徐阶侍帝左右，也厕身其列，所献青词很得世宗赏识，不久即被召入无逸殿直庐，并得到飞鱼服、尚方珍馔等赏赐。一次吏部尚书员缺，廷议首推徐阶，世宗因不愿阶离开左右，竟不允。徐阶虽受宠于① 夏燮：《明通鉴》卷五七。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一，卷五《早达》。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二《铨选》。
① 《玉堂丛语》卷六。
② 李贽：《续藏书》“内阁辅臣”《太师徐文贞公》。
③ 《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帝，但对其一味修炼、不理朝政的做法也感担忧。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世宗进行规劝。庄敬皇太子死后，照例应重新立储，徐阶奏请册立太子。世宗对此却有隐私：当时两子裕王、景王，他内心偏爱景王而序次当立裕王，究竟立谁颇犯虑。又自己正求长生之术，不欲言继嗣，故而不听。徐阶深知其隐，仍接连五次上疏奏请，并在裕王、景王的当冠、婚礼及开讲等问题上，坚持先裕王后景王的次序，“帝不怿”。不久，世宗想把在宫变中对己有恩的方皇后袝入太庙，自为一世，下礼部议。徐阶以“女后无先入庙者”为由，婉言相抗，礼科给事中杨思忠附和于他。世宗闻后大怒，“督责阶甚峻”。其时，世宗又派他前往邯郸，为吕仙洞落成斋醮祈福，阶“心知其非”而“不欲行”。为此，世宗“内衔阶”甚。徐阶见状，想起谪官延平的教训，遂改变前议，惶恐谢罪。世宗尚不满足，借故对杨思忠发难，廷杖并斥为民，“以怵阶”。正在这时，权臣严嵩又趁机落井下石，谗言徐阶，说他“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①。徐阶深识自己处境艰危，只得收起锋芒，一面谨事严嵩，一面更加精治斋词，以求宽容。这一时期，他的许多谕对及密疏，均“商及斋醮及服食秽亵，俱未免迎合”②。
徐阶为部臣时，也是严嵩权势熏灼之际。“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群臣“畏嵩甚于畏陛下”③。徐阶由夏言荐举而提擢。严嵩与夏言争权，曾置言于死地而代之，自然十分忌讳徐阶。徐阶受宠，严嵩心怀憎恨，时时设法挤阶。当时徐阶“度未可与争”，遂处处提防，“屈己事之，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所不用”，甚至“以附籍、结姻以固其好”④，求得安生。
嘉靖二十九年（1550），发生“庚戌之变”。原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