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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①神宗偏听偏信，把六十一岁的老臣高拱一棍子打下去，显然做得太过分。但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与政界人物来看，他用张居正主阁，无疑是最佳选择。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①。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神宗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归根结底是一个用人问题。明神宗从一开始就注意“精核吏治”，把用人和皇权的强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处处表现出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见解，决不受制于人。当时对有些人事的处理，他与张居正并非没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张居正的悲剧发生，正是这种君臣意见差异逐渐淀积下来的结果。
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隻千古矣”。①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
①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冲圣日讲》。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其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就其实际效果而论，有的可取，有的失算。其结局，归于失败，以悲剧告终。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②其特点是改变国家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最后使“部权尽归内阁”。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把它们变为受内阁制约，听从内阁指挥，实有悖于祖宗旧制，实质上是将一部分皇权转移到内阁。这是张居正对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学校为养士基地，“人才所系”。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万历二年（1574）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①，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人口不断增加，学校招生人数反而减少，不但与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对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者更是当头一棒。明神宗还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迫害士人，实行文化专制。这些都是倒退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难以贯彻执行。张居正本人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谓他“千虑一失，在汰郡县诸生”②，成为后来惨败的祸根之一。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最有意义与成绩。
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洪武朝那次大清丈，与“赋役黄册”相配套，编造了“鱼鳞图册”，为明代田赋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在封建社会，土地自始至终是关系到农业能否发展、农村能否安定、农民能否生存的根本问题，也是农民与地主矛盾的根源。官豪势要为了逃避田赋，并向农民榨取更多地租，不断隐瞒土地，霸占土地，转嫁赋税。到了明中叶以后，“鱼鳞图册”已面目全非，赋役征派日益不均，国家赋税收入越来越少，“私室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田亩已是非清不可了。同明代其他重要经济改革一样，这次清丈也是首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来的。
万历六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进行试点①。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八。
② 谈迁：《国榷》卷三九。
① 详见《明神宗实录》卷八一。关于这次丈量的始行时间，《国榷》等书记于万历五年。至万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②。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③。有些地方还重新编造了“鱼鳞图册”。是明代田制与赋制的又一次综合整治，成绩显著。缺点是有些地区为“求亩多”，不实事求是，用小弓丈量，以致出现新的“虚额”，加重小民负担。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出重头戏。一条鞭，又称“一条边”、“条边”、“一条编”、“条编”等。其视点是变通赋与役的征收方法。它和清丈田亩一样，也是在嘉靖、隆庆以来各地逐步试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神宗的功劳，是支持把它推广到全国，实现了中国古代赋役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为实行货币地租创造了条件。
自唐代杨炎作两税法以来，一直是实行赋与役分开。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量，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①。其基本精神与特点是把赋与役合并，简化征收手续，扩大了折色范围，改变了以往的征收方法。它的推行，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反映。
万历九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一年又巧逢张居正入内阁十五年。明神宗为了表彰他为国振兴而“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赐伯爵禄，加上柱国、太傅，写敕奖谕，荫一子为尚宝司丞。太傅与太师、太保，并称三公，其尊崇仅次于太师，非一般大臣所能享有。这是对张居正的特殊恩宠，也是对他的改革的充分肯定。
张居正直接策划、设计、指导的这场改革，是“振百年因循之弊”的一次重大变革，虽然成绩不少，但是阻力也很大，“豪猾率怨居正”，从一开始就承受着极其沉重的压力，屡遭攻击，各项改革措施不久就变了形，“规制顿紊，不能尽遵”。明神宗本人为了“垂戒威权震主”，也很快反过来扼杀这场颇有生气的改革，自毁新政。
② 见《明神宗实录》卷一○四。
③ 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一、一一六、一一九至一二二、一二六至一三一。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第三节自毁改革成果从万历十年（1582）初开始，张居正病倒在床，明神宗频频遣使慰问、赐物。至同年六月十一日，张居正已危在旦夕。明神宗以论辽东战功，进他为太师，荫一子为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文臣没有生前加三公的，只有死后才能赠给。在明代，一人而独享三公之殊荣者，唯有张居正也。在此之前，明神宗还多次说过不仅要破例赏赐张居正，而且要特殊优待他的子子孙孙。六月二十日，张居正与世长辞，终年五十八岁。一代名相谢世，皇上悲痛，下令辍朝一日，举国哀悼，赐祭九坛，礼视国公兼师傅，赠上柱国，谥文忠。明代身后得赠上柱国者，只有洪武朝武臣江阴侯吴良、永乐朝僧人太子少师姚广孝和张居正三人。
张居正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是因为他在万历初年置生死于度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为了富国强兵，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他业绩炳然，他的名字也可以说是当时“改革”的代名词。对此，国人有定论，明神宗更清楚：如果没有张居正，就没有他的新政，没有那时“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的繁荣气象。然而，他终归是一个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共有的思想特征和心理状态，是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一切以实用为标准。神宗也是这样一个皇帝。他长大以后，越发感觉到张居正处处揽大权。为了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种现象，张居正一死，他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于是生前“忠贞不贰”的“元辅张先生”，死后反而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
明神宗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他是如何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不能平白无故地说张居正是坏人。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问题是从哪里下手？
明神宗素以“贪财好货”闻名。当时他的弟弟潞王朱翊镠即将结婚，需要一大笔开支。其母李氏为儿子的婚费焦急，多次催促神宗赶紧筹办。神宗舍不得动用内府的丰富积蓄，又顾虑大臣再批评他天天随意挪用国库的钱，正巧，这时有一个名叫张诚的贴身太监向他秘密奏报，说经过长期暗中侦查，张居正和冯保“宝藏逾天府”。神宗一听，怦然“心动”①，而且怀疑张居正积蓄多于冯保。加上冯、张二人以前对他约束太严，使他时存反感，及渐长而“心厌之”。于是就不管什么冯“大伴”和“元辅张先生”，也不顾不是“谋反、叛逆与奸党”不可抄家的祖宗法律了②。经过权衡利害得失，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万历十年十二月，以“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免去东厂提督，押到南京软禁，抄家没产，神宗得到金银一百余万两，珠宝瑰异无算。
当时，冯保和张居正是互为依存，生死与共，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在劫难逃。由于张居正生前是内阁首辅，又是太傅、太师，影响很大，所以在做法上有些不同。先大造舆论，形成“举朝争索其罪”的强大声势，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去，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然后再步步升级，彻底搞臭。万历十一年三月，诏夺上柱国、太师①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② 《明史》卷一九三《翟銮传》。
兼太子太师。八月，复夺“文忠”谥号。万历十二年四月，辽王宪■次妃王氏状告张居正强占辽王庄田和金宝万计。遂以侵盗王府资产罪，命抄张氏在京与江陵老家财产，总计得银十多万两、黄金数万。八月十三日，诏削张居正官秩，夺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公布罪状，曰：“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圣聪。私废辽王。假丈量田土，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破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子张顺、张书，都着永远戍边。”①自此开始，“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张居正其人其事，成为禁区，谁也不得议论。张居正当然有不少过错，但他所从事的改革事业是进步的。明神宗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否定，用心甚毒，却也因此走向了反面。这道诏令，是他自毁新政，全面扼杀他与张居正共同进行的改革成果的自白书，也是他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从此以后，明神宗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皇上怠荒，朝纲必坏，各种社会弊端开始全面复辟，地方秩序由相对稳定而走向混乱。
从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起，明神宗一面搞臭张居正，一面以“病”
为借口，不亲郊庙，不见廷臣。内治不修，上梁不正下梁歪。继张居正为首辅的张四维，“及代柄，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而后主阁者申时行等人，“亦踵其故智，使纪纲陵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国储动荡”②。万历十三年正月，四川建武所兵变。万历十四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明神宗“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十五年十一月，湖广郧阳发生兵变。
万历十六年八月，明神宗不顾南北各地大饥荒，为身后之计，大肆挥霍，加紧修建“寿宫”。十七年正月，太湖、宿松地方爆发农民起义，饥民数万闻风响应。三月，云南永昌卫士兵暴动。四月，广东白莲教起义。至同年十二月底，太仓外库银只剩下三十一万余两，“利孔已尽，无复可开”。初年改革的积蓄，用得近乎精光。
这一年，明神宗因为有人批评他唯好酒色财货，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章奏留中不发。
万历十八年二月，再罢日讲，“自后讲筵遂永绝”。缺官严重而不补，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万历十九年十月，京营武官闹事，直冲入长安门。举朝惊骇，人心不安。是时，明神宗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严峻的现实：“近年以来，人各有心，众思为政。。以致国是纷纷，朝纲陵替，大臣解体，争欲乞身，国无其人，谁与共理。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四夷交侵。”①可惜他非但不吸取教训，反而越走越远，继续大逞酒色之乐。万历二十年正月，御史冯从吾奏言：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不发，而“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真是“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同年二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官啺萜鸨磁眩晃逶拢毡痉⒍殖秸黄涫蔽髂嫌址⑸ブ菅钣α摇Ｃ魃褡诒黄攘罹烦稣鳎烦啤巴蚶笳鳌薄Ｎ髡鳌⒍鳌⒛险鳎笔嗄辏ナΒ佟 睹魃褡谑德肌肪硪晃宥�
② 以上见谈迁：《国榷》卷七二。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二三八。
数十万，耗银千万两；兵连祸结，国库空虚，百姓遭难。明神宗本人至此也彻底完成了由勤变懒的过程，昔日“少年天子”的气派与风采，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成年累月深居九重，一味发脾气整人、嗜酒、恋色、贪财。
第四节三十年晏处深宫在“三大征”尚未结束的时候，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月，乾清、坤宁二宫被火化为灰烬。“只知爱钱”的明神宗，乘机以“修建宫殿”为名，从同年六月起，陆续派出大批太监为矿监、税使，到各地“开矿榷税”，大肆搜括钱财，迫害官民无数。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为时近二十年的“矿税使之祸”，从此开始。这也是他在位期间历时最久、为祸最烈的弊政。
明代朝廷差官“开矿”，始于明初洪武；遣使“榷税”，在中叶时亦已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