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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九年（1540），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但是归有光自由不拘的文风，并没有受到那些冬烘气十足的秋试会考官的欢迎，屡试不中；他跋涉数万里，先后共赴京考了九次，皆失意而归，以致“仕进之心落然”②。科考的失利，既耗去了归有光的宝贵年华，又招致一些势利之徒的诋毁与嘲笑，尤其是乡里之人，“必加诋毁。自未入试，① 归有光：《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震川先生集》卷十，第222 页。按：“紫阳先生”即宋代学者朱熹。
② 《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③ 《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① 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见归有光：《震川先生集·附录》，第981 页。② 归有光：《上瞿侍郎书》，《震川先生集》卷六，第125 页。
已有毁之者矣；既不第，帘外之人又摘其文毁之”①。
归有光却在多次的不第中反而窥见了科举制的弊端，觉得它让人“驱一世于利禄之中”②，使得为文服从制举八股，徒成僵化，而无情感可言。他还对那些莫辨猥杂，而唯以剽窃为能的文风发出挑战，在嘉定安亭江畔筑庐读书谈道，以一个落寞老儒的身份，大谈八股文风的革新，教授举子科考之艺；编辑唐宋散文，以反对文坛上滥行的“复古派”运动。归有光痛定思痛，标新立异，在老屋荒江畔自成一统，四方来学者竟达数十百人。
归有光在《山舍示学者》一文中告诫学生，要大家“毋事口耳剽窃”，为文要“出乎吾心之理”，“辞达义精”，“本原洞然”③。
自从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来，明初“台阁体”的拘板文风得到很大的纠正。后来到嘉靖初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继承复古衣钵，以饾饤文字为能事，却不免流于因袭模拟，文风出现华而不实、臃肿浮荡的倾向。针对这一风气，王慎中、唐顺之疾呼学习唐宋散文，重视感情的真挚，强调文章的言之有物，世称“唐宋派”。
归有光积极地投入了文坛上的斗争，加入“唐宋派”的行列，反对王世贞等人认为文章愈古愈好的观点。归有光虽然不是进士，但由于他的文章早已传誉远近，所以显得十分有力。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抗衡“复古派”，在授徒的同时，连续写了《女二二圹志》、《亡儿■孙圹志》、《见村楼记》、《筠溪翁传》、《张贞女狱事》、《书郭义官事》等多篇散文，使被“复古派”割断的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
这些散文，质而不俚，生动自然，文从字顺；无论圹志、行状、传记、故事，都能“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其畅也，其厉也，其洁也，学者举不能知”，而他却“独深知而自得之”①，一洗“复古派”统治文坛近百年的混浊气氛，以清新和富有真挚感情的文字保持了文学活泼健康的生命。
归有光除以创作实践来为“唐宋派”推波助澜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文学主张，以反对王世贞这位“复古派”权威的盲目崇古观点。他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写道：“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文学，而苟得一二庸妄人为之巨子，争附合以诋诽前人。韩文公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②王世贞听后不服，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又反驳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③归有光还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批驳道：“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① 《解惑》，《震川先生集》卷十四，第97 页。
② 《与潘子实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149 页。
③ 《震川先生集》卷七，第151 页。
① 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见《震川先生集》第8 页。
② 《震川先生集》卷二，第21 页。
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559 页。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④他认为学习古人固然不错，但要得其神，而不是徒追形式而已，说：“余尝谓观书，若画工之有画耳、目、口、鼻，大、小、肥、瘠，无不似者，而人见之，不以为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读书也，不敢谓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①归有光还认为作品的艺术标准在于质之美，他说：“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②这些切中时弊的见解，在抵制“复古派”专事模仿剽窃的流俗中，别开生面，起到砥柱中流的作用，闳中肆外，使司马迁与唐宋古文家的朴实文风得到发扬光大。尤其是归有光把他的文风贯注到教授举子业的讲堂中，力图改造八股文，这种扭转文风的巧妙形式与勇气，使后人不得不把他称作为“彼时之豪杰”③，不仅把他的散文举为“明文第一”，④而且把他的八股制艺，譬为“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⑤。以致唐宋八大家文选，在唐顺之、归有光的崇扬下，“人几等于五经四子”⑥，文风为之一变。
归有光虽然讲学于荒江老屋，但对民间疾苦并不是漠然视之。他留意于东南水利，关心家乡的农业与民生。怀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他从“故家野老”处搜采历代有关治理长江下游、钱塘江下游与太湖流域水利的文献⑦，编写了《三吴水利录》四卷。在这部书中，归有光绘图分析东南水利大势，条陈历代治水经验，并根据自己多年考察所得加以阐发，剖明利弊，认为治吴中之水，宜专力于松江，应当疏其湮塞，“开浚诸水”，“去两岸茭芦，自昆山漫水江迤东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复由跄口入海”①，以解百姓鱼鳖之忧，使境内丰熟富裕。他将这些文献和建议，呈给地方官府，以供他们治水参考。
在抗倭战争中，归有光亦积极地返回昆山城中参加防御，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此外，归有光又写了《鲤鱼山》、《郓州行寄友人》、《西王母图序》等诗文，有的记所见灾祸，表达对灾民的同情；有的讥刺权贵、贬斥方士滥行，有的为劳动妇女所受的非人压迫鸣不平。他以经世致用的思想，使自己的作品充满着活跃的生命，而称誉文坛。
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六十岁时考中进士，授浙江长兴县令。
他决心学习古代贤县令，兴利革弊，作一番事业。
归有光上任后，平反死囚犯数十人，避免株累者上百人；每审理案件，④ 《与沈敬甫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869 页。
① 《尚书别解序》，《震川先生集》卷二，第51 页。
② 《庄氏二子字说》，《震川先生集》卷二，第84 页。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世界书局1935 年版，第58 页。
④ 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明文案序上》，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 页。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版，第58 页。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版，第58 页。⑦ 归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三吴水利录·续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9 页。
① 归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三吴水利录·续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0—61 页。
他都详细调查，把有关妇女、儿童召至案前，细细交谈，把案情审理得清清楚楚。凡鱼肉百姓者，决不姑息；即便上司的命令不符合下情，他亦敢于忤其意而不执行。三年知县任上，“小民安居自如”②。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隆庆二年（1568），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名为迁，实重抑之”③。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隆庆三年（1569）冬，他赴京入贺万寿节，受到大学士高拱、赵贞吉的荐引，任南京太仆寺丞。后来又被李春芳留在内阁，负责敕房的工作，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他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 年2 月5 日）去世，终年六十六岁。①归有光去世后，他的文学主张和散文成就愈来愈为社会所重视，连他的文坛敌手王世贞也对其表示折服，渐渐改变“复古派”的旧观点。王世贞晚年在给归有光的遗像题赞词道：“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②把归有光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给予极高的评价。
归有光的诗文后人辑有《震川先生集》行世，此外，除《三吴水利录》，他尚著有《易经渊旨》、《诸子汇函》、《文章指南》等。
② 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见《震川先生集》第981 页。③ 《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① 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震川先生集·附录》。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第559 页。
第二节“公安三袁”
明末文学家有“公安三袁”，即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为公安派的创始者。
袁宏道袁宏道（1568—1610），初字孺修，改字中郎，号石公、六休，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富裕，在万莹、王辂等名师的教育下，善于诗文。十六岁为诸生，即在城南结文社，自为社长，除攻读八股制义外，倾心诗歌古文，“有声里中”①，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为师，“奉其约束，不敢犯”②。二十一岁时中举人，但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
“雨过庭花好，开樽亦自幽。不知今夕醉，消得几年愁？一朵新红甲，四筵半白头。久知行乐是，老矣复何求？”③科场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颇多自伤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诗中，浩叹孤寂愁闷与落落寡欢。在长兄袁宗道的影响下，袁宏道开始从禅宗中寻求精神寄托，以禅诠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访李贽，两人说文谈禅，十分相得。李贽称赞他“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并赠诗曰：“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决心改变诗文创作之风，“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①，而卓然独立。
万历二十年（1592），袁宏道中进士，但没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职。然而仕途之门已入，他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因此心情舒畅，在家乡石浦河畔，袁宏道时常与亲友相聚，吟诗饮酒，谈禅遨游，悠闲自得。他这时候对文坛上的复古运动已深表不满，认为诗文应当随意而发，不应模拟蹈袭，作茧自缚。在《答李子髯诗》中，袁宏道写道：“若问文章事，应须折此心。”“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②在他看来，复古之作不如民间俚曲。
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宏道被选为吴县（今属江苏）县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断，与民方便，颇受地方拥戴。然而也招致当道者的不满，加上吏事繁杂，难得清闲，他觉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① 《明史》卷二八八《袁宏道传》。
②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珂雪斋文集》卷九。
③ 《花朝即事》，《袁宏道集笺校》卷一，第19 页。
①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② 《答李子髯》，《袁宏道集笺校》卷二，第81 页。
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③。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辞职。
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离开吴县后并没有立即回乡，而是遍游东南名胜，徜徉于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佳山秀水间，与友人陶望龄、潘景升等诗酒酬答，奇文共赏。三个多月，“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而且“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④。尤其是当他在杭州读到徐渭遗稿《阙编》时，“不觉惊跃”，“如魇得醒”，为徐渭“恣臆谈谑，了无忌惮”的诗风所倾倒①，从而愈加对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复古文风表示不满，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要求诗文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写出更多的“本色独造语”②，反对一味追求缺乏真实情感的复古模拟。他抨击复古派笼罩的文坛扼杀了创作的生机，指出秦汉作者与盛唐诗人多变的创作手法才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仅仅以“剿袭模拟，影响步趋”，就会将诗文创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诗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锐地指出，复古派及其末流的拟古之作，犹如“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得而不诗哉！”③除公开反对复古派末流的文风外，袁宏道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推动文体的解放。他写下《逋赋谣》、《竹枝词》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通俗而清新，隽秀而活泼；又写下《虎丘》、《灵岩》、《湘湖》、《西湖》等数十篇游记，状物抒情，毫无雕饰之弊，“俱从真源中溢出，别开手眼，一扫王、李云雾，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饰之病”④。
东南游归，袁宏道携眷属暂寓仪征，在这运河孔道与南北文友赋诗谈文，宣传自己的“性灵”说。万历二十六年（1598），起为顺天府（今属北京）教授。次年迁国子监助教。第三年补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
北京毕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览公家收藏的丰富图籍，又和谢肇淛、黄辉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结为“葡萄社”，在城西崇国寺品评诗文，论古说今，颇感闲适快乐。他一方面通过广泛阅读、交友讨论，逐渐纠正以前“偏重悟理”，过分强调自我的倾向，“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①；另方面，他对复古派末流的批驳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统地分析了唐宋诗文的风格，认为：“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③ 《沈广乘》，《袁宏道集笺校》卷五，第242 页。
④ 《解脱集之四·尺牍·伯修》，《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492 页。① 《徐文长传》，《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九，第715—716 页。
② 《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7 页。
③ 《与张幼于书》，《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502 页。
④ 《公安县志·袁宏道传》，转引自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录甲》，光明书局1935 年版，第359页。
① 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西施之不能效颦乎！”②他还说：“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③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进行了具体的批驳，使文风得以扭转。钱谦益后来在评论袁宏道的影响时，称他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