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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阳的防御巩固之后，熊廷弼希图进一步进取。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每路三万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战区，各路相互策应。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进征。到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如果后金出兵不与其交战，而派兵从叆阳、清河、宽奠等地出击，迭进互扰，疲惫对方，并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其内部响应。
但是，就在这种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①，罢熊廷弼职，听勘。十月，以袁应泰代之。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卫辽的情况后，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辽的功劳。熹宗虽然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①，① 熊廷弼：《请发军器疏》，《筹辽硕画》卷二十八。
② 熊廷弼：《亟发近镇军将疏》，《筹辽硕画》卷二十八。
③ 《熊襄敏公全集》卷八《性气先生传》。
① 《明熹宗实录》卷一，记罢熊廷弼官的时间为九月乙未，而《国榷》卷四八，记此事为九月己亥。① 《明熹宗实录》卷七，天启元年闰二月戊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王功罪》。但没有复其职。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袁应泰自杀身亡，京师大震。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②。熹宗决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辽的功劳，对罢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后恳切提出“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③。熊廷弼接到敕谕十分感动。他扶病而起，拜过祖坟，告别官吏、乡亲，又踏上了去辽东的征程。
这时的辽东，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三岔河以东均落入后金手中。辽东军民，除部分金、复等卫和东山矿徒结寨自固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到了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流落到朝鲜。在河西人心惶惶，竞向关内逃命；兵力空虚，广宁只有弱卒千余人。四月，任命右参议王化贞为巡抚，他收集流亡，只得万余人，但装备奇缺，战马寥寥，根本不能抵御后金的进攻。
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为基地，部署重兵，抗击后金，牵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④。熹宗批准了这个方略。接着，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并进策要联络朝鲜。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把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组织起来，与朝鲜军合势，与登、莱之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准备“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①。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全面实行这一战略，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实行这一方略的关键是准备。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熊廷弼是有时间进行准备的，这主要是努尔哈赤本身也遇到了麻烦。首先，占领辽、沈后的后金内部矛盾重重，有汉人和满人的矛盾，也有满人对连年战争的不满，需要调整和安顿；其次，占领区域扩大，分兵四下把守，欲大规模进攻河西，须征集兵员，进一步做准备。
双方都在做进一步较量的准备，关键是谁准备得好。
天启元年（1621）六月初六，升熊廷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经略辽东等处军务”②，同时，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与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抚毕自严、广宁巡抚王化贞一起，构成了三方并进策的领导机构。熊廷弼任职后积极准备实现其三方并进策。首先，请求兵部负责抽选各镇精兵二十余万，户、工二部准备粮饷、器械；其次，请求任用在辽有一定威望的刘国缙、佟卜年、洪敷教等，以收辽人之心；第三，调工匠，买铁，伐木，制车，造炮；第四，天津，特别是登、莱巡抚积极做准备，出使朝鲜的使者也准备就绪。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并进策，执行的开始就不顺利，请调之兵迟迟不到，更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敌，不执行计划。
② 《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③ 《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庚午。
④ 《明熹宗实录》卷十一，天启元年六月辛未。
① 《明熹宗实录》卷十四，天启元年九月癸丑。
② 《明熹宗实录》卷十一，天启元年六月丙子。
王化贞不懂军事，不整饬军队，不做进攻的实际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叛将李永芳的内应；认为努尔哈赤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单弱，潜师出兵，势在必克，他一次次率兵出击，一次次无功而返。他派毛文龙袭取镇江，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辽南四卫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从而经抚之间不和。而兵部尚书张鹤鸣、首辅叶向高对王化贞积极支持，言听计从。王化贞不受熊廷弼的节制。四方调来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自行发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置而不答。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十分恼火，动辄语言愤激，朝廷一些官僚多支持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甚至要撤掉他的经略之职。三方并进策成了泡影。
明与后金较量的准备，明朝失败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战场上的失败。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调动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
二十日，渡过辽河，进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给以重大杀伤。终因众寡悬殊，救兵不至，罗一贵以身殉职，西平堡落入后金之手。
当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守卫镇武堡的刘渠增援。巡抚王化贞听西平被围后，轻率地采纳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会合刘渠兵增援。努尔哈赤分兵一部迎击援军于平洋桥。孙得功实际早已投降后金。一交战，他在阵后大喊：“兵败了！”率先策马逃跑。阵后大乱，刘渠、祁秉忠先后被杀，明军三万余人全军覆没。
孙得功逃回广宁，立即封府库及火药库，声言捉住王化贞，投降后金。
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大陵河遇见熊廷弼，要守宁远、前屯。熊廷弼说：“晚了，你要是不撤广宁的守兵，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他把所带的五千人交给王化贞为殿后，向山海关退去。两天后，努尔哈赤才进到广宁。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入关，接着王化贞等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弃之于敌。辽东的陷落主要责任在王化贞，支持王化贞的张鹤鸣和叶向高，也难逃脱罪责。但作为经略的熊廷弼在辽西危机时刻，意气用事，匆忙后退，也是有责任的。
天启二年二月，明廷罢熊廷弼职，听勘。四月，判他死刑。
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六日（9 月27 日），熊廷弼被处死，传首九边，弃尸荒野。接着，株连全家，财产被查抄，妻子系辱县庭，长子熊兆琏被迫自杀，女儿熊瑚呕血毙命。但是，杀害熊廷弼不是因为他失去了辽东，而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东林党人掌握朝廷一部分权力，但同时阉党势力也在增长。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接着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对弹劾他的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决定下毒手，兴大狱。为了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把败坏封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就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杀害熊廷弼，打击东林党。
第五十二章陈子龙张煌言陈子龙、张煌言都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志士，也是出色的文学家。
第一节陈子龙陈子龙（1608—1647），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祖上世代务农，“称素封”①。父亲所闻，以文学名江南，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官至刑、工两部郎。陈子龙六岁入学，勤治经史，力攻章句。天启三年（1623），十六岁举童子试，名居第二。时大批廷臣因为反对魏忠贤，纷纷被削职为民或逮之狱死。陈所闻告病在家，每阅邸报，扼腕叹息，教陈子龙剖析邪正，明辨是非。天启五年（1625），阉党矫旨到苏州逮捕乞假在家的文选员外郎周顺昌，激起吴民公愤，“奋击缇骑至死”。为伸张正气，抗议阉党的不法行为，陈子龙冒着灭族的风险，缚草为人，“书奄名射之”②。从这一年开始，他先后与本郡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宋徵璧以及苏州、嘉兴等府的一些文人学士结为好友，切磋学术，议论时务，后来大都成为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骨干分子。天启六年（1626），补松江府学生员。父病殁，居家守孝，闭门不出，博览群书，尤其致力于古文词。
崇祯元年（1628），陈子龙二十一岁，与湖广宝庆府邵阳知县张轨端之女结为夫妻。后纳妾蔡氏等三人。当时，江南一代名妓柳如是（1618—1664），年方二十余，“色艺冠绝一时”，诗赋辄工，尤长近体七言，堪称才貌出众，风流十足。不少文人才子对她“一见倾心”，爱慕不已，缱绻而别。陈子龙虽曾流连声色诗酒，但对柳如是却没有好感。柳如是以陈子龙“负海内重名”，欲委身于他，从盛泽至松江屡以刺谒，自称女弟。“陈严正不易近，且观其名纸自称女弟，意滋不悦”。柳如是才转而嫁给钱谦益做继室①。
崇祯二年，陈子龙中秀才，拔为第一。是年，夏允彝、杜麟征二人以“老困公车，不得一二时髦新采，共为熏陶，恐举业无动人处”，在松江组织“几社”。“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勋、徐孚远、彭燕三人。陈子龙“甫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子以年少讶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遂成六子之数”②，世称“几社六子”。几社和其他文社一样，起初是通过以文会友，选择知己，学习制艺，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一股政治势力。几社的主要特点是取友极严，非师生子弟不得入社，社友亲如兄弟。它成立后汇刻制艺范本《几社壬申文选》，集六子之文，人各六十首。又刻《几社会义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几社的声势由此大振。陈子龙的名气亦因之日重，“问业者日进，户外屦满”。崇祯三年（1630）秋，应乡试，中举人。次年，赴京师会试，“为省中某公所黜”，落第归里，从事古文词。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得失，本欲上奏朝廷、以友人戒之而止。崇祯七年春，再度应会试，复不第，回家闭门谢客，“专意于学问”，作古诗乐府百余章。接着，在松江南门外阮家巷陆氏别业南园读书、写作，成《玉堂集》、① 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万历三十六年条，见《陈忠裕公全集》，清嘉庆年刊本。② 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天启五年条。
① 见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附轶事》；钮琇：《觚剩》卷三《吴觚·下》；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七《柳如是小纪》，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版；徐兆玮：《河东君遗事》。② 杜登春：《社事始末》。
《平露堂集》。崇祯十年，第三次公车北上，榜发，与夏允彝同中进士，俱在丙科，当就外吏。陈子龙选得广东惠州府司理，未抵任而闻继母亡，回家治丧。
此时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门后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崇祯十一年（1638）夏，陈子龙以“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①的紧迫感，与徐孚远、宋徵璧一起，取明朝名卿大臣“有涉世务、国政”之文，“撷其精英”，“又旁采以助高深”，“志在征实”②，辑成《皇明经世文编》，凡五百零四卷，又补遗四卷。是书选文以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重经济为原则，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军事、赋役、财经、农田、水利、学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并根据当时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对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注，表达了编者的政治主张。陈子龙等人编辑此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①，不务实际的坏风气。它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了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之书。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的作用”②。
继后，陈子龙又整理了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徐光启负经世之志，“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③。对于徐光启的为人和学问，陈子龙向来是十分敬佩的，早年曾到北京拜访他，“问当世之务”。徐光启谢世后，陈子龙从其次孙徐尔爵处得《农书》草稿数十卷，日夜抄录。崇祯十二年（1639），“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遂删其繁芜，补其缺略”④。“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⑤，灿然成《农政全书》六十卷。并作《凡例》，概述《农政全书》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内容、思想渊源和徐光启的独到见解。同时抒发了他本人的社会经济主张。编辑《皇明经世文编》和整理《农政全书》，是陈子龙一生中在经世实用方面两项最主要的贡献。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经世”，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是何等的重视。
此后，陈子龙曾一度“欲绝仕宦”，在家“广其宅，示无志四方也”。
然而，面对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燎原之势和清军的步步进逼，从巩固明朝的根本立场出发，最终还是放弃个人打算，于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出任浙江绍兴府司理，寻兼摄诸暨知县。在官之日，由于他的辖区连年水患成灾，饥民蜂起，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刚柔并用，剿抚兼施，一边“力① 陈子龙：《安雅堂稿》卷一。
② 宋徵璧：《经世文编凡例》。
① 陈子龙：《经世文编序》，《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六。
② 吴晗：《明经世文编》影印本序。
③④ 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崇祯十二年条。
⑤ 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见《农政全书校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行保甲，设互首之法，申连坐之令”，镇压饥民起义；一边亲司赈事，救济饥民，立粥厂，设药局，养老幼，医病疾，收死骨。十五年（1642）五月，在浙江巡抚董象恒节制下，陈子龙督抚标兵千余人到浙江遂昌县，积极参加浙、赣、闽三省会剿，镇压多年来活动在三省交界处的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为首的山民起义。事平论功，陈子龙得增俸。十六年春，李自成起义军破承德，南京大震。他受董象恒委派负责筹划军备，在余杭等地筑关建台，整修城池，铸炮储硝，并督运军粮入南京。崇祯十七年初，陈子龙因招抚浙江东阳县诸生许都起义有功，授兵科给事中。许都出身官僚家庭，富而任侠好施，原为陈子龙的旧友。陈子龙曾经数次荐之上官，不用。关于这次许都起义的原因和经过，有两种说法。一曰，东阳知县姚孙裴贪酷成性，借口备兵，横征暴敛，坐许都万金。许都乞免，不得。适义乌县奸民假中官之名招兵事发，孙棐遂诬许都与此有关，“结党谋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