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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定自是不会打算天天去看金大良，但金大良的问话就像引他走进了一条记忆的遂道，他一点不想走，遂道却不由分说地向他敞开了……
对立的红卫兵组织迟迟地不来进攻，防御的这边却像楼下那个神经衰弱的人一样在等待楼上扔第二只靴子，所在教室的窗口全用砖头堵死了，门口也堵了半人高，人们进出就如同狗一样地爬上爬下。那是一个几乎人人都拥有矛枪、匕首的年代，目标是保卫一个神一般的人物，为了捍卫他英明的路线，目标没有任何的疑义，目标下成千上万个造反组织却相互仇恨，相互谩骂，甚至相互厮杀。好在，这学校还从未真刀真枪地厮杀过，匕首、矛枪什么的备是备上了，但若不用，就不过是一群大孩子们的玩具。说来也怪，这些玩具们商店里也没见卖过，说有就有了，说多就哪哪都是了，还有柳条帽、三节棍、五节手电……也不知从哪钻出来的，简直如雨后的草，一夜之间就遍地全是了。
在这之前，红卫兵主要是用笔和嘴作刀枪，贴大字报，开辩论会，满世界地撒传单……大字报纸是一分钱一张的那种，颜色就像农村的土坯墙，硌手的的硬斑、草棍则像墙上的花秸；毛笔也是几分钱一支，秃笔尖，爱分叉，用不多久笔头就掉下来了。但红卫兵是不讲奢华的，他们看重的是内容，言辞激烈能激怒对方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日夜绞尽脑汁，想遍了学过的所有的词汇，将青春的日日夜夜仿佛全用在攻击对方的遣词造句上了。写是一样，说也不能忽视，辩论会是一场接了一场，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甚至上千人的也有，那真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能言善辩的，便可以学诸葛亮舌战群儒；次些的，便做群儒中的一个，你唱罢了我登台；再次些的，只好担任呐喊、起哄的角色，就像看戏叫好一样，关健时刻的叫好也能提演员的精神。总之，练习当众说话那可是最好的机会了，谁都可以当矛去射别人的盾，谁也都可以当盾来挡别人的矛，虽说有些乱乱轰轰少有章法，对热血的少男少女们却是魅力无穷。还有那满世界的传单，纸张虽仍粗劣，却有了花花绿绿的颜色，字是工整的仿宋或是洒脱的楷书，看似印刷体，却是拿了蜡纸、铁笔，一笔一划在一张专用的钢板上刻出来的，然后将蜡纸贴在油印机的纱网上，滚足了油墨，一遍又一遍，下面才出来了一张又一张的传单。传单散发着浓郁的油墨味儿，满世界都可以闻到，更不要说红卫兵组织占据的地方了，若要分辩是不是一个组织所在地，只须用鼻子闻一闻，看它是否有足够的油墨味儿就可以了。
所有这一切，李三定都经见过了，热血也随了沸腾过，但他在其中的角色总是最末等的，人家写好了大字报，他拎了浆糊桶去贴；人家开辩论会，他去准备桌椅板凳；人家蜡纸刻好了，他拿了去油印。他做的尽是不用动脑不用动嘴的事情，而这样的革命运动要紧的正是动脑动嘴呢。但他没有办法，他对自己的笔和嘴一点不抱希望，锻炼的机会是天天都有，但他宁愿眼看着机会一次次地失去。这让他在一段时间真是痛苦得很，夜里一做梦就是坐在辩论会上被一个伶牙俐齿的人攻击得张口结舌。好在，这末等的角色不只他李三定一个，行动起来也是闹闹哄哄的一小批，况且在一小批里他贴大字报总是最快最平整的，印传单也是又快又清晰。他最明白不过，其中快有快的聪明平整、清晰也有平整、清晰的聪明，因此他自个儿也有小小的快乐。但由于别人从不去在意这种聪明，他那快乐便有点像晴天里的雨滴，没待落地就被蒸发掉了。
时间长了，李三定的热血沸腾和那些战斗在前沿的人的热血沸腾就显出了区别，那些人由于直接的参与，热血的沸腾愈来愈接近顶点了，而李三定的沸腾却渐渐地在往低里走，就好比之间隔了道墙，对墙那边的热闹李三定只是旁听的角色，听多了听惯了，想沸腾也难沸腾起来了。但一些事情到底是要由那些直接参与的人来决定的，比如唇枪舌剑的辩论，像是已远远不够他们的热血消费的了，他们一边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却难以抑制地修工事备武器，拉开了武斗的序幕。也不知是从哪个城市哪个组织开始的，就像瘟疫一样，很快地，全国各地就都乒乒乓乓地打起来了，严重的地方还动了真枪真弹，死了真人。到了这个地步，大家不但不能停止，反更感到了斗争的严峻，每天站在毛主席像前，泪光闪闪地宣誓：即使抛头颅撒热血，也要保卫您，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九 李三定也作过这样的宣誓，领头宣誓的是组织的头头，一个能言善辩、英俊潇洒的高二男生。李三定参加这个组织，全由于对这男生的折服，他当众从不畏怯，说话从不结巴，无论是多少人的批判会或辩论会，他都可以出口成章，把对方逼于劣势。李三定跟他参加过多次批判会和辩论会，从没见他拿过稿子，也从没见他被对方辩倒过，有了他这张嘴，全组织的人心里都是踏实的。但大家都没想到，有一天辩论会没有了，批判会也没有了，这张嘴忽然地失去了力量，有力量的，竟换了真正的棍棒刀枪了。
这头头大约也一时难转过弯来，便一边要大家习武备战，一边极力主张文攻武卫，决不主动去袭击哪个对立的组织。因此在“习武”中，大家也主要练习防卫，不练进攻。大家的武器有限，知识也有限，不过是些刀枪棍棒和盗听途说来的经验，场所又是黑暗的狗洞一样的教室，练习起来就不那么起劲。特别是头头，他总是看别人练，自己从不动手，他大约还是迷恋嘴上的功夫，要是有人停了练，坐下来跟他探讨起当前的形势，他的眼睛会立刻炯炯有光起来。这时的李三定，拿到的武器是一把匕首，也不知谁扔给他的，铁柄铁身，大约六七寸长，样子有些粗笨，也没有人们常说的寒光。他的角色有时是拿了它佯装去刺别人，别人设法来挡掉它，有时则用它去挡别人的刺。别的几把匕首他也见了，都比这把精致，光泽也好。但他没去调换，只在练习的空间，找来一把铁锉默默地打磨。渐渐地，这匕首有了光亮，刃也薄了，样子也好看了许多，他拿了它练刺，也拿了它练挡，不练了他便带在身上，别人借了去用，用完他一定要回来，成了他的私人财产似的。组织里大多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他们就嘲笑他农民意识，说要是有一天让他掌了权，大家还得回到私有制社会去，私有制还得是封建社会的私有制。他不知怎样反驳他们，只好不作声，继续练他的。他的练习也意想不到地有成效，刺能刺得准，挡也能挡得及时。有一回，连头头都开始注意他了，头头竟然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问得大家都笑起来。李三定委屈着，一颗心就更往匕首这边靠近了，他自个儿也没想到，这小小的东西竟会给他带来快乐，就像小时候得了件心爱的玩具，早晨醒来，玩具还没想起来，快乐却先到了心里了。他找来一块红绸布作了铁柄的装饰，又用一块薄木板做成了刀鞘，练习时红绸布一舞一舞的，让人会产生排练舞蹈的错觉，练习完了，他便刀身入鞘，小心藏进自个儿盛衣服的木箱子里。木箱子也是他自个儿找几块木板钉成的，他的嘴不勤快，手却是不大肯闲着的。有人批评他，备战备战，你把它藏起来还怎么备战？他只好又拿出来，装进他特制的裤兜里。裤兜是按了匕首的尺寸缝制的，长长的，很滑稽地贴在屁股后面。头头看了，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一个还没长大的儿童。这话却仍没能动摇李三定对匕首的迷恋，他对头头折服是折服，但之间的距离太远了，远得像是一辈子也走不到，而这匕首不同，眼看得到手摸得到，一开始就是亲近的。儿童就儿童吧，亲近的感觉在他真是不多，无论如何他不想放弃。
在一个寒冷的深夜，对立的红卫兵组织还是来了。他们可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门而入，几个长筒手电将屋内照得亮如白昼，窗玻璃被噼噼啪啪地砸碎了，堵在玻璃外面的砖头被轰隆轰隆推下去了，一床床裹了身体的棉被也被长矛挑开了，棉被里的人缩成一团，不能克制地打着哆嗦。哆嗦有时跟哈欠一样，一个先打了，其他人会跟着打起来，李三定没想到，先打哆嗦的那个人竟然是他们的头头！李三定一边哆嗦着，一边却因此奇怪地生出了几丝喜悦。恐惧和喜悦自都不是他那时希望的，但就如同一对淘气的双胞胎由不得母亲一样，哪一个也由不得他自个儿，他是只能眼睁睁地看了它们任意地活跃着。
对立的红卫兵组织收获很大，所有的大字报纸，所有的刀枪棍棒，以及油印机、广播喇叭、钢板、蜡纸什么的都被他们抄走了，头头也被他们带走了，留下的除了一片狼藉，只剩了一颗颗涣散、无助的心了。大家的情绪都很消沉，倒不是为那些“资产”，甚至不是为头头的被带走，是为自己的表现。自己的表现太出乎意料了，那还是不是自个儿了？平时的赤胆忠心哪里去了？平时的勇敢无畏哪里去了？平时习武的本领又哪里去了？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不是他们所希望所敬仰的，反而尽是他们所鄙视所唾弃的，连他们的头头都没有一点英雄的表现，怎么回事啊？他们的武器，除了李三定那把匕首放在衣箱里，其它可都是在手边来着，可他们的身体先哆嗦起来了，心里想拿也白搭啊。其中有一个胆量壮些的，曾试图去拿一把长矛，但刚拿到手就被人家夺过去了，那夺的轻易，倒像主动递到人家手里一样。因此，他们没有一个人指责李三定备战意识的淡薄，头头没了，“资产”也没了，这个组织就等于不存在了，组织都不存在了，一只匕首放在哪里有什么要紧呢。
离开一片狼藉的阵地的时候，李三定难以自制地从衣箱里拿出匕首看了一会儿，他忽然明白，他的喜悦是和这匕首有关系了，不单是因它的幸存，还因它的不必出战，他从没设想过它实际的功用，实际功用的机会过去了，才忽然觉出了这匕首于他的真实意义。
很快地，对立组织那边就传来了头头反戈一击将担任重要职务的消息，头头给这边战友写的公开信也印成传单撒遍了学校的各个角落。这边呢，一半的人骂头头可耻，一半的人则默不作声，只有少数几个表示要另立旗杆坚持对立下去，但看没什么人响应最终也只好作罢。结果骂头头可耻的人都解散回家去了，默不作声的大多奔了头头。李三定属于默不作声的，也属于奔头头的，但他和别人不同，别人有的是头头的亲信，有的是观点上的摇摆不定，有的是摄服于对方的强势，他则属于无处可去。他的家其实是姐姐们的阵地，因此他的父母总是往学校轰他，他们说，要是都往家跑，文化革命怎么搞？他的姐姐们已经为他上学作出了牺牲，为照顾她们的情绪，他的父母从不允许这儿子有任何的违规表现。当然，也有头头的原因，头头在被子里的哆嗦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宁愿相信那是更真实的头头，头头去那边看似是软弱功利的行为，也许只不过是为了立足于人群中吧，人群中有时也实在有种安全感呢。那么，为了父母，也为了安全感，除了投奔头头，他还能怎么样呢。
十 父亲
金大良骂老麦的那些话一点没影响李三定去看杀猪的兴趣，他跟老麦开始就没亲近过，因此也就说不上疏远。他原本想像翻月份牌一样将金大良和米小刚的事翻过去，但再去杀猪场，注意他的人就多起来了，纷纷问他，那一刀是你挡的？看不出啊。或者说，这几年的学算没白上，打架吃不着亏了。有人还说，这下看他李要强还咋要强，教书教出个玩刀的。甚至，连老麦都在注意他了，有一次，老麦忽然停了手里的活儿，往身后的人群里扫了一眼，最后将目光落在他身上说，哎，数耗子的，老往后躲什么？来来来，试一把！说着不由分说地分开众人，将刀子递在了李三定手里。李三定几乎是被大家推到前面去的，这种事老麦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谁不想看看呀。结果，李三定却大负众望，刀尖刚挨到一片肺叶就哇地吐了，猪的被敞开的内脏里，沾满了他吐出来的污秽。大家发现，李三定头冒虚汗，面色苍白，拿刀的手还颤抖不止。大家一下就开心地笑了，原来，他那一下子不过是碰巧了，说到底还是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教书先生家怎么会出来个舞刀弄棒的呢。老麦也许是最开心的一个了，他像是复了那天的仇一样，将虚弱的李三定扶到一边，开始亢奋地投入到自己的活计。然后，他便再也没对李三定看一眼了。
事情闪电般地就发生了，李三定对老麦不明白，对自个儿也不明白，老麦干得好好的，干嘛非要自个儿试试？而自个儿又紧张什么，不就是试试，不就是一群人和一头死猪么？过后细想想，他开始觉出了看和杀的距离，就像他玩匕首不过是玩玩一样，他看杀猪也不过是看看而已，即便看一辈子，自个儿也可能不会真的去杀一头猪的，况且，身后还有那么多人的眼睛。
自那天以后，李三定就克制着自己，不再去杀猪场了。也因为，家人们对他所有的行为已是忍无可忍了，杀猪场上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他们耳朵里，他们把每一顿饭几乎都当作了批判会，批判他的无所事事、好逸恶劳，批判他的吊儿郎当、不务正业，说他是叮血的苍蝇，闻见血腥味儿就往跟前凑，说他是块臭肉，就因为他人家才开始对这个原本好好的家指三道四，说喂一头猪也不过就一年，可喂了他整整十八年，却还不如一头猪有用。这些话大多是姐姐们说出来的，在家里她们说话从来是刻毒的，就像家里到处都埋藏着她们的仇恨。一不小心，仇恨的种子就发芽了。一边仇恨着，一边手也不闲着，洗衣服，缝棉被，做鞋子……活儿像是谁压给她们的，但又不见任何人指使她们。李三定的活儿她们也一样做，外面的衣服从没让李三定洗过，她们嫌他洗不鲜亮，外人看见笑话的不是他而是她们姐妹。李三定在外上学的几年，每星期都要抱一堆脏衣服回来，她们边洗边骂，骂李三定是脏猪懒猪；若是脏衣服不给她们，李三定就会由脏猪懒猪变成害人精，是有意给她们姐妹难堪了。为换新衣服新鞋子她们跟李三定也不知多少回地吵嚷过，因为李三定总是趁她们看不见的时候就把新的换成旧的了。她们在家里刻毒完了，到外面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说话随大家，举止也随大家，干起活儿来又是那么干净利落，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赞扬声。由于多年的集体劳动，已是把她们的争强好胜培养成了，外人的赞扬于她们就好比空气一样，没了赞扬，她们的生命都有了威胁，比起受苦受累受委屈，那可是要可怕多了。母亲呢，争强好胜的心原是比两个女儿一点不差，只是现在不能做身体的主了，稍一使劲，身体就躺下不肯起来了。身体其实也正是争强好胜的结果，怀李三定那年，眼看肚子大得都像口锅了，她还强撑着天天下地干活儿，村里已有一个女人把孩子生在地里了，受到大家的夸赞不算，大人孩子还安然无恙，她就想，别人能在地里生孩子，她为什么就不能呢？于是，在热得透不过气的伏天里，李三定就被她生在一块玉米地里了。想想，伏天里的玉米地啊，身强力壮的人都怵它三分呢。结果，人家的大人孩子安然无恙，她这大人孩子却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总也不见个好，李三定直到两岁上才不大吃药了，母亲的药却一直不能断，眼看着好了好了，一下地干活儿又不行了。先是互助组，再是农业合作社，再是人民公社，一直是集体劳动，集体劳动一直欣赏的又是身强力壮，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即便下地也是不受欣赏的，母亲开始还不甘心，天天闹着要下地，但一下地就累着，一累着就心跳过速手脚冰凉，那些欣赏她的目光慢慢都变成嫌弃的目光了。为此她真是死的心都有了，一个那么喜欢和大家一起下地的人，一个那么希望受大家欣赏的人，一个孩子都要生在地里的人，可是，地啊人啊，都像说翻就翻的狗脸，绝情得什么什么都不肯给她了。现在，她只能呆在家里做做饭了，做饭也只能做点省事的，稍一费事也会累着，就比如眼下快过年了，虽说上边一再号召要过革命化的春节，但猪总是要杀的吧，猪杀了肉总是要做的吧，房总是要扫一扫吧，豆腐总是要做一块吧，年糕总是要蒸一屉吧，还有过年的馍，过年的新衣服，过年的……哎呀呀，不要说做，光想想母亲都累得慌了，因此，愈到这时候，她就愈不由地要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