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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对他的使命有股专心致志、狂热鼓吹和盲目热衷的劲头。在他谈论男人和妇女中的调查对象时，用一种人们在谈论比目鱼时也许使用的毫无血性的超然态度。当他谈论性的问题时，用的也是人们在谈论一件家具或穿着的衣物时所用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口气。
当他们穿越校园时，保罗意识到——这种意识在他们以后的旅行中得到进一步确认——查普曼博士对外界情况毫无知觉或敏感。他对观光和风景不感兴趣，没有意识上的反应。他甚至对作为具体的人类的人群也不感兴趣，那些能够对他的统计数表和代号作出奉献的人当属例外。也就是在这天晚上，保罗第一次小心翼翼地猜度起查普曼博士私人的性生活来。后来，霍勒斯告诉他曾经有过查普曼夫人的事情，并且重复提到在密尔沃基市有个姿色秀美的中年妇女的谣传（请注意，尽管查普曼博士确确实实每月只身去密尔沃基几次，但仅仅是谣传罢了）。不过，如果此传属实，这种事情只是一种解剖学上的需要而已。
在这整个的晚上，保罗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自己在等待着，担心这种结局不出现（这种担心出自他在学术上根底不深方面。因为他甚至连个有硕士学位的讲师都不是，只是普普通通的教师而已。这使他有时感到自己没有资格加人这个俱乐部），最后，事情终于来了，他毕竟没有感到吃惊。
“在这一点上，我深感遗憾，不过，我不得不让多米尼克走啦。”查普曼博士说。
他们走到有山墙的标有希腊字母的房子前，查普曼博士站在镶石的路边上，很费周折地点上了一支香烟。
“一个好人，”他继续说道，呼出一口烟。“可惜他与一个天主教姑娘结了婚。她和她的全家为了他这份不光彩的职业拼命地敲打他——他想回到他的第一次的工作上——当我发现他时，他从业于生理化学——不过，他对我有一种确凿无疑的忠减感。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与我们一起会见访问，走遍全国。
不过现在，他变得不耐心和烦躁，我们正在核对资料，这个情绪没有好处。”突然，他透过烟雾盯着保罗。“你不是天主教徒吧，对吗？”
“我的母亲信仰约翰·加尔文的教导，我父亲信仰鲍波·英格索尔，”保罗说，“我有一位姐姐在纽约，她信奉玛利·贝克尔·埃迪。至于我自己——呐，我想我最信仰的是沃尔特埃雷”查普曼博士对着铺设的地面凝视了一会儿。“我们向回走吧。”他说。
他们现在走得慢多了，查普曼博士又恢复了谈话。“有一幕开场，”他说，“我们正在准备上演，这也是最后一幕，但这正是用来衡量我们的一幕。我现在因为要辅导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内分泌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专家，忙得缓不过气米。在这方面，我需要个粗通文学——并对各科略知一二的人，来帮助这些演出。”他瞥了保罗一眼，“一个能写你那样的书的人。”这是整个晚上他作的唯一的失于轻率的举动。
就这样，不出一周，在部分时间工作的基础上，保罗成了这个小队的一员。在其后的一年里，最新的调查正准备出版。
保罗越与查普曼博士密切合作，他就越崇拜查普曼，并且在查普曼身上看到他一直希望他父亲所具有的那种品格。因为，在保罗的心目中，查普曼博士具备了像某个崇拜偶像头脑中的三块宝石：方向明、干到底和信心足的三大特点。
保罗对查普曼博士的崇拜注人进项目的本身里面去，所以有时候，除了学校那间小房子以外的所有世界似乎成了原始的、茫无所知的，只有等待这种圣谕给这个黑暗的年代带来复兴。查普曼博士每天上午、下午，每晚从八点至午夜辛勤地工作着。保罗也总是伴在他身旁。对里查德·伯顿所做的注释稿上已经集满了灰尘，密尔沃基的武士表演场中有一个啦啦队员不见了，福雷斯特的姑娘发出了叹气声，于是探视四周，寻找更有希望的青年。
当这个项目结束，那本书送去出版时，保罗有种古怪的失落感，某种他所需要的和所包含的东西已经离开了他的生活。
而且，当这本书印刷并出版后，有一种可怕的担忧。它会被接受吗？或者，这所有的信念和努力是不是一场错觉？接受是可能的——像所有的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书籍那样，是会被接受的——只是限于专家和类似的门外汉。在其后的歇斯底里的兴奋中，保罗忘记了他的职业、他的事业、他个人的梦想。他所要的只是继续成为这项新的冒险的一部分。
当这第二次冒险取得的巨大成功从而确保第三个调查项目的顺利实施时，查普曼的第三个调查项目《美国已婚女子的性史》业已处在筹备之中。保罗获得了作为调查队成员的一项永久性工作。他的薪水增加了25％。不过，即使不增加工资，他也会抓住这个机会不放的。他辞去了讲授“英国文学——从博罗到比尔兹利”的讲师职务，成了一名女子性行为的专业调查员。
基础工作打好之后——诸如研究的方向，题目的规划，问题的分类，与友好学院的组织、宗教组织、公共俱乐部、家长教师联合会等的协调，旅程的日程表便制定出来了。至于人员安排，查普曼博士对他的小分队进行了精简。第一次调查时，一共有他们两人，他本人和一名助手；第二次调查时，涉及的范围更广，共有七名会见人员，部署成两支力量。不过现在，对于第三次调查，查普曼博士决定重新压缩他的突击队人数。
为了一贯到底，机动灵活，节约开支，这一次，共有四人和一名秘书。查普曼博士，霍勒斯，保罗和一个左撇子、年轻的心理学家西奥多·黑恩斯组成了这支小分队。贝尼塔·塞尔比，一个面色苍白、性情孤僻、淡黄色头发的29岁的姑娘，一个工作狂，是这个小队的秘书。贝尼塔按要求在小分队每到达一个城市前两天飞到那里，凋好机器，停在那里做好文件工作。
这14个月的旅行是从明尼苏达州开始的，又转移到佛蒙特，然后弯弯曲曲，跨州越区，最后来到加里福尼亚。启程前一个月，西奥多·黑恩斯辞职了。他在华盛顿获得了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这是他与查普曼博士有联系的结果——这对他靠自己的双足独立于世界是重要的。查普曼博士的劝诱完全失效，黑恩斯离开了小分队，卡斯·米勒接替了他。
查普曼博士曾跑去芝加哥会见投考者，卡斯立即向他提出了申请。卡斯是一个动物学家，在一家规模不大但级别颇高的俄亥俄学院里任职。他教四个班，正在攻读哲学博士。他的背景，非常类似查普曼博士本人。他那凶狂的强烈情感——查普曼博士仓促之间误认为是献身精神——竟是那样地具有感染力。经过查普曼博士24小时的识破一切的询问和对其背景的表面检查后，卡斯总算过了关，成为该队的第四名成员。
一周之后，因为办妥了他在俄亥俄的事情，卡斯来到里尔顿，日夜不停地进行材料汇报工作。霍勒斯认为他还不错，但保罗却不那么肯定，卡斯个头不高，但很结实，具有运动员的体质。他肤色发黑，有种郁郁沉思的美，像是哈姆雷特的化身。他头发黑而呈波浪型，眼睛很小，嘴唇圆厚。他清洁得发光，所穿的衣服也无懈可击。他走起路来像矮脚鸡一样昂首阔步，许多矮人都这样。在他身上，有一种弦上得太过、发条卷得太紧的感觉。他用一种发狂的办法锻炼，身体强壮，工作永不疲倦。通常，他寡言少语，这点起初倒骗过了保罗，使保罗相信他有内秀。他习惯玩世不恭，举止粗鲁（只从某种说话态度看，因为他实际上很有学问），喝酒有节制，喜欢远距离一声不响地步行。保罗常常想，必须好好了解他一下，不过说真的不喜欢他。
在过去紧张的14个月中，保罗终于把他了解清楚了。衡量他个性的各方面因素，保罗得出结论（对他自己），在卡斯身上，使他最感抵触的是他对妇女和性的态度。既然他们所有的人日复一日地忙于研究妇女的性行为，任何对纯科学态度的背景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查普曼博士不在普通的临时安排的性谈话之列，一般也不乘车外出。他高高在上，不在评判之列。霍勒斯对此已经麻木，好像他在他那离了婚的老婆身上已经花掉了他最后的感情投资。保罗想像霍勒斯的性欲商数很低，所以，通常情况下，他与世隔绝，隐居在他私人的幻想世界里。保罗他本人，经历了查普曼博士的男子单身汉调查中的各种发现，就他的欲望和行动而言，在加入这个小分队以前，早已变得正常了。最近，他已经把他的肉体的欲求升华到工作中去。他现在发现没有女人他也可以效率很高地工作几个星期。每天进行的过度的性谈话，长时间的情况记录，不间断的旅行，使得他软弱无力，酒精和睡眠已经成为代替肉体性爱的令人满意的东西。不过那时情况常常是最后总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女人的大腿、女人的乳胸，而且突然之间，他的情感被卷进去了。
因为该队的成员是在全国的最密切的注视下艰苦工作的，而巨不断地受到格鲁恩迪夫人维持风化的声音的挑战，他们的行为就必须无可指责才行。查普曼博士算是一遍又一遍地把这一点强调到了家。保罗也尽量玩保险的。他偶尔到一处匿名的人员拥挤的酒吧间里找女人，或者，像通常那样，通过大学里的某个同事，一个像他这样的单身汉，一个能知道谁有朋友的单身汉。这里面没有爱，有的只是发泄和放松。真正的爱（不论它是什么样子），保罗从来不得而知，他也不允许自己仔细去考虑这码子事。从这一点上看，他觉得他像卡斯。不过，他是全然不像卡斯的，因为，他肯定，卡斯痛恨妇女。查普曼博士，通常对接近他的人观察敏锐，倍加提防。此时因忙得无暇他顾，竟没发现这个事实。不过保罗断定，卡斯的神经病在早期检查中还不那么明显，情况常常是他那激烈的情绪被幽默冲淡了。不过近来，十分肯定在最近几个月里，特别当查普曼博士不在场时，卡斯在讨论女人时越来越显露出生气，几乎是暴怒的情绪，好像她们还没有进化到脱离开他曾经在教动物学解剖过的野兽一样。
保罗知道卡斯对妇女有一种强制力的要求，需要许多妇女，不同的妇女，他从几乎访问过的每一个城市里挑选她们，有时达到毫不顾忌他的身份的程度。这是不是要提高他自己——或者要贬低所有的妇女？保罗不得而知。不过，他感到卡斯对她们做爱，而不是他与她们做爱。这是他与卡斯的根本不同之处，卡斯做没有希望的爱，保罗即便在他最期待的冒险中，仍然希望得到更多，永不停息地寻求全部的爱，而不是单独的性，不过，永远找不到它。
模模糊糊地，他似乎听到喊他的名字，即刻从梦幻和往事的幽深处摸索出来，爬回到火车的卧室里。
他意识到，是查普曼博士一直对他讲着话。“……注意东圣路易斯。”
保罗很郑重地点点头，“是，那自然。”他急忙把大腿上的文件弄弄平。
查普曼博士转向霍勒斯和卡斯。“呃，我们天一亮就早早起床。我们到布里阿斯时要处在最好的状态下。”
霍勒斯站起来，伸了伸腰。“对于我们的到来公众有很大的反响吗？”
“哦，我想有。”查普曼说。
“我痛恨把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霍勒斯说。“我不是那号料。我看上去总像是正在被验明正身似的。”
查普曼博士大笑出声。“名声的代价嘛。”他用满意的口气说，“好，晚安。”
“晚安。”霍勒斯说。
他向门口走过去，保罗和卡斯跟在他的脚后。他们俩向查普曼博士点点头，查普曼博士这时正忙着把文件塞进他那棕色的小牛皮手提箱里，随后也跟出来。他们来到狭窄的过道里，保罗走在后面，这时查普曼博士又开了腔。“保罗，我能约你一分钟吗——只一分钟。”
“当然喽。”
保罗望了一下霍勒斯和卡斯，见他俩已经走下过道，两只手伸开像两只翅膀，扶触着米色的金属车壁和绿色的窗帘使身体保持平衡，朝着卧铺车厢走去。
这将是他们乘车工作的最后一夜，然后便可回家了。保罗很想庆祝一番。“卡斯，”他喊道，“你想不想临睡前干一杯“你说得太对了。”卡斯回答。
“我和你一起来。”
他看着他们继续走下摇晃着的过道，然后转身到查普曼博士的车室。
※ ※ ※
“……你会感到非常吃惊的，假若没有像阿克曼这样的人，我们的工作将会十倍地艰难，也许不能进行。”查普曼博士说。
他呷着加补药的杜松子酒，保罗坐在他对过，喝着加水的苏格兰威士忌。
他们一直像这样交谈着，话题并不全是关于他们的工作的，不过是围绕着他们的工作进行的，这样谈了5分或10分钟。查普曼博士接铃叫服务员，定了饮料——很显然，他也感到像是过节似的——他们这时刚刚用过酒。
查普曼博士一直在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谈到加里福尼亚，布里阿斯，在UCLA的朋友，回到里尔顿后某种适合所有人干的职业，然后话题又转回加里福尼亚——这有点古怪，他竟谈起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保罗凭直觉推测，这不过是唱正戏的过门，他喝着酒，等待着。现在查普曼谈起了埃米尔·阿克曼，一个有钱的洛杉矶居民，此人4年前曾协助安排调查会见，并对与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所签的合同负责。
“不过，他到底干什么？”保罗问。
“我不知道。”查普曼博士说，“他是某一特定职业的代表，这种职业难于划分类别，叫不出名称，在美国靠它帮助国家运转。他过去干制造业，也许现在仍然干。巨富在贝尔、埃尔、棕榈泉、菲尼克斯都有房产。他的业余爱好是政治，那也许是他的职业。也许那正是他赖以捞钱的手段——安插上一位州长或一名市长，玩弄一下税务法规。我清楚他与萨克拉门托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有勾结，并插手十几项活动。他不大出头露面，不大出人办公室。他有点像哈里·道格尔堤——或者说好一点，像杰西·W·史密斯，那个在K大街拥有小绿宫的哈丁汉子。阿克曼的职业是助人为乐。”
“纯利他主义者吗？”
“我非常怀疑这一点。你把馒头扔在大洋之中——等着瞧——有时候你会抓到一条鲸鱼。这是一项获利的运动。许多没办公室的人并不是什么心地正直，智慧渊博的大人物头。你曾听说过总统哈丁的故事。他的父亲曾对他说：‘如果你是个女孩子，沃伦，你必须总是像怀孕一样，你不能说“不”’，呢，成百的人都这样。当阿克曼提供一次恩惠时，他们不能拒绝。但他需要报答时，他们也不能说‘不’字，阿克曼干的是需要回报的买卖。”
“他能从您身上得到什么回报？”
查普曼博士端详了一下他的饮料。“哦，什么也没有。我肯定他不想从我身上得到任何尔四。他抬头看了看，微笑了一下。“正如卡斯可能想干的那样，也许，他只想要几个电话号码。”
“我不感到有什么吃惊。”
“不，说正经的，我想他感到我很好玩。他仅仅喜欢与我们接近的轰动新闻。我猜想，在他的较高层次的朋友中，这样做可以给他带来一定的声望。我是说，他可以装成是这项计划的一员，这是一种你用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这话有理，”保罗说。他慢慢喝着，心下却仍在猜度着，查普曼扯南道北，到底想说什么话。“他怎么和你联系上的？”
“呐，你对我们的作法已经很了解了。”查普曼博士说，“事情总有反对的。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同社会团体一起共事，而不是与单个人，因为单个人容易担惊受怕，并且害羞不好意思。不过，有团体意见的鼎力支持，单个人总是会随声附和。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把手伸到平民和教会组织里面去，这谈何容易。径直地去接触是行不通的，情况常常是，他们好疑神疑鬼。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真正想要什么？如此等等的疑虑。于是，我推想到，赢得他们信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学术和政治领导人。我大力依靠我所有的大学的关系网。在每一处大学城，某个教授或荣誉教授，或大学董事会的理事就会把我介绍给某个政治家或某一俱乐部头头，而且这常常就能打开大门。当然，这一次，容易多了。你不了解我们先前进行调查时的难处。而现在，我们得到了公众的认可，我也有了名气，就是我们奋斗中的一个成员——即便是个荣誉——也是了不起的。无论如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