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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令，你今天可辛苦了呵！”
周恩来说着走下台阶，把朱德迎到屋里，在灯光下看见他前胸上和裤子上都有斑斑血迹，不禁吃惊地问：
“你负伤了？”
“不，子弹什么时候也不碰我。”朱德嘿嘿一笑。
警卫员解释说，在松树林里碰上一个负伤的小鬼，满身是血，走不动了，总司令就把他抱上马了。
“总司令呵！”周恩来感叹道，“你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可是你毕竟是五十的人了，不象我们。”
朱德憨厚地一笑，坐在竹床上，立刻反驳道：
“恩来，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怎么把我的岁数也搞错了？我离五十还有一年多呢！而且不是我夸口，我从小是真正经过劳动锻炼的。”
周恩来笑了笑，一面吩咐给总司令搞饭，一面关切地问：
“一军团那边情况怎么样？”
“唉，我们真要感谢那些英雄们！”朱德不胜感慨地说，“在那一带起伏地上，松树林里，完全是拼刺刀呵！你拼过来，我拼过去。我们伤亡很大，敌人伤亡也很大。有一个团被敌人包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硬是拼出来了！我们真要感谢他们，这些保卫了党中央的英雄！”
周恩来也不断点头赞叹。又问：
“他们都撤出了吗？”
“都撤出来了。”朱德欣慰地说，“但是，我让他们后面的部队一定要牢牢控制住白沙铺这个口子；同时，我让三军团一定要把界首保持在我们手里，这样来保障殿后部队的安全。”
说到这里，他望望地图上的湘江东岸，关切地问：
“部队都过来了吗？”
周恩来把情况扼要说了一遍。朱德听见三十四师还被包围在新圩以东，脸上的笑容顿然消失，陷入沉重的思虑中了。
“总司令，你看怎样才好？”
朱德沉吟了半晌，抬起头说：
“我看也只有让他们突围。”
“路线呢？”
朱德走到地图前，思虑了好久，说道：
“最好还是在红树脚和新圩之间，乘敌不备突破敌阵，然后由界首以北渡江。”
“这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继续保持界首一线在我们手里。可是，敌人明天很有可能会攻占界首。”
“是的，这是有困难的。”朱德点点头说，“另一条路，就是突围之后，从兴安以南渡江，然后绕回主力。’
“这条路怕不行。”薛枫插话道，“我们刚才向老百姓做了调查。兴安以南虽可徒涉，但西进的道路比较少；而且往西去桂林河不能徒涉，困难也是比较大的。”
室内一时沉默无语，三个人都陷入焦虑之中。
这时，外面有一阵急骤的脚步声，接着机要科长跑了进来，一连声说：
“联系上了！三十四师联系上了！”
周、朱心中惊喜，脸上立刻堆下笑容，忙问：
“是三十四师吗？”
“是的，是的。”
机要科长说着，立刻递过电报。周恩来接过一看，一对浓眉马上皱了起来。他接着将电报递给朱德。这电报是如此简短，除了电头电尾，只有八个字：“处境危急，请求指示”。
下面署着陈树湘和师政委的名字。
短短的电报，使屋里的空气更加凝重，似乎又增加了一倍的压力。周、朱二人一时无话，显然都感到为难。因为“指示”容易，而从重重包围中突破敌阵，渡过即将被严密封锁的湘江，却是多么困难。
“请首长快下决心吧，呆一会儿恐怕又联系不上了！”机要科长催促道。
朱德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然后停住脚步：
“那就只有让他们走我在一九二七年走过的路吧！”
“你说的是打游击？”周恩来问。
朱德点了点头。
“我看也只有这样。”周恩来想了想说，“第一步还是要他们突围，于凤凰嘴一带渡江，归还建制。如果确实做不到，就可以依据兴安以南的山地，团结瑶族人民发展游击战争。”
朱德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立刻从皮包里取出一个用树枝绑着的小铅笔头，亲手起草电报。写好之后，又看了几遍，然后递给朱德，说：
“总司令，你签字吧！”
朱德签了字，就递给薛枫：
“好，就这样发出去吧！”
当薛枫拿着电报和机要科长走出去的时候，周恩来捂着胸口，心里觉得很不好受；因为他很清楚，等着陈树湘和他的红色战士的，是一种艰险难卜的命运。这时，在周恩来的面前，又出现了湘江，那漂着尸体、文件和圆圆的竹斗笠的血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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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世界上的事多半事与愿违。红军渡过湘江之后，由于损失惨重，两岸散兵流落甚多，红军总部本拟略事休息整顿，然后向湘西前进，以便与二、六军团汇合。可是桂军夏威部于十二月二日就占领了界首一线，三日就占领了资源，将红军紧紧缠住。全州的敌人刘建绪部也紧紧追了上来。也许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已经窥知了红军的企图，急调湖南敌军预先占领了新宁、武冈、城步一线，严密堵住了红军通向湘西的道路。在这种情势下，红军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南转龙胜。而油榨坪与龙胜之间，有海拔两千公尺的一座高山，名叫老山界，险峻异常。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当机立断，决定攀越此山。临行前，仓促进行了整编；为了接受湘江战役的教训，决定进行轻装。各部队都将不适宜携带的笨重物品忍痛舍弃。一麻袋一麻袋的苏维埃钞票，也被弄出来付之一炬。在村庄边和山脚下，到处可以看到一滩一滩的纸灰。
老山界是自江西出发以来最难走的山了。由于山高路陡，大军拥塞于途，当晚未能越过，红军战士们只得就地栖息在山壁曲曲折折的小径上。在最险的雷公岩下，摔死了不少骡马。然而，这支队伍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胜利攀过此山。可怜的却是那些因负伤、生病而掉队的战士们，他们不得不流落民间，或者栖息在荒野林莽之中。这场战争的阶级性质是如此明显，地主老财对他们毫不留情，不是将他们逮捕送官，就是将他们骗回家去，乘他们用饭时将他们杀死，劫走他们的枪支。而那些贫农们，铁匠、木匠师傅们，却偷偷地将他们藏到家里，或者背上山去，将他们藏在山洞里，一趟又一趟地给他们送饭，待养好伤送他们上路。这里，几十年后仍然传颂着许多感人肺腑的佳话。
红军越过老山界即进入龙胜县境。这里有苗族、瑶族和侗族，他们都在人迹罕至的山沟沟里，过着穷困的生活。因为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特务造谣，许多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这就给红军增加了一层困难。在这里还有一件意外的事，就是红军每一住下，驻地经常发生火警，有一夜竟有四处驻地同时起火。在一个名叫龙坪的较大的村镇，周恩来住的房子，半夜间突然为火焰包围，幸亏警卫员机警，才免遭不测。后来经严密搜索，才抓住几个纵火者，原来他们受国民党的派遣，采用这种手段来嫁祸红军。
周恩来这天住在距通道不远的一个侗族村镇。街上房子不少，都是一座座小小的木楼。可就是居民逃避一空，连碾米的水磨和舂米的石臼都藏起来了。虽然从地主家弄来了稻谷，却无法脱出米来。这自然会影响到部队的情绪。加上行军的疲劳，有些干部和战士倒头就睡，分来的稻谷却弃置一旁。作为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看在眼里，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提出：没有石磨，就用石头搓，用瓦片搓，也要搓出米来，红军决不能被困难压倒。会后，他果然找了两块瓦片，就坐在侗族的小木楼上搓起了稻谷。警卫员小兴国看着很惊奇，就说：
“周副主席，你怎么也搓起来了？”
“一人一份嘛，我为什么不搓？”
“你那一份，我们包了！”
“不行！”周恩来笑着说，“这是我提出的，我自己不干怎么行呢！”
话虽如此，但他的思想却不在搓稻谷上。他一边搓，一边思考着全军当前最大的难题：下一步究竟向哪里走，在哪里停下来开创新的根据地，以便结束当前这种使每个人都惶惑不安的流动局面。这个问题，自渡过湘江以来，在领导层中已经交换过几次意见，每次都争论不休，难以取得一致。一种意见是李德和博古的，他们仍然坚持向湘西进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另一种意见是，敌人的重兵已经集结湖南，如仍然按照原计划，就会自投罗网，难以自拔。而究竟到哪里好，也还提不出具体设想。部队究竟怎么办，这自然是渡过湘江之后又一次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
周恩来一面搓稻谷，一面反复思忖，不免心中愁闷。在愁闷之中，脑际忽然一亮，出现了两年前的一幅图画，一件往事。
一九三二年的秋天，临时中央就决心将毛泽东拿掉，首先是将他赶出部队，撤去他的军权。当时部队正奉命进攻南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都在前线指挥。而这几个指挥者都因南城坚固，觉得徒劳无益。可是后方主事者却坚持向南城进攻，并坚持要毛泽东离开前方。当时的中央虽有意让周恩来取而代之，而周恩来本人却毫无此意。他在后方主事者一再要求下，曾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由毛负责军事，周来协助；一个是由周负责军事，毛来协助。这两个方案都是为了让毛泽东能够留在前方。从这里也可看出，周恩来真是煞费苦心。然而，事与愿违，还是把毛泽东从军事岗位上撤下来了。周恩来清楚记得，在江西宁都的那个祠堂里，当毛泽东临离开会场返回后方的时候，尽管毛内心相当激动但却从容地站起来，跟大家握手，还说：“好吧，同志们，你们什么时候要我毛泽东来我就来！”周恩来终生难忘，当他握着毛泽东的手，听着这不多的话，曾使得他十分难受，他就这样怅怅地望着毛泽东从祠堂里走出去了。今天，他反复念着毛泽东这火一样的语句，想道：“那么，什么时候是他来的时候呢？难道今天红军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还不是他应该来的时候吗？”
想到这里，他把那两块粗糙的瓦片丢到十分难搓的稻谷里，喊道：
“备马！”
“到哪里去？”小兴国问。
“红章纵队。”
当时，为了保密，军委纵队名叫“红星纵队”，中央纵队名叫“红章纵队”，这里自然是说要到中央纵队了。
不一时，枣红马停在小木楼前，周恩来翻身上马。两个警卫员也上了马跟在后面。走了不远，周恩来就抖了抖丝绳，红马立刻奔驰起来，在山谷里响起轻快的雨点一般的蹄声。
这时，在几里路以外的村寨里，毛泽东也住在一家侗族的小木楼里。
他的情绪比过湘江时显得轻快多了，尽管还是那么憔悴。
一早起来，他就对警卫员说：
“小鬼，老百姓有回来的没有？”
“回来一些了。”警卫员小沈说。
“去买只鸡，我要请客啰！”
“请谁呀？”
“请你们哪！”
“我们？”警卫员们笑了，“我们有什么可请的！”
“你看，从江西出来，已经一个多月了。”毛泽东扳着指头说，“天天走，都瘦得不象样子，再说过湘江多不容易，也该庆祝庆祝。”
警卫员们看见毛泽东脸上出现了笑容，又是惊异，又是高兴。三四年来很少看到他脸上有这样的笑容了。
毛泽东的厄运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开始的。这个会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免去了他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毛泽东自然心中不平。其实不止是毛泽东，苏区的广大干部都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因为刚刚过去的连续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大胜利，不仅大量歼灭了敌军，巩固与扩大了苏区，而且使南京朝野震动，难道天底下有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有中央代表团亲自坐镇，不满意也没有办法。不久，他就到瑞金以东二三十里的东华山养病去了。
东华山有不少松柏，还有一座荒废的古庙。他就和贺子珍、警卫员住在这座古庙里。每天读读书，翻翻文件，用来打发这段冷清和寂寞的日子。古庙阴暗而又潮湿，地下有不少青苔，贺子珍怕毛泽东添病，就同警卫员把铁皮文件箱抬出来，放在院子里当作桌子，弄了一块破木板当作凳子，毛泽东在这里一坐就是半天。百无聊赖时，他还把自己在马背上哼成的诗稿翻出来，给贺子珍——这眼前唯一的读者吟诵讲解一番。表面上他似乎装得若无其事，实际上却是人在山上，心在山下。尤其是对那场正在进行中的战斗——打赣州，表现得焦灼不安。他不赞成打这个仗，他认为这不过是夺取中心城市冒险战略的一部分。可是他又无法阻止。果然打了一个月还没有打下来，敌人的大批援兵赶到，弄得骑虎难下，空付出一大堆伤亡。这时，项英上山来了，请他去挽回局面。按说，他对这场本来不同意的战斗可以不去，但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临行时，乌云压顶，狂风急驰，正是暴风雨来袭的前兆。贺子珍劝他雨过了再走，他说：“人命关天哪，怎么好等呢？”贺子珍说：“你的病刚好一点，雨一浇会加重的。”他笑着说：“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说着便跃身上马，下山去了。还没有走到山下，已是大雨滂沱。他到了前线，依据战场情况，果断地撤了赣州之围，将部队拉下来休整。不久，就瞅准了敌人的弱点，率军东进闽西，连续攻克上杭、龙岩、漳州等地。但是没有想到却得了一个“执行中央攻打赣州不坚决”的罪名。
毛泽东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便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批判了他那套“诱敌深入”的方针为“等待敌人”的右倾错误。会后调他去做政府工作，接着撤去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回到家里，一句话不说，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烟。贺子珍问了许久，他才叹了口气说：“他们把我从军队里赶出来了。”从此以后，他的身体便越来越坏，两颊瘦削，一双很有神的大眼睛，也陷进深深的眼窝中了。不久，贺子珍到长汀生孩子，他也到长汀养病，有时一整天坐在贺子珍的床前默然无语。孩子生下来了，取名毛毛，他们就从这个婴儿每天的生长变化中取得一点点安慰。除此以外，就是同贺子珍一起沿着长汀河畔散步，或者黄昏独坐吹洞箫了。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会吹箫，更没有听说过他有此爱好，不过借此吹去自己的一腔烦闷罢了。他每每把洞箫一放长叹着说：我的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什么时候才能觉悟呢？他们就象长久不吃东西的饿汉，总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不晓得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是会要撑死的！……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反右倾”的弦拧得更紧了。从二月起便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判。人们很清楚，实际上是对准毛泽东的。和毛泽东接近的人很快就受到了影响。且不说罗明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打击，就连贺子珍这个小小的秘书也变成了收发，机要文件也不要她管了。接着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还有贺子珍的父母都受到牵连。贺子珍的父母本来在基层做些勤杂工作，刻刻钢板，印印文件，这些工作也干不成了。这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已经带着毛毛回到瑞金。过去是高朋满座，笑语喧哗，现在却是门可罗雀，没人敢上门了。毛泽东怕牵连别人，一连几天，甚至几星期不同人讲话。这是令人深深感到寂寞和心酸的时刻。
可是，一向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毛泽东是不能忍受这种生活的，他尤其感到不做工作是最大的痛苦。他安慰自己说，前方的事不让我管，就做点后方工作吧！在他身体稍稍好转之后，他就骑上一匹马，背上一把雨伞，提着一盏马灯，一头扎到调查研究中去了。大约在半年时间内，他爬山涉水，走了苏区大大小小的无数村镇，在街头、巷尾、田间、塘旁同形形色色的人物促膝谈心，探索着革命的经验和规律。他那些有名的文章，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就是那时写出来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敌人空前规模的五次“围剿”开始了，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苏区疆土日蹙，战局迅速恶化。毛泽东陷入沉重的忧虑之中。这时他忧虑的既不是个人的得失，也不是路线的是非，而是苏区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尽管他的意见不被重视，一些会议不让他参加，他还是殚精竭虑，力图挽救危局。发生在十一月中旬的福建事变，使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是红军打破被动局面的大好机会。他打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