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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了曾，把曾中生贬为红四军政委，曾对此并没有怨言。可是不久就发生了分歧。分歧是由军事上发生的。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开始第三次围剿的时候，曾中生和徐向前建议，部队应该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向外发展，南下出击黄梅、广济等地，进而威逼长江，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而张国焘军事上一窍不通，却专横跋扈，硬是不同意这个意见。后来他从右倾保守一下转为“左”倾冒险，要求占领英山后，去进攻安庆威胁南京。他就不想想进攻安庆要通过四百多里的敌占区，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曾中生自然不能接受，就在占领英山后，连续南下占领了浠水、广济、罗田等城，消灭了敌人七个多团，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斗争。可是，这个胜仗反而使曾中生犯了罪，因为它是否定了东打安庆的方针而获得的。张国焘正是从此怀恨在心，这个人是触犯一点都不行的。他立刻命令部队北返，说曾中生是“在政治上重复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放弃援助中央苏区”，“违抗分局命令”。接着就把曾中生的军政委撤了，由陈昌浩接替了他的职务。接着，那个著名的“白雀园大肃反”就开始了。
“那场‘大肃反’真是可怕极了！”成仿吾沉重地叹了口气。他说，由张国焘一手操纵的“肃反”，实际上不过是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曾中生撤职不久，紧接着就把红四军两个最有名的师长许继慎、周维炯抓起来了。在行军途中，把他们捆在担架上，用白被单蒙着。因为这两个人在南下和东征的争论中都是站在曾中生这一边的。许继慎平时常骂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更使张国焘恼恨在心。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北伐时是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在汀泗桥战功赫赫。他在国民党方面也很有名。蒋介石的特务很想剪除他，就用了一个反间计，派了一个姓钟的特务来给许继慎下书。这封信的具名是蒋介石，里面还有这样的话：“匍匐归来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许继慎看了信，立即将特务逮捕起来，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这种事本来很容易判断，如果许真的有问题，怎么能把信和人交出来呢！同时根据许的长期表现看，也决不会有这类事情。可是到了张国焘那里，却是一个剪除异己的最好机会。张还把这个问题同南进联系起来，说许主张南进，正是企图带部队过江。不久，这位好同志就被杀掉了。在这同时，周维炯、戴克敏、徐朋人等鄂豫皖苏区的开辟者以及大批团以上的干部都被杀害。这股风又吹到了地方，把大批有斗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也杀掉了。张国焘一贯歧视知识分子，他常说：“工农干部犯错误要减轻三分，知识分子犯错误要加重三分，”这次“肃反”知识分子当然也难以逃过。由于大批知识分子被“肃”掉，使红四军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大为削弱，部队的文化程度一落千丈，在部队中还造成了一种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者的恶劣倾向。有人就说，在撤离鄂豫皖苏区的西征路上，全军只有两个戴眼镜的，其中一个就是张国焘自己。这次肃反使整个鄂豫皖苏区元气大伤，实际上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们最后是怎样离开鄂豫皖苏区的呢？”毛泽东问。
“我刚才说过，张国焘在军事上是一窍不通，政治上、思想上又是忽‘左’忽右。”成仿吾说，四次围剿前，四方面军接连打了许多胜仗，张国焘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敌人的四次“围剿”开始了，这时本来该好好准备一下，徐向前就是这样建议的，可是他硬是不听，还命令部队继续进攻。敌人围剿开始了，他又不懂得诱敌深入，只是一味硬顶。这样很快就陷入了被动，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这时，张国焘吓坏了，又从极左一下跳到极右。张国焘这人有一个特点，他的鬼心思总是藏在心里，从不是一下就拿出来。他这时本来就有西逃的意思，却秘而不宣。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会议上，他一再表示，为了保卫苏区，他要打到外线去消灭敌人，是决不会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说到这里，成仿吾不由得激动起来，气愤地说：“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发誓的样子。他盘着双腿，坐在高处的椅子上，两眼半睁半闭，双手比划着大声说：‘我发誓，发誓，我绝不离开你们，绝不离开苏区！’谁知道他那信誓旦旦的样子包藏着祸心呢！河口会议以后，他就带着部队走了。过了几天，陆续有掉队的人回来，都说：‘张主席带着部队一直往西去了。’我们还以为他可能带着部队和鄂豫边的红军会合。我们仍然等待着他们，根据地的群众，还做了糍粑、打了草鞋，准备迎接他们。又过了好些天，一些掉队的伤病员回来，才说：‘别等他们了，张主席带着队伍一直向西去了。’我们开始还不信，后来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才看到他们确实到了陕西。对张国焘这种口是心非的作法，从省委到一般干部和群众都是非常愤慨的。”
成仿吾接着叙说了省委的困境。当时四部电台全被带走，弄得省委无法和中央联系。这才派成仿吾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临行前，省委书记沈泽民在他的衬衣上写了一封介绍信。他好不容易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到了上海，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因为党中央的联络点已经转移，找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接头的人。这时他的疟疾还没有好，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真是贫病交加。幸亏这时他找到了鲁迅，彼此虽然打过笔仗，这时相见，却比亲人还亲。鲁迅找到瞿秋白，才联系上了。这以后他才到了中央苏区。
毛泽东叹了口气，又望着祁德林问道：
“鄂豫皖的撤出，是由于打了败仗，陷于被动，这犹可说；
川陕苏区发展很快，打了很多胜仗，为什么撤出了呢？”
祁德林笑了笑，说：
“张国焘说，川陕苏区是挤掉了汁的柠檬。”
“挤掉汁的柠檬？”毛泽东笑着说，“那么再新建一个根据地，又成了挤掉了汁的柠檬怎么办？也扔掉吗？”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主要是因为他害怕敌人。”祁德林笑着说。“我们红四方面军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歼敌八万多人，确实打出威风来了，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张国焘胆小如鼠的毛病。他一听蒋介石要调兵遣将，组织‘川陕会剿’就胆寒了。他尤其害怕胡宗南。加上他听到中央根据地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就认为革命走向低潮，难以再坚持斗争了。这才是根本原因。后来他就提出退出川陕苏区向甘南发展，这个主张没有得到支持，他就变了一个花招。”
“什么花招？”
“他乘嘉陵江战役的机会，以前方需要补充兵力为名，不断把主力和游击队向西调动，实际上是要收摊子了。”祁德林说，强渡嘉陵江成功之后，张国焘未经任何会议讨论，就把根据地的所有游击队集中起来，编成了两个妇女独立团，连同地方机关和乡以上的干部，都由他带着撤离了川陕根据地，随着主力往西去了。张国焘还借口坚壁清野，沿途烧了不少房子。等到这些部队和后方机关渡过嘉陵江的时候，在前方作战的广大指战员，才吃惊地发现经过两年浴血奋战的这块根据地已经放弃，自己的家乡已经扔给敌人了。即使高级指挥员也不例外。张国焘确实擅长这一手，他不声不响，就把生米做成熟饭，等到你察觉时，已经晚了。
毛泽东听到这里，若有所悟，长长地“噢”了一声，一面回忆着，一面喃喃自语：
“确实如此！……从毛儿盖北上，兵分左右两路，就是张国焘提的，我们当时都同意了。现在看来，这里面恐怕就有文章。”
“什么文章？”成仿吾和祁德林不解地问。
“你们想想嘛！”毛泽东笑着说，“这同撤离川陕不是一样吗！？他是到了阿坝才变的卦吗？恐怕他提出兵分两路的时候，已经心中有数了。”
成仿吾和祁德林都会意地笑起来。祁德林说：
“咱们在这地区呆了三个月，谁也觉得苦不堪言，西康恐怕更苦，为什么张国焘倒对这样的地方感兴趣呢？你看他的眼睛总是盯着西面，不是川康，就是西康，青海、新疆、西藏，简直就是一条向西的路线。”
“你们听说过唐朝虬髯客的故事吧？”毛泽东笑着说，“这人的思想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中国地面这样大，你李世民是真天子，我同你李世民争不赢，我到偏僻的地方去当皇帝。他真的就把家产送了朋友，自己带着部队到了东南海边，一个突然袭击，杀了一个小国的皇帝，成功了。横竖是要当皇帝，当不了大皇帝就当个小皇帝，在大地方当不了皇帝，到角角边上也可以当皇帝嘛！”
一句话说得两个人哈哈大笑，连连点头。
前面又是一片欢跃声，原来红色战士们已经看到一个颇大的村庄，那就是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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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
经过患难的朋友总是格外亲密。当一、三军团在俄界会合的时候，就象多年不见的亲人，那股亲热劲真是难以形容。
他们的话没完没了，一遍又一遍叙说着这段惊险的经历。
高层领导也是这样。在九月十二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与会者表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仿佛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任何分歧和芥蒂似的。由于张国焘的干扰破坏，使得大家从心底里亲密起来了，过去所有的不同的见解、争论、斗争和不愉快仿佛都已微不足道，远远地退到历史的后面去了。
俄界是白龙江畔的一个藏族村庄。村庄外有一条数十丈深的深沟，深沟上架着窄窄的独木桥，小心翼翼地越过独木桥才能到达俄界。村庄很小，村里唯一的大房子就是一座藏族的经堂。是日上午，群贤毕至。唯一没有到会的是周恩来，因为他的身体还相当虚弱。其他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都到会了。此外还有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蔡树藩、叶剑英、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朱瑞、罗瑞卿、袁国平、张纯青等二十一人。把个小经堂挤得满满的。开会之前，一直充满着欢声笑语。不少人围着叶剑英询问着他那“惊险的一幕”。不知警卫员从哪里找来一把大铁壶，在走廊上烧着开水，木柴和干树枝毕剥作响，燃着熊熊的火焰。
当然，在这欢声笑语的背后，人们的心之深处不是没有一种难堪的苦涩。毛泽东的心中更是这样。在先，他对北进是颇有一番宏阔壮丽的想象的。以十万雄师，北出甘南，只要一旦离开这恼人的地区，就会象蛟龙入海，纵横飞腾，有声有色地大干一场。西北敌兵虽众，毕竟是薄弱环节，加上敌人内部派系纷纭，足可利用。红军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不难成军成师地吃掉敌人，将会很快打开一个局面，然后向东发展，与热望抗日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前景是非常有希望的。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壮阔的想象一下暗淡下来。由于不幸的分裂，他虽然把一、三军团带出来了，但人数不过七、八千人。比起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不过是当初的零头罢了。想到这里，他心里怎么会没有一点苦涩呢！然而，让毛泽东悲观失望那是不可能的。他曾经称赞过别人是一块铁，实则他自己是一块铁。在他心里永远不熄的就是那团革命之火。今天，他不过依据现实条件，重新忖度一下革命的前景罢了。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他戴着软塌塌的军帽坐在毛泽东旁边。他敲了敲桌子，宣布由毛泽东代表书记处提出报告。毛泽东黄黄的手指夹着自卷的喇叭筒纸烟开始讲话。
他首先回顾了几个月来的痛苦经历。他说，自从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而张国焘却坚持机会主义的方针。起初张按兵不动，七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的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后便不再北上，而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处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方针。现在已经无法共同北进，而只能是一方面军的主力单独北进了。在叙述这一段时，毛泽东竭力使自己的语调保持平静。
“当然，我们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靠前无出路，后无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毛泽东再次肯定地说，“向南最后是没有出路的。一两月以内或者有出路，估计打到雅安、打箭炉极少可能。在那样的地区红军只能减少无法补充，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决不能带上一、三军团走这条道路。中央不能到打箭炉去，而是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
接着，毛泽东沉痛地说，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说到这里，他的目光巡视了全场，神情显出无比坚毅地说：“我们即使被敌人打散，我们还可以作白区工作，我们还可以去领导义勇军，我们最终是一定会胜利的！”他的话沉痛而又悲壮，象鼓点一样使人们的心灵震颤。
随后，他又讲到了团结。他说：“团结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了。”他没有多所发挥，仅此一句，已使在座的人刻骨铭心。
最后，他谈到了同张国焘的关系。不言而喻，张国焘在他的心目中是丑恶的，同四方面军的干部交谈之后，这种印象更加深了。但是今天是党的会议，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必须从党性和全局观念出发，以高度的理智来忖度当前的现实。
因此，他的语调是缓慢和清醒的。
“今天看来，同张国焘的斗争还是党内斗争。”他冷静地说道，“将来，他或者拥护中央，或者是反对中央，最后的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是，就目前说，是否马上作组织结论，是否下哀的美敦书呢？”说到这里，他向整个会场，几乎是每个同志都轮视了一眼，然后声音清朗地说：“不应该的！……我们还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用各种名义给他们打电报，比如说用林聂、彭李、李德等等名义打电报，要他们来。
因为我估计他们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
……”
毛泽东的话使整个会场活跃起来，可以看到人们的脸色由激动转入深深的思考。有的低下头去，有的仰起脸望着经堂微微摆动的飘带。显然，他们的内心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冲突。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报复的愿望与党性的冲突，意气的冲动与明智的现实态度的冲突……
随后是彭德怀作关于军队组织的报告。他历述了现在部队的严重减员，战斗员已经相当少了。他提议取消营和师两级组织，仅保留团的组织。
他的报告刚完，一向负责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邓发，已经忍不住起立发言。他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党员，细高个子，两眼乌黑有神，经常披一件大衣，挎着手枪，姿态相当英武。他的声音高昂而且充满着激动。
“张国焘企图用枪杆来威胁党，这是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他激愤地说道。“张国焘伸手要的地位没有定的时候，他按兵不动；任命为总政委后，他还在下面挑拨煽动；沙窝会议他要根本改变中央的成份，政治局委员一共八个，他要增加四方面军的九人！党史上有这样的例子吗！？”接着，他语气十分坚决地说，“我们对张国焘、陈昌浩毫无疑义应当开除党籍，就是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也是应该的。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中国革命在中央领导下是可以成功的。即使张国焘滚到反革命阵营，我们也不怕。我们应该声明，不承认他是共产党员。……”
邓发的发言，在人们的心里激起了波澜。因为人们本来就具有这种情绪，他的话自然容易引起共鸣。当然他们在理智上也还在思考、斗争。这是一种自我斗争。
随后，李富春发言了。他在北伐军中已经是某军的党代表了，长征中是代总政治部主任，因为王稼祥负伤坐担架，大部分工作是由他来做的，最近才接替杨尚昆任三军团政委。他做过多年军人，但看去那光光的和尚头，微笑的脸，就象乡下的老校长那么温和。他的发言比较温和冷静。他提出，张国焘如不执行命令，可以立即撤职，对那个毫无党性、异常嚣张的李特可以开除党籍。
罗迈在发言前咳嗽了两声。他是湖南人，在南方人中是个少有的大个子，和毛泽东差不多。他在党内资格很老，现在是中央组织部长。此人作风一向严厉，工作中是拼命三郎，他的下级一点也马虎不得。今天他的脸色更加严峻。
“张国焘路线的本质是惧怕敌人。”罗迈用郑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