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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罗姆’。我怀疑，在德国观众中，至少也有一半人认为，希特勒是德国的弥赛亚。”
在众多勉强留在党内的冲锋队员中，看法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希特勒更像犹大，而不是弥赛亚。在与希特勒讨论行将到来的党的生日时，罗姆生前的部下梅克斯·朱特纳不禁大大夸奖其已故的首脑。希特勒大怒：“你为什么旧话重提？”
他喊道，“这件事就算完了。罗姆已被判决。”
朱特纳猛吃一惊，反驳说，如果罗姆品格不好，元首是不会挑选他当参谋长的。希特勒摇身一变，拍着朱特纳的肩膀说：“你说得对，但整个过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罗姆和施莱彻尔企图造我的反，我不能不镇压。我原要让法庭将这些事情调查一下，但事态的发展使我没有办法，而许多冲锋队的领导人又是在未征求我的同意下被枪决的。全世界都在宣传此事。我负完全责任。”
希特勒挑选了年轻的埃尔伯特·施佩尔（ＡｌｂｅｓｔＳｐｅｅｒ）去充当他要在纽伦堡举行的壮观表演的舞台监督。这次表演显然是要巩固其之所得，并使党重新团结起来。施佩尔把卓别林体育场的临时看台全部拆毁，在帕加门神坛的启示下，立起了一个长１３００英尺，高８０英尺的石台，体育场上方安上了一个翅展达１００英尺的雄鹰，四周则插满了卍字旗，还有，每隔４０英尺便安放一架射程达２５０００英尺的探照灯，共１３０架。戈林不愿出借这些探照灯，因为这些是战略储备用灯。但希特勒却支持施佩尔。“如果为这样一件事便动用如此大量的探照灯”他解释说，“别的国家会认为我们多得不得了。”
他的想象力超过了现时的宣传。他计划作一永恒的记载并将之出口，请了著名女演员兼导演里妮·莱芬斯达尔拍一部纪念性的影片。他很欣赏她的作品，尤其是《蓝色的光》他向她保证，如她能拍一部纪念１９３４年党的生日、长度与一部故事片相同的影片，他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她虽然很反感，却只好屈服。但一旦离开他的面，她便说自己拍不了纪录片。她把这一导演任务交给了她的合作者，自己则跑到西班牙拍片去了。待她回来时，离纽伦堡大会只还有两星期。赫斯的信在等她：元首发现她，将这一任务交给别人时大吃一惊并要立刻见她。
希特勒并没有生气，只用好言劝解。“你只需花去生命中的６天时间”他说。她反驳说，若加上剪接，那就是６个月。希特勒听后说，“噢，但你还这样年轻呀！”
她坚持不干，说拍这样的影片她是最不合适的。“我不是党员，连冲锋队和党卫军都分不清。”
“这正是我要你拍的原因”希特勒说，“那会给人们以崭新的看法。”
她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同时，为了给这一６天的计划带来额外的兴趣，她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镜头：她动用了飞机、吊车、旱冰鞋，还在最高的旗杆上安装了一个小型的升降平台。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她带了一个１２０人的摄制组（其中有１６名摄影师）来到纽伦堡。她得到了希特勒答应给的一切帮助。连城内的救火设备和其它公共设施也交给了她。
大会的参加者开始像洪水般涌向纽伦堡。他们是早在数月前就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人都有一个号码，一辆指定的卡车，一个指定的车座，在纽伦堡附近的大帐篷城里还有一张指定的床位。到９月４日大会正式开幕时，数以万计的党员已排练完毕。那天晚上，元首在旧市政厅致简短的欢迎词后，汉夫施坦格尔发表了冗长的讲话，敦促外国报刊“只报道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而不要加以解释”之后，希特勒下榻的旅馆“德意志旅馆”被最少有１万名党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一再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元首！”
直到希特勒出现在阳台上。他们的狂热的脸孔，使Ｌ·希拉（当时在《环球报》工作）不禁想起了路易西安纳州“神圣的漫步者”脸上的疯狂的表情。
翌晨，希特勒出现在卢波尔德竞技场上。他更像是受人们崇敬的目标，而不是演讲者。他急剧地走了进来，后边跟着戈林、戈培尔、赫斯、希姆莱和数名副官。乐队奏起了《巴登维勒进行曲》待动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毕，赫斯走到台前，缓缓地读了１９２３年起义中牺牲的烈士的名单。对３万名听众说来——外国记者却不然——这是个动人的经历。最重要的话是出自地方长官瓦格纳之口——他宣读了一份希特勒的公报。因瓦格纳的声音酷似希特勒的声音，致使一些收听广播的记者真以为是他。“尔后１０００年内的德国生活方式肯定已决定了”瓦格纳读道，“对我们说来，动荡的１９世纪业已结束。在今后１０００年内，德国不会再发生革命。”
崇拜者几乎不间断地发出的欢呼，令希特勒如醉如痴，但他仍受焦虑的折磨。前来欢度节日的冲锋队员，许多人是带着悔恨和觉醒前来的。一想到可能发生尴尬甚至危险的场面，他就觉得紧张，有时连自己也悔恨起来。一次，在党的官员常常光顾的饭馆里进餐时，他突然转问汉斯·弗兰克。“６月３０日你在慕尼黑迟迟不动手，使我很恼火！”
他喊道。当弗兰克再次要求辞职时，他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用不了几个星期，州法这个笑话就会结束。”
帝国，将发号施令，巴伐利亚州和其它各州都得服从，他说。在一阵令人周身不适的沉默后，他走了出去。
由于大会越来越激动人心，希特勒重又恢复了兴高采烈的心情。这在７日晚表现得特别明显。是晚，２０万忠实的党员打着２０多万幅旗帜，把卓别林体育场挤得满满的。他们的队伍之整齐有如军队。施培尔的１３０架探照灯，其效果比想像的更令人惊心动魄。“体育场被照得如同白昼，看来像个由闪闪发光的巨大的白柱围成的大厅”施培尔回忆说，“在威武雄壮的光墙上，偶尔也有丝丝浮云飘过，像是半透明的秋牡丹在海上漂泊。”
在可怕的寂静中，希特勒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全场，产生了可怖的效果。“我们是强大的，将会更加强大！”
他说。这既是许诺又是威胁。
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从１０多个角度把这一情景拍摄下来，在拍摄过程中，那些爱管闲事的褐衣党徒，在戈培尔的唆使下，瞒着元首，对她进行干扰。他们不断骚扰摄影师，把他们从最有利的角度推开，甚至拆除了几个摄影站。
希特勒本人也受到了威胁，因为冲锋队有可能作出反应。两天后，５００００名冲锋队员在体育场内集合；希特勒对此是有所防备的。“体育场内气氛相当紧张”希拉回忆道，“我注意到，元首自己的党卫军卫队也大规模集结在元首跟前，把他和冲锋队分开。”
他暗想，在如此多的人中不知是否会有人在元首的“胡萝卜加棍棒”的讲话中拔出手枪来。在讲话中，元首赦免了所有与罗姆阴谋有关的冲锋队员。
大会在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下结束了。这就保证了次日（９日１０日）最后一个节目的成功。这天被定为建军节，为此，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战后以来，在德国，这还是首次向公众显示武装力量。看到这场现实的作战演习，３０万名观众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希拉在日记中写道，尚武精神并不是霍亨佐仑家族的产物。“它是深种于所有德国人头脑中的东西。今天，他们的表演活像是孩子们在玩马口铁做的玩具兵似的。”
希特勒也像群众一样沉醉在欢乐中。在他结束最后的讲演后，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长时间静不下来。赫斯的声音终于被听见了：他代表纳粹党向元首告别。“党就是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向希特勒欢呼！欢呼胜利！欢呼胜利！欢呼希特勒胜利！”
疯狂的人群有节奏地“欢呼胜利！”
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兴高采烈，令人欢欣鼓舞，令人热血沸腾。但对那些未受希特勒感染的人们说来，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野兽的咆吼，是发自山洞里的尖声怪叫。
元首与军队的婚礼的最佳象征莫过于此了，而他也决定向高级将领们作出和解的姿态。当晚，在他下榻的旅馆前举行了壮观的军队游行后，他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我知道，你们指责我们党内存在着不少错误的东西”据当时在逐字逐句记录的冯·维希将军的记录，希特勒当时说，“我承认，你们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你们也要记住，在斗争的时刻，知识阶层抛弃了我，所以，与我一起工作的，大都是些质量不高的人员。我一直在努力纠正这个缺点。但是，如同新武装力量里军官团的建设需要花几年时间一样，党要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集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他的话是有效果的，因为，据维希记载，“他懂得如何用其高超的技巧，使他的讲话适合听众的需要。”
后来，希特勒参观了兵营。在那里，这位老下士与士兵们打得火热，又说笑话又回忆当年。回旅馆后，他轻松愉快，在与心腹们一起吃夜宵时，详细地讲述了与士兵们团聚的情况。一周来的劳累以此作为尾声，这是最合适不过了。
两天后，总统府举行招待会，欢迎希特勒。他神采飞扬。那些一直在躲避他的外交官员们，不得不向新总统表示正式的祝贺。多德大使从未见他“如此高兴过，他一一向各国代表致意。”
尽管出现过某些令人不快之事，尽管他也有过焦虑的时刻，他还是完成了他原计在纽伦堡要做的一切。党重新团结起来了，人民和军队站到了他的一边。
尽管有戈培尔的干扰，党的纪念碑也未受到破坏。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拍摄了数以万计英尺的不平凡的材料。影片在剪辑期间，抗议像洪水一样朝她劈头盖脑打来。提抗议者都是那些未上镜头的党的官员和抱怨宣传不够的人们。她拒绝作出修改，希特勒则提议搞个妥协：想法把满腹牢骚的领导人的照片加进影片中。这是对莱芬斯达尔的艺术原则的冒犯；她拒绝了。希特勒也同样强硬地坚持己见。据她自己说，她当时一边跺脚一边喊：“我不干！”
“你忘了你是在向谁说话？”
他回答说。然而，她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而希特勒又如此欣赏她的天才。结果，影片出来后，未作任何改动。她将影拼命名为《意志的凯旋》因为她再没有更好的片名。在首映式上，党的官员们对她很是冷漠，但是，就连她的最凶恶的批评家戈培尔也明白，影片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它的手法，比任何其它宣传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影片都远为有力。它获得了当年为最佳影片而设的“五一文化成就奖”该片也被一致认为是最重要的纪录片。后来，１９３７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影片展览”会上，它以其艺术性而不是内容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
（２）街头巷议出现了，说里妮·莱芬斯达尔是希特勒的情妇。这个攻击，与其它攻击一样，如说他与一些著名女演员诸如奥尔加·特歇绍娃、里尔·达戈维尔和波拉·纳格里睡觉一样，都是缺乏根据的。希特勒在这些娇艳的女人身上寻找的并不是性行为，而是他的被压抑的波希米亚天生所追求的刺激。
里德斯德尔勋爵的女儿尤妮狄·密福特刚从英国来到。她在慕尼黑学艺术，刚好碰上了新德国的激动时刻。从希特勒吻她的手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全心全意的鼓吹者。她是个生性快活、放荡不羁、满头金发的姑娘，有时会说出最粗鲁、最令人惊奇的话来。她对生活的创见，以及活泼的幽默感（她的５个姐妹也一样）对希特勒说来，都是个崭新的、清鲜悦人的经历。她常在希特勒左右。于是谣言不久后又四起——与其它谣言一样缺乏根据——说她是他的情妇。
希特勒权力上升后，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女人急于与他为伍。也许是因为他的兴趣越来越广泛，致使他的老关系贝希斯坦太太打翻了她的醋瓶。她公开批其他，对他的某些改革进行斥责。据弗里德林·瓦格纳说，一般说来，她总是先问元首是否疯了，然后破口大骂，令他无法招架。“在凶恶的骂声中，希特勒像行为失检的小学生一样，羞愧地站立着。”
希特勒眼界的不断开阔，使爱娃·勃劳恩尤其悲愁。在他上台后几天，他给了她一个婚戒、一个耳环和一只镶宝石镯子，作为她２１岁生日的礼物。但这并不表明他有意与他的情妇结婚。比诸先前，她更少与他见面了。他偶尔也会从柏林给她打来电话——一般是从公共电话间打来。为了不使她父母得知她与元首的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她说服了父母，在她寝室内装了一架自用电话。只要他到慕尼黑，他就会叫她到他寓所。但在贝希特斯加登，她一般都住旅馆，目的是抛头露面。
到了１９３４年秋，她常闷闷不乐，且时间很长。希特勒与她结婚的希望已成泡影。他告诉她，作为第三帝国的首脑，他必须把自己奉献给国家，而不能有家庭的累赘。事实上，他像教皇。他对魏德曼上尉说的借口更是直言不讳。一天晚上，他说，是的，他也向往家庭生活，但是，他一旦结婚，他便会失去许多女人的选票。“于是”他说，“我便在慕尼黑找３个姑娘，供我左右。”
希特勒向他的秘书克里斯达·施洛德透露得更彻底。“爱娃非常好”他说，“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只有吉莉才能真正激起我的情欲。我永远不想与爱娃结婚。唯一能使我将我的生命与她联结在一起的女人是吉莉。”
希特勒与他英国的嫂子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堪。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的前妻布里吉德·希特勒，因为经济极端困难，想再次求助其大名鼎鼎的亲属。她带着儿子威廉·帕特里克返回德国，找到了希特勒，希望他“能给她一点钱，以使她安静”希特勒把母子二人请到贝希特斯加登。
但是，到那里后，帕特里克大吃一惊（多年后他对战略情报处说）因为他们被元首的姐姐安吉拉“大骂一场”再次说希特勒“连他的舅舅都不是”（*威廉·帕特里克与其母最终移居美国，二次大战期间在美国海军中服役。他现住纽约郊区，已改名换姓，生有一子叫阿道夫）与此同时，希特勒把许多时间花在外交政策上。因为在外交领域内能否取得成功主要靠实力，希特勒便力求一夜之间重新武装帝国。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的烟幕后，他迅速地建立起了德国各级的武装力量。在纽伦堡举行的军事演习中，群众的反应令他受到鼓舞。他于是便在三星期后密令将只有１０万人的陆军扩充两倍。密令发出当天便有７万人入伍。国防预算增至６．５４亿马克。
即使有严格的保密措施，突然增设９个兵团司令部、１４个步兵师和７个机械化营，也不能不引起谣传，说这是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这些谣传，加上英德关系的恶化，实在使希特勒关切。另外，由于德国的军事扩充，很明显，英法两国的军事团结更加紧密了。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英国并不准备冒大的风险。“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英国”英国外交大臣的私人秘书于那年秋对冯·俾斯麦亲王奥托透露说，“愿意为别国的利益出国打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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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希特勒无意染指大英帝国，而他的全部外交政策又是建立在英国的容忍（不是友谊）的基础上，他便直截了当地重新获得他们的同情。
１２月１９日举行的正式晚会就是取宠的一个步骤。在２５名来宾中，４名是英国人——英德联谊会一著名成员，罗德米尔勋爵及其公子，罗德米尔办的最有影响的报纸《每日邮报》的编辑华尔德·普赖斯。为这一晚会，希特勒特地穿一身晚礼服，而不是党的制服。当客人就座开始吃简单的饭菜（烤鸡）时，他说：“从兰茨贝格出狱至今天已是１０年了。”
他告诉人们，狱中的几乎全体雇员，包括典狱长在内，都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者。“巴伐利亚政府大怒，把大部分雇员送进警察学校以示惩罚。但不到半年，那地方便成了吸收国社党党员的中心。他们没法子，只好将它关闭。”
晚餐后，希特勒将不抽烟的客人请到另一房间。罗德米尔勋爵和里宾特洛甫及几位女宾一起，与希特勒出去。在此之前，半犹太血统的斯特芬妮·冯·霍亨洛赫公爵夫人已将他介绍给了这位报纸大王。希特勒之所以会吸引罗德米尔，是因为他们同样仇恨布尔什维主义。几星期后，当萨尔选区（在天主教的敦促下）百分之九十选民投票赞成与德国联合时，《每日邮报》大声喝彩欢呼。１９３５年１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