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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画面，是瞎子，我们只能依靠院长的手势。
这么简陋、原始的直播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我，并不担心。这些同事是我朝夕相处的朋友，我们合作多年，配合默契，技术的困难影响不了我们。
7∶59，喧闹的宴会厅安静了下来。
我用余光看了看身旁的文涛，心情益发的平静。和他合作，我觉得踏实。再看看大厅里的同事们，高雁、小宋都举着电话听筒，右手高高举在头上，准备倒计时；酉年站在摇臂车旁边，那架势，万一俄国佬达不到他的要求，他就掳袖子亲自上阵了；Bobby和崖子不在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正在落实8点钟的卫星线路；院长双手叉腰笑眯眯地站在我和文涛面前，鲜黄的衬衫被明亮的阳光映照得更加夺目。
我的心里充满了创造的快乐。
这就是我喜欢电视的原因，它充满了未知和挑战，它的创作过程是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体现团队精神，精诚合作的过程。
“10、9、8、7、6、5、4、3、2、1——开始”
院长大手一挥，我和文涛上场了。
“大家好，现在是莫斯科时间7月13日上午8∶00。
今天，国际奥委会将召开第112次全体大会，并投票选出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莫斯科市中心的俄罗斯酒店，我们的直播间就在酒店22层的克里姆林宴会厅里，大家通过我们身后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红场、莫斯科河、克里姆林宫……”。
我和文涛流畅地说着开场白，事先完全没有安排，只是遵循一条原则：他说的时候，我听，我说的时候，他听，互相补充，绝不重复，不抢话，一气呵成。
5分钟后，院长举起了右手，我和文涛于是按照事先的约定，将现场交给了香港演播室里的吴小莉和胡一虎。
这时，院长带头鼓起掌来，然后整个宴会厅掌声雷动。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知道，我和文涛开了个好头，今天的直播将会顺利进行。
中午一过，由凤凰请来的200多名广告客户和热心观众进场了，宴会厅里摆好的十几张圆桌一下子坐得满满当当。每张桌子上都摆着好几瓶香槟，等萨马兰奇一念出北京的名字，香槟就会喷洒得满屋都是。
莫斯科时间下午6点钟，萨马兰奇手拿信封，缓缓登上了主席台。我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北京！”
一片沸腾。我只记得自己双手捂住脸放声大哭，旁边的文涛、李玟、周星驰都抱在了一起又跳又叫。
我们终于赢了。
9·11前传
真正的直播就该是这样，没有流程表，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出现什么画面，主持人和观众一样面对神秘莫测的未来……
2001年9月11日，香港仍然闷热得要命。
那个星期轮到我主持《凤凰早班车》，可偏偏身体不舒服，每天发低烧，还觉得恶心，症状像极了怀孕初期的妊娠反应。接连几天，我就像悲剧爱情影片中不慎怀孕又惨遭抛弃的女主人公一样，每隔半小时就冲进洗手间撕心裂肺地咳上半天，然后颓然瘫坐在地板上，大口地喘着气，最后再坚强地用手背擦擦嘴，拍成特写的脸上闪现出疲惫但圣洁的母性光芒，最好再有些低回婉转的音乐衬托着画外音：“无论多么艰难，我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可是，我没有怀孕，我只是得了毫无情调的感冒。
医生给我开了泰诺和一个名字当中几乎包含了所有26个英文字母、连我也不会发音的药，专治恶心。药的疗效不错，但吃了让人昏昏欲睡。
9月11日晚上，在药物的作用下，不到8点钟，我就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一阵尖利的声音猛然钻进我的耳朵。我的意识先醒了过来，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可我人还在昏睡。那声音就像锋利的电钻一样一直在我的耳朵里钻着钻着，直到我腾地一下坐了起来。
卧室里一片漆黑，我几乎是本能地把手伸到枕边，拿起一个小小扁扁的东西——我的手机兼闹钟。
“4点钟了，该起床了。”我近乎绝望地想着，人醒了一半。
手机还在执著地叫着，铃声在寂静的黑暗中显得绝望而恐怖。
“是电话。”我彻底清醒了。
我手忙脚乱地找着耳机，心里无名火起。认识我的人没有谁会在我做《早班车》的一个礼拜里，天黑以后还给我打电话。
“喂！”电话终于通了，我的声音中满是烦躁和不满。
“鲁豫！美国出事了！你赶快到公司来做直播！”是蓓蓓姐，凤凰主持人事物部的同事。她平时讲话慢条斯理的，总是商量的口吻，可现在她的声音听起来心急火燎。
我知道，有大事发生了。
我一边翻身下床光着脚往客厅走，一边哑着嗓子问：“出什么事了？”
“美国被炸了！我也在往公司赶呢！”
我挂了电话，连灯也顾不得开，跌跌撞撞就往沙发上扑，结果右脚踢到了被我拿来当茶几用的古老皮箱上。
“××××！”我疼得骂了一句脏话，想伸手揉揉脚，可又顾不上。好奇心和莫名的恐惧已经快让我喘不过气了。
我终于摸到了昨晚临睡前被我随手扔在沙发上的遥控器。
CNN的画面让我目瞪口呆：一架飞机正平稳地飞行，然后义无反顾地撞上了世贸中心的南楼。而CNN记者的报道更是让人毛骨悚然：五角大楼被撞，另有两架民航客机失踪，其中一架怀疑正开往白宫方向。
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视荧光屏在黑暗中显得惨白一片。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觉得害怕。
我呆坐了两分钟，然后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开灯，穿衣服，拿包，拿钥匙，穿鞋，随后“咣”的一声撞上防盗门，电视和灯都没关。
黄埔花园还是人来人往，看大家的表情，显然还不知道那一刻正在纽约上演的惨烈故事。
从家到公司，慢悠悠走路只用10分钟，虽然短，却是我每天惟一的锻炼。可眼下不行，飞都嫌慢。
我边伸手叫出租车，边往北京家里打了个电话：“纽约世贸被飞机撞了，我要去做直播！”我开始亢奋。
当我气喘吁吁地冲进化妆间，化妆师珍姐和发型师阿Ray都笑了：“你果然来了。”
我以前和他们开玩笑说：“如果你在不该看到我的时间在公司看到我，一定不是好事。这说明不知道什么地方又有天灾人祸发生了。”今天，我的话不幸应验了。
但我没工夫开玩笑，我已经完全进入了工作状态：板着脸、皱着眉，猛一看以为在和谁生气。当我精力高度集中的时候，就是这副德行。
同事们早就习惯了我工作起来六亲不认的样子。珍姐开始麻利地往我脸上搽粉底，潮湿冰凉的海绵一接触到我的皮肤，我的心里陡然掠过一阵近乎幸福的感觉：我知道，此时此刻公司的走廊上、直播间里，一定到处弥漫着一种略带夸张的紧张气氛，就像好莱坞电影中表现的电视台一样：每个人都脚步匆匆，套句英语的说法，紧张的空气浓厚得都可以用刀来切了。（The tension is so thick that you can cut it with a knife。）我喜欢这样的氛围。
珍姐安静、飞快地化着妆，阿Ray手头没有工作，他不声不响地打开电视，问都不用问我就调到了CNN。我正闭着眼竖着耳朵听CNN的报道，化妆间的门砰地一下被推开了。
“鲁豫，这是网上的最新资料。”我的眼睛还没来得及睁开，面前铺满眼影、唇彩、睫毛膏的化妆台上已经被重重地搁了一大堆A4打印纸，足有一尺高。
“最新情况是什么？”我瞄了一眼那小山似的资料，心里清楚上直播台前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完。
“死亡人数还不知道，但美国媒体报道，平常工作日，大约有4、5万人在世贸中心里；另外，现在还有一架飞机被劫持，有消息说，飞机正往白宫方向飞。不过，所有消息都没有被官方证实。”香港导播用广东话飞快地说着。平常交流，他们都和我说“国语”，一有大事发生，还是广东话最方便。好在我的粤语听力到关键时刻总是特别好。
导播的话让我心里一阵阵发紧，“是什么性质的事件，是恐怖袭击吗？有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吗？”
“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我随手抓起最上面几十张纸，飞快地翻了一下。纸上的内容大同小异，无外乎是各方的猜测和对过去30分钟在纽约、华盛顿发生的可怕事件最简单的描述。
妆化好了。珍姐默默地闪到一边，阿Ray又拿着吹风机走上来。
我从阿Ray手里夺过梳子，胡乱在头上梳了几下：“不吹了，我来不及了。”
我得上战场了！
“可你的头发……”阿Ray不能容忍我顶着一头略显蓬乱的头发出现在屏幕上。
可我管不了那么许多。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正在发生，我必须尽快坐在主播台上。
“放心，大楼都被撞了，谁还会在意我的头发。”我一边安慰阿Ray，一边捧起厚厚一摞资料冲出了化妆间。
“鲁豫来了！”我一走进直播间，所有人都忙里偷闲地冲我点点头，打个招呼，眼神中的期待和信任让我感动。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幸福的感觉再次弥漫我的全身。如果你不是电视人你无法理解我的感受。
凤凰卫视资讯台的演播室此刻已变成了作战指挥中心，几乎整个公司的人都在。
同事Jenny不声不响递过来一杯水，她知道，我在直播的时候要不停地喝水。
我冲Jenny笑笑算是感谢。
“还有5分钟！”导播从控制室冲出来提醒我。
我睁大眼睛，深吸一口气，心里是冲锋前的紧张和兴奋。
我做过无数次直播，每一次我事先都会把功课做得扎扎实实。戴安娜王妃葬礼、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克林顿弹劾案……把我翻阅过的所有资料摞在一起，该有一人多高了吧。今天却是例外，我几乎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坐上了主播台。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紧张。真正的直播就该是这样，没有流程表、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出现什么画面、主持人和观众一样面对神秘莫测的未来……电视的魅力就在于此。
我一股脑把资料都摊在主播台上。戴耳机的时候，眼睛还死死盯着墙上的电视屏幕：CNN、FOX、BBC、所有的频道都出现了一个面容肃穆的主播和一遍遍反复播放的飞机撞大楼的画面。
“鲁豫，还有10秒！5、4、3、2、1！”
10：00整，我出场了。
第一日
只听刘佩琦一声惊呼：“开打了！”我的心咯噔一声。挨千刀的小布什和萨达姆。
2003年3月20日 成都——北京——香港
这是一场张扬已久的战争。
2003年3月18日，小布什给萨达姆下达了48小时最后通牒。全世界一起屏气凝神倒计时：“10、9、8、7、6、5、4、3、2、1。”布什不再犹豫，咬牙切齿地说了句：“Lets go。”（开始吧。）一场叫嚣多时的战争就此开始。
战争打响的时候，我正坐在成都飞往北京的班机上，昏昏欲睡。
前一天晚上，我在成都代表凤凰出席了长城葡萄酒的活动，一晚上衣香鬓影，歌舞升平。回到酒店休息已是凌晨1点。
入睡前，我心里总是不踏实。第二天，也就是20日上午9点，48小时的最后期限就该到了。如果这场战争真的无法避免，我就得赶紧飞回香港准备做直播。可我的机票、证件都在北京的家中，看来，我只能明天先坐11点的班机飞北京，再坐下午5点的班机飞香港，这样，最快晚上11点我就可以坐在主播台上了。
我翻来覆去越想越兴奋，直到窗外隐约传来早班公共汽车的声音，我才沉沉地睡去。
早上9点，酒店的Morning Call（叫醒服务）准时响起。
我眼睛睁开的一刹那，伸手就按了一下搁在枕边的遥控器。凤凰卫视中文台和资讯台正在并机直播，主播台的背景是一块玻璃屏风，上面用灯光打出了《海湾最前线》。我立刻困意全无。
我飞快地收拾着行李，眼睛自始至终盯着屏幕。
电视上出现了凌晨4点的巴格达现场画面：漆黑寂静的街道、几盏路灯撒下的黄黄的光勾勒出街边一座尖顶的建筑，也许是清真寺。
我手上正抱着一堆衣服要往箱子里扔，可看着电视，人就呆住了。
巴格达太平静了，平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在这平静的背后，我分明感受到了巴格达的痛苦和绝望。
10∶40，我关掉手机、系好安全带，准备开始两个小时的飞行。
同机的还有演员刘佩琦，我看过他的戏，但不认识他，所以没有打招呼。
10∶50，我正裹着毛毯睡觉，听到刘佩琦惊呼了一声：“开打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挨千刀的小布什和萨达姆！
飞机一落地，我的手机刚打开，公司的电话就从香港打来了：“鲁豫，你要尽快回香港！”
回家呆了1个多小时，下午3∶00我拎着箱子又往机场赶去。
在车上我给同事高雁打了个电话，她正在北京筹备凤凰7周年台庆晚会。
“打仗了，你还在莺歌燕舞呢，有没有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感觉？”
正在闲聊，窗外竟哗啦啦地下起雨来，刚刚还艳阳高照的天变得阴沉可怖。挂上电话，我呆呆地看着豆大的雨点不断地砸在玻璃窗上，心里突然充满了哀伤，眼泪也一串串地滚落下来。
我去过伊拉克。巴格达、巴士拉、乌姆盖斯尔港，我都去过。我还认识那的人，比如那个敦厚老实的英文翻译穆罕默德。1999年11月的伊拉克，外国摄影队简直是寸步难行。每到一地，我们就会被警告，这个角度不能拍，那个角度也不能拍。穆罕默德翻译给我听的时候，我总做出服从命令的样子，然后趁他不注意，就对摄像眨眨眼，要他偷拍。温柔敦厚的穆罕默德后来急了，他几乎是带着哭腔哀求我：“鲁豫，求求你，他们不让拍的时候千万别拍！我可有5个孩子啊！”
他的话和恐惧的眼神令人心碎，我立刻命令摄像关掉机器，然后对穆罕默德郑重承诺：“从现在开始，我一定听你的话。”
相处10天后我们在伊拉克、伊朗边境告别时，我不顾伊斯兰的风俗拥抱了他。穆罕默德显得很羞涩，而我的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我们走了，他却还要留在这里，天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
也许是一语成谶吧。
10天的经历使伊拉克对我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就像秋雨老师在《千年一叹》的补记中写到的：从今以后，那里的全部冷暖疼痛，都会快速地传递到我的心间。
第二日
我在开场白中用了“狂轰滥炸”来形容“斩首行动”，何亮亮纠正说：“从这场战争开始，这个词可能就不存在了。昨晚美国使用的全部是精确制导炸弹。”
隗静、肖燕凌晨遭美军驱逐。
昨晚11点整，我坐到了主播台上，对于凤凰的直播情况已基本了解：我们采用美国FOX电视台的画面，在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悉尼、莫斯科、安卡拉有常驻记者，这一次还派了闾丘去安曼，隗静随美军进入了科威特，沈玫琦在多哈的美军中央司令部，莫乃倩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
“惟一美中不足的是我们在巴格达没有记者。”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我还是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你也太狠心了，中国记者都撤出来了，你还派人进去，去当炮灰吗？有本事你自己去！”
今天香港所有的早报都用了“斩首行动”作为标题，来形容昨晚可怕的空袭。《华盛顿邮报》则披露：战争比原计划提前了9个小时。原因是CIA在伊拉克的特工人员获得了可靠情报，萨达姆和他的高层官员正在某政府大楼内开会，至少3小时内不会离开。中情局局长特内立刻将情况禀告了布什，布什沉思片刻（这是我的想象），在北京时间3月20日上午10∶24说出了：“Lets go！”战争就此开始。天知道，当时布什在想什么。
昨晚我一直直播到凌晨，今早7点起床，算了算，又睡了不到5个小时。
上午10∶00，我和时事评论员何亮亮继续主持《海湾最前线》。玻璃屏风上又打出了一行小字：“战争第二天”。
我在开场白中用了“狂轰滥炸”来形容“斩首行动”，何亮亮纠正说：“从这场战争开始，这个词可能就不存在了。昨晚美国使用的全部是精确制导炸弹。”
说来奇怪，传统的刺刀见红的战争我更能接受一些，因为，它至少公平。而这种高科技的电子游戏一样的战争太冷静了，因为冷静，则更显得残酷。
公司里突然弥漫着一种久违了的集体生活氛围：所有的主持人、评论员都埋头于电脑前、报纸堆里，那样子像极了上学时大考前夕的晚自习教室。中午和傍晚时分，管后勤的同事Betty就定好了盒饭由大家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