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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两诏，透露了梁代社会黑暗、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陈书·章华传》载章华上书，反映陈末严重的社会危机。
《梁书·诸夷传》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外国历史的记载较详，有其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梁、陈时代佛教兴盛，中外僧人往来增多，加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参据的史料也就相应丰富。
姚氏父子并有文名，为时人所重，思廉对文化亦有特殊的兴趣，梁、陈二书卷数不多，文化史料却颇多。思廉多为学者立传。《梁书》的《儒林》、《文学》两传就为四十二名学者立传，另外《处士》传中也多记学者。《陈书》的《儒林》、《文学》传，也为三十一名学者立传，还有些学者另外立传。著名学者如范缜、锺嵘、刘勰、阮孝绪、裴子野、顾野王、沈约、徐陵等人，都有内容较详的传，他们的事迹及学术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较多地记载了史学史方面的宝贵资料。梁、陈二代较知名的史家都有传，并录其著述，有时略加评论，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梁、陈二代，佛教极为兴盛，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如实记载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书·武帝纪》记述梁武帝数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赎回。《陈书·傅縡传》记傅縡笃信佛教，收录其关于佛教的论辩文章《明道论》，长达二千五百余字。《梁书·范缜传》叙范缜“卓越不群而勤学”，“盛称无佛”。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传中收录了《神灭论》这一篇幅较长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珍贵文献。这篇论文对佛教泛滥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恶果给予了深刻揭露。“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较形象地刻画了范缜大无畏的战斗者形象。
二、是文风朴实。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练，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对偶。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贞观年间所修《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清人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①。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768—824）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姚思廉仿司马迁笔法，常常引用当时口语，既能反映时代特点，又能使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
文字活泼通俗。如《梁书·侯景传》记僧通与侯景对话：“僧通取肉揾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臭。’”思廉运用语言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使人物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经历、环境，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梁书·曹景宗传》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动。思廉还在梁、陈二书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文风的见解，如在《梁书·简文帝纪》、《梁书·裴子野传》、《陈书·蔡景历传》、《陈书·江总传》等，都推崇古文，批评浮艳文风。
三、是叙事简严。思廉叙事不好铺张，行文简洁。他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采琐事入史。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思廉也能够见到。但延寿作史多采入琐言碎事和神鬼怪异事，而思廉不采或极少采，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但是，这两部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隐讳，如《梁书·敬帝纪》和《陈书·刘师知传》都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饰，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时，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传现象。另外，《梁书》不为萧詧立传，使后梁事失载，是一大缺陷。思廉还不重视科技，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梁、陈二代科技方面史实记载甚少。史学思想姚思廉的史学思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一、是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
《陈书·何之元传》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并录其《梁典序》，称何“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
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他为良吏立传，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如《庾荜传》叙其生活俭朴，为官廉洁；《沈瑀传》叙其执法严明；《孙谦传》叙其体恤民情，重视生产；《何远传》叙其抑富扶贫。为“悖逆”之人立传，均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姚思廉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如何，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①，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他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他指出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接着又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总结萧衍晚年之失。① 《梁书》卷五六史论。
②陈太建九年（577），陈派将军吴明彻率军北伐，被周军打败，“众军皆溃”，明彻被俘，病死于长安。姚思廉认为，“金陵虚弱，祯明沦覆，盖由其渐焉”③。他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祯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陈亡的起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但思廉能够认识到，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陈亡的萌芽显现较早，属于人事问题，这就是对天命的否定。思廉还进一步分析吕梁覆师的原因。他指出，陈宣帝初即位时，命将出师，开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后则失之于骄傲，“享国十余年，志大意逸，吕梁覆军，大丧师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④。姚思廉也有个别论述未完全摒弃天的作用，如论述侯景、王伟成篡盗之祸，在《陈书·后主纪》述陈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并举，这说明，由于封建皇朝宣传方针的制约，思廉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② 《梁书》卷三史论。
③ 《陈书》卷九史论。
④ 《陈书》卷五史论。
第二节李百药隋唐间的政治遭遇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由于幼年时体弱多病，祖母赵氏就为他取名“百药”，寓祛病防疾之意。父李德林，字公辅，学问渊博，名重于时，在北齐、北周、隋都做过高官，负责起草诏令和重要文件。
百药幼时很聪慧好学，七岁就能理解文章大意。有一次，父亲的朋友陆乂、马元熙来他家作客，谈诗论文。客人读陈时著名学者徐陵文章，对其中一句“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颇感迷惑，不知出自何典。百药在旁应声答道：“《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①客人听后大为惊叹。
百药二十岁左右，正值隋朝初年，被授东宫通事舍人，步入仕途。不久，升迁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成为陪伴太子的学者。年少有才的百药招来一些人的嫉妒和诽谤，为避祸，他随即称病辞官。开皇十九年（599），因父亲去世，袭爵安平公。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很看重百药，于是奏请授百药为礼部员外郎，太子杨勇又将百药召为东宫学士。从此，百药发挥自己的才学，奉诏参与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作奏议文表。然而正当百药积极施展才能抱负之时，却突然被卷入最高统治层的争斗中，成了受害者。原来，隋文帝第二子晋王杨广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对其兄杨勇的太子之位早存觊觎之心，乘出镇扬州（今属江苏）之机，四处招揽人才，培植个人势力。他召百药为幕僚，但百药称病推辞，杨广由此对他怀恨在心。仁寿四年（604）隋文帝死，已谋得太子之位的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百药被贬出京城，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司马。后来罢州置郡，百药的司马一职也被免去，于是回归乡里。大业五年（609），百药出任鲁郡（治所在今山东曲阜）步兵校尉，大业九年（613），戍守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后又授建安（治所在今福建建瓯）郡丞。这时，隋末农民大起义正如火如荼地兴起，百药去建安途经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时，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于江都，隋皇朝统治机构一片混乱。百药没有到建安就职，参加了反隋的农民起义，先后任职于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军中。杜伏威占有江南一带，北方李唐势力浩大。李渊派使者招抚杜伏威，百药力劝杜伏威归唐。杜伏威听从，遂前往京城，命部将辅公祏与百药留守。但杜伏威在途中又有些犹豫后悔，遂写信密令辅公祏杀百药，幸杜伏威养子王雄诞极力保护，百药得免于死。随后辅公祏起兵反唐，任命百药为吏部侍郎。有人告知李渊，百药与辅公祏同反，李渊大怒。平定辅公祏后，李渊就要治百药之罪，恰好这时发现杜伏威令辅公祏杀百药的密信，证明百药与辅并非同党。李渊这才怒气稍平，但仍以反唐罪名将百药流放泾州（今甘肃泾川北）。一直到武德末年，百药始终未获唐高祖的任用。
唐太宗即位后，他很看重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627）召百药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并命其参与修撰《五礼》及律令。百药又奉诏撰北齐史，贞观十年（636）正月《北齐书》上进，得到嘉奖，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① 《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子，赐物四百段。第二年，《五礼》及律令撰成，百药爵位又从“男”进为“子”。这个时期是百药一生中最惬意时期，才能得到较充分发挥，官位显赫，生活安定。他自然对唐太宗尽心竭力，以报知遇之恩。由于以往百药经历坎坷，几经贬官，数次遭人谮害，甚至险些丧生，因而他生活阅历丰富，积累了较多的政治经验。从他撰《封建论》和《赞道赋》两件事中可看出李百药的政治眼光和对李唐皇朝的忠心耿耿。
《封建论》和《赞道赋》贞观初年，朝廷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辩论，即，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萧瑀答道：“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萧瑀是守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子，年九岁就封新安郡王。因此他极力鼓吹分封制是不奇怪的。他的这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竟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于是，“始议封建”①。诸大臣各抒己见，展开辩论。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都反对实行封建制，但有理有据、系统深刻阐述这一观点的，当推李百药所上长篇奏疏《封建论》。
百药认为，时代变了，制度也须改变，实行郡县制是必然趋势。赞成分封者，是不通古今变化。当今若实行分封，就如同“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等于“锲船求剑”。这是一种朴素的历史发展观点。
接着，百药具体分析了分封制的危害：封邦建国之后，使受封家族以高贵门第自傲，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不愿靠个人才干而进取，莫不一代比一代骄奢残暴。并且数代之后，王室一旦衰弱，所谓藩国屏障就会变成仇敌，封国各行其是，强国欺凌弱国，争夺土地人口的战事不断。百药以“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的史事来说明，分封制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攻伐征战。另一方面，百药大力推崇郡县制的优越性：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内外百官都由朝廷决定。可以从士人庶民中提拔人才，可以像水镜那样清晰地考察他们。以资格及辛劳程度确定其官职阶品，以政绩优劣确定废黜或迁升。总而言之，爵位不世传，启用贤人之路就广；百姓无定主，与朝廷的离心力就不大。①《封建论》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进步倾向，充分肯定了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的进步。百药卓越的政治见解，深深打动了唐太宗，“太宗竟从其议”②。唐中叶，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封建论》，可以看作是百药《封建论》的继承和发展。
还有一件事反映出李百药对唐皇朝的忠心耿耿。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授百药太子右庶子，令其辅教太子承乾。起初太子对学习经籍颇有兴趣，但后来耽于享乐，嬉戏过度。于是百药便作《赞道赋》一文以规劝太子。唐太宗见到此赋后非常赞赏，派使者对百药说：我在太子处见到你所献的赋，以历来储君成败事告诫太子，很是精辟切实。我选你辅佐太子，非常称职，① 《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
① ②《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希望能善始善终。赐百药彩绢五百段。
百药以才学和操行闻名于世，受到各方面名流的敬重。他为人沉静寡言，乐于引进青年，提携后进，又不喜聚敛财富，所得俸禄，多散分亲友。百药不但在史学上有突出成就，而且文学上也造诣颇深，尤其擅长五言诗，通俗易懂，“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可见影响之广。唐太宗晚年曾作《帝京篇》，让也进入晚年的百药以此题另作一篇。文成，唐太宗极为赞叹：“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①贞观末，百药因年老执意辞官，回到故里。贞观二十二年（648）去世，年八十四。有文集30 卷。
撰写《北齐书》李百药撰成《北齐书》，这是他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北齐书》50 卷，大致记载了东魏、北齐（534—577）的历史。由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而东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高欢手中，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因此从历史叙述的系统完整性来看，《北齐书》记载由叙高欢事迹开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百药撰《北齐书》，有数家北齐史可供参考，最主要的是其父李德林的未完稿。李德林在北齐官中书侍郎，曾奉诏修国史，终北齐末，修纪传体北齐史27 卷②，全书未成。入隋后，李德林续撰，增至38 卷，送交朝廷，藏于秘府。其他北齐史有，王劭《齐志》及《齐书》。王劭，字君懋，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为著名史家。他最初撰编年体《齐志》20 卷，又撰纪传体《齐书》100 卷。①此外还有崔子发《齐纪》30 卷。②百药治史有几个特点。首先，《北齐书》记载了不少当时口语，叙事生动活泼，如：卷十二《高俨传》：“帝（后主，俨之兄）召俨，俨疑之。陆令萱曰：‘兄兄唤，儿何不去。’”
卷二三《魏兰根传》述魏恺迁青州长史，推辞不就，文宣帝高洋闻知大怒，对杨愔说：“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明日将过，我自共语。”待高洋见到魏恺时说：“死与长史孰优，任卿选一处。”魏恺答：“能杀臣者是陛下，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