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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要念么，将来还要上大学！”杨虹与父亲顶完嘴，就开始走自己的路。
他到同学那儿借了150元路费，买了一张站台票便坐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结果乘了几天几夜车子准备在哈尔滨找个工打的杨虹落了空，于是他辗转到沈阳。这回他运气不好，半途被查出没票而赶下了车。后来他一路徒步，到沈阳时口袋里只剩5块钱。走投无路的他突然想起自己的舅舅在沈阳东陵沙场工作，便搭了一辆车子赶到那儿。此时天忽然下起大雨，又饿又乏的杨虹再也支撑不住了，在一棵避雨的树下，他刚落足便昏死了过去……第二天醒来时，杨虹好像感觉自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似的。他拼出全身力气，挥动着手臂，以示过路的行人与车辆注意。最后还是一辆开小货车的师傅拉他上了车，并将他送到东陵沙场。杨虹一问，人家说他的舅舅早已不在这儿干活了。当时杨虹一听这，又一下昏了过去。沙场上好心的人看这孩子太可怜，便留下了他。杨虹后来说，当时他好比一个乞丐，别人留了两碗面汤他吃得却如山珍海味一样惬意。
打工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杨虹他们干的活是帮人家拆旧房，偏偏这是个要力气的活儿。杨虹个小，没有人跟他搭帮，于是他被安排在工地做饭。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老天开眼，杨虹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后来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沈阳市民项士信一家。项士信的家当时就在杨虹做工的附近，他儿子项鑫比杨虹小几岁，每天中午回家吃完饭后就喜欢上工地那个地方玩一阵子。时间一长，项鑫便与杨虹熟了。杨虹见项鑫经常从工地那儿担水回家很吃力，就帮小项鑫挑，这样杨虹也认识了项鑫的母亲郭淑杰。项家的人都是老实本份又善良，见杨虹聪明热情，便经常请他到家里来吃个便饭什么的。有一天，小项鑫的母亲郭淑杰正在家里忙活，见杨虹愁眉苦脸地靠在她家的门槛上，一问，原来杨虹打工的这个工地上已经没活了，人家甩下他换到别的地方，他杨虹一下又成了孤独的流浪者。
“阿姨，我想到您这儿借点米吃……”杨虹终于开口了，他说他现在跟一个老乡俩人一起蜗居在工地上的一间小破房子里，靠捡砖头卖过日子。因为旧砖不好卖，他与老乡两天没吃啥东西了。
郭淑杰二话没说，找出一个小口袋便给杨虹装了10来斤米。“有难，你就说一声。阿姨一家只要能做得到的一定帮你。”郭淑杰随口说了一句，杨虹却把它牢牢地烙在心上。
项鑫的家要动迁，杨虹第一个来帮忙。在运货的一路上，杨虹见项鑫的父亲是个大好人，便半真半假地说：“项大哥，要是我认你爸，你能不能供我读书？”
项鑫的父亲项士信憨厚地一笑，说：“你上学要花多少呀？”
“一个月50来元就够了。”
项士信一思忖，说：“读书是好事，我一定帮助你。”
当时杨虹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嘴上说说，不就图个快活嘛！但是杨虹虽身在他乡，心里却一直惦念着高中快要开学的时间。想想眼前的境况，杨虹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没了重进课堂的希望，为此他写信给老家的同学，流露出走绝路的念头。偏巧，郭淑杰在给杨虹洗衣服时无意看到了那个同学给杨虹的回信。郭淑杰吓坏了，把这事赶紧告诉了丈夫项士信。夫妻俩都是心地善良的老实人，一商量，说什么也要帮这孩子一把。可是家里哪有钱呀？
项家3口人，其实挣钱的就项士信一人，郭淑杰是沈阳头一批下岗的人，他们的儿子也在上学，3口子本来日子就过得够紧巴。
“杨虹这孩子实在太可怜，容我想想办法。”项士信说完就出了门。他是去朋友家借钱去。
“怎么样？借着了没有？”半夜，老伴给项士信开门后的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成了。”项士信说。
第二天，项家夫妇找来杨虹，当面把1000元钱交给他：“这钱是给你上学用的，赶紧收拾行李，还来得及赶上开学……”
杨虹愣了很长时间才缓过神，眼泪禁不住哗哗直下。他“扑嗵”跪在项家夫妇面前，泣不成声：“我……我这辈子永不忘记你们！”
再说杨虹回家跟父亲把自己离家出走后的前前后后的事一说，老父亲大为惊讶，对儿子说：“项家真是天底下的大好人。虹儿，你能重新上学，这事我跟你妈作亲爹娘的都帮不了你，项家的义举对你来说就是再生父母。以后你得改口，叫他们爹妈才是。”杨虹呢，这回跟父亲想到一起了，其实他内心早有此愿，只是经父亲这么一提就更加迫切。当晚，杨虹含着泪水把久存在心头的愿望连同上学的喜讯，一起写信告诉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沈阳那个新家……
之后的3年，村里人都说杨虹交上了好运，因为他有一个沈阳的“好爸好妈”每月寄钱来供他上高中，而且寄钱的数目从最初的50元，升到80元、100元和200元……逢到新学年开学，甚至升至五六百元还多。杨虹一家和村上人真的以为遇上了一家有钱的好心人。说好心不假，但说项士信是个有钱的人家那实在离谱了。那时项士信一人上班挣500来元的工资，为了保证给四川的杨虹每月寄钱，老伴郭淑杰一等丈夫把工资领回家，不管家里有什么大事难事要办，她总先留出一半钱来放在抽屉，第二天又匆匆寄走。
郭淑杰说她是怕钱在家里多留一天，就可能被别的急事挤用掉了。“从我认识杨虹后的这五六年间，我心里一直提着弦，生怕有一天突然自己家里出件什么大事把给杨虹的钱挪作它用了……”郭淑杰每每谈起此事，心中总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负重感。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丈夫的500来元工资，却要把其中的一半留出来给别人念书用，而仅用剩下的那么一点点钱维持一个3口之家的生活，这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恐怕除了郭淑杰和她丈夫项士信能说得出外，再没有人能回答上来。
1993年夏，项家又接到四川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杨虹写的，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的入学录取通知书。“孩子他爸，杨虹这回有出息了，考上我们沈阳的大学了，你快看呀！”丈夫项士信下班刚踏进家门，妻子就激动地把这一喜讯告诉了他。
“好啊，这孩子总算没辜负我们的一片心血！”项士信其实比妻子还要高兴，因为他曾跟杨虹半真半假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哪一天你真考上了大学，我就正式认你这个儿子。”
看到丈夫从心底里都在乐的样，一边的妻子郭淑杰则双眉慢慢紧锁起来：“杨虹上大学的费用就更大了。你看，光上学报名时就得一下交1700元呢！”
“还能凑一凑吗？”
“拿什么凑？咱鑫儿的学费这回也得出去借了……”妻子“唉”的一声，忍不住两眼直流泪水。
“杨虹已经到这份上了，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帮他进大学门。”
黑色夜幕下，丈夫一把搂过瘦弱的妻子，有些哽咽地，“只是又要苦了你……”
天亮后，项士信叫妻子去给杨虹发电报让他先到沈阳来，自己又去到朋友那儿求情借钱。这回他把该想到的人都想到了，但仍然只借到了600元……
开学报到的日子已到。那天郭淑杰特意给杨虹换了一套新衣服，但领杨虹去学校报到的丈夫项士信那天脸上却显得很沉重。
“老师，我们杨虹的家就在沈阳，离学校不远，能不能让他走读，这样他的住宿费啥的我们不出行不行？”来到学校，项士信把杨虹安顿到一边，自己便带有乞求地问正在登记的一位学生处工作人员。
“那怎么行？上大学有规定，必须住校。”
“您高抬贵手给通融通融……”
“不行就是不行，你别浪费时间好吗？来来，让一让，下一个！”忙得不亦乐乎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时间跟项士信多说什么。
头一回没办成，项士信只好带着杨虹回了家。第二天他没让杨虹去，自个儿又去找那个管报名的学生处工作人员，那人一见项士信又来提这根本“不着边”的事，就干脆回答道：“要是交不起钱，就别上了嘛！”
项士信气得掉头就往回走。气归气，人家学校有规定么。妻子好言劝道：明儿找找学校的领导，把事挑明了，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照顾照顾。
还有啥法子，只能这样呗。报名的日子只剩最后一天了，项士信再次来到学校。这回他直接找到了学生处的杨处长，并把他一家与杨虹的事全盘倒了出来。
“竟有这样的事呀？”杨处长听后项士信的讲述，激动得站了起来，并当即表示，“如果情况属实，我一定促成领导批准你的这个特殊要求！”值此，项家7年含辛茹苦帮助一位贫困生上学的事才被旁人所知晓。杨虹也顺理成章地被学校破例允许走读并免去了一切学杂费。
有人说杨虹太幸运了，幸运遇到了像项士信这样天底下最好的人家。
这话其实一点不过份，先不说过去的几年里项士信一家为了帮助杨虹这个对前途、对人生失去信心的苦孩子怎么重新树立信心、上完高中的那片苦心，单单在杨虹上大学的3年时间里，项家曾几度倾家荡产、高筑债台。有一次杨虹入学后需要办个30元的图书阅览证，当时“妈妈”郭淑杰手里别说30元，就是3毛钱都拿不出。可孩子在大学里有个阅览证是必需的，郭淑杰想来想去也没招，最后她想到了自己有件没穿过的新呢子上衣，于是毫不犹豫地拿到自由市场廉价出手卖了50元钱。当她看到自己还没有穿过一回的新衣服被人无情地拿走时，竟坐在马路边上哭了起来。项士信自打添了个“大学生儿子”后就更不用说了，因屡屡借钱他把朋友都给得罪了，“老实、仗义”的名声也变成了“可怜、可气”的骂名。至于在邻居的眼里，他项氏一家是抠门抠到了自个儿的皮肉。这话咋讲？人家说你没有注意他项士信的脚上那袜子？咋？是从垃圾箱里捡的！还有你没看他媳妇，倒也天天上菜市场，也筐里常满满的往回提，可那都是别人扔下的烂菜根烂菜叶哩！
我们再来听听项士信一家是怎么说的。问男主人，可他不愿提这些事，大老爷们的说不出口呀！女主人并不在乎人家怎么瞧不起她所做的事，她说得也平淡：“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本来就鑫儿他爸一个人赚工资，后来虹儿进了我家，4张嘴吃一个挣的钱，自然只能过苦日子。可咱心里亮堂、踏实，因为看到虹儿能有出息，能上完大学，现在又能找到一份能发挥他才能的工作，我们全家一点儿不感觉冤。虽然为了他我们背了一身债，但现在两个孩子都大了，他爸也还能干，我也可以腾出空了，准备办个托儿所，再苦干两三年，欠的债就差不多可以还尽了……”
听，本是滚烫、激昂的豪言壮语，却在这样一个普通人的嘴里说得那么平平淡淡。这才是我们中国百姓的真实情怀！
第10章：驮在车轱辘上的丰碑
我知道白芳礼老人的事是从团中央学校部一位负责人口里听得的，他告诉我，在天津有一位蹬三轮车的老人现已八十五六岁了，十几年来靠自己蹬三轮车赚来的血汗钱，资助了近200个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曾受到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领导的赞誉和接见。
初听这事，我除了强烈的震惊外，心里怎么也不太容易接受这件事实。我觉得让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而且还是蹬三轮车的老人，用自己那么一脚一蹬踩出来的血汗钱，去供那么多青春年少的大学生吃饭、穿衣和上学，实在太有点残酷了，也太……总之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
去采访之前，我给天津团市委打了个电话，请他们帮助找到这位老人。5月19日，我正在北京参加一次文学研讨会，会的中途传来天津方面打在我寻呼机上的消息：“天津无你打听的那个白大爷……”这怎么可能！我走出会议大厅，急忙给天津方面打去长途电话，要求他们继续帮助寻找。下午对方告知“已找到”。这消息让我的心像放下了一块石头。第二天一早4点我就睡不着了，5点“打的”赶到市郊的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因为来得太早，白白在晨露中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启程到天津。
9点半左右，市学联的一位同志带我在大街上转来转去走了好多路，来到了天津火车站。
“白大爷就在那个大广告牌后面。”学联的同志指着火车站西侧的那块巨型广告，对我说，“白大爷平时没有固定地点，到处都走。为了今天你的采访，昨天下午我专门来了一趟，让他今儿在这个地方等着。”
越过川流不息的车潮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们来到巨型广告牌后面的一个三角地。我远远看到在那个三角地的路边，堆放着一摊破破烂烂的东西，有各种瓶瓶罐罐、纸屑废桶等，在这些废品堆放物的中央，有一个用旧编织袋片搭成的只有半人高的小棚棚。在棚的后面，只见一位衣衫穿着极为破落的老人在一只小盆里洗刷着两顶旧鸭舌帽……
“这就是白大爷？！”
“是他。”
这时，老人正抬起头。我心头一颤：这不是油画《父亲》的翻版吗？瞧那一道道刀刻般的深深皱纹和充满沧桑的脸……
“你是北京来的作家？”老人直起身子，那张黑黝黝的脸盘顿时绽出那憨厚的歉意：“看看，我嘛没干，又让上面重视了。”
老人家原来是个一开口就叫人能见得着底的人哪！
“可你这阵来看我啥都不像了……”老人颤微着身体，皱起眉头，指指点点地对我说，“以前我在这儿有13个小卖铺，前阵子政府号召要整治车站、街道环境，我们这些小卖铺、小亭子都得拆掉。我是劳模，当了几十年的老劳模，得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呀，所以我就让政府先拆了我的这些小卖铺。13个小铺哩，他们那天来了三十几辆车、100多号人哪，拆了近一天，全给拆掉了。现在我就成了这个样，一点不像样，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生意好着呢！”
老大爷还是个做过大生意的人呢，这也是我没想到的。
“哎，以前生意大着呢。”老人一提起这，顿时神情飞扬起来。他说他这儿是前些年张立昌市长亲自给批的一块地用来让他建小亭子，卖些水果、包子什么的。“我是老劳模，嘛事就得想多为国家做点事，多做点贡献。你等着，我给你看看材料……”
老人转身钻进那个小棚棚，很吃力地拎出四个塞得满满的包包给我看。“都是材料，写我的，还有照片。好多好多呢。我当劳模十几年，你想十几年了给我写的材料有多少！多去了，家里还有好多好多……”质朴的老人拿起一张张绉巴巴的、早已发黄了的各式各样有关介绍他的报纸和新闻图片，如数家珍似的给我看，那张沧桑的脸上裸露着一种童真般的笑容。而我正是从这些早已发黄和模糊了的点点滴滴材料上，了解了这位蹬三轮车老人那令人俯首称颂的事——白芳礼老人生于1912年，祖籍河北沧县白贾村，祖辈贫寒，他从小没念过书，如今也不认得几个字。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一名卖苦力的三轮车车夫。从那起，他一跨上三轮车就没停过，一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解放后的白芳礼，靠自己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模范，也靠三轮车拉扯大了自己的4个孩子，其中3个上了大学。从小不认字的老人，对自己能用三轮车滚出的一条汗水路上，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大学生是件最欣慰的事。1986年，相当于绕地球蹬了几十圈的74岁老人正准备告别三轮车时，一次回老家的过程使他改变了主意，并重新蹬上三轮，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娃儿，大白天的你们不上学，在地里泡啥？老人在庄稼地里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干活，便问。娃儿们告诉这位城里来的老爷爷，他们的大人不让他们上学。这是怎么回事！老人找到孩子的家长问这是究竟为啥。家长们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娃儿们上学。老人一听，心里像灌了铅，他跑到学校问校长，收多少钱孩子们上不起学？校长苦笑道，一年也就百儿八十的，不过就是真的有学生来上学，可也没老师了。老人不解，嘛没老师？校长说，还不是工资太少，留不住呗。老人顿时无言。
这一夜，老人辗转难眠：家乡那么贫困，就是因为庄稼人没知识。可现今孩子们仍然上不了学，难道还要让家乡一辈辈穷下去？不成！其它事都可以，孩子不上学这事不行。
“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