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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鹏点点头，什么话都说不出。
在学校，金鹏是唯一在食堂连素菜都吃不起的学生，馒头、方便面渣和咸菜就是他的一日三餐。母亲捎来的废草稿纸用完了，他便到校内外捡那些一面没印字的废纸用；他进中学从没用过一块肥皂，洗衣服时便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然而这样艰辛的学习生涯从没有使安金鹏自卑过，因为每当苦难压得他喘不过气时，他便想起了母亲。是母亲给了他力量，给了他智慧，给了他生命的全部意义。而他也无愧于母亲那大海般的慈爱，成为出类拔萃的学子。
安金鹏终于笑着走进了大学门。那是因为在他身后有母亲那一片无比灿烂的阳光照耀着……现在就读中国农业大学的王文喜同学也有一个母亲，但却与安金鹏的命运几乎相反。
1998年4月29日凌晨，不知为什么我怎么也睡不着，其实到农大采访是前两天我就给自己安排好的，然而我却一直被一种说不清的心境搅得睡不着，4点来钟就再也无法入眠，后来就等着天亮“打的”到了地处北京西北郊的农大。在京的几十所大学中，农大无疑是离京都城区最偏远的院校之一。出租车司机在出圆明园西路后指着沿街两边的房子说，“过去在这儿呆的都是京城最穷的人家，现在在这儿呆的都是些穷单位。”我不知他的话对不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农业大学的学生则大多来自农村，来自边远地区的农村居多，故而这里的学生会比其他十几万京城大学骄子的家庭境况要困顿得多，他们的“大学梦”自然做得更苦、更酸涩……
王文喜同学就站在我的面前，文静、内向，一副很虔诚的学子样。他扯扯衣角，说一年前你看到我肯定不会认为我是个大学生。
“为什么？”我问。
“穷呗。”
“穷？但穷并不能改变你实际的身份呀？”我有些不解。
“能的。”王文喜肯定道，“给你说吧，告别家乡到了首都北京，向学校交上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一笔数目的钱后，我手里几乎空空如洗。开学第一个月每人交100元钱办理一张饭卡后，我口袋里只有69元，这是我的全部‘可动财产’。在北京一个月基本生活伙食费像我们学校也得200多元吧，可第一个月过后我那69元竟还留下好几元。你说我吃什么这么省？嘿，你能想得出来……其实你们北京人想都想不出来。2元钱过一天你说我咋个过法么！别提了。”王文喜往上一仰头，把话停了下来。
我静静地等他擦了擦鼻子。他说：“新生刚进校就是军训，那些日子里我没有一天不是咬着牙挺起来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一个从小吃尽苦的农村娃儿竟连军训这样的事都挺不过来，我好自卑，恨不得自己抽自己嘴巴。可我有什么办法？一天2元钱买饭买菜，大小伙子一个，又要那么强的运动量，能不垮么？别的同学吃一顿花的钱我得用一天两天。于是为了躲避难堪，每次吃饭时我总远离同学，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老躲着大家。一天又一天，这样，渐渐我养成了一种习惯似的，什么事、什么场合都这样，而且又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提自己因为穷才这个样，人家以为我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而我自己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摆脱不了穷的阴影。其实我想摆脱也是摆脱不了的，我就是没钱么！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内心还有一桩比口袋没钱更重的负担，那就是因为家里没钱而从小不让我上学的母亲。你不知道，在离开家乡到首都北京上大学的那一瞬间，我就曾暗暗发誓再不让母亲为我上学而愁花钱了。可我知道母亲她还是那样的担忧我来北京后的日子怎么过。那些日子里，我时常为这事在梦中哭醒。后来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上是这么说的：”……妈妈，我深深地理解您的苦楚，儿现在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一切都够用了。如今您老身患重病，我将有计划地节省一部分钱给你寄去看病和生活……‘“
“你上大学哪来什么工资？”
王文喜同学苦笑道：“我妈哪知道这个？都说上了大学就是进了天堂，当了圣人。”
“那你也不能用这样的话对老人家说，你自己在学校本来就过的什么日子么？”我摇摇头，有些责怪道。
“这些我都知道，可你不知道我为了读书、为了进这个大学门，我有多难！我妈有多苦！”王文喜说完这话，长久地没跟我说一句话。
他再跟我说话时，早已泪洒满面。后来他给我细说了一个出身在当代中国贫困农民家庭的大学生所走过的那漫长而凄怆的求学路——1974年6月2日，我出生在祖辈居住的一个窑洞里。我们那儿地里不长啥庄稼，十年九旱。自我懂事就记得没什么吃的，妈为了住我们姐妹兄弟5个的嘴，只好经常到地里铲野菜，她唯一的一条洋棉裤子补丁加补丁，不知穿了多少年。父亲告诉我，说妈生下我的头天就出门左边一头驴、右边拉根绳地在田里耕种起来。当妈的这个样，似乎也就注定了我这当儿子的命运从小将与苦难相伴，同样也注定了母亲过度劳作而重病缠身的一辈子痛苦。七七年，外婆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树棒送给了她可怜的女儿。我父母就这样凑合搭了两间小屋，我们全家从此结束了住窑洞的日子。虽然窑洞不住了，可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相反，父亲在当年12月份因患胃癌无钱医治而突然离我们而去。我和姐姐们趴在父亲冰冷的身上哭啊哭，但父亲再也不跟我们说话了。自然遭到打击最大的还是我妈，因为她要独自带我们5个娃儿。我最小，当时才不足4周岁。没有人能帮妈干地里的重活，所以一到农忙时，我常见妈哭。咱家乡缺水，辛辛苦苦种一年地，收不上来几斤粮食。“种了一袋子，收了一抱子”，这句俗话正是我家乡的真实写照。可这种几乎是几千年不变的景况，苦了我可怜的妈，她凭全家唯有的一头驴，耕作着贫瘠的田地，从年初干到年未，却连我们几个小孩的嘴都不饱。后来母亲发现旱地里能种土豆，于是就种了不少土豆。收了土豆后，她便用锅煮熟晒干，再用袋子盛起来。等没吃的时候就拿土豆片来喂我们，我们姐妹兄弟就是这么活下来和长大的。家乡的穷苦人家都是用嫁女儿的聘礼给儿子娶媳妇，因此我妈也是每出嫁一个女儿，就用收得的聘礼再娶回一个儿媳。
生活在这种家境里我怎么能上学呢？到9岁时我还没进过学校门。后来村上办了个学校，不要交学费，一学期只花两块钱买本子和铅笔。村上的娃儿都上了学，我就跟着上，可妈她不同意，说我去上学后谁给她在耕地时“放样”？谁帮她捡柴火？母亲伤心地哭着，懂事的我明白后，就说我不去上学了。10岁时，村上又有人来劝导，出嫁的姐也做妈的工作，这次妈松口了。我终于第一次进了学校——古坝村小学。上了学，可我心里仍惦记着帮妈做事，所以每天不等放学，我就拼命往家赶，放下书包背上竹篓子，一边放羊，一边沿路捡柴火。因此我一年级时，考试常常得零分。二年级时老师鼓励我、帮我，于是我放学后虽然还放羊，但也带上书本，我的成绩因此也上去了。可家里没人识字，我成绩好不好他们都不知啥意思。但要是等我把学习用的本子和铅笔用完了向妈再要钱时，妈装着就是听不到。有一次我死缠着她要两毛钱，因为我的本子早已经用完了。妈生气了，说她能养活我们几个娃儿都不容易了，你还要这要那？她操起门后的扫帚就打我。我当时哭得好伤心啊！这样的事不是一回两回，几乎每次在我提出要买铅笔、本子时，妈总是要打我一顿，打得我心惊肉跳。我疼得哭，妈就坐在一边摸着我的小脑袋也哭……
到三年级时，对有些事我开始懂得了。因为家太穷，又没爹，一些同学就骂我“开头”、“穷死鬼”。我那时已13岁，大小也知道点面子。别人骂我、逼我，没法，我就跟他们打架，可总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妈从不让我辩解，抄起家什就打我。我小小的心灵里感到有吐不完的苦处，我哭，我疼，可我没办法向谁诉说，真有几次想死了得了。但我知道死了就不能念书了，于是只好抹把泪，忍着。有一次我又与骂我的同学打架，人家的家长知道后堵在路上追着打我，打得我鼻口流血。母亲一气之下就再不让我上学。我好懊悔，可知道自己在别人欺负我时吞不下气、管不住手的毛病。从此我便跟着妈一道起早贫黑下地干活，农忙时倒不觉得啥，每天在地里干累了回家往炕上一睡就天亮。可到了农闲，我心里就难受极了，天天跟在毛驴后面，双手扶着犁把，眼神却一直往学校那个方向瞅……那时我觉得世上最幸福的事就是在学校上课，而且暗暗对自己说，如果有一天再让我上学，别人再怎么骂我，再怎么打我，我也决不回嘴、回手，因为我只想上学读书。后来村上搞“扫盲运动”，使我有幸第二次进了校门。我当时已14岁，在班上年岁最大，个最高。这回我学习特刻苦，成绩也好，常受表扬。可就这么大年纪，我还成天穿着开裆裤，家里穷得为我做不起一条裤子。这么大的人穿开裆裤，同学们自然会嘲笑我，连老师都另眼看我。有一次一个代课老师当众嘲笑我，我顶了几句，没想被那老师打得站都站不起来。
上完四年级，要到离家15里的另一所小学——塘坊村完小上学。这时我妈觉得自己的儿子要出远门了，才用乡里救济的棉布给我缝了一条新裤子。穿上新裤子，我好像顿时觉得自己是个人似的，天天走十几里路也不觉啥。看到同学们有家长用车接送，我走累了见过路的拖拉机便往上趴，等别人一发现就赶忙往下跳。有一次跳车时急了些，摔得就差没断骨。塘坊村完小是我第一个远离家乡求学的学校。这个回民学校不但不收学费，且每人每月补6元钱。这个钱对我来说可不算少，我感到太幸福了。不过时间长了也有了难事。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房，冬夏都睡在地上，夏来热死，冬来冻死。头一个冬，我的两腿就冻出了冻疮，手也冻得脓血常流，痛得钻心一般。最使我难受的是，每月大家回家后同学们总是大包小包地带回许多馒头到学校，而我就连一点盐都带不起。我们是自己开伙，每次我只能是把面条放入锅里白水一煮就吃了，且都是两顿一起煮好。看到同学们吃白馒头，我真是直流口水。在塘坊村完小的两年中，母亲曾几次不让我再上学去，可每次她一提我就拔腿往学校跑。有一次班主任在课堂上针对几个同学数学成绩不好说了一句话对我印象极深，老师说：“贫苦农家的娃娃，只有靠读书才能走出苦难生活。”这句话我至今仍深深地烙在心里。而同时，我似乎也悟出了了一些人世间的事理，为此我开始深深地同情起我那受难的母亲了，再不跟她顶嘴作对。尤其每次回家看到母亲白发满头，驮着背在地里独自干苦活累活时，我心里好酸好酸。那年正好出嫁的姐姐送了我一辆自行车，于是我便每天不等放学就骑车赶回去帮妈干活。老师为此批评我，因为我的成绩因此而下降了。母亲知道后就天天在我耳边唠叨着说干脆休学得了。我不同意，但成绩掉下来是要命的事，眼看辍学又一步步逼过来。最后还是班主任和我姐说服了妈，使我又继续学下去。当时快要考初中了，我发愤赶上，终于考上了当地的河坝中学。
上完四年级，要到离家15里的另一所小学——塘坊村完小上学。这时我妈觉得自己的儿子要出远门了，才用乡里救济的棉布给我缝了一条新裤子。穿上新裤子，我好像顿时觉得自己是个人似的，天天走十几里路也不觉啥。看到同学们有家长用车接送，我走累了见过路的拖拉机便往上趴，等别人一发现就赶忙往下跳。有一次跳车时急了些，摔得就差没断骨。塘坊村完小是我第一个远离家乡求学的学校。这个回民学校不但不收学费，且每人每月补6元钱。这个钱对我来说可不算少，我感到太幸福了。不过时间长了也有了难事。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房，冬夏都睡在地上，夏来热死，冬来冻死。头一个冬，我的两腿就冻出了冻疮，手也冻得脓血常流，痛得钻心一般。最使我难受的是，每月大家回家后同学们总是大包小包地带回许多馒头到学校，而我就连一点盐都带不起。我们是自己开伙，每次我只能是把面条放入锅里白水一煮就吃了，且都是两顿一起煮好。看到同学们吃白馒头，我真是直流口水。在塘坊村完小的两年中，母亲曾几次不让我再上学去，可每次她一提我就拔腿往学校跑。有一次班主任在课堂上针对几个同学数学成绩不好说了一句话对我印象极深，老师说：“贫苦农家的娃娃，只有靠读书才能走出苦难生活。”这句话我至今仍深深地烙在心里。而同时，我似乎也悟出了了一些人世间的事理，为此我开始深深地同情起我那受难的母亲了，再不跟她顶嘴作对。尤其每次回家看到母亲白发满头，驮着背在地里独自干苦活累活时，我心里好酸好酸。那年正好出嫁的姐姐送了我一辆自行车，于是我便每天不等放学就骑车赶回去帮妈干活。老师为此批评我，因为我的成绩因此而下降了。母亲知道后就天天在我耳边唠叨着说干脆休学得了。我不同意，但成绩掉下来是要命的事，眼看辍学又一步步逼过来。最后还是班主任和我姐说服了妈，使我又继续学下去。当时快要考初中了，我发愤赶上，终于考上了当地的河坝中学。
上中学不再像小学那样简单，光学费就好几十元，妈妈硬着头皮找到学校领导，给我免了学杂费。但偏偏这所中学学风太差，同学们不好好学习，老师在外面做生意，几天不来上一课7，盼星星似的上一课就给你灌几节课的内容。回家我对妈一说，妈就接过话茬说，这种学校你还上它干啥？回家吧，过两年妈给你娶个媳妇，持家过日子。我听后连说了几个“不”字。其实在我们那儿比我稍大些的人就娶媳妇的事很普遍，妈说的也是实话，可我怎么也不想走那样的路。我要读书。这回是姐救了我，她给我转了一个中学，离姐家近的中宁县长山头机械化农场中学。这个学校要好些，所以我也特别卖命学习，多次获得竞赛奖。
上学的日子就这么艰难地拼挣着，我妈的身体却越来越不如以前了，病魔一直折磨着她，而她仍要下地耕作。我唯一能做的也只是每周回家力所能及地帮她干些活。初中毕业后，母亲在病榻头长一声短一声地对我说，你要是再想念书，就只能报中专。我知道报中专是许多农村家长希望子女走的一条路，因为这条路既可满足子女们上学的愿望，又可解决家长们的负担。中专出来后就可以参加工作挣钱了，而上高中如果考不上大学在家长们看来是极大的浪费，不值得。看着妈那满头白发和满脸的绉纹，我无言可语。然而我的内心又多么想现实自己的“大学梦”。考中专和考高中偏偏又是在同一天，而且只能报考一样。那天我的两条腿紧张得直抽筋，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往哪儿走？后来我还是进了考高中的教室……但出了考场，我知道尽管自己作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可要过妈这一关太难太难了。果不其然，在我上高中的头一天，妈拖着重病，从40多里外赶到学校，硬是把我拖出了教室。当时我完全不知所措，只有眼泪在我脸颊上流淌。我多么不愿意离开学校，可看着母亲那近似乞求的目光和不可抗拒的神色，我无可奈何地跟着她走出学校……
当走出校门时，我知道这回可能是永远告别读书生涯了。那之后的日子里，我天天同母亲一起下地，可站在田野里的我，望着苍天和黄土，整天发呆。母亲或许看出我的心思，便开始给我张罗相亲的事。有一天，她带着我越过一道又一道丘，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来到海原县的一个农户家。我见到了那个“对象”，她比我还大两岁，一看那傻乎乎的样，我心里就别扭。回家的路上就对妈说我不同意这门亲事。妈则开导说，山里的姑娘聘礼要得少，我们穷人家能娶上一个媳妇就是造化了，你还有啥嫌的？可我说什么也不愿。没法，我便偷偷跑到学校找到了高中的班主任，诉说了自己的心思。班主任同情我，他又找到我姐，俩人坎坎洼洼跑了几十里路找到我妈。那天他们在屋里说事，而在外面的我就像经历了一场命运的生死抉择。我记得清清楚楚，天快黑的时候，班主任从屋里走了出来，他见我蹲在墙角处，便直径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