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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军在江西于都五座浮桥上顺次出发时，那种浩浩荡荡、万马奔腾的景象，经过一年时间，在自然界险阻的吞噬下，在国民党炮火的笼罩中，又经历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分裂，红军由原来的将近八万之众，减员至十分之一的七千余人，不能不说，长征使中国工农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战斗是死，不战斗更是死，与其坐等待毙，不如奋而起之，唯有这样，红军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一路上，在敌人枪炮的追击下，没有人能断定红军最终的出路和结局。战士们悲观过失望过，也曾有很多人在困难面前选择了逃跑。逃跑的保全了“小我”，坚持下来的成了中国革命推波助澜的勇士，成就了中国革命这个“大我”。一个人一生奋斗的成与败，往往就在于信念。
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三十几位女红军，没有一个在“大我”和“小我”的利益冲突中不知所措，而是坚定地选择了中国革命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这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中国妇女解放的号角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曾吹响，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整个世界来说，妇女解放的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时至今日，这仍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如果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讲，“战争让女人走开”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对女性人格与能力的一种不屑。
世界女性解放的先驱波伏瓦曾经在她的《第二性》中这样阐述关于女性：“一个人并不是生而为女性，而是变成女性的。”当旧中国绝大多数的女性还逡巡于炕头和灶台之间，或做女红，或生火煮饭，她们不敢也不能迈出大门一步时，这三十几位女性便已和男性一样奔走于田间、战场，同男性一样肩负起一个名为“革命”的事业，并为此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同男性一样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她们的所作所为所想，不能不说是妇女解放事业上的一个突破，是对妇女解放事业的一种贡献。
当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消息一经被确认，毛泽东率红军大踏步迈进吴起镇，并在瓦窑堡筑建了红军真正的家。长征最后的胜利来临之时，中国革命的东方亮了。胜利在招手，曙光在前头。
走在回“家”的路上
当女人们在川北摇摇摆摆的古栈道上蹒跚而行的时候，先头部队已经开始了夺取天险腊子口的战斗。腊子口最窄处仅有十几米宽，其地势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但又是北上唯一的通道。隘口里有敌人的碉堡，碉堡内有重兵把守。这并没有难倒这支势如破竹的队伍，部队精选出几十名善于攀登的战士，从山的后面攀上最陡峭的悬崖，然后居高临下消灭敌人。
腊子口是红军长征路上最后一道险关，突破了这道关口，1935年9月20日，红军先头部队开进了甘肃南部的小镇哈达铺。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长途跋涉，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城镇里，红军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在这里，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往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状况成了人们相互间幽默戏谑的材料。
最重要的，红军还在攻下吴起镇后，在当地一家邮局里找到了许多报纸，大都是七至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当这些报纸被送到中央队的时候，刘英看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一边翻看报纸，一边谈笑风声的样子，她也听到了他们所谈论的陕北有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红军就快有自己的家了！
9月27日在榜罗镇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立足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接下来，红军更加渴望尽快走进根据地，找到自己的队伍，在剩下的一千多里的路程中，有高耸入云的六盘山和绵延不断的岷山，还有国民党军队、马家军骑兵的骚扰，但他们仅用了不到二十天就走完了。
很快，红军二十六军司令员刘志丹派代表来迎接一方面军的战友。10月19日，颇具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吟诵着他即兴作得的诗句：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率红一方面军官兵走进了陕北名镇——吴起镇，并与陕北红军在这里会合！
蔡畅留马救勤务员
9月17日，红军攻下了腊子口。这是一个一线天似的山口，两侧的山崖近在咫尺，并且都是直上直下的峭壁。窄窄的腊子河就从峭壁下缓缓地流进了山口，在河的最窄处，是一座窄窄的小桥，过了桥就只有一条古栈道，国民党在这里修筑了防御工事。没有人能从这里通过，除非他刀枪不入，否则，倾盆的子弹射来必死无疑。
蔡畅和她的勤务员曹昌、饲养员肖贤忠刚刚穿过腊子口，曹昌就病倒了。在腊子口到哈达铺的路上，经常有马家军的骑兵出没，他们专门与红军为敌，一见红军便像红了眼的恶狼一样。所以，前面传过话来，不论男人女人，还是伤员病号，在路上都不要担搁，必须尽快通过这一地区，然后才能停下来休息。
曹昌是个十几岁的小战士，一路上，机灵的小鬼从蔡大姐那里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和一些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方法。即使在高烧不退的情况下，他仍一直咬着牙赶路，就怕掉队。但病重体虚的他怎么也迈不快那两条不听使唤的腿，走了不远，就被紧急行军的队伍甩在了后面。
蔡畅发现曹昌掉队以后，吩咐饲养员肖贤忠，让他牵着骡子在路边上等候曹昌，并一再嘱咐找到后要用骡子带着他追赶队伍，而蔡大姐自己却徒步跟随部队前进了。肖贤忠不愿意离开蔡大姐，怕她路上遇到麻烦没有人在身边不方便，但蔡大姐执意要他留下，并把这说成是命令。肖贤忠只好留下来，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等待掉队的曹昌。
当曹昌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时，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大石头上坐着肖贤忠，他失落的情绪一扫而光，似乎病也好了很多。他急忙跑过去大喊了一声：“肖大叔！”肖贤忠从嘴上拿下正吸着的烟袋锅，站了起来：“小鬼，大姐怕你赶不上队伍，遇到危险，她自己步行跟队伍走了，让我留下来等你，还把骡子给你骑。你可真福气不浅啊！”
在肖贤忠的帮助下，曹昌骑上了部队领导配发给蔡畅路上骑的骡子。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红军小战士曹昌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很多年以后，曹昌还一直庆幸自己曾经跟随在蔡大姐的身边，他不仅被蔡大姐捡回了一条命，而且还通过蔡大姐的帮助，自己从大字不识的文盲，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
哈达铺女人惊奇的眼神
哈达铺，是陇南地区宕昌县境内极平常的一个小镇。正是这座小镇，曾被杨成武将军称之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被称之为红军长征的里程碑，成为万里长征即将胜利完成的转折点，以其特殊的地位，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尽管这座古城的名称很具藏族特色，但在这里居住的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汉民族，他们的长相和语言都和汉族人相同。最让来到这里的女红军们振奋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这个小镇的群众在红军大部队到来之时，倾城而出，牵着牛羊，喊着口号，用无比热烈的方式欢迎这支与众不同的、文明而有纪律的军队。
当时北上长征的红军经过草地、雪山的洗礼，经过不断战斗的考验，指战员们的身体已经羸弱不堪，哈达铺这个山间小镇和生活在这个小镇上的百姓们，为红军部队补充了给养，使战士们战斗力大大恢复。哈达铺在当时不失为一个物阜民丰的好地方，物价极为便宜，五块银元可以买一口肥猪，两块银元可以买一只肥羊，一块银元可以买五只鸡或上百只鸡蛋。红一方面军到哈达铺有近八千人，每人发两块银元用于改善生活，使辘辘饥肠充盈起来，三四个月不见荤腥的状况也一扫而光，大家放开了肚子大吃。有记载说，一些红军战士因吃得太多，撑坏了肚子，造成了部队减员。但这并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
哈达铺的女人对来到这里的女兵好奇不已，这确是事实。这些从未离开过小镇的女人们从未听过说女人也能当兵，更没见过真正的女兵。这些头发剪得短短的，和男人穿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打着绑腿，系着皮带，腰里还挂着一把小手枪，在男人中间穿来穿去、谈笑自如的人，难道真的是女人？她们一开始有些怀疑。于是，围在女红军们的身边问这问那。有的老大娘干脆动起手来，她们紧紧地挨着这些在她们看来很特别的人身边，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有意与无意之间摸摸女红军的胸部，嘴上却还故意遮掩着：“天都冷了，你们还穿着这么单薄的衣服。”有的还把女红军们请到家里来，看她们的模样，听她们说话，甚至有的女人还跟在女红军的身后上厕所，为的就是想要看一看这些是不是真的女人。
在女红军的性别得到证实以后，哈达铺的女人们不禁啧啧称赞，原来女人也能像男人一样，做男人能做的事。
当时的中国西藏还很落后，传统的中国女人仍以家庭为中心，在自家的庭院里日夜不停地操劳，见到男人低眉顺眼，连大声出气都不敢。女红军的到来，仿佛在这个偏远的地方撒下了一缕阳光，照亮了这些女人们内心深处那片早已荒芜了的土地，让她们看到了女人还会有另一种活法。女红军的到来在她们平静的生活中掀起了片片涟漪，这对于她们改变自身的命运和现存的生活状况，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启发和帮助。
幸福之城瓦窑堡
红一方面军进入吴起镇之后，中共中央于10月22日在这里召开会议，宣布中央红军已完成一年的长途行军，提出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
此时的敌人对红军已由原来的追击改为“围剿”。于是，红军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一方面军南下与十五军团会师，以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张闻天则带领党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中央红军结束了长达一年之久的长途跋涉，走进了一座座富有特色的民居——窑洞，走进了红军自己真正的家——陕北苏区。
瓦窑堡是一座以石头或砖瓦材料建成的各色窑洞为特色的小城，中央红军的到来得到了陕甘边区政府组织的热烈欢迎，给了战士们一种家的感觉和温暖。那种风餐露宿、颠沛流离的生活结束了，又可以开始稳定平和的生活。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入城仪式上，多少人泪流满面！
长征路上，虽然死神常常围绕在这些勇士的身边，但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革命情谊也在慢慢地滋长。这些并不乏情感的男女，通过相互之间的接触，碰撞出一簇簇爱情的火花。但在长征途中，有部队的纪律，有自然条件的限制，也有个人思想的波动，人们只能把这些情感强压在内心深处。到了瓦窑堡，生活趋于稳定，他们的思想又活跃起来，那些藏于内心的星星之火开始燃烧。
刘英与张闻天、谢飞与刘少奇、李坚真与邓振询、危秀英与钟赤兵、钟月林与宋任穷等等，都在瓦窑堡举行了婚礼。部队开到延安后，邓六金和曾山也结下百年之好。
毛泽东做大媒
张闻天自从遵义示爱未果，长征一路，他仍没有放松对刘英的追求。一路上体贴入微的照顾，让刘英时常感到温暖，并给了她战胜困难的力量。当然，张闻天周围的很多人，都曾看好他们这一对，并伸出了援助之手，力主促成这一美满姻缘。
毛泽东足可称为张闻天和刘英的大媒人。当红军未出滇黔的1935年4月，刘英就接到了李富春交给她的去中央队代替邓小平担任秘书长职务的条子。起初她还以为是李富春和蔡畅大姐的意思，因为刘英平时和蔡大姐的关系一直很好，私下里，蔡大姐也曾多次提到过她和张闻天是很合适的一对儿。但当刘英来到中央队报到见到毛泽东时，她才知道，这件事的主谋正是这位风趣幽默、一直关心自己的湖南老乡。是毛泽东提议，让刘英来接替上了前线的邓小平，一来在后梯队太累，怕他的这个小老乡会被拖垮；二来是给刘英和张闻天创造更多的接触机会。
王稼祥也在一边敲边鼓：“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的工作你做得了。”
当刘英正在为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而不安的时候，张闻天及时出现了，他肯定地对刘英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
从此，刘英完全落入了这三个人编织的圈套，开始了与张闻天朝夕相处的日子。
刘英在这个岗位上的一些工作是张闻天手把手教出来的。他告诉刘英，一些重大决策的正式会议需要做记录，而且要清晰、全面；而一些小的碰头会，几个领导坐在一起议论议论，则没有必要记录。
张闻天还有一支钢笔，也成了他们传递感情见证爱情的物件。红军当时的条件还很艰苦，在苏区时，做记录用的是毛笔和草纸，到了长征途中改用铅笔。张闻天的钢笔在当时是一件稀罕物。有时开会之前，张闻天就会把这支带着他的体温的钢笔递给刘英做记录用。会议结束以后，张闻天总是认真地审查刘英的记录，经他修改之后，才小心翼翼地装进文件箱。这个小小的文件箱也承载着张闻天和刘英绵绵的情意，里面有刘英的会议记录，也装着张闻天的日记本，这个红色才子一向就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即使在行军打仗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仍不间断。只可惜到延安以后，这些日记本遗失了。这不仅仅是刘英和张闻天个人的损失，同时也是红军历史见证的一大损失。
即使毛泽东为刘英和张闻天创造了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便利条件，聪明的刘英常常能够感受到来自张闻天的关心和爱护，但她依然与张闻天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
当红军在瓦窑堡安营扎寨，开始筑建自己家园的时候，张闻天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天，当他看到刘英大口地吃着陕北的小米和羊肉那种满足的样子时，他心动了。从长征前的相识，到长征期间自己的苦苦追求和刘英不经意间流露的爱恋，张闻天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动情地看着刘英说：“你看，现在红军都有了家，我们也该有个家了吧？”
此时的刘英不再拒绝，她的整个身心都被这浓浓的爱意包围着。在她的内心深处，这又何尝不是她所向往所盼望的？
在瓦窑堡一间很平常的窑洞里，刘英和张闻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任何豪华的装饰，也没有隆重的仪式，两个人只把属于自己的行李搬到同一间窑洞，自己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解决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朴素的婚礼，也正是这种朴实的情感，使他们相濡以沫，终生不渝。
刚刚从直罗镇打了大胜仗的毛泽东来到瓦窑堡后，听说张闻天和刘英已经结婚，马上跑来看望他们。他这个大红娘当仁不让地进门就嚷：“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算数！不承认！”
刘英见毛泽东拉开了一副“闹洞房”的架式，忙替张闻天抵挡：“拿什么请客呀？没钱也没东西的。”
“那我就只有不承认喽！”毛泽东故意难为他的小老乡。之后，毛泽东索性做了首诗来祝贺他们的结合。诗的大意就是：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皇帝，既爱江山又爱美人。
刘英听后立即声明自己并不是什么美人。毛泽东仍然不依不饶，一面夸奖张闻天是“开明君主”（当时，张闻天已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一面笑说刘英是开明君主的“娘娘”，最后，还自封了个“毛大帅”。
刘英和张闻天这对受到大家祝福的相爱的人，在瓦窑堡那间别具风格的窑洞里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谢飞生命中唯一的一段情缘
谢飞和刘少奇熟悉起来，是在红军到达瓦窑堡以后。
长征结束后，谢飞调到工农检查部工作。这个工作正好与刘少奇的工会工作有很多联系。于是，一来二去两个人很快便熟悉起来。在此之前，他们两人还是曾经有过一面之交的。
那是在长征途中，连续不断的急行军给女人们带来了许多不方便，由于身上背着很多行李，有时照顾起伤病员来很困难。谢飞便被女人们选作代表，去找当时负责后勤方面工作的刘少奇，希望能批准她们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