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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队伍先过。就在此时，康克清看到了身上穿着破旧的灰布军装，脚上一双粗麻草鞋，斜背着一顶斗笠，腰间别着一支驳壳枪，个头不高，但魁梧壮健，黑红黑红的脸膛上长着浓密的连鬓胡子的男人。有人指着这个男人告诉康克清，这就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朱军长，走在朱军长身旁的正是他的夫人伍若兰。但不幸的是，在不久以后的一次战斗中伍若兰被俘牺牲。
这第一印象留给康克清的，是朱德军长的平易近人。因为康克清清楚地看到，那天，朱德笑嘻嘻地挥着手，向道路两旁看着他的人打招呼。
后来，在曾志、贺子珍等几位井冈山姐妹的搓合下，康克清嫁给了朱德。从此开始了两人的战地情缘。
正当康克清和朱德准备收拾东西出发的时候，突然，警卫队长潘开文跑来，向时任总部直属队指导员的康克清报告说，特务队前任队长杨世坤请假外出，已经过了两天，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潘开文所说的杨世坤，曾担任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因工作消极被免了职，但当时仍呆在特务队没有另行安置。特务队实际上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警卫队，负责首长的贴身警卫。杨世坤在队里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却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失踪了，康克清着实出了一身冷汗。
“要冷静，先把情况弄清楚。”康克清走出屋时，朱德叮嘱了一句。
朱德和康克清是一对不同寻常的夫妇。最有意思的是，康克清给予朱德的求婚答复是：不做家务，不生孩子，不能剥夺我参与革命工作的权利。不拘小节的朱德军长对此居然满口答应，只字不改，还保证支持老婆的工作。康克清这个倔强，甚至有点野性的女子，竟然能够把自己解放得如此轻松利落，就连处于当代的年轻女子都难以想象，更难以做到。而这个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大男人也全没有了男尊女卑、三纲五常，那些封建的性别上的对女性的歧视，早已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了。早在七八十年前就能达到这种境界，实乃非凡。
他们没有时间像小夫妻一样卿卿我我，而是各自忙碌着革命工作。朱德军长的大名让国民党士兵闻风丧胆，女司令——朱德老婆的大号也常令敌人恐惧咋舌。在春天的一次与敌人遭遇战中，她沉着勇敢地指挥游击队打垮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女司令”从此名扬敌我阵营。
康克清先去了特务队，发现杨世坤的衣物和枪弹都不见了。她又直接报告给保卫局的李克农部长。为了尽快找到杨世坤，康克清让潘开文护卫朱德总司令先出发，她留下来解决这件事。有线索表明，杨世坤和当地的一个富农媳妇相好。
此时，已到了深夜。康克清随李克农马不停蹄来到这个富农家里，找到了那个女人。昏暗的灯光下，女人显得很漂亮，也很干净，但她就是不承认与杨世坤有来往。不管怎么做工作，她都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康克清只好以把她关起来相威胁，富农媳妇才招出了杨世坤的藏身地点，就在村子附近的一座山上的亭子里。并抽泣着说，杨世坤本打算躲到红军走了以后，带着她到别的地方去过日子。
趁着夜色，李克农派人包围了小山。天亮以后，警卫队员开始搜山。在接近亭子时向杨世坤喊话，但此时的杨世坤已经听不进同志们的呼唤，躲在亭子里居高临下，向自己的同志开枪，并打伤了几个人。为了减少伤亡，李克农带领战士们用假目标吸引杨世坤的注意，其他人从不同的方向一拥而上，当警卫队员冲进山上的那个亭子时，杨世坤已倒在血泊之中，自杀身亡。一场虚惊被平息了。
也许，杨世坤预感到了前进路上的艰苦，这种意志不坚定的人，是厌倦了？还是恐惧了？抑或是另有原因，总之，他选择了逃避，或者说逃跑更确切。这在长征途中因耐不住饥饿和困乏而悄悄地逃掉开了小差的还大有人在，但那时，已来不及也顾不得去追回他们，只要他们不是身负中央机密，这也是红军减员的一个方面。但值得自豪的是，随中央纵队出发的30多位女红军，没有一个中途退却的。
刘英，毛泽东的小老乡
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的刘英，长征过后常和人说起的一件事就是，最早向她透露红军行动消息的，不是别人而是她的湖南老乡毛泽东。
失了军权的毛泽东由于长时间的疲劳、紧张和郁闷使他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到于都调研期间又患上了恶性疟疾，虽经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所派医生及时控制病情，保住了生命，但毛泽东的身体更加虚弱。恰在此时，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来到于都扩红。
刘英是党派往苏联留学回国后于1933年6月辗转来到瑞金投身苏区革命的。她是一名娇小而又脾气倔强的女子，到少共中央工作不久，就因一次扩红工作而成为全苏区远近闻名的女部长。她带领突击队员一边做报告，向群众宣传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土地的重要性；一边鼓动干部党员带头参军。经过努力，原定3个月的扩红任务2200名，只用了一个半月，就完成了150％，扩红3300名。使得刚刚调任《红星报》当编辑的邓小平冲着刘英伸出大拇指：刘英同志，你可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9月份，李维汉再次找到刘英，吩咐她重返于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扩红4500人。当刘英策马来到4个月前刚刚离开的这座小县城的时候，她满眼望到的是冷冷清清的街道，在田间零星劳作的妇女。她心里咯噔一下，这一次可是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她想起了正在这里调研的毛泽东，何不向这位最有思想的大人物去请教请教呢。
刘英和毛泽东相识，是由她早在莫斯科就已经认识的张闻天介绍的，毛泽东还曾与她攀过老乡。
这次扩红虽然困难重重，但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工作逐步有了进展，即使这样仍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刘英很着急。
正当刘英为扩红一筹莫展之时，10月初的一天，毛泽东突然来到刘英的面前，而且神色匆匆，告诉她赶快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扩红任务还没完成，怎么能走呢？刘英还清晰地记得，在瑞金交待给她任务时李维汉严肃的表情。在瑞金，李维汉是以“铁的纪律”闻名的，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这位老兄总是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很清楚，扩红工作是李维汉一手抓的，刘英就是他派到于都来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要想劝刘英回瑞金，没有李维汉的命令，是绝难办到的。
毛泽东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带着自己的警卫员走了。
“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不知什么时候毛泽东折了回来，他又一次强调了“特别任务”。然后，也不等刘英回答，就急匆匆离开了。
虽然涉及到军事秘密，不便明说，毛泽东还是两次三番地催促他的这个湖南小老乡，赶快回瑞金。由此看来，毛泽东对刘英还是很关照，也难怪，长征途中他居然做起了张闻天和刘英的大媒。
刘英很纳闷，是什么“特别任务”呢？
毛泽东走后不久，李维汉给刘英打了电话，通知她马上放下于都的工作回瑞金，没有给她确切的理由。看来是真的有特别任务在等待着。刘英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快马加鞭飞奔，180里路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赶回了瑞金。
当刘英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少共中央办公室，她才明白，这个“特别任务”就是红军走出苏区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但这里已是人去屋空了。负责少共中央局工作的凯丰（原名何克全）已先期跟随部队开拔。只留下一封信给她安排工作，细致地写下了少共中央机关谁走谁留，走的人谁配备了马，谁带警卫员，细致到出发时每个人的装束都写在信上了。刘英按照信上的要求，一件不落地完成了她在瑞金的最后几项工作。
刘英是一个做事善始善终的女人，而且很有主见，不愿盲从。在长征途中，她与张闻天成就的爱情和婚姻，经受住了岁月和历史的考验，也是一件有始有终的姻缘。
留下的遗憾
跟随红军主力出发的女人，在长征途中经历了千辛万苦；留在苏区的女人，更是磨难重重，危机四伏。革命是需要付出代价，是需要流血流汗流眼泪的。但无论是走是留，既然选择了革命，就义无反顾地走在这条荆棘遍布的道路上。
无情的X光机当李维汉找到李坚真，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妇女工作。你们妇女部先提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此时，李坚真却被草拟长征随行女红军名单的任务给难住了。苦思冥想了很久，最终在规定时间内把列出的一长串名单交给了李维汉：
邓六金、吴富莲、吴仲廉、钱希钧、贺怡、李桂英、彭儒、甘棠、钟月林、刘彩香、王泉媛、危秀英、谢飞、蔡纫湘、谢小梅、危拱之、曾玉、陈碧英、黄长姣……
李维汉甚至没有逐个看过名单上的姓名，就对李坚真说：“好吧，你先通知她们到卫生队去检查身体。名单留下，我们还要仔细斟酌斟酌。”
“要体检呀？”李坚真有些不解地问。
“对。这是中央的决定。快去，抓紧时间通知吧。”李维汉不容李坚真再问什么。
仲秋的细雨，挟裹着飘零的枯叶，在光秃秃的稻茬间穿梭，发出一声声嘶哑的鸣啾。往日的宁静，也被国民党飞机不时投下的炸弹所打破。孩子们的喧闹没有了，秋后的蚂蚱蹦得更欢了。
被通知到的妇女兴冲冲地来到了梅坑。她们为能获批准与红军大部队一同征战而激动不已。她们虽早就在内心深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所经历的都是宣传、扩红、筹粮等群众工作，极少有人身着戎装与红军并肩作战过。但来到梅坑以后听说要体检，她们开始不安起来。农村的女孩子从落生就没看过郎中，更别提进什么医院了，尤其对那个被人描述得稀奇古怪的X光机，更是心存恐惧和疑虑。但这是一条政治纪律，必须严肃对待。她们忐忑不安地走进苏区红色医院的大门，量身高、体重，验血、验尿，照X光……就这样，走出医院大门时，她们的不安又无形地增加了几分。
这种不安并不是没有来由的。与董必武结婚才两年的陈碧英，也被通知来参加体检，可结果出来以后，她的体重比标准就差一斤，再加上她当时身怀有孕，考虑她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她哭着央求时任中央工作团团长的丈夫董必武找人去说说情，她多想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出发，并肩而行啊，董必武又何尝不这么想呢。但最终，陈碧英还是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还有中央工农监察部委员黄长姣，检查完身体，高高兴兴地回到驻地，忙着收拾行李。突然，一个同志来通知她，说要她留下。
“为什么？”她大惑不解。
“检查结果出来，你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来人说完就匆忙地走了。
黄长姣后悔不迭，恨自己不该早结婚。但作为一名党员，她只能无条件服从中央的决定。
留下的女人
与贺子珍交往甚密的苏维埃国家医院院长周月林一家也住在云石山上。她满以为自己一定能随队出发，况且，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说过他们夫妇俩是在名单内的。她做好了走的一切准备，行李收拾好了，刚刚1岁多的儿子沙洲是不能随军带走的，她虽不舍，但这是纪律，忍痛寄养在一位农村妇女干部家里。
中共中央对留守人员有个决定：留守的同志，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任办事处主任。因陈毅负伤，行走不便，中央决定再留下一人，具体负责政府工作。到底留谁，中央把权力交给了项英。
于是，项英点名要周月林的丈夫梁柏台留下，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项英找梁柏台谈工作。见到周月林，还不时地做她的工作：“现在需要你，你就留在这里做妇女工作。”“不，我还是想跟主力红军一起走。”这位革命早期就担任领导职务的妇女，心里非常清楚，红军主力一走，瑞金及整个中央苏区的命运难以预料。这里不会有多少妇女工作好做，况且她已经下定决心要走，哪里还肯留下？
周月林为此去找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已先行前往于都，没有碰到。她就问贺子珍，贺子珍无奈地摇摇头。
周月林不死心，就又去到中央机关寻机请求。气候转凉，军情紧迫，形势日益恶化，转移在仓促布置。中央领导一天到晚开会，处理生死攸关的大事，无暇顾及其他。
周月林找了几次，会场戒备森严，无法找到领导人。来来往往，却偏偏遇到一连串生离死别的场景，给本就沉重的红都增添了许多阴郁的色彩。
郭香玉是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妻子，因为她曾缠过脚，行动不便，被命令留下。相亲相爱、感情甚笃的夫妻离别，总是伴有女人的泪水和男人的叹息。没有人愿意设想，二人自此一别会是怎样的结局。
唐义贞与陆定一，范乐春与林伯渠……
一幕幕生离死别，就像这十月里的秋风，搅得周月林六神无主。好脾气的梁柏台便劝她：“这种时候，领导都不能幸免，算了，留下就留下吧。”
这一留，使她的一生遭受了更多的磨难，没能参加长征也成了她终生的憾事。
踏上漫漫征途的女人
经过了中央的反复筛选、斟酌，最后确定的名额共有33人，其中包括李坚真提供的名单中体检合格的17位妇女干部：
中央党校学员邓六金
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
红军大学教官吴仲廉
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钧
下肖区副书记贺怡
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
长胜县宣传部长彭儒
中央妇女部秘书甘棠
中央局妇女部干事钟月林
粤赣省委妇女干事刘彩香
少共中央青妇干事王泉媛
中央局妇女部干事危秀英
国家保卫局机要工作员谢飞
彭杨红军学校的组织科长蔡纫湘
中央党校干部谢小梅
中央苏区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危拱之
还有一位记不清名字的兴国人
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女干部共10人：
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
中央机关总支书记邓颖超
红一军团宣传员贺子珍
中央苏区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
少共中央局干事萧月华
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映
少共中央巡视员廖似光
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
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刘英
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真
还有总政决定的6名女干部：
红军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康克清
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
红军大学教官邱一涵
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越华
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李伯钊
红九军团干部杨厚珍
女红军曾玉虽不在名单之列，但她从长征开始就追随部队，和红军一起走完了全过程，后被列入长征一方面军“三十女杰”之中。
许多苏维埃女干部，因为丈夫被留在苏区继续工作，便随夫留了下来。
曾在随队转移名单上的贺怡，因为丈夫毛泽覃临危受命为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便也留在瑞金开展保卫苏区的游击战争。贺怡这一留下，让她吃尽了苦头，并失去了相亲相爱的丈夫。
队伍出发两天后，彭儒由于过河时着了凉，打起摆子高烧不退，董必武看到后，劝她留下和她的丈夫陈正人一起在苏区继续战斗。就这样，彭儒被老表们用担架又抬回了宁都。
据李坚真回忆，那位不记得姓名的兴国人，随部队转移到湘南后，组织上派她护送伤员到江西游击区，之后没了音讯，没能走完长征全过程，所以很少被人提及。
由此看来，跟随红一方面军走上长征路的女红军实为32人，平日我们常说的“三十女杰”仅为概数。
再见！红都！
1934年10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突围转移的红军部队陆续撤离战场，开赴于都集结。有如破天的惊雷，一时间，“我们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