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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的湘江两岸枪炮声不绝于耳，站在晃晃荡荡的浮桥上，每挪一步付出的代价相当于平地上几倍。
“桥上抬的是什么？”李坚真抬头一看，是毛主席在问话。
“是总卫生部的X光机。”李坚真马上回答。
“把它扔到江里，不要再抬着这么重的东西过桥了，给后面的人让开一条路。”毛泽东大声地命令李坚真。挑夫听了，高兴极了，还没等李坚真反映过来，这台被抬着走了几百里的X光机已经“扑通”一声掉进了江里。从此，女人们再也不用为抬这个笨家伙而发愁了。
实际上，扔进江里和留在江边的又何止这一台机器。当初，中央的命令是资产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为了使财产不受损失，无数革命战士的生命留在了荒山野岭。此时，这一派狼籍的财产遗失，挽救了多少红军的生命，保存了多少红军的实力！长征伊始的一些指导思想是需要后人回味和评判的。
狼籍江岸
由于渡江时间紧迫，浮桥只供担架和辎重通过，战士们只有跑步涉水过江。李伯钊站在滔滔的江水边，无奈地扔掉了她在苏区辛辛苦苦写下的剧本和歌词。这些曾在连队里，在群众中演出并赢得过雷鸣般掌声的剧目，就这样轻易地扔在了这血浴的水面上。她心里非常明白，这些剧本，即使背过江去，被水浸泡之后也将成为废品一堆。何况她并不高大的身躯，能否渡过江还是个问题。望着奔腾的湘江水，这位曾一路跳着舞蹈唱着歌儿鼓舞战士们战胜困难的女战士，此时此刻多么想自己的丈夫杨尚昆能在身边啊！
李伯钊是1929年在莫斯科留学时与同为留学生的杨尚昆结婚的。这个出生在四川重庆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子，从小就喜爱文学。6岁时，曾是同盟会会员的父亲去世，使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于是她发愤读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肖楚女和张闻天的影响下，一向性格外向的李伯钊，很快成了进步青年中的活跃分子。加入共青团后，她更加积极地参加学校的文艺宣传活动。1926年，李伯钊与博古等人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回国后，先是在上海，后绕道香港来到闽西根据地。
在苏区，李伯钊的文艺才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她组织剧团，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那些丢弃的剧本，不是万不得已她是舍不得丢的。
“李伯钊同志，快过江吧。”刘伯承正好来到江边，看着他们的戏剧学校校长李伯钊站在那里发愣，于是，嘱咐她拽上他的骡子尾巴，匆匆地渡过了湘江。如果不是刘伯承的骡子尾巴，这位极富文艺才华的李伯钊能否安全过江也许会是个问号，那么远征途中的多场同乐晚会的组织和那首广为传唱的打骑兵歌的合作，还有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的欢庆会上赢得掌声如潮的苏联水兵舞不知会是个什么情形。
邓六金抢渡湘江
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没有停歇。敌人发起了全线进攻，企图全歼正在渡江的红军。
担架队的女红军们一部分轻装渡江，在浮桥的两端接应担架，一部分负责运送药箱。担架在浮桥上走得很慢，子弹又在头顶呼啸。邓六金来不及多想，把药箱顶在头上噼里啪啦跳进江里，好在江水不急也不很深，她又有着一双大脚板，很快就到了岸边。但江里漂浮着的一片片血红，让她心中充溢着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那映红天边的湘江的血水啊，带走了多少英烈的忠魂，邓六金听到了自己的心碎裂的声音，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这个从小就很少掉眼泪的女人，母亲生下她才十几天，就把她给了人家作养女。她的大脚并不是因为妇女解放，而是因为穷的缘故。养父是个跛子，不能下田干活，以剃头为生，六金从小就跟着养父学剃头，养母在家种田。农闲时，她跟着养父走街串巷；农忙时，她又得在家里帮养母侍弄庄稼。养父母家和自己家一样穷，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米饭，长年累月吃红薯干。她从小到大连草鞋都没穿过一双，成年打赤脚，脚掌上的老茧足有半寸厚。也正是这层老茧，使她在长征中少吃了许多苦头。
这个大脚板的女人对地主老财怀着刻骨的仇恨，她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年的大年三十，家里刚刚炖了一锅有点肉腥的豆腐，闻着锅里飘出的喷喷香味，小六金不知咽了多少次口水。养母正在往碗里盛白米饭，这时，忽听门外一阵“开门，开门”的吆喝并伴随着一通砸门声。养父母吓坏了，哆哆嗦嗦地开了门，地主的狗腿子来家里逼债了。养父还不起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一锅还冒着热气的饭菜一点不剩地端走了。养父母不禁抱头痛哭，小六金没有哭，但她的心很痛，一年才有这么一顿像样的饭菜呀！不得已，等地主走了以后，养父母只好让她拿个口袋再去地主家借些粮食，狠心的地主不但没有借粮给小六金，还放出大狼狗，在她稚嫩的腿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是红军解放了她的家乡，惩治了地主老财，也解救了邓六金。
邓六金偷偷从养父母家逃婚出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党让她吃上了饱饭，让她从封建的旧枷锁里解放出来，当了妇女干部，还送她进了中央党校学习。她的爱恨最分明，当她眼看着自己的同胞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她怎能不伤心不落泪！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凄美的一仗，是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在强敌面前，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却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直至12月1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五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三十四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但红军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同时，红军的兵力和部署也全部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中，丢掉了大批辎重的红军从此开始了日夜兼程的急行军，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顽强的担架连女兵
12月份在中国南方来说，已经进入了湿冷的冬季。林中的树叶开始变红，那种酽酽的红色，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瑞金的红土地。阴郁而沉闷的情绪一直笼罩着这支行进中的队伍。虽然是清晨，可阳光一直也没有从乌云中露出它可爱的笑脸，老天也似乎在为这支受了重创的队伍悲伤，不时飘起淅淅沥沥的雨，女人们的鞋子灌满了水，污泥也被甩到了衣裤上。
湘江战役，虽然让红军扔掉了辎重，轻装而行，女人们不用再敦促挑夫，不用肩担手提那些笨重的机器，但红军的战斗力损失了一多半，伤病员的数量大增，总卫生部的担架队伍又长出了一大截。
在中央纵队的中间，就是一长串的担架队伍，这是总卫生部的担架连。红军主力过于都河之前，已经有7000多名不能转移的重伤员，被妥善安置在苏区群众的家里。担架上抬着的，不仅仅是湘江战役中受伤的干部，仍有一些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受重伤的红军指挥员。一些被俘的国民党军队的伤兵，为了不泄露红军的秘密，也必须抬着他们一同突围转移。再就是一些病重的中央领导干部，像王稼祥在担架上的时间远比走路的时间长得多，还有毛泽东、周恩来都因病被抬上过担架，邓颖超也因病在担架上进行长征。难怪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在向担任担架连指导员的李桂英交待任务时，表情严肃地说：“你们管的担架，不准丢一副，丢了就杀你们的头。”
此时的红军，全部行踪暴露在敌人的视野里。蒋介石率领国民党中央军，勾结地方军阀，在红军出湖南、经广西到贵州的一路围追堵截。红军加快了行军的速度，经常昼夜兼程，一走就是近百公里。即使这样，部队还是时常与敌军遭遇战斗。
顽强的担架连女兵
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紧急的敌情，使得红军的粮食和药品极度缺乏，女人们常常连续几顿吃不饱肚子。她们互相搀扶着，互相鼓励着，走在嶙峋的山石间。她们有的掉队了，尤其是那些本就体弱生病的。还好，女人之间互相都有个照应，后面部队的同志也给了她们许多帮助，在宿营之时她们还是赶上了自己所在的连队。然而，最让女人们感到难过的是，眼看着伤病员躺在担架上痛苦地呻吟，她们只有说些安慰的话语，却没有有效的药品来减轻他们的伤痛。
对于担架连的这100多副担架，李桂英把它们进行了分配，有的女战士负责3副，有的负责4副，包干到人，责任分担。像危秀英、邓六金、刘彩香、王泉媛、吴富莲、李桂英、钟月林、谢飞等一些出发时身强力壮的女人都曾担任过负责担架的工作。在崎岖陡峭的大山里行军，就是赤手徒步都已经很吃力，更别说照顾担架，有时还要身体力行抬上担架走一程了。
女人们忽略了自己的性别，忽视了自己的生理特点，她们和男人一样，吃饭、行军、宿营，甚至与敌作战，没有任何的特殊照顾。但她们又确确实实和男人不一样，每月有自己的生理周期，她们的肩膀远比男人细嫩得多……
担架的分量（1）
刘彩香负责的担架中，有一名湘江战役中负伤的干部，头部中弹，医生给他做了处理，头上缠满了绷带，但他一直昏迷不醒，都已经3天多了。
这一天，走着走着，刘彩香突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她忙走上前，发现这名伤员苏醒过来。她一边让担架员停下来，一边摘下肩上的水壶，拧开了盖子。她把壶嘴轻轻地挨近伤员干裂的双唇，将一股清水徐徐倒进他的口中。
这时，邓六金、吴富莲、钟月林也跑过来，围着担架，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要帮忙的。
受伤的营长慢慢睁开肿胀的双眼，看着身边这几个清秀的脸庞，“腾”地坐了起来，但紧接着一阵剧烈的疼痛，几乎使他晕倒，他双手托住头部。也许此时，他才刚刚意识到自己已经受了伤。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劝说他快躺下。刘彩香上前去扶他的肩膀，想让他重新躺在担架上。
“你们让我走，我还在指挥战斗。”营长想挣脱开刘彩香的双手，不知他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劲儿，一把将刘彩香推了个趔趄，差点摔在地上。
“不行，你必须躺下，你已经昏迷三天了。”刘彩香回转身，一下按住了营长的肩膀。
“战斗已经结束了，你就安心养伤吧。”邓六金安慰营长说。
“战斗结束了？我的人呢？”营长的声音这一次弱下去。
“这次战斗太惨了，过江的时候，江水都是红的。”吴富莲把她看到的情景说给了营长。
营长沉默不语。刘彩香低头看他，一行清泪顺着他肿胀的眼角流到了耳畔，刘彩香掏出毛巾，给营长擦去泪痕。
“别管我……”话还没说完，营长又昏迷过去。
“同志！同志！”几个女人一齐喊了起来。营长陷入了深度昏迷，无论她们怎么喊，怎么叫，此时的他已经听不到她们的声音了。
“我看他怕是不行了，是不是就不用抬着走了？”民夫小声地在一起嘟囔着。
他还活着，只不过是昏迷了，必须抬着走，不能扔下不管。几个女人一致认为。民夫于是抬上营长，紧走两步，跟上队伍。
民夫抬着营长，刘彩香时常走过来俯下身子轻唤两声：“同志，同志。”她多么希望这个勇敢的营长能够再次醒来，昏迷是最危险的一种状态。她已经见过许多同志，走着走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离开了他们。
阴沉的天此时又飘起了雨，稀稀落落的，被深秋的风裹挟着，打在脸上、脖颈上，有股切肤的凉意，脚下泥泞不堪。队伍在急行军，到了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安排吃饭，饿了的人只好拿出自己的冷饭团子，边走边吃。
刘彩香忙着为伤员掖好被角，盖好雨布，她共负责4个担架。她抬头又巡视了一下抬担架的民夫，看见新扩充进来的一个民夫头上没有戴斗笠，赶紧走过去。
“你的斗笠呢？”
“你们没发给我，我还想问你呢。”民夫很不高兴雨淋了满头满脸。
刘彩香想起来，这个民夫是在前一个村子里扩充进来的，只给了他银元，草鞋、雨具、毛巾，还有粮食都没来得及发给他。她二话没说，解下自己的斗笠给民夫戴在头上，系好带子。又拿出自己的搪瓷缸子，把饭团子掏出来递给了这个民夫。可别小看这个搪瓷缸子，行军路上多亏了它，盛水、盛饭、刷牙它都能派上用场。
“你先吃这个吧，下次宿营的时候，就会有你的粮食了。”女人的忍耐力远远高于男人，这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原因，关键的是她们有着较之男人更加顽强的毅力。刘彩香此时就只能自己饿着肚子，但只要民夫们有力气、不生病，她情愿自己多受一点苦。
刘彩香，这个出生在江西赣县田村的女子，个子虽矮，但她的力气过人。本就生活困苦的父母，在女儿生下仅8个月，就把她卖给了生活同样困苦的人家当童养媳。当刘彩香还是一个小娃娃时，就不得不上山砍柴，下山挑担。这样，一副小身子骨由于生活的重压和营养的匮乏，停止了发育。但生活的磨砺却给了她无穷的力量。一路行军，有时她身上会背着几个病号的行李。抬担架的民夫饿了，她取出自己的干粮递给他们。民夫们累了，她总是主动顶上去，抬起担架就走。
“哎呦！”在担架后面抬着营长的民夫一脚踩在了湿滑的苔藓上，担架差一点就被扔了出去。刘彩香忙奔过来，托住了担架，可民夫的脚很快肿了起来。
刘彩香双手握紧竹竿，二话没说，换下了那个民夫。她这样做已不止一次两次，有时是民夫走得太累了，有时是民夫要去方便，为了伤员的安全和自身的安全，担架是不能停下来休息的，否则，掉了队就会很危险。
负责担架的女红军，大都是挑选出来能挑能提、身体比较强壮的。像这样的时候，她们必须要顶上去。刘彩香的力气大，这在女红军中是出了名的。长征路上，她经常抬担架，为伤病员挑东西，大姐们都亲切地叫她革命的“女挑夫”。
刘彩香个子不高，又在担架的后面。所以，上山的时候，整个担架的重量都压在她这一面。为了让担架上的人舒服些，她把担架的两个把手放在了肩头上。路面因下雨滑得不得了，脚下稍不留神，就会摔跟头。几次跪倒在泥石上，膝盖疼痛难忍，但不管怎样摔，她就是紧握担架不撒手，一口气上了山顶，放下担架喘口气，再一看自己身上，就像是个泥猴子。
担架的分量（2）
因为上山很狼狈，她没顾得上呼唤营长，等抬到了山顶，她俯下身为营长掖被子的时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营长已经离开了人世。
“呜，呜……”这个坚强的女人自从离开瑞金不管多苦多累，一直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此时此刻，却一屁股坐在泥水里放声大哭。眼泪就像是开了闸的洪水，一泻而出。这位硬汉的形象是那样的清晰，如一尊棱角分明的雕像，置于眼前，刘彩香久久不能忘怀。一路上，这样的事件一遍遍地重演，给她以心灵上的震撼和无言的教诲，这对于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转变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雨在不停地下着，已经由原来的稀稀落落变成了现在的哗哗啦啦。几个闻讯而来的女人和民夫一起，用手挖出了一个一人大的坑，把营长的遗体放在坑里草草地掩埋了。女人的衣服上、脸上沾满了泪水、雨水和泥水。
下山的路，脚步轻松了，可心情却更加沉重。为那个勇敢的营长的离去，也为刚刚开小差走掉了的民夫。当刘彩香、邓六金、吴富莲和钟月林掩埋完营长，正要向那两个民夫交待工作的时候，却到处找不到他们了。
后来才知道，由于红军此时的条件越来越艰苦，形势越来越严峻，不仅仅是民夫，就连新扩充到部队不久的战士和一些干部也悄悄地离开了队伍。
常言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况且又是在这阴雨的天气里，一步一滑。因为掩埋营长，她们耽误了时间，和队伍拉开了一些距离。不知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可是在这个季节里，白昼越来越短，她们又在山的阴面，四个女人互相扶助着加快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