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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到树上躲敌人
“嗖嗖……”几声枪响划破了潮湿的空气。女人们四顾张望，她们在辨别枪声来自何方。直到此时，她们才发现，天暗淡下来，周围已经没有其他的担架或是红军的队伍，大部队已经走得更远了，枪声似乎来自于山的另一面。
硬拼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手里都没有枪。抬着担架跑？也不行，嘈杂声一出，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怎么办？也只有躲起来，趁着天色已晚，也许还能逃过敌人的眼睛。
此时的雨已经停了，山林里迷漫起一层薄薄的水雾。
女人们商量妥以后，马上行动，把担架安排在一片灌木丛里，又将周围的树枝理顺，直到看不出任何痕迹。可灌木丛的面积太小，四个女人没有了藏身的地方。耳听着枪声接连不断地响过，敌人越来越近了。
情急之中，吴富莲遇事不乱，她指点着姐妹们爬上了附近的几棵大树。这下好了，敌人说什么也不会想到，在他们的头顶上会暗藏着机智的女红军。
吴富莲是福建上杭一户贫苦农民家的孩子。父亲去世后，年幼的她被送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当童养媳。公公不务正业，婆婆成天对她非打即骂，还有干不完的体力活，什么砍柴、做饭，田间地里家中永远有她干不完的活计。直到1929年，上杭县建立红色政权后，她毅然脱离了那个令她痛苦不堪的家庭，当上了少年先锋队队长。人身得到了自由，思想也在慢慢地解放，她深入田间地头宣传红军的政策，帮助红军家属干农活，带领妇女运输队和担架队，支援红军前线作战，每当此时，她娇小的身影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头。
在她告别自己的亲生母亲时，曾说过：“家里的事，请哥哥多照料，不要指望我，我是决心跟着红军生，跟着红军死。”
长征途中，她担任看护担架的政治战士，一路上，她吃苦在前，面对险恶的自然条件和严峻的战争形势，从未发过牢骚和不满，也从未在困难面前流露过半点畏难情绪。
还好，这四个女人都出生在农村，而且家境贫困，从小就养成了肩能挑担、手能提篮、勤劳朴实的品质，当然砍柴上树她们个个也都很在行。于是，四个女人就像狸猫一样轻盈地爬上了几米高的大树。
敌人也是一伙掉了队的士兵，他们从山梁上走下来，稀稀拉拉的有七八个人，手里都端着枪，走起路来很小心的样子，听到有什么动静，就放一枪，像是给自己壮胆子。眼看着敌人走到了树底下，其中有两个还停下来。四个女人屏住呼吸，眼睛一眨都不敢眨，唯恐弄出响声，暴露目标。
“兄弟，借个火。”敌人点着烟，便匆匆忙忙向山下走去了。
一直看着敌人走远了，走出了自己的视线，女人们才从树上跳下来，抬上担架一路小跑着，去追赶队伍。
一次危险的掉队
钟月林弄不清她们已经翻过了几座大山，只是觉得脚步沉重得不想再往前迈了。但她坚持着，带领组织上分给她的这支担架，在山间崎岖的小路上奔跑。
担架上的伤员是被她们称作“陈司令员”的陈宏，他在反“围剿”战斗中受了重伤，是用担架抬着随部队进行长征的。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颠簸，伤势有所好转，但仍不能下地行走。
部队刚刚通过了敌人的一道封锁线，正在忙不迭地摆脱后面的追兵。钟月林从小就下田劳动，上山砍柴，跑山路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但抬着担架急行军的挑夫，此时有些吃不消。他们大口喘着粗气，汗水湿透了粗布衣裳。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白天刚刚下过雨，本来就没有路的山坡被先头部队踩得泥泞不堪，此时越发地不好走。
“停下休息，不走了。”躺在担架上的陈司令员一声令下，担架员们放下担架，有的揉搓着红肿的肩膀，有的干脆席地而坐。钟月林见状，心里直着急。在长征途中，最怕的就是掉队了。如果呆得时间长了，赶不上队伍，就会有危险。她自己还不要紧，关键的是陈司令员不能有半点闪失。
钟月林走到担架旁：“陈司令员，我们还是赶路吧。”
“我说不走就不走了，这里由我做主。”陈司令员大声说。
“可在这儿也太不安全了。”钟月林还是感觉不塌实。
“夜里走山路，掉下悬崖更不安全嘛！”无论钟月林怎样劝说，陈司令员就是不下达出发的命令。再看担架员个个累得像是散了架一样，没有别的办法，钟月林也只好随着大家一起留在半山腰上，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这也是她睡得最不塌实的一个晚上。
第二天天一亮，钟月林马上叫醒大家，去追赶队伍。还好，他们没被落得太远，直到中午时分，他们才和大部队会合。
八十年代，李桂英在南京见到钟月林时，还曾提起这次掉队。
“你那次掉了队，差一点跟不上队伍。”李桂英说。
“那不是我掉队嘛，是陈司令员他不走了。我也是好担心的！”钟月林回答。
对于长征，老战友们聚到一起有回忆不完的故事片，有说不完的话题……
宿营地的泪水
由于是在深山里行军，当宿营的号令传过来，各班、排、连就地找一个相对较为开阔的山坡，生火煮饭安睡休息。负责担架的女红军可没那么轻易就躺倒美美地睡上一觉。奔忙了一整天，好不容易停下脚，可以歇一歇了，她们也想找个地方放下疲惫的身体，然而，当她们看到躺在担架上呻吟不止的伤员和横七竖八躺在地上不想动弹的民夫，她们的脚步就又在不停地移动了。
她们把饭一碗一碗递到伤员和民夫的手中，躺在担架上不能坐起来伤势较重的伤员，她们要一勺一勺地把饭喂到嘴里，有时，喂一个伤员就要花掉很长时间。
王泉媛负责的担架中，有一名大个子伤员是大部队转移时抬过来的，在战场上被炸弹炸伤了腿部和头部。由于头部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他的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而且时常伴随着头疼，厉害的时候，他会用头去撞树、撞墙。他的脾气很暴躁，头痛起来说不吃饭就不吃饭。
常常是，王泉媛手里端着饭，蹲在大个子的担架旁。大个子闭着眼，双臂抱在一起，侧过身子，不理王泉媛。王泉媛又站起身，转到大个子的对面，把碗送到大个子面前，可这个大个子眼皮连抬都不抬。有时，王泉媛双手举着那只大碗不得不哀求他。
一次，大个子嫌她总让吃饭太烦了，一挥手，正好打在王泉媛的胳膊上，碗被抛向半空。那可是一碗白花花的大米饭啊，在这深山老林里筹到一点粮食多么的不容易！王泉媛飞身去接那只碗，还好，只洒了小半碗。
王泉媛端着碗正在发愣，邓颖超不知怎么听见了这边的吵嚷声，拖着重病的身体走过来。
“这么好的白米饭都不吃，那你想吃什么？”邓颖超柔声细语地对大个子说。
“邓大姐，你来说一说，我的伤总也不好，前线上不了，还得让别人抬着走，我这样拖累大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大个子坐起身带着哭腔说道。
“伤，总会慢慢好起来，这是急不得的。大家一起从瑞金走到这里，历尽了千辛万苦，一个多月的时间都熬过来了，等到我们到达目的地，把你头上和腿上的弹片取出来，就会好的。”邓颖超坐在担架边上，说话慢条斯理，声音不高，但句句都说在了大个子的心坎上。
看大个子不再说什么，邓颖超朝王泉媛一努嘴，王泉媛心领神会，马上把碗又端到大个子面前。大个子斜着眼睛看了她一眼，接过了碗。
劝好了伤员，当王泉媛走近那口行军锅，锅里的饭早已被满满的开水代替。顿时，王泉媛的眼泪“叭嗒”滴到了她手里端着的空搪瓷缸子里。
王泉媛十七岁的时候，由母亲和姐姐包办婚姻，嫁给了大她年龄近一倍的长工王照斗，从此自家的欧阳姓氏被夫家的王姓所取代。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又一个集中体现。在男权的社会里，女人没有地位，没有思想，没有自由，就连自己的姓氏也将随着封建的婚姻一起，被夫姓所取代。失去了一切的女人只能踏踏实实地做男人的玩偶和奴隶。
这个从江西吉安一个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女性，一旦参加了革命，并在革命中争取了自由和解放之后，由一个受制于封建家庭和夫道的农村妇女转变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在她曾担任少共区委妇女部长的指阳区，她走遍了全区的每一个村庄，发动群众建立了少共基层组织，带领妇女和儿童从扛梭标开始，练习使用马刀和枪支，成了一名编外女兵。
在她担任吉安县委少共妇女部长的时候，有一次，县委派她独自一人去固江街白区做青年工作。到那儿以后，刚与地下组织接上头她就被敌人发现了。在群众的掩护中，她秘密地上了一条渡船。船刚离岸，敌人已追至岸边。面对子弹上膛的敌人，王泉媛不仅没有害怕，反倒做起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向那些原本也是穷苦人出身的士兵讲解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也许是王泉媛的话说到了他们心坎上，触动了他们那根脆弱的神经，士兵们只是拉开枪栓，胡乱地朝天上放了几枪，转身跑开了。
但这一次，面对自己的战友兄弟，王泉媛也是好话加大道理说了一箩筐，却一点问题也解决不了，还要找来邓大姐帮忙。她感到很惭愧，也很委屈。
靠坐在一棵小树干上休息的李桂英小声地叫过王泉媛，把自己的半碗饭拨给了她。
女人们的心很细，每天在宿营地忙完了伤员的吃喝，她们都要给民夫们打上一盆热乎乎的洗脚水，让他们把走了一天的双脚在热水里泡一泡，解解乏，第二天一早才能轻松上路。
李桂英让王泉媛先吃饭，她则站起身去给民夫们打好水，等他们泡完脚，顺便给伤员们掖好了被子。
“呼——哈，呼——哈”有民夫，也有伤员，鼾声连成了一片。
吃完饭的王泉媛和李桂英两个人就近扯了几把枯草，垫在小树下面的一小片空地上。头一沾枯草，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危秀英救人（1）
在中央纵队的30多位女红军中，个子最矮的当数危秀英。她虽然人矮，但她人小力气大，头脑灵活，为人处事的思想境界却非常高，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矮子”。
在行军途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子背上背着许多东西，跑起来，腿脚很是有力。一次，刘少奇见到她，不由得叮嘱道：“秀英，慢慢走，慢慢走。”也正是这个小个子，在担架队过乌江时，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为了强渡乌江，红军在江面上架设了几座浮桥。由于战事紧张，担架一副接一副地上了浮桥，眼看着就到达对岸了。可是，江岸渡口的台阶又高又陡，抬担架的民夫跨不上去，担架都堵在了浮桥上。上浮桥的人和担架越来越多，超过了浮桥负载的限度，眼看着浮桥失去了平衡，慢慢向江水里沉落。
站在桥边等待上桥的董必武见此情形，十分焦急，奔跑过去大声喊道：“同志们，快退，快退！”随着他的喊声，从浮桥上退回来一些人，减轻了负荷，桥面又悬浮起来。但对岸的担架仍然走得很慢，浮桥依然被堵塞着。
已经到了对岸的危秀英见状，忙回过头冲到岸边，跳到浮桥上，从民夫手里夺过担架，不知她哪里来的力气，两手举起担架高过了自己的头顶。站在岸边台阶上的人立刻明白过来，接过她手上的担架。此时的危秀英，虽然个子矮小单薄，却像巨灵神一样，用自己使不完的力气，将一副副担架送上了渡口台阶。此时的乌江渡口，形成了一个传送危重伤员担架的流水线。道路疏通了，红军渡河的速度加快了，危秀英露出自豪的笑容。
以往的书中曾有过这样的叙述：“在长征路上，危秀英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个女红军。”这对于身高只有1。45米左右或者更矮一些的危秀英来说，得到这样的评价并非易事。
部队行进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中，由于刚刚遇到敌情，护卫的军团与后面追踪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危秀英在急行军中碰到邓发的爱人陈慧清。那时，她并不认识这位首长夫人，她只是看见路边搁着一副担架，只有一个束手无策的担架员，另一个不知是跑掉了，还是牺牲了。稍远一点的地方，一个警卫员模样的人面无表情地站着，三个人呈三角形在那里拉锯。
见此情景，危秀英走上前去问个明白：“你为什么不抬她走？敌人快追上来了！”原来，陈慧清刚刚难产生完孩子，身体虚弱得不能行走，邓发便派自己的警卫员去照顾妻子。可哪里想到，这个小战士一点也不买陈慧清的账，一心想着自己是来警卫首长的，凭什么要管这个女人？
危秀英一听小警卫员的话，真是又气又急：“你也太没有觉悟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扯什么你是谁的警卫员！”说着，她解下自己的干粮给抬担架的民夫吃了，又做了警卫员一番工作，便与那个民夫一起抬着陈慧清翻过了两座大山，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脱离了险境。
在长期的艰苦行军中，邓六金和危秀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以生命为代价，弥足珍贵。翻过老山界不久，队伍行进于贵州高原。此时，邓六金突然病了，拉痢疾，发高烧，肚子疼得走不动路。即便如此，女红军们谁都不会忘记她们自己提出的那句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部队有个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八块光洋作为生活费。
疯狂的敌人仍对这支队伍围追堵截，情况十分不妙，大部队不可能因为某一个人而放慢行军速度。连长征求邓六金的意见，是不是可以把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邓六金斜躺在路边喘息，就是不肯拿这八块钱。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护理邓六金一起随队行军。
一路上，危秀英将邓六金和自己的背包绾在一起，背在一边肩膀上，腾出另一支胳膊挽着邓六金。她还削了一根棍子当手杖，让邓六金拄着。渴了，她安顿好邓六金，自己到周围找来水两个人一起喝；饿了，她们就一起啃几口冰凉的干粮。一到晚上，阴森森的大山笼罩在一片黑暗中，远处不知什么动物不停地嚎叫，恐怖极了，两个人打开仅有的半条毛毯，紧挨在一起入睡。有几次，邓六金看到身材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满头大汗，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却回答得非常坚定：“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这对红军姐妹，一个病，一个累，步履艰难，在蜿蜒的山路上蹒跚地走着。在饥饿、疾病、疲惫的袭击下，她们经过连续几天的艰难行军，终于赶上了部队。
邓六金没有被寄养，也没有被病魔吞噬掉，危秀英用生命作代价换回来的战友情谊，直到数十年后，一直被人们当作一段佳话提及。邓六金更是对危秀英感激不尽，她总是对人说：“是秀英救了我。”
别看危秀英个子小，但她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骨子里还有一种大大咧咧的男子汉气概。1957年，危秀英从广东到北京开会，在李富春家里遇到了一位男同志，男同志看到她之后，立刻问蔡畅大姐她是谁，当他知道了她的名字，走上前握住她的手说：“我找你找了好久，现在终于见到你了！危秀英同志，你在长征中救了我一条命啊！”危秀英被说得愣住了。蔡畅大姐忙告诉她：这位同志叫廖志高，现在已是四川省省委书记了。
危秀英救人（2）
在那种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中，以危秀英的性格和为人，怎么可能对那些困在途中路边的战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但她确实早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邓六金吐血
就在危秀英刚刚把邓六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不久，邓六金又以羸弱的身躯救助了一位伤员。在越城岭山区，由于战事频繁，伤员越来越多。在翻越一座不知名的大山时，突然遇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其中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担架被孤零零地扔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担架上躺着的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
敌机还在头顶上嗡嗡作响。说什么也不能扔下伤员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