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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不得不与之竭力周旋。”
何应钦回电说：“兄行应付适宜至为佩慰。”
7月11日下午6时，宋哲元到达天津，当即发表书面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属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应该认清自己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理合法，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故，殊非尽为吾人所能逆料者也。”
就在这时，日本政府却于同时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决定立即增兵华北，并于同日任命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随后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的独立混成第一、第一一旅团和飞行集团（辖六个中队），以及朝鲜的第二十师团等部，迅速向平津一带集结，同时在本土动员三个师团。这一切意味着“扩大派”已在日本政府和军队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此后虽然也仍出现“不扩大”方针的提出，那只是一种烟幕而已。
正当华北中日双方准备签约之时，日本政府《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由东京传到平津，中国驻屯军的扩大派也随之占了上风。驻屯军的情报参谋专田盛寿兴奋地打电话给今井说：“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
但是，桥本群和松井太久郎认为，在大军未达平津前，仍有必要签订停战协议。当然这是迷惑冀察当局领导人的烟幕弹，目的在于麻痹对方，从而放松警惕和戒备。
他们的这一手，其实并不怎么高明，但是，宋哲元、张自忠等冀察当局，对日方的意图，竟然是毫无察觉，确也可悲。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10日，针对日方以“现地解决”为名，将南京政府排斥在外的企图，蒋介石责成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政府核准方为有效。”
这个声明，不仅仅是针对日方的，同时也是对冀察当局的告诫。
同日，外交部派遣杨开甲、孙丹林为特派员，前往北平监督冀察当局的对日交涉。
从11日起，蒋介石授意设置“卢沟桥事件会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每晚在部长官邸大厅，召集有关负责人具体商讨处置对策。
12日下午，蒋介石在庐山海会寺别墅会见汪精卫、程潜、陈诚等高级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制定的方针是：“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势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
同日晚，何应钦以特急电催宋哲元到保定指挥，并指出：“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
但宋哲元对和平解决事变仍抱幻想，加上对国民党、蒋介石不信任，以为蒋催他去保定会另有所图，故不愿赴保。
15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致电宋哲元：“自本月7日以来，日军乘机挑衅，积极增兵，二十九军喜峰口之精神，忠勇抗敌，全国振奋，士气昂扬。13日来，谣诼繁兴，颇传有局部妥协之势，同人等深恐蓄意分化，以遂其侵占华北之阴谋，务恳我公，上承中央之意志，下循举国之舆情，砥柱中流，力排浮议，勿求苟安，为民族正气，为我公保全盛名，同人誓矢精诚，为公后盾。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同人叩。”
同时，天津学生发表了联合宣言。
国立中山大学电慰宋哲元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尚望贯彻始终，誓死守土，本校全体师生，誓作后盾。”
北平各大学并推举李书华、李燕等五名代表，赴津谒宋哲元，探询华北局势真相。
天津市民1000余人联合签名，为卢沟桥事件发通电，主张：
一、拥护宋哲元统军抗战到底；
二、要求中央派兵北上，全国一心，努力杀敌；
三、要求独立、解放的和平，反对屈辱的和平；
四、誓死反对一切汉奸敌寇的分裂阴谋。
在中日双方谈判中，宋哲元等人向中央、向报界、向民众均一再表示决不以损害民族和国家主权与利益为原则。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的焦点是，日方坚持要宋哲元出面道歉；罢免冯治安；二十九军撤出北平。这些当然为中方所不能接受。
日方谈判，本就是为了赢得增兵平津的时间而施出的一招迷惑对手的欺骗手法，随着增兵的源源抵达，日本在迫使中方步步退让中，态度日益强硬，条件日益苛刻起来。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4）
7月14日，奉蒋介石之命北上的孙连仲部第二十六军开抵保定。与此同时，奉命北上的参谋次长熊斌也抵达保定。熊斌原是西北军将领，曾任过冯玉祥的参谋长，与二十九军将领都很熟悉。他到保定后派李忻赴天津，向宋哲元交代两点：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二十九军；如能和平解决，亦可为二十九军助威。
7月16日，日本陆军省确定了一个几乎等于最后通牒的强硬方案：
（一）以7月19日作为限期，最低限度应使其实现下列要求：（1）宋哲元正式道歉；（2）处罚负责人，并罢免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3）撤退八宝山之部队；（4）对解决7月11日之解决条件，应由宋哲元签署。
（二）在上述期限内，我方要求如不见实施，我军立即停止现地谈判，并对第二十九军进行讨伐。为此，应于限期满时，动员所有需要之国内部队，派往华北。
日本何以态度变得如此强硬，日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田中新一道出了内幕：“事变发生后，政府包括陆相在内都抱乐观态度，认为卢沟桥事件不久即可解决。然而如此大叫大嚷，既煽动举国一致，却仅止于解决卢沟桥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满意，并且会担心成为世间笑柄。大家希望一旦造成举国一致的态势，借此良机，解决多年来对华悬案。这种想法，在阁僚之间，特别是在首相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这段话已是说得够露骨的了，说白了，既然动了牛刀，岂能宰只鸡就算完事！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他说：“一、国府政策为求自存与共存，始终爱好和平；二、卢沟桥为北平门户，卢沟桥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三、临到最后关头，只有坚决牺牲，但吾人只准备应战而不是求战；四、和平未绝望前，终希望和平解决，但要固守四点最低限度之立场：（1）主权领土完整不受侵犯；（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改变；（3）中央所派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二十九军驻地不受约束。”
18日南京专电称：“中央对日政策已定，如和平绝望，日军再度进攻时，为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及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计，出而应战。”
秦德纯同时再电中央说明：“冀察当局对日方非法要求与武力威胁，决无屈服事。”
冯治安20日致电中央，对外传津方已签订和平办法之谣言予以否认：“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在宋委员长领导下，决本中央旨意，守卫国土，请中枢当局释念。”
张自忠23日在天津发表题为《只知服从命令，自信爱国不后人》的谈话；“此次卢沟桥不幸事件发生，适余卧病在平，当即力疾会同秦市长、冯副主席本素主不丧权、不辱国之精神，与之周旋。所有经过，业会同秦、冯通电各方。迨宋委员长到津，余始来津，一切均照宋委员长指示办理。当知中国是整个的国家，中华民族是整个民族，如属国家整个的总体问题，应由中央统筹处理。若系地方事件，当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命令是从。余份属军人，兼绾市政，只知服从命令，捍卫地方，自信爱国尤不后人。至连日情形，已散见各报。刻宋委员长已返平，故一切均由宋委员长在平处理。余以病犹未愈，各位记者未能多听延见，故简谈经过如此。”
16日至19日，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一一旅团相继从关外抵密云、顺义集结，驻朝鲜第二十师团也于19日抵达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逐步形成兵临城下之势。但宋哲元仍无视这一事实，于20日还对外发表了希望和平的说话。
不料说话刚刚发表，日军就于当天下午3时，以巨炮轰宛平城及长辛店，我军伤亡很大，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也中炮负伤。
张自忠来北平向宋哲元建议说：“现在日军纷纷由关外运兵向平津增援，中日大战恐不可避免，立即派员赴南京请示，究竟我国准备到什么程度？是打，还是不打……我军应该迅速集中起来，准备战争。”
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建议拟一份备战计划。但宋哲元仍在以妥协迁就求和平。其时就是准备也为时已晚，敌人已经一切就绪，就等命令动手了。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5）
自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整个平津地区是阴霾密布，处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之中，到处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一片混乱，双方交火的事件不断发生。对和平抱有幻想的冀察当局，被日寇无理蛮横地步步紧逼，已到了最大的容忍度。
频繁的交涉、商谈，使本来就患严重肠炎未愈的张自忠，身心疲惫不堪。这一个时期以来，张自忠的内心是痛苦的，思想是矛盾的，但是这些又能向谁人述说呢？半个多月来，几乎天天都是卧于病榻，而和蛮横无理的日本人谈判打交道，更令他气愤填膺。如果不是从冀察平津的“和平”大局考虑，不是从全国抗战考虑，不是从二十九军的生存考虑，他早就拍案而起了。
但是，就是这样在日本人面前忍辱退让，日本人却还越逼越紧，没有一点要把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放过去的样子。而且，看来这次日本人的胃口确实是很大，不单是从谈判桌上要捞取到他们想要得到的，而且还想用武力得到更多、更大的。看来，这场仗是要非打不可的了，日本人在源源不断从东北等地向河北、平津增兵，驻扎在朝鲜的第二十师团不是已到达天津了吗？
他现在不得不同意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的话：“现在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呀！”他当时还批评何基沣旅长，说他们要夜袭丰台的日军是愚蠢的，现在看来愚蠢的是他张自忠。
他现在真有点后悔当时制止何基沣他们那次夜袭，否则的话，一旦打起来，二十九军至少也会少千把敌人的压力。
7月24日，他吃过晚饭后在市府大楼的走廊上徘徊，脑子里许许多多的烦事都萦绕在心头。
“张市长！”
这叫声使他悚然一惊，他抬头一看，却原来是天津交通银行总经理徐柏园前来看望他。
“啊！是你。到我办公室坐吧。”他邀请徐柏园到办公室坐坐。
徐柏园是找他谈救济方面的几个问题的，因为徐也是市救济总会的常委。
最后徐柏园望着张自忠那憔悴的脸色问道：“和日本的谈判情况怎么样了？时局会如何发展？我们打算该如何应对当前这危急的时局呢？”
张自忠叹了一口气：“谈判难呀！日本人是越来越蛮横不讲理了，他们所提的条件也是越来越苛刻，可以说已经把我们逼到无可退让的地步了。现在他们又大量增兵平津及河北地区，也许一场战事迟早是难免了！”说到这里，张自忠声音越来越高，双手紧握拳头：“真的到那时候，混蛋的日本人，当然要杀尽他们才痛快！”
他突然沉默了，徐柏园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
过了片刻，他突然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但若仍有一线希望，目前总以弭患为是。”
徐柏园道：“我看现在这个局面，日本人是恐难善了。”
张自忠道：“是呀。你们也要作好打与不打的准备。从内心上讲，我倒是希望与日本鬼子痛痛快快地大打一场。但是打与不打，还得看南京国民政府和我们宋委员长的态度。”
徐柏园走了。张自忠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下来。明天他要去北平，二十九军的主要将领将要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时局，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7月25日，张自忠从天津来到北平，参加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议。这次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会议，没有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内开，也没有在南苑军部召开，而是在武衣库宋哲元的私邸举行。
由于北平局势日益紧张，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家属，大多已离开北平，所以这里除却宋哲元和他的护兵外，也没有女眷了。这里倒更像一个临时寓所了。
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除了宋哲元、张自忠外，还有冯治安、秦德纯、刘汝明、佟麟阁、张维藩、赵登禹、石友三等。这些人都先后到来。今天大家的脸色都非常地凝重，可以看得出当前形势的严重性给每个人精神上的沉重压力。
会议开始，仍然由宋哲元主持。
宋哲元对大家说道：“当前形势，大家都应该十分清楚，是十分危险而严峻的。日本人不顾我们的一再让步，委曲求全的和平诚意，仍然是步步紧逼，条件越来越苛刻，现在已经把我们逼到没有退路的绝境。我们希望和平也是有原则的，要我们放弃我们的原则来换取冀察平津地区的和平，那我们岂不真成了汉奸了。日本人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平、津、河北增兵，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即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一一旅团已在密云、顺义集结；驻扎在朝鲜的日军第二十师团也已抵达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加上原在这里的驻屯军步兵旅团等，日军在河北、平、津兵力已达5万余人。从日本人如此大规模增兵，以及他们在谈判中所提条件越来越苛刻看，他们已根本不想和我们谈判和解，而是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场大战势所难免，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我不杀人，人必杀我。二十九军已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了。过去我们老是下不了决心和日本人武力对抗，那也是由于南京中央政府是战是和的态度不明朗。蒋委员长庐山讲话大家都晓得了。前两天，熊斌来见我，向我转达了蒋委员长的意见和态度，表明了南京中央政府这次真的准备抗战了。中央决定补助我军300万发子弹，并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的高炮部队调来保定，归我二十九军指挥。基于当前局势的发展，冀察平津和二十九军面临的威胁，和日本人继续谈判已没有什么意义，和平解决问题已没有多大指望，所以我决定下令从现在起终止中日谈判的交涉。”
宋哲元停下来，望望每一张表情严肃的脸，方接着说下去：“我们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布置备战工作。现在就请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吧。”
宋哲元态度有了如此的转变，张自忠心中的重负也觉得一下轻了不少。
宋哲元的话说完以后，张自忠说道：“我先明确表个态，我完全支持宋委员长刚才的看法和意见，这也应成为我们二十九军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态度与对策。我完全同意从现在起终止中日谈判与交涉；我二十九军应全力投入备战准备。日本人根本没有诚意，既然中央政府、蒋委员长已决心抗战，那我们也就没有再向日本人委曲求全的必要了。”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6）
冯治安道：“我也完全支持宋委员长的态度。我一直主张对日本鬼子只有以牙还牙，绝不能妥协退让。现在既然只能一战，那就让我们二十九军誓与日本鬼子周旋到底吧。南京中央政府都已下了抗战的决心，我们还顾虑什么呢！当然，这仗如何打，我们是应该好好研究计划一下。”
其他将领也纷纷表示支持宋哲元抗日的态度和决心。
会议决定，一旦战火扩大，即以赵登禹的一三二师一部守北平，另一部会同冯治安的三十七师进攻丰台、通州之敌；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进攻天津日军兵营海光寺；刘汝明的一四三师向南面出击，进攻平昌、密云、高丽营，截断日军由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
张自忠命令在南苑的三十八师部队归佟麟阁、赵登禹指挥；同时打电话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