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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在这里的五十九军直属部队也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对居民秋毫不犯。外地来荆门的人士见后，也称赞不已。
1939年初，“抗敌演剧第四队”受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派遣，来到荆门、钟祥一带为三十三集团军驻地进行慰问演出。
这个剧团的前身是洪深领导的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所属“上海救亡演剧十一队”，1938年初接受军委政治部第三厅领导，改编为抗演四队。演员们都是文艺界爱国进步人士，许多人还是中共地下党员。
张自忠对抗演四队的到来十分欢迎，但也产生一点误会而引起张自忠的不快，那就是独幕话剧《反正》。张自忠误会此剧是有意影射、挖苦他的。为此他难过极了。尤其是抗演四队挂的又是军委会政治部的牌子，更增加了他的误会与怀疑。所以看了《反正》，他拂袖而去。
直到第二天，在一个座谈会上，通过大家发言，才消除了张自忠的误会。
座谈会是应演剧队的请求，在集团军总部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的。
由于心情不好，张自忠沉默不语，一时气氛沉重，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还是张自忠打破沉默，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武汉失守以后，抗战的前途如何？将如何发展？”
演剧队负责人翁村、许智等人商议后，请队里年龄最小的女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不久，四队队员都学过。这个队员就根据《论新阶段》的精神，条分缕析，侃侃而谈，头头是道。
张自忠不知内情，对这位年轻的小妹妹居然有这么高的水平感到惊奇。他一边听，一边点头。听完后他紧紧握住这位小女演员的手说：“讲得好，讲得好！”由此他改变了对演剧队的看法，消除了误会与不快，还主动提出可以在他的部队里继续演出《反正》这出戏，用以鼓舞、教育官兵。
1939年2月，张自忠率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离开荆门，迁往宜城县赤土坡。
在荆门的三个月里，张自忠所部军纪肃然，秋毫无犯，与老百姓相处十分融洽，以致离开时群众恋恋不舍。
前来送行的士绅们要求张自忠留下一帧照片。张自忠问他们要去何用，士绅们回答说：“您的部队纪律严明，老百姓都感激。我们准备给您竖碑，把照片嵌在上面以作纪念。”
张自忠却郑重地对他们说：“我的军纪虽严，但部队官兵多，难免没有打扰百姓的事发生，竖了碑百姓不见则已，若一见到，岂不指着像骂我！那样一来，非但不能流芳千古，反而成了遗臭万年。请乡亲们还是在抗日方面多做一些实事更好。”
士绅们听他如此一说，只好作罢。
不过，他们后来还是刻碑于龙泉书院陆九渊祠旁，以志纪念。
宜城在荆门以北约100公里。赤土坡位于宜城以南约十公里，东面与襄（阳）沙（市）公路相临。这是一个有百十户人家、风景宜人的小村庄。
张自忠住在乡绅李子惠家。
总部安顿下后，张自忠派人挨家挨户在全村及邻村对60岁以上老人进行登记。群众均不知其意，大家心中忐忑。没过几天，每个老人都收到一份礼品。老人们来向张自忠道谢。张说：“人人都要尊敬老人，这区区薄礼，略表敬意。”
张自忠住进村里，很快把村中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乡绅王殿臣老母80寿辰，张自忠派人送去一块寿匾，上书“张氏太太八十寿辰”。宾客惊讶之余，交口称赞。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鄂北布防筑长城（4）
张自忠住在这里，还喜欢在暇时到村外散步。一次他遇见一老太太掉进堰塘里。他让护兵救起，问其原由，老太太哭诉儿子李正义等儿女不孝，遂萌轻生念头。张自忠派人把李正义找来，严加训斥，并要处理他。李吓得跪地求饶，连向老母认错，并保证今后改过。张又将其教育一顿，才让其扶着老母回家。
张自忠尊老敬贤的做法，对这里影响很大，孝敬老人在这里遂蔚然成风。
这里是一个穷村。张自忠在这里帮助穷苦村民生活、解决村民生产上的困难的故事很多。为此他这个总司令，受到全体村民的热爱。
1939年9月，为了防备日军进犯宜昌，三十三集团军奉命移防当阳。
临走前一天晚上，张自忠找到王殿臣、王殿武和李子惠说：“由于局势变化，我们明天要走，特来跟你们告个别。这事你们晓得就行了，别声张，免得影响老乡们的活计。”
王殿臣他们听说张总司令要走，知道挽留不住，但想到他的部队待乡亲们的许多好处，又怕不告诉大家会受到乡亲们的抱怨，于是便把口风露了出去。
村民闻讯，备了很多礼品，一清早就聚集在村口，要为张总司令送行。
等了半天不见人出来，这时王殿臣、李子惠等人从村西蛮河边回来说，总司令天不亮便从李家后门出去坐船走了。
村民又涌到河边，见船已开出很远了。
驻扎宜城期间，张自忠还组织政治部宣传人员用讲演、贴标语、演话剧、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和胜利信心。《铁血歌》、《向前走别退后》、《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话剧《松花江上》和《卢沟桥》更是轰动四野八乡，观者人山人海。
五十九军还在宜城成立了许多儿童团，并派一些老兵训练他们战斗；还组织儿童打扫街道卫生、站岗放哨、盘查旅店外来人等，搞得有声有色。
鄂北地区有一条颇有名的百里长渠，西起南梓县武镇谢家台，东至宜城县璞河镇赤湖村，灌溉两县30余万亩良田。
这条长渠，就是张自忠生前倡议修复的，后来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荩忱渠”。荩忱渠的前身，是比成都都江堰还早30多年的“白起渠”，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
白起渠本是白起为伐楚而修建，后来人们用它来灌溉农田。自秦汉以后，渠道兴废无定。到了明代，长渠完全失修，平时无水，雨时成涝，长渠两岸，十年九灾，当地人民，深受其害。
张自忠住宜城赤土坡期间，发现当地很多农田因无水而插不上秧，或插上而无水不能成活。
为了摸清此渠的详细情况，张自忠指示宜城县长陈英武对渠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同时征求民众意见，得知乡亲们盼望修复长渠的愿望十分强烈。
张自忠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和慎重的考虑，1939年6月29日，亲自致电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重。正式提出修复此渠的建议：
恩施，省政府主席立三兄：
顷据宜城各界代表贾世昶等声称：在昔，河西原有长渠一道。上起南漳之王家河，下至宜城之赤湖，蜿蜒七十公里，灌田三十余万亩。嗣后渐次湮没，以致水旱更迭，灾害频仍。若加修浚，岁可增产食粮百万石左右。值此抗战期间，增加生产实为扼要。拟请转电兴修，俾国计民生同受其利，等语。查普国抗战，原以持久为争取最后胜利之惟一途径。前方将士喋血奋斗，端赖后方大量生产以充实抗战资源，而田地丰欠，直接关系军食尤重。该代表所呈各节经详细核询尚属实，情爰为电达，拟请吾兄加以审核，即转令宜、南两县，动工兴修。再，敝部整训期间，并可酌派军队帮助疏浚，以期早日厥成。如何处之，仍祈卓裁见复为荷。 弟张自忠叩
严重接电后，很快复电表示同意。
张自忠遂派代表会同南、宜两县官员和襄阳专员公署所派技士吴兴等，沿故渠逐段勘测，商定修渠方案，早报省政府。省政府即将修渠方案列入预算，并派遣第二勘测队再次赴实地复测，进一步厘算工程量和所需费用，筹划开工事宜。
这时，驻武镇富商大贾闻讯，惟恐“渠通而河涸”，有碍舟楫航行，不利经商，乃行贿赂之伎俩，暗中派人给张自忠送来一箱银钱和很多贵重礼品，以求张将军进言省府，不再修复长渠，当即遭到张自忠严词拒绝。
由于张自忠的鼎力支持，长渠修葺工程于1939年秋末动工。为解决运输困难，张自忠派一八○师一部从黄良沟以船运石至谢家台渠首处，还派部队担负了武镇至宋市间最坚硬土质的土方挖掘任务。
此举受到宜城人民的赞颂。但由于冬季攻势开始，张自忠率大军奔赴襄东，修渠之事无人力主，遂停工不了了之。不过，在张自忠殉国后，省政府曾复议修复长渠，拨法币590万元，将长渠命名“荩忱渠”，但因日军入侵襄阳而停工。抗战胜利后又曾复工，因经费无着再度停工。直到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才复工修建大型水利工程，于1953年完工。张自忠生前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鄂北布防筑长城（5）
1939年8月上旬，蒋介石自重庆来电，召张自忠赴渝述职。
张自忠安排好军中工作，便动身赴渝。到前线来看望他的好朋友陈继淹与他同行。他们乘车到宜昌，再从宜昌乘船溯长江西上，经30多个小时，到达陪都重庆。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金碧山顶，是长江上游第一大城市，是历史名城，也是西南地区工商业中心。市区倚山而建，是著名的山城。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迁都重庆。
蒋介石看中重庆，是由于这里地处西南腹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且水陆交通便利。另外重庆还有“雾都”之称，一年之中，至少有半年笼罩在雨雾之中，这正好成为防御日寇空袭的天然屏障。
张自忠这是第一次来到重庆。重庆此时已是国家的首都，国民政府的要人都聚集在这里。这里有他的许多朋友，有曾同他共过事的袍泽故旧，他素所尊敬的老长官冯玉祥也在重庆。第三十三集团军还在重庆菜园坝设有一个办事处，处长李沂。
张自忠自从1937年底获准回部队重掌军权，他对蒋介石一直感恩戴德，异常尊崇，认为是中国的领袖。在重庆见到蒋介石后，这个观念更为明显。
张自忠在受到蒋介石接见后，立即去歇台子抗倭楼，拜见冯玉祥。张自忠是中原大战后仍对冯玉祥忠心耿耿的少数几位将领之一。他认为自己能有今天，是得到冯玉祥栽培的结果，并且在自己危难坎坷之际又是他伸以援手。冯玉祥虽对他称兄道弟，但他仍恭称冯为“先生”。
冯玉祥受蒋介石排挤，处境大不如昔，虽说名义上是“副委员长”，但实际上是个有职无权的“摆设”。许多旧部投蒋之后，为讨好蒋，对冯惟恐避之不及。张自忠却一如既往，令冯也很感动。
这次重庆见面，两人相谈甚欢。冯玉祥对张自忠在前线取得的胜利，也倍加赞誉、鼓励。
张自忠得知冯玉祥设有一个研究室，专门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就请冯派一位研究人员随他到前线给三十三集团军将士讲一讲抗战形势，以统一思想，鼓舞士气。冯玉祥欣然同意，决定派研究室主任赖亚力赴前线讲学，并派陈天秩到三十三集团军帮助开展政治工作。
张自忠留渝20余日，在离渝时还特地去向冯玉祥辞行。他告别冯玉祥已走出门，忽然又回身进屋，给冯玉祥磕了一个头。这个举动弄得冯玉祥惊愕不已，问道：“荩忱，你这是干什么？”
张自忠眼含热泪，郑重地说：“我这一生是先生培植了我。我活着要一意为国尽忠；我死了也要像个鬼，像个忠魂，不会辱没先生练兵带兵的英名！”
张自忠在重庆也会见了另一位西北军的老长官石敬亭，以及秦德纯、熊斌、肖振瀛等一些老朋友。
1939年，张自忠在钟祥县纺家集集团军总部，接见了著名的美国女作家、名记者，被人们称为“中国人民之友”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史沫特莱在文章中多有赞扬张自忠的地方。后来史沫特莱要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采访，希望张自忠予以批准。
当时正碰上一个重庆派来的高级军官在场。那位军官说：“新四军的挺进纵队是非法的，无权在这个地区立足。”
张自忠立即予以坚决驳斥：“非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他们在敌人后方肃清了许多伪军；他们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抗日团体；他们给我们送来了日军俘虏。那是非法的吗？如果是，什么叫合法？！”
他提笔批准史沫特莱一行访问新四军，边写边说：“这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游击队长是共产党，游击队便是非法的。非法个屁！只要是一个打敌人的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我才不管！”
荆沙地区是重庆的门户。最高统帅部决定固守汉水，确保荆沙地区。
第五战区为了作战便利，划分为三个兵团。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孙连仲为左翼兵团总司令，指挥第三十军池峰城部、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及地方部队。
李品仙为中线兵团总司令，指挥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广西部队和新野、随枣二县地方团队，司令部驻镇平地区观音寺。
张自忠为右翼兵团总司令，指挥郭忏的江防军（辖第二十六军、第七十五军、第九十四军和要塞守备部队、第一二八师）、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辖第四十四军和第六十七军）和第三十三集团军，担任保卫鄂西、鄂北地区的防务。
张自忠右翼兵团布防，以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部占领大洪山地区，阻止京山和山羊店的日军北犯，司令部驻襄河东岸张家集附近；以郭忏指挥的江防军占领泅口洋河以南沙市等地区，阻止敌人西进，江防司令部驻宜昌地区；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司令部驻荆门北快活铺夏家湾；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部担任旧口地区以北河防，并派一部在钟祥以南地区活动，阻止敌人西犯；第七十七军冯治安部担任钟祥以西荆门以东河防，北至贺家集，军部驻荆门；第五十九军为集团军部预备队，防守快活铺东北孙家集、转斗湾地区，并派一部担任襄河东岸长寿店、丰乐河地区的警戒，阻止敌人西犯。
同时以第七十五军周碞部集结在当阳地区，为右翼兵团部预备队。
由于鄂北地区之第五战区部队对日军控制的武汉三镇及平汉铁路交通构成严重威胁，因而日军趁我军立足未稳，频频向我发动攻袭。
1938年11月下旬，日军以一个团向襄河东岸的京山进犯。
张自忠事先得到了这一情报，便命令三十八师一一四旅埋伏于孙家桥，以两个团配置于鸭子山，另以小部队与敌接触，诱敌深入。及日军进至孙家桥，一一四旅猛烈出击，鸭子山之两团伏兵则猛攻敌之尾部。日军首尾难顾，伤亡800余人，并遗弃大量军用物资，狼狈逃窜。
这是张自忠驻防鄂北的第一仗。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鄂北布防筑长城（6）
12月上旬，不甘心吃败仗的日军又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分两路向我军进犯。一路沿洋梓、随县进攻襄河，一路进犯京山、孙家桥一带的三十八师。
因左翼军随县、洋梓阵地相继失守，三十八师黄维纲师长向张自忠报告说：“左翼友军失利，撤退后，我军孤立，可否暂时转移，以防不利。”
张自忠不准：“紧要关头，要继续战斗，不准后撤，要知道战斗越接近胜利，困难越多，我们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保住一切！要信心百倍，去争取最后胜利。最后胜利归于最后努力者。”
官兵们在总司令的鼓励下，不顾危险、英勇杀敌，顶住了日军多次攻击，掩护友军安全脱离危险。
1939年初，日军四个联队分三路向第五战区进犯，一路沿襄河左岸犯我襄河枣阳；一路由信阳犯我桐柏；一路由钟祥沿襄河东岸向樊城进犯。
五战区长官部命孙连仲兵团守南阳，命张自忠坚守襄河，阻击日军，以确保战区与后方畅通无阻。
张自忠命令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杨干三团急渡襄河，在流水沟阻击三路进犯之敌。敌军败退，杨团追敌30余华里。敌人在溃逃中又遭一一二团截击，伤亡惨重。
一一二团奉命从左路追击，到耗子岗时天已拂晓，发现山下日军正整顿队伍。张文海团长、高家凤营长居高临下，急令队伍向敌人发起闪电式的猛击，当场击毙敌联队长一人，全歼一个联队，缴获战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
1939年2月，三十三集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