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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权柄-第1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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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他人的生死祸福的快意。   
但尽管如此,当他走梁太后所居的宫殿之时,依然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兀卒,你来了。”殿中梁太后的声音,依然一如既往的从容。这让秉常感觉到一阵不舒服。   
“母后,我来了。”秉常用一种胜利者的语气宣布着,注视着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梁太后。这个人,既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也是他的政敌。不共戴天的政敌!秉常并没意识到,他的脸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扭曲得极度的狰狞。   
梁太后只是淡淡地看着秉常,露出一丝含义不明的微笑。   
“兀卒现在已经真正不愧为景宗皇帝之孙了!”梁太后笑道,她微笑着望着似乎感觉到有些惊愕的秉常,几乎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她期待这一切已经很久了。但这微笑很快凝固成寒冷似的冷酷,“景宗皇帝是踏着他父亲的尸体走向霸业的,现在轮到你了,兀卒!”   
“行大事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可以六亲不认,可以认贼作父!大夏国一定要掌握在一个比祁连山上的寒冰还要冷酷无情的君主手中。”   
秉常那胜利者的错觉在一瞬间便散于云烟。望着面前的梁太后,秉常只觉得一阵茫然。在心里酝酿了无数的罪状,准备痛快淋漓的指责着她,让她后悔,让她害怕,让她向着自己哀求!但到此时,秉常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到底是她赢了?还是我赢了?   
一种被戏弄的感觉让愤怒瞬间充斥着秉常的大脑,他的手不觉抓紧了腰间的佩剑。   
“兀卒!”耶寅望着秉常,他感觉到一种危险的气息。受到华夏文化影响的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自己的君主背负着弑母的恶名。   
但就在他出声的同时,秉常拔出了佩剑,雪亮的剑光耀映着梁太后苍白的脸,剑尖与她的咽喉,相距不到一寸。   
但秉常的剑却没有递出,他只是紧紧的咬着牙,用力捏住剑柄,剑尖笔直坚定的对着他的母亲——他一生中最强大的敌人,他的脸色因为铁青与僵硬显得异常的狰狞,被这样凶狠仇视的目光所震慑,耶寅不由自主的又叫了一声:“兀卒!”但这一声呼唤,在这空荡荡的殿中,几乎轻微的让人听不见。   
秉常如同燃烧般的眼眸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依旧镇定自若的母亲:那苍白的脸上,丝毫没有惊惶,甚至还有浅浅的笑容,她的目光深遂而宁和,似乎有着包容一切的平静,但正是这种平静与包容,让秉常感到更加的愤怒,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间觉得她此时的目光有些象母亲了,“可是太晚了”,他愤恨的想,“景宗皇帝是踏着他父亲的尸体走向霸业的,现在轮到你了……”那熟悉的声音不停地在他耳边回荡,仿佛慈爱的叮咛。难道她等待的也是这一刻么?等待她唯一的儿子以这样方式成就霸业,所以她没有恐惧,没有哀求,只有欢喜,只有期待?   
秉常嘿嘿的冷笑两声,但这声音发出来之后,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因为这根本不是人的声音,竟象是野兽发出的嗬嘿声。他更加用力的握紧了剑,剑尖一分分的向前递出,可对面那容颜上的表情却似是不会改变一般,他忽然间有种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沮丧感觉,兵变成功的喜悦在瞬间荡然无存,赢了吗?真的赢了吗?他有片刻地恍惚,便在这一瞬间,一股温热的液体忽然溅上他的脸,鲜亮腥红的鲜血漫过他的视野,一个沉重的身体坠挂在他的剑上,令他几乎把握不住手中的佩剑。   
是梁太后自己撞上了剑尖!!!   
耶寅脱口惊叫了一声,但他随即马上明白——胜利了,彻底的胜利了!他毫不犹豫地屈膝跪倒,大声道:“兀卒,太后旧疾复发,痰涌气塞,遂至大渐,于未时仙驭升遐!请兀卒节哀顺便!”禹藏花麻也随即跪倒,沉声道:“兀卒节哀!”   
但秉常却只是神情索然地望着梁太后的尸体,仿佛全然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   
“黔首石城漠水边,   
赤面父冢白高河,   
高弥药国在彼方   
……”   
茫茫人流之中,忽然有人高声作歌,一人歌,百者应,间杂着低低的呜咽与凄楚的胡笳乐声,似乎也汇成了河流,随着人流,一齐涌向那不可预测的远方与未来。   
这是夏人怀念故乡的歌谣,几百年前,他们受吐蕃的威迫,迁移来此,历数百年经营,建立了兴盛强大的大夏国,但他们的心中,依然怀有对故乡的深深眷恋,这曲歌谣就是他们心声的诉说,如今,他们又要离开自己的家园了,要迁往一个虽在疆域之内,却又是无比陌生的地方。这又是一场离别,几百年的轮回,这美丽富饶的塞上江南,竟不知何时才能够归来?那遥远的西方,又将有怎样的命运在等待这个无比顽强的民族?   
秉常勒马于一座小山丘上,注视着那从兴庆府一直延伸到贺兰山下的人流,他听到他们眷恋凄凉的吟唱,他看到他的子民们痛哭流涕纷纷捧起地上的黄土,珍而重之的包裹在手帕里,然后藏在最贴近胸口的位置,他们将要离开,他们不知道前方的路,究竟会如何坎坷,也不知道归期,所以他们已经提前将对兴庆府的眷念化成了乡愁,含在这首古老的歌谣中吟唱不休。   
但秉常却相信,他的子民们必将归来,或许归期遥远,但他坚信,他必将再次带领他的子民们重新归来,来到曾属于他们的兴庆府,或者走到更接近中原的土地上,一切的繁华都可以重建,只要他们都还怀有战胜困厄的信心,大夏国就永远不会灭亡。   
“兀卒,这已经是最后一批撤离兴庆府的百姓们了,”耶寅低声说道:“咱们也应该动身了!”他看着那涌向远方的延绵数十里的人流,安慰道:“兀卒,你一定能中兴大夏的!”   
“我一定会!我们还会再回来!”秉常看着他的子民们,仿佛是发下誓言,他忽然仰起头,看着贺兰山,道:“记住今天这个日子!永远不要忘记!”   
“大安七年二月初二……”耶寅喃喃的道,在这个迅速成熟起来的年轻君主面前,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大安七年二月初二!”秉常重复了一遍,忽然侧首向身后的耶寅道:“不,今天是兴庆元年二月初二!”   
“是!今日是兴庆元年二月初二!”耶寅跪倒在地,声音哽咽地重复了一遍。   
“我要到景宗皇帝的陵前,向他谢罪,也向他盟誓,终有一天,我还将带领我们的子民归来,祭祀列祖列宗的英灵!”   
虽然暮冬刚过,冰雪才消融不久,但大夏王陵前的春草已经生发,错乱的布在苍凉的黄土地上,虽然稀疏,却也是象征着新生的希望。   
秉常远远勒住马,然后脱掉靴子,扯开束发的冠带,就这样在群臣的注目之下,跣足散发地踏着初春的寒冰,一步步走向大夏国最伟大的君主夏景宗李元昊的陵墓,然后重重的跪拜在前代君王的墓前,他将脸埋在黄土之上,用自己的嘴唇亲吻着那泥土,似乎是想永远的记住这土地的滋味。   
“景宗皇帝英灵为证!不肖子孙秉常在此向列祖列宗发誓:我们必将归来!”   
第九集 尾声   
“一郡官闲唯副使,一年冷节是清明。春来春去何时尽?闲恨闲愁触处生。漆燕黄鹂夸舌健,柳花榆荚斗身轻。脱衣换得商山酒,笑把《离骚》独自倾……”   
汴京大相国寺附近的一座酒楼内,两个中年男子正对坐浅斟,坐在东首的男子约摸三十来岁,面容削瘦白净,模样虽不能说英俊,但一双眸子却是深遂得似是见不着底,端端正正坐在那厢,便自有一种从容华贵的气度,看起来是常居人上者,却又绝不似王孙公子之浅薄,倒象是礼绝百僚的大丞相。只不过此时,他那淡淡的微笑中,却似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与不甘,虽然极力掩饰,但毕竟还是流露出些许来。与他对坐于西面的,却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胡子,神貌清奇,举止极是豪迈洒脱、倾荡磊落。二人边喝酒边倾听歌妓弹唱着这曲《清明日独酌》,一曲弹尽,便听那大胡子笑道:“王元之的气度,总是小了几分。功名余事,大丈夫有甚‘闲恨闲愁’?”说罢,有意无意瞥了东面的男子一眼。   
那歌妓听他此言,抿嘴笑了笑,心里却颇不以为然,当下素手微调,改了一首曲调,漫声唱道: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碧深。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一曲唱罢,向着大胡子敛身笑道:“石学士的这曲《满江红》,未晓官人怎生评点?”   
那大胡子戏谑地看了一眼东首的男子,哈哈大笑,道:“石学士的词固然是极好的,只不过这笔酣墨饱、苍凉悲愤之声,还须得关西大汉来唱……”   
东首那男子听到此言,却是猝然咳嗽数声,一口酒水全喷在衣襟上,一脸狼狈地望着大胡子,尴尬地跟着干笑,察其形色,倒似是做贼的人被当场抓赃了一般。   
那大胡子见他这般神色,既觉诧异,又觉好笑,一时忍俊不住,笑得前仰后俯,连那歌妓也不禁捂着嘴,轻笑不已。   
便在这当儿,从窗外楼下传来一阵铛铛地敲锣声。那歌妓是久历红尘的人,生怕东首那男子羞恼,此时正好趁机解围,笑道:“这两个月大相国寺说书的李秀才病了,换了他儿子唤作李十一郎的,也是不中举的秀才,竟不料是个说书中的状元,说得比李秀才强过十倍,每日听他说书竟是里三层外三层,这会正是他在敲开场锣呢。”   
那大胡子摇摇头,不以为然地笑道:“不过是些神神鬼鬼、因果报应,不过亦足以激励世道人心罢了。”   
“官人这回可是说差了。”那歌妓眼波流转,嫣然笑道:“这李十一郎说的,却非是因果报应之事。”   
“那也不过是说三分罢,终不过三分实七分虚,虚妄不可信。”   
“官人又猜差了。李十一郎说的,亦不是三分。”   
“哦?”这回不仅大胡子,连东首的那个男子,脸上都露出惊讶之色,须知当时说书的艺人甚多,但要么是说些真假掺杂的历史,要么就是说些神神怪怪的故事。   
那歌妓见二人神色,不由得掩袖一笑,道:“这李十一郎说的,皆是本朝之事。便是去年,熙宁十四年,石学士如何讨伐西夏,夏主如何举国西迁,吴镇卿将军如何至贺兰山勒石而返——这种种故事,京师说书人不下数十个,皆各说各话。奴家也曾听过一二,其中荒谬不可信者,十事中只怕有九事。惟有这李十一郎,虽操贱业,却有班马之志,所说之事,合情合理,虽未必全是事实,但也算是不违圣人之教,强过他人百倍。”   
大胡子似是被她勾起了兴致,移了移身子,笑道:“一个说书的,如何便说他‘有班马之志’,又说他‘不违圣人之教’?只怕是言过其实。”   
那歌妓见他不信,笑道:“奴家听说过班固马迁,是世之良史,能秉笔直书,继圣人之遗志,使乱臣贼子惧。那李十一郎虽在市井之间,却能摭采事实,宣讲朝廷平西盛事,不涉褒贬而功过自现,虽未必能藏之名山传之千古,但其心其志,若依奴家看来,却是与班马无异哩。”   
这歌妓所说之话,原本并不涉及忌讳,但东首那个原本一直微笑的男子,脸色却突然间黯淡下来。大胡子的笑容也变得不那么自然,一双眼睛盯着自己手中的酒樽,若有所思。   
原来这两个男子,都是大宋熙宁朝赫赫有名的人物。坐在东首的那位,便是曾经以一介书生而领兵伐夏,收复兴灵平夏数千里江山的石越,如今官拜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枢密副使,熙宁朝之中,无论是声望、功绩,皆无人能比。而那个大胡子,却正是执熙宁朝文坛牛耳的苏轼苏子瞻。   
便在一年之前,也就是熙宁十四年,在宋军的攻击下,夏主秉常兵变成功,尽诛梁氏,夺回政权,然后便开始断然举国西迁,前后历经三个月的时间,沿途付出惨重的代价,终于到达沙漠中的黑水城。西迁途中,除了要面对种种自然灾害之外,一路之上,还不断有贵族煸动叛乱,甚至整个部族整个部族的偷偷跑回去向宋朝投降,最终,出发之时包括妇孺老幼一共约二十余万人口,到达黑水城时,军民全部竟不足十万。括检还控制在西夏手中的河西走廊之甘州、肃州、瓜州、沙州,西夏总人口不足二十万,兵员不过七万而已,其中精兵竟不过三万余人。对比最盛时西夏精兵五十万的国力,真是让人唏嘘不已。但这还已经是极大的幸运,因为禹藏花麻在兴庆府大布疑阵,宋军直到寒食节后,才由侦骑获知兴庆府已经人去城空,只留下一名使者手持秉常向宋朝皇帝的谢罪奏章等候宋军的到来。而此时,最后一支西迁的队伍,早已经翻越贺兰山了。   
虽然种谔与吴安国磨刀霍霍,准备深入大漠追击西夏人。但是他们雄心勃勃的军事冒险计划,却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最终不得不宣告夭折。   
与此同时,帝国却在南方开始了另一场可以用“冒险”来形容的计划。   
在罗氏鬼主与何家堡的帮助下,宋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平定了乞弟之乱。但这过于轻易的胜利,却也让大宋朝廷对其军事实力的信心,极度地膨胀起来。   
熙宁十四年五月,皇帝颁布诏令,益州路、黔州路、广南东西路,所有羁縻州县,逐渐皆要改为普通州县,由朝廷派遣官员治理,原有知州、刺史,皆不再世袭,而代之以相应的勋阶世袭。并且同时要编制户口、丈量土地、厘定租税、清查钱粮、建立学校。   
同时,在荆湖南北路、福建路,将山中蛮夷纳入编户齐民,成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条件。   
在荆湖南路治绩显著,官声颇佳的苏轼,就是因为屡次上书反对朝廷“生事之举”,结果被吕惠卿“推荐”担任大宋朝驻辽国的使节。   
石越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却完全无能为力。   
自从西夏事了之后,他竭力想阻止的,就是吕惠卿想要推动的这项政策。然而,在熙宁十四年五月的时候,他却陷入了另一个漩涡当中,几乎无力自拔。   
大宋朝野中,为了封赏石越的问题,惹出了轩然大波。而石越身不由己的,处在了一个极为敏感的地位。   
石越其实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在他的奏章中,他将一切功劳都推得干干净净。从吕惠卿、文彦博,到范纯仁、陈元凤,到前线的将士,总而言之,若只看石越的奏章,便会让人以为这一场战争的胜利,石越其实什么事也没做,不过是挂了个虚名而坐享大功。   
但是,石越虽然有意韬晦,他的功绩却是无法掩盖的。   
朝廷当中,文彦博、吕惠卿、司马光三人罕见地持同一意见:石越应当拜观文殿大学士、枢密副使。   
他们的理由都是相同的,而且非常有道理。   
当年身为枢密副使的曹彬平江南,以功绩来说还在石越之上,但是宋太祖也没有封他为枢密使,只是赏钱,荫其子。而仁宗朝狄青平侬智高之乱,回朝后亦不过是枢密副使。后来议者以功太薄,终于封他为枢使,结果却间接害死了狄青。   
所以,如果皇帝想为了石越好的话,枢密副使便是保全之意。   
于是,赵顼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拜石越观文殿大学士、枢密副使,赏钱四十万贯。   
本来此事到此为止,是皆大欢喜的局面。皇帝不用担心石越名爵过甚,吕惠卿暂时将石越拦在了尚书省之外,文彦博、司马光认为保全了石越,而石越也避开了功高震主之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枢密副使与枢密使,也没甚么本质的区别。   
然而,宋朝的事情不是由皇帝说了算的,也不是由宰相、枢密使说了算的。就算石越没有意见,满朝的大臣们,在野的士子们,却未必没有意见。   
敕令颁布当天,为石越鸣不平的奏折便在通进银台司高高垒起;宋朝所有的报纸,也都不约而同地为石越叫屈。   
更为过份的是,甚至还有人写信劝告文彦博与吕惠卿应当避位让贤。   
文彦博把写给自己的这些信一笑之后,全部烧掉。但是吕惠卿却是一笑之后,恭恭敬敬地呈给了赵顼!   
赵顼被彻底激怒了。   
他将所有为石越叫屈的谏官全部贬出汴京,又以事涉军国机要为名,禁止报纸议论此事。然后连颁十余道诏书,把一些为石越说话的大臣骂了个狗血淋头。顷刻之间,许多的官员眼见风向不对,立刻摇身一变,开始攻击起石越来。一个“朋党”的罪名,眼见着就要扣在石越头上。   
面对这样的局面,石越几乎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熙宁十四年五月起,直至熙宁十五年,七个月间,他只得一直闭门谢客。除了朝参之外,几乎足不出户,连枢密院的事情都不敢过问,更遑论什么“改土归流”!   
好在赵顼并不是真的想把石越怎么样,加上文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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