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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统认为他批准的计划是，万一流亡分子未能守住并扩大一个滩头堡的话，他们就可以根据计划与山区的其他叛乱分子一起展开游击战。事实上，他们接到的却是相反的指示，即万一失败，就退到海滩上。他们曾使总统相信，附近地区是不适宜于展开游击战的，而且绝大多数突击队成员全没有受过游击战训练；他们原来使他确信流亡分子可以逃往埃斯坎布雷山区，但从海滩通往该山区有八十英里，道路如此漫长，而且到处是沼泽地带还布满了卡斯特罗的军队，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现实的可供选择的办法。负责这项行动计划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甚至从未计划这样做，而且他们既未告诉总统他们认为这种选择是不可取的，也没有告诉流亡分子这是总统的计划。
3．总统认为，他正在让古巴流亡分子——以其革命委员会和突击队领导人为代表——去作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在没有美国明显的支持下为了解放他们的国家而使自己冒生命和失去自由的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突击队员都有一种错觉，即认为在必要时，美国武装部队会公开和直接地援助他们，以消除空中威胁（估计会用喷气式飞机），保证他们的弹药供应并使他们免于失败。这一错觉显然是在他们同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中产生的。他们也错误地推测，一支更大的流亡分子部队会和他们一起登陆，古巴的地下组织或游击队会同他们会合，而且在岛上另一处的登陆也会牵制住卡斯特罗的部队。（实际上，一种小规模的牵制性的登陆是列入了计划，但是在两次尝试后被取消了。）总统并未获悉他们的设想，正象他们也不知道总统的设想一样。同样地，革命委员会基本上未被告知登陆情况，而且基本上和突击队失去了联络。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塞·米罗·卡多纳博士认为只有美国武装力量可以推翻卡斯特罗，但他也没有把肯尼迪的密使送来的信件传达下去，这封信说美国不愿给他们军事援助。
4．肯尼迪总统认为他批准的这项计划，预计将在古巴地下组织、叛逃军人，以及到一定时候还有叛变的人民的一场起义运动等配合之下，来取得成功。事实上，卡斯特罗的名望和他的警察国家所采取的手段，辅以轰炸和登陆行动后立即进行的大逮捕，其作用竟然远比行动计划的制定人所声称的更为有力。而且，计划制定人不惊动卡斯特罗的部队就无法使地下组织警觉起来。正如古巴地下组织不信任流亡分子中的某些右翼领导人和突击队成员①一样，中央情报局也不信任他们中的某些左翼领导人，这种情况进一步损害了合作。结果，虽然突击队在登陆后也受到某些叛变军人和村民的帮助，但是他们事实上并没有策划过、也不可能开展配合性的起义活动或是地下活动，特别是在突击队进行战斗的短暂时间内更是不可能的事。总之，总统在批准这项计划时认为只可能有两种结果——或者发生一场全国性的起义，或者是逃亡到山区去，可是实际上这两者都是极不可能的。
①这些右翼领导人和突击队成员的参加是与总统的指示相违背的。总统指示，应把一切亲巴蒂斯塔的嫌疑分子从行动计划中清除出去。
5．总统批准这项计划并仓促予以实施，是由于他认为卡斯特罗往后将获得挫败这个行动的军事能力。事实上，卡斯特罗当时已经具备这种能力。肯尼迪被告知，卡斯特罗只有一支过时的、不起作用的、不处于战斗状况的空军，猪湾一萨帕塔沼泽地区既没有通讯系统，附近也没有部队。但是，所有这些报告都是错误的：预期的大规模的军事叛变并没有出现；卡斯特罗的T－33型喷气教练机比预料的要有效得多；而且卡斯特罗的部队开往滩头阵地打垮流亡分子队伍所用的兵力、装备和速度，全远比各种估计所预料的为强。实际上，计划制定人员大都忽视了那些喷气教练机，而这些飞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弹药的损失和其他的失败。
总统批准这项计划之前得到保证说，它将既是秘密的又是成功的。但是事实上他发现这项计划的规模既太大，以致于不可能保守秘密，又太小，以致于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有一万或两万名流亡分子象他们那样勇敢和出色地战斗，也许能完成这项计划，但这决不是一千四百人所能做到的。泰勒将军后来检讨这件事时，发觉整个计划在军事上是很勉强的：突击队人数太少，空军飞行员太少，替换疲劳的领导者的副指挥人员太少，补充战斗伤亡人员的后备兵太少，而遇到的意料不到的障碍则太多。例如，突击队指望用外装马达的小船穿过海图上没有标明的暗礁实施夜间登陆。即使有充足的弹药并控制住了天空，即使再有两次比先前规模大两倍的空袭，如果没有美国军队或古巴人民的大力协助，突击队还是不可能从滩头堡突围出去或者支持得更长久的。但两者都不可能实现，因此突击队在猪湾的胜利也决不可能实现。
总统实际上批准的计划和他认为自己所批准的计划，这两者之间存在的上述五个根本差距，至少是由于三个原因造成的：
1．这些差距的出现部分是由于总统和他的政府不熟悉情况。他并不完全了解他的各个顾问的能力和弱点。他还没有感到他能凭自己的直觉而不尽信公认的专家的判断。他还没有使决策过程去适应他自己的要求，也没有从中把难题拎出来，或者确保决策通过之前，他能充分了解情况，以及防止一些未定方案过迟提交给他，以致难以更改。他的顾问们也不象后来那样对他那么坦率，那么随便地批评彼此的工作。
2．这些差距的出现部分是由于认为时间紧迫和需要保密，以致除了计划制订人员和赞助人员外，任何别人全无法仔细考虑这项计划和它的是非曲直。只有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有机会研究和考虑计划的细节。甚至只有少数官员和顾问知道有这项计划。在总统和这少数人员举行的会议上，行动计划的备忘录总在每次会议开始时才分发，而到会议结束时则又被收回，这样与会者实际上不可能进行任何有系统的评论和提出可供选择的办法。整个这项计划似乎在神秘地、毫不动摇地进行着，直到付诸实施。而总统则既不能牢牢地掌握它，也不能推翻它。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届总统的任期内，这项计划的形成、修改并强制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并没有对政策和程序作出任何明确的说明。在任何关键性的会议上都没有出现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也没有提出切实的可供选择的办法来（有一种考虑认为要组成一个真正的流亡政府，使这项计划具有比较名副其实的“内战”色彩，而在此之前，暂不采取行动）。政府对成功的可能性和失败的后果都没有进行现实的估量。既然假设美国并不公开卷入，那么撤回一项先入为主的计划看来比听任它进行下去所产生的问题要困难得多。
3。最后，这些差距的出现部分是由于新政府本身尚未完全组织起来以适应紧急计划，这使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内那些先前负责制订这项计划和赞助这项计划的人能够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同僚都同意，肯尼迪自己却觉得——因为他在“决定性”的会议上亲自征求过每个出席人的意见——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协调委员会或者内阁举行的不论多少次正式会议，也不会作出任何不同的计划（事实上，这种行动计划决不会在大型的正式的会议上予以考虑）。一年半后，他讽刺而幽默地评论说，“被邀请来提意见的行政部门的每一成员的意见是一致的——然而这种意见竟是错误的。”实际上，这种意见似乎并不那么一致，也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参谋长们认为该项计划军事上是可行的这件事，特别使他愤怒。可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只对计划作了有限的、局部的研究；而就每个个人来说，他们对计划的情况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由于这项计划是由另一个机构负责制订的，并且也不直接使用他们的部队，因此他们在审查时便不象他们本来会做的那样严密，那样爱挑剔毛病，而且他们考虑问题的依据是中央情报局对卡斯特罗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所作的估计。此外，他们本来批准的计划是要求在埃斯坎布雷山麓的特立尼达城登陆。当特立尼达由于太引人注目而被排除时，他们挑选了猪湾作为最好的替代地点；而他们却没有告诉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这个改变，他们两人仍然认为特立尼达比猪湾合适。
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虽然有许多能干的军官为之服务，却并没有这种作战行动所要求的那类全面的军事参谋人员。它的建立和人员配备本来不是为了组织不能保密的大规模行动的。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总统都到太晚的时候才发觉，从远离事件发生地点一千多英里外的华盛顿，而且又没有更为适当的直接可靠的通讯工具，是不可能一步一步地指挥这样一次作战行动的。然而，中央情报局对这项行动计划的严密控制，使总统和古巴流亡分子部队大都不了解彼此的想法，并且它的狂热性使它无视关于卡斯特罗也拥有政治和军事力量这一明确的事实。虽然这些材料是由英国和美国国务院的情报机构提供的，甚至是由报纸报道的。
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其说是受到力求谨慎和成功的想法所驱使，倒不如说是受一种要对卡斯特罗迅速采取行动的迫切心理所驱使。总统对军事和情报的估计提出过一些疑问，可是答案都是由那些最支持该项计划的专家提供的。总统在白宫又没有他自己的军事情报专家。原来应由总统告诉官僚们：必需采取行动，并要求他们制定出某些措施；实际却倒过来由官僚们告诉总统：必需采取行动，而且办法也早已制定好了——而总统的批准与否似乎是对他的勇气的一种考验。
然而我们指望中央情报局和军方对他们自己的计划持有必要的客观性和怀疑态度，这种想法不但在现在，而且在当时也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国务院和白宫那些参与这项计划的人中有些是对此有疑虑的，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坚持己见。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害怕在同事的心目中被视为“软弱”或胆怯的表现，部分则由于他们对新总统和他们自己的任务不够熟悉，部分也由于他们对美国的参与已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感到满足。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那些限制是否会使计划受到致命的削弱也曾有所怀疑，但是他们也没有坚持己见。
然而，我在上面所述的一切，全不应被看作要想更改约翰·肯尼迪自己所下的论断——即责任是在他身上。虽然他并没有购买枪炮，装上弹药，亲自开枪，但是他表示了同意开火。根据他自己坚守的要担负行政责任的原则，他只能“认罪”。
此外，他自己的错误很多、很严重。他决不应该认为，他新上任就取消有声望的专家和勇敢的流亡分子的计划会是自高自大和专横放肆的表现。他决不应该在他就职头一年这么早的时候就允许执行这个计划，因为他对那些向自己提供意见的人并不了解，而且他对计划本身也还抱有极大的怀疑。他决不应该让他自己反对卡斯特罗的激烈情绪（对他说来是不寻常的）和对舆论的考虑（他尤其担心由于取消一项除掉卡斯特罗的计划而会受到攻击）去压倒他内在的怀疑。鉴于不可能让突击队留驻在危地马拉，他应该设法让突击队转移到某一别的营地去，同时更仔细地考虑它的前途。即使他解散了突击队，其后果比之他这次所作的选择也显然要和缓些。
由于他不愿通过国防部进行一次公开的军事行动，他本应该完全放弃这个行动，因为这是中央情报局力所不及的。他应该坚持要求他的参谋人员发表更多的怀疑意见，并且对赞成这项计划的人说明对他们的勇气不应有什么疑问。
他应该认识到，在没有战时新闻检查的条件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他希望使这样庞大的准军事行动保持秘密是不可能的。等到说有一次重大入侵的传闻四下传开时，他就应该重新审查整个计划。实际上，在迈阿密的古巴难民、美国报刊和卡斯特罗政府早在这些计划确定之前，就都在谈论“秘密”训练营和入侵计划了。
最后，他应该更多地重视自己的政治上良好的才能，并对那些具有政治见解、对古巴和拉丁美洲政治以及未来古巴政府的组成问题等确曾直截了当地讲出不同意见的人（如富布赖特和施莱辛格）予以更多的注意，而不应仅仅听从拉丁美洲专家小阿道夫·伯利和托马斯·曼的意见①。当他和迪安·腊斯克权衡这项计划悄悄地和成功地实行后在国际上产生的后果时——他们断定这种后果是可以接受的——他也应该权衡一下如果这项计划既不能保密又不成功所产生的后果——因为那种后果是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可是约翰·肯尼迪这一次听任他的主观愿望压倒了他的疑虑，因而他对于失败的可能性始终就没有充分予以考虑。
①施莱辛格确实起草了一份关于卡斯特罗背叛革命的极好的白皮书，但是那个文件内包含的理解同登陆计划内包含的前提，两者之间有着过大的差距。
当失败来临时，它的打击是沉重的。星期二在内阁会议室延续到午夜以后的会议是一派忧郁的估量形势的情景。总统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国会招待会后，仍然穿着夜礼服戴着白领带。这时新暴露出来的种种情况，说明他的预料和设想是多么错误，这使他感到震惊。他不愿同意军方和中央情报局所提出的要求，即要美国武装力量承担起那种公开的义务，因为在他看来，那就将迫使美国武装部队发动全面的进攻。他说，这只会削弱我们在全球同共产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力量。他派遣施莱辛格和伯利作为私人使者到佛罗里达州去看望愤怒的流亡分子政治领导人，他们已被中央情报局禁止与外界接触。最后，在清晨四点左右他下令进行那次注定要失败的“为空中掩护所提供的空中掩护”之后，又与那些在所有官员离开后还留下来的助手们半心半意地谈了一些话，便走向白宫的南草坪，独自沉思了一会儿。
星期三，由于突击队在萨帕塔遭到围歼，他在一整天令人苦恼的会议和汇报中下令美国海军和空军尽可能地多救出一些人来。他还按照施莱辛格的提议，同坐飞机从佛罗里达州飞来的流亡分子政治领导人会谈。他发觉他们对他尽力使这场战斗限于古巴人之间的决心十分谅解，而据他们后来说，他们也发觉他对他们极为关心和谅解，特别是对那些有儿子在突击队里的人。总统告诉他们，“在大战中我失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夫，我多少知道一点你们的心情”。说实在话，仅仅是语言并不能表达他的心情，因为在随后的长时期里，我注意到他觉得他个人应对那些阵亡的人负责（与卡斯特罗的沉重损失相比，这次阵亡的人少得出奇）；我也注意到，由于美国政府在导致这1，113人被俘监禁的问题中也有责任，因此他决心首先要阻止卡斯特罗处决他们，并设法使他们获释①。
①大约一年零八个月后，在1962年圣诞节前夕，由于肯尼迪对卡斯特罗发出的严厉警告而保住了性命的俘虏，在价值五千三百万美元物品的交换下获释了。这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行动是由司法部长指挥，并由代表古巴家属委员会的詹姆斯·多诺万律师去与卡斯特罗谈判的，它并没有使用财政部或中央情报局的任何经费，而完全是用公众捐赠的药品、婴儿食品、医疗设备和类似的非禁运的生活用品来交换的。从1961年6、7月起，各种谈判的尝试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虽然这一行动基本上是由私人负责和筹措资金的，总统却为他的政府通过免税、协作、调拨剩余粮食和给予鼓励等方式所提供的帮助感到自豪。在突击队领导人获释后，总统和第一夫人在棕搁滩的家里接见了他们，被他们的仪态和精神深深感动了。两天以后，在奥兰治圆形竞技场对突击队员及其友人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总统预言，突击队的旗帜总有一天会在“自由的哈瓦那”上空飘扬。
总统在公开的场合以及同他的大部分新同僚在一起时，总表现得满怀希望、镇静自若、精神振奋，他朝前看并避免斥责别人的冲动。他要求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负责调查实情，不是要确定是谁犯了错误，应受惩处，而是要弄清楚是什么地方错误不当，须予以纠正。当世界各地的群众和外交官同声怒斥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及其欺骗和侵略行为时，他私下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