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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个可能采取的行动是：考虑定于星期二降低“应缴的保证金”——股票购买人赊购股票时必须交付的现金的百分数。除了修改一下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条例外，不需要制订什么立法就可把这项现款保证金从当时规定的70％降低到50％，这样就鼓励更多的投资人能够购买更多的股票。
经济顾问委员会赞同立即降低应缴的保证金，部分原因是以此表明总统的决心（虽然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特殊地位，总统只能要求而不能命令委员会去做任何事情）。但是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缺乏信用贷款是市场上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别人则认为，任何紧急行动都可能被解释为承认有严重的困难。与此相反，大约六星期后，应缴保证金悄悄地降低到50％。到了10月下旬，市场又开始繁荣起来，在5月恐慌的一年以后又回升到1961年12月的高度，并从那个高度上继续上升。
3．在5月29日的会议上考虑采用的第三个方案是，把所得税“暂时”削减五十至一百亿美元，这个在那年夏天余下的时间里一直考虑着的方案主要是同总的经济情况而不仅仅是同股票市场有关的。这个方案将应用于个人和公司，并将持续一年或更短的时间。经济顾问委员会是赞成这个方案的，除非经济情况好转。财政部长狄龙是反对这个方案的，除非经济情况恶化。总统则暂时未作决定，等着看看经济情况向哪一方向发展。一星期后计划再开一次会，而在整个夏天定期召开了几次类似的会议。
甚至在第一周内，压力就增加了。参议院民主党督导汉弗莱要求临时减税。商务部长霍奇斯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财政部长狄龙则在公开的听证会上向参议员伯德保证，没有打算作出任何这样的安排。总统因为内阁成员在他作出决定之前就公开使他在两方面承担义务而感到恼火，同时还因为报界推测他已经私下决定“暂时减税”而感到不快。
在6月6日的会议上，赫勒对经济情况感到更为悲观。他受到白宫外的顾问塞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的支持。这两个人使用的语言击中了总统的痛处。他们尽管没有预见到1962年将有一次新的衰退，却感到：
对可能出现一次所谓“肯尼迪衰退”的审慎估计，已经第一次
不再是可忽视的了。……肯尼迪政府在经济上的首次进展可
能不会超过艾森豪威尔政府最后一次历时二十五个月的恢复
期。……美国为什么不能采取防止不必要的衰退所需要的主
动行动呢？……只有及早实行减税似乎才能及时给予经济以
它所需要的刺激。
6月底，塞缪尔森已经把1962年出现一次衰退的可能性从20％提高到50％。到7月中旬，塞缪尔森和索洛说，他们代表“政府内外大多数经济学家”①断言，如果不实行暂时紧急减税，1962年的利润、生产、就业和总产值的损失将成为“正在形成的衰退”的特征。沃尔特·赫勒担心在“融雪以前”出现下跌的趋势（在他的出生地明尼苏达州，雪融得迟些）。洛克菲勒和劳工，商会和美国人争取行动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的经济学术顾问，都极力主张在1962年实行减税，虽然他们对减税的方式却分歧很大。
①虽然并不代表加尔布雷思，他在海外继续向总统提出意见，阐明增加公共开支的好处。
但是在那年夏天我们的每次会议上，道格拉斯·狄龙和别人都提出了与此相反的有说服力的主张。如同总统描述的那样，经济指标是一个“混合袋”，有些下降，有些上升，有些平稳。如果国会对已经提出的一些赋税法案立即采取行动——包括投资的纳税优惠、撤销路面运输税，特别是提供一项在紧急时期授予调整税收的预备权力的法案——那就足够了。如果国会阻止这些法案通过，那末提出一个新法案来也无补于事，只会对已经提到参议院的纳税优惠法系造成危害。此外，狄龙还争辩说，总统早在1961年就已经指出，在通过包括投资优惠在内的“小”的赋税改革法案之后将要提出的一项全面的赋税改革法案，应包括对税率作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了这样一种希望应该就足够了。这只要再等几个月；而且1962年所采取的任何减税措施，到1963年都不能再用来作为另外的令人讨厌的改革法案的糖衣。
事实上，立法方面和经济方面的论点部分是一致的。假如国会通过的一个临时减税法案证明还不够成熟时，那末总统对此作出的过度反应——他经常希望避免的一种姿态——就可能使他到了真正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更难办了。针对1962年中期选举的那些政治辩论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不仅不愿意被人指控为出于党派动机，而且过去的记录也不支持这种动机：在战后实施的三次减税期间，不论当时是哪个党控制着国会，该党在下一次选举中就遭到失败。他也不希望作一次大幅度的减税，使他的赤字超过他常喜欢援引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高记录。
但是奥布赖恩、狄龙和其他的人都报告说，更为可能的是，临时减税法案得不到通过。反对这一步骤或者不相信这一步骤的关键人物太多了。总统坚持认为“暂时”减税对健全我们的经济是必要的，而随后又把它否定的话，那很可能会恶化信任总统的气氛，使股票市场进一步萧条，并损害了1963年赋税法案的前景。但是甚至国会和企业团体内支持暂时减税的人，也不能在减税的规模、范围、时间、性质或条件方面取得一致意见。由于肯定要提出的许多修正案，因此，该法案最好的前景是推迟讨论，最坏的前景是成为一个如此糟糕的法案以致总统非予以否决不可，而最为可能的是什么法案也不予通过。
参议员道格拉斯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贯主张用减税去对付衰退，可是1962年他在给总统的一份深思熟虑的备忘录中却也反对减税。参议员伯德出人意料地竟然强烈反对，而最重要的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在总统采取的一次不寻常的行动中，他应邀参加肯尼迪与他的经济学家举行的一次会议——仍然不相信减税是必要的，也不相信它可能获得通过。其他的议员们仅仅在下列情况下才赞成通过这一法案，即从预算中削减相当于因减税而投入国民经济中的款项，这一来就使减税变得毫无意义了。
总之，肯尼迪看得很清楚，在缺少十分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需要减税以防止衰退的情况下，国会不会在那一届会议期间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因为国会讨论他的第一个赋税法案就已经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总统除了等待这种强有力的证据外，别无他途，而这种证据始终就没有出现。
肯尼迪在1962年真想实行国会没有让他实行的一次暂时减税吗？主张减税的人认为是这情形。新闻界也这样说。但是在参加了所有的会议以后，我自己的判断是，在缺乏使这个法案获得通过所必需的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他也拿不准在当时作出暂时性的减税决定是必要的而不仅仅是有所帮助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对一个提问的人说，“在我们主张采取一种行动以前，我们先要确信我们主张采取的这个行动是必要的。”尽管他周围的人向他施加了无情的压力，责怪他过于拖拉和犹豫不决，他仍然拒绝鲁莽行事，进行一场只会有损于他的长期经济目标和他同国会的关系的不必要和不顺利的斗争。有一天，他说，“威尔伯·米尔斯知道，在我进白宫之前他是筹款委员会主席，在我离开以后，他还将是主席——而且他也知道我了解这一点。我对他没有任何支配力。”
他在等待着出现支持减税的根据的同时，采取了一个替代的做法，即不动声色地用行政办法在一些领域内增加开支，公开地催促国会在纳税优惠、公共工程和其他经济措施方面采取行动，对跌价商品放宽税收条例，并且在每次记者招待会上都说，“我们将继续密切注意经济的发展。”最后，在审查了7月份的数字，看不出有什么足以使他和国会信服的衰退的迹象以后，他乃于8月13日在白宫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了一份经济报告。他在报告结束时保证，将在1963年提出一项长期减税的法案，并拒绝搞暂时减税，除非以后发生的事情说明有必要重新要求国会采取这一措施。
在正常的情况下，长期减税是……在最为有利的时期才
（加以）发动的……一种强有力的有效武器。……如果今晚就
提出紧急减税一这种减税理车段干然还明学丐学多也于
会成为法律——将会不必要地损害我们在国内外的信誉。
上面加着重点的这些有份量的话，使得他的意见对立的顾问们都感到满意。那些反对暂时减税的人同意他的不可能证明减税是正当的论断，而那些赞同暂时减税的人接受他的减税不可能成为法律的论断。
1963年的赋税法案
然而，这篇单调的演说，以及前面提到的6月7日新闻发布会开始时发表的关于赋税问题的声明，为历来最大胆、最有影响的国内经济措施之———1963年减税一百亿美元的法案——奠定了基础。通常减税总是在三种场合下实行的：预算盈余、开支缩减或经济衰退。这次减税是在没有碰到或者甚至没有预示即将会发生上述任何一种情况时提出来的。宣称这个法案仅仅是肯尼迪总统想出来作为对财政隐士们的一个挑战，或者说这次为保持经济继续发展的大幅度减税早就放在他的1963年计划之中，这都是合适的，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这样有计划性。
这项法案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总统就职前的赋税研究小组。它是由当选总统委任、由斯坦尼·萨里教授领导的，萨里后来是财政部副部长。那份报告同1961年4月总统关于赋税的一个全面的咨文一样，提出了一个简略的关于彻底和长期的赋税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将用堵塞漏洞的办法来扩大征税的基点，并废除对少数人有利的不公平条例，从而使所有人都可以享有较低的税率。这是一个赋税改革法案，不是一个减税法案。虽然萨里和狄龙都同意，赋税改革将使低税率也可以征得同样数额的岁入，而且只有在增加这种“甜头”的情况下，才有助于使税收改革法案获得通过，但是当时却没有提到或者打算降低政府的净收入。事实上，总统还公开强调，鉴于“预算问题那么棘手……我们不可能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实行减税。”他打算在1962年1月提出这个法案，使国会在1961年能够集中力量研究那个“小”的赋税法案。这个法案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又不使国家收入受到损失。他打算在预算盈余这种不大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既实行减税又减少债务。
但那个“小”法案直到1962年后期才获得通过，这使得在第二年1月之前不可能提出一个规模较大、争议较多的赋税改革法案来。同时，总统拒绝了沃尔特·赫勒所主张的在1961年春天和1962年夏天实行暂时减税的办法。但是总统一面拒绝了这种建议——特别是在他听取了反对在1961年柏林危机时暂时增税的议论以后——一面还是考虑了赫勒最爱提出的一个题目，即关于战时为防止通货膨胀而制订的联邦税率问题。实行这种税率，使国家在经济恢复时期吸收了那么多的钱，以致使经济充分增长所必要的私人资金枯竭了。赫勒想以暂时减税作为长期减税的先尸。
在1962年春末举行的两次关键性会议之间——第一次正好在股票市场行情下跌之后，第二次则正好在6月7日总统的记者招待会之前举行的——道格拉斯·狄龙一方面知道赫勒的论据很有说服力，一方面又想打消暂时减税计划，以免妨碍1963年赋税改革法案的通过，于是，他接受了应该给1963年法案规定一个纯减税额的观点。在6月4日的一次讲话中，他说，那些改革将会“全部或部分”抵消1963年法案中的减税规定。但是在我们6月6日的会议上，这句话却变成了“部分”抵消——这并不是因为他仍然主张大幅度地减税，而是因为他认为一个少量的纯减税将会有助于税收改革法案的通过。
为了在出现市场行情下跌和经济呆滞情况之后，试图提高全国的信心并试图应付公众要求在那年夏天减税的压力，于是次日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回顾经济情况的同时，提到了一个近乎隐蔽的诺言：
第三，一个全面的赋税改革法案……将提出来，要求下届
国会通过，并于明年1月1日生效。这是一项对个人和公司
所得税率的全面削减，这个税率将不会被其他改革完全抵消
——换句话说，这就是一次纯减税。
这里强调的仍然是赋税改革，但是也已作出了保证。8月间关于经济问题的“炉边谈话”稍稍突出地谈到了减税问题，但没有涉及更多的细节：“对公司和个人的所得税实行全面的彻底的削减……这项创造性的减税将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而最终将会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岁入。”谈话还引用了赫勒的理论：“我们现在的赋税制度对经济复兴和经济增长是一块纬脚石，它严重地腐蚀着每一个纳税人和消费者的购买力。”
然而，总统对于减税还是不够热情，如果不是对此抱怀疑态度的话。他仍然从1963年改革赋税的角度而不是从实行减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对数字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在中期选举期间。他几乎没有提到减税。而且，在政府内部和顾问之间，分歧还是很深的。某些经济学家主张摒弃所有的赋税改革，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争议过多会使减税拖延不决。某些部门的领导人主张减得少一些，以避免削减他们的各项计划在预算中的地位。有些人主张把减税和赋税改革分成为两个独立的法案。副总统认为防止石油枯竭的改革措施会不利于整个法案。还有各种争议：减税是否应包括公司在内，是否应除公司外其他都不包括在内，是否应将减税过程延长到二、三年，还是立即全部实行，是否应集中减轻低收入阶层的负担，还是减轻高收入阶层的负担。
但是当这个法案首先在华盛顿，后来在棕榈滩度假时期召开的年度计划会议上最后拟定出来时，内部的争论大部分都消失了。这是一个人人都有所获、没有人获得一切的典型事例。大家都同意经济需要繁荣，许多赋税改革项目将有助于经济的增长，而税率的大幅度下降则是最好的改革。由于总统坚持不能超过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百二十亿美元的赤字，坚持“国内民事”开支必须降低，坚持预算决不能超过一千亿美元而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因此，关于改变税率、改革赋税、制定预算和法定的负债限额等建议，都根据彼此之间的关系作了统筹的调整和修订。他知道如果经济增长的话，预算一定也会增加。但是他感到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来说，赋税法案通过的问题比之他提出一个九百八十亿美元还是一个一千亿美元的开支预算问题要重要得多，而且一千亿美元这一数字也太引人注目，应该予以避免。
然而，当这些协议达成时，总统由于专心致力于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整个秋天对赋税法案几乎仍然漠不关心。借助于他新制定的刺激投资的纳税办法、继续放宽信贷以及增长的公共开支等因素，使得最初引起赋税问题讨论的经济衰退的乌云消散了。股票市场的行情又在上升了。经济的增长对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说，效果仍然太慢，但是据此还难以说服国会通过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法案。
直到12月，总统才变得十分积极起来。这是由于他自己一篇讲话的有力效果也对说服他起了作用。这篇讲话旨在把基本税和预算草案公诸于世，是向多数由共和党企业主参加的一个保守团体——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总统认识到，经济已经重新开始增长，如果打算再利用任何反衰退的论点作为他提出赋税法案的理由会显得很勉强。他打算改变一种说法，说，“我们现行的赋税制度加重了私人收入的负担，妨碍了私人的首创精神……从而减少了私人投资、出力和甘冒风险等方面的财政上的推动力。”这听起来象是胡佛的声音，但实际上却是赫勒的说法。
在这个星期初，威尔伯·米尔斯接见一个杂志的记者时发表的讲话被解释为他是反对任何方式的减税，除非预算也跟着削减，而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总统保持密切接触的米尔斯所用的字句实际上是：“加强对增加开支的控制”。总统在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中，透露了计划削减同防务无关的费用以及采取其他加强控制预算的办法。
当演说快要结束时，从印度回来的肯·加尔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