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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还不是只落个插科打诨的二花脸？
既然你们不为我用，满身本领留着策动百姓与咱家作对，那休怪咱家无情！
木枷越来越重、板子越来越狠……
屈辱和仇恨在重枷大板下悄悄地堆积着……
以重枷大板、小人庸才来进行艰难的吏治整顿，来对付满天下的怨恨，刘瑾的下场早就注定了……
从刘瑾那次哭泣可以猜想，也许他是预料到自己的下场的。
但他是聪明人，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回不了头。
他不会不知道历史上那几次宦官的灾难：像汉末袁绍那回，杀得性起，见了没胡须的就砍，吓得那些嘴上没毛的只好脱下裤子验明正身才能逃过一刀。他明白外臣和宦官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他理解千百年来外臣对宦官的极度厌恶，就像他本人其实也很厌恶自己那样：别的不说，每次往身上喷洒香料就令人懊恼，可不这样做怎么掩盖身上那股尿骚味呢？——外臣们是死也不会理解做一个宦官的痛苦的：去势的人十有八九伤了尿道，整日总是淋淋漓漓的。他们叫我辈什么来着？腐人？腐臭的人，一点没错啊！我辈腐人骑在他们头上，他们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别看他们此刻在面前跪得规规矩矩的，谁不知道一个个恨得连肠子都磨成了利刃啊。自己万一一松了手，大权旁落，他们肯定是会立即翻脸，一窝蜂扑上来噬咬的。没办法，只好一天紧似一天地捏着，做梦也睁开一只眼。
当初怎么骑上这可怕的虎背的呢？开始仅仅是为了能得点自尊罢了，不敢奢求外臣平视，只希望他们看自个时眼白少些、眼珠放下些，同时捞几个钱养老——太监无儿无女，要想晚景不那么凄凉，只有及早替自己赚够棺材本。天下之大，对太监来说，真正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冷冰冰的玩意啊。可不承想游戏越玩越大，贪玩的武宗干脆把整个朝政扔过来了。但话说回来，六月暑天，让人撑着伞坐在交椅上，看满朝文武整整齐齐列了队，大汗淋漓地跪在奉天门外，自己咳嗽几声都有几个不济些的当场晕死过去，那种快意怎么形容得出呢？将天下衣冠在脚下践踏了这几年，也算出息了，就是千刀万剐，也认了！
刘瑾的聪明在于，他从一味胡行的前辈王振那吸取了教训，明白了若想尽可能久的掌握大权，就不能游戏任性。像一条船，你想坐得稳，就千万别自己乱凿乱锯，更千万别让混账的外行来掌舵——起锚后，你身家性命可全都在这船上呢。
再说刘瑾很明白，太祖皇帝定下的周密制度不可能容忍皇权真正转移到自己手里，武宗皇帝不过是不耐烦琐碎的具体事务才让自己暂时掌管朝政罢了，搞过分搞砸了他随时可以变脸发作。
想不失去权力，最明智的做法只有尽量负责地掌好已经到手的权力。
这就是我不能为刘瑾翻案的另一个原因：除了牢牢地抓住政权，延迟不可避免的覆灭的到来，此外谁也难为刘瑾的整顿找出别的什么高尚动机——反过来说，仅是对财物的疯狂攫取，就已经充分暴露了他的思想不可能纯洁到哪里去。
在讲究先义后利、看重动机的传统下，即使是正常人，即使干出了功业，如果动机不纯也得遭到当时后世的非议责难，何况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而动机又如此驳杂的事业？
再何况制造这场纷纭的是个阉人呢？
所以史家用“残害忠良”轻轻掩盖了这场整顿，应该是很有些道理的。
大义凛然之外，是不是史家还有暗暗的担心，怕如果对刘瑾之流说了那么一句半句好话，对其政绩来点小小的肯定，即使是模棱两可，也会像大堤上一个小小的蚁穴，将导致洪水滔天而来呢？这种邪恶的势力是一刻也不能纵容的，否则这许多寒窗苦熬的人还会有出头之日吗？——谁不知道宦官是天底下离权力距离最近的，只要一刀下去，说不定就抵得过我等一生苦读呢？
世上权力就那么点，饶是我等撇开了女子自分，还打得你死我活，哪容尔类染指？何况攻击尔类乃顺应天地人心，何乐不为？
所以刘瑾全部的罪状，其实可以归纳为一条：阉之罪，一条就足够了。
阉人，窃取至高无上的皇权，该杀！阉人，践踏天下忠良，该杀！阉人，搞什么吏治整顿，该杀！
不仅仅是你刘瑾，只要混得在史书有专传的阉人，十之八九有罪，都该杀！
阉人，离开了奴才的岗位，就该杀！
杀、杀、杀、千刀万剐……
不知道那天当刘瑾弯腰准备脱靴的一刹那，康海心里有没有一点感动。反正，那个晚上，他和刘瑾喝酒喝到了天亮。
当然，他也为这场交往付出了预料中的沉重代价：“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
据说当时康海救的李梦阳已经复职，目睹康海受株连却一言不发。康海大怨，作杂剧《中山狼》影射李梦阳忘恩负义。
康海当然有理由愤慨。
可他难道不明白李梦阳的苦衷吗：
几千年来，有几位正人君子敢和鸿沟那一方扯上关系呢？
明珠无处卖 ——发疯的大师
于是必然有那么一些人成为时代的牺牲。
在这公平的竞技场上，徐渭公平地失败了。让擎天的巨柱，和缝衣针比刺绣；让追日的夸父，穿上绣花鞋和妇人比竞走；让能看穿云霄的火眼金睛，和斗鸡眼比数鼻尖的汗毛结局不用多说。天才才是徐渭真正的敌人。能搅海劈山的手往往拣不起眼前一粒小小的米。
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厌倦了官场，辞去吴县县令的袁宏道，一路游览名胜，来到了杭州。饱览西湖秀色后，宏道回到借宿之处，好友陶望龄翰林的寓所。
路上被几个对他慕名已久的江南文士拉去喝了回酒，洗漱之后已是亥时。宏道踮着脚尖轻轻地上了楼——他住的是陶翰林兼作客房的书斋，主人一家在楼下都已入睡。许是仍回味着三月烟雨江南的清丽，或是刚才那些花雕的劲道开始发作了，宏道没有睡意。他一排排打量着壁上那架子书。只点了一盏灯，灯光有些暗，加之酒意越来越浓，宏道觉得有些头晕。他呻吟了一声，随手抽了一本。
书皮积了厚厚一层灰，宏道用力在桌脚上拍了几下，就着灯光一瞧，是本泛黄的诗文集。纸质很差，软塌塌的，边也没裁整齐。封面依稀可见写有“阙编”二字，用来印书的墨也很是低劣，原本就拙恶的字体加上渗洇油污，更是给人肮脏的感觉。宏道皱了皱眉头，但他懒得再去换一本，反正只是消遣嘛。倚在靠椅上，袁宏道漫不经心地翻开了那本书。
没看几行宏道瞿然坐起，双手捧起那本书，睁大了眼一字字仔细看去，不住低声诵读。没一会，他的诵读声越来越响，额头不知什么时候渗出了汗。
突然，他猛地跳了起来，双手剧烈地颤抖，仿佛捧着的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块。
他再也抑制不住兴奋，也不去管它到底是什么时辰了，连连跺着脚，一叠声对着楼下大喊：“陶兄陶兄！快来快来！这《阙编》到底是谁写的？今人还是古人？快！快！快来！”
陶家阖宅都被惊醒，陶望龄更是被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迷迷糊糊边系衣边三步并两步跑了上来。当他终于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大大舒了口气，不经意地说：“哦，他啊。这是我老家山阴的一个秀才，徐渭徐文长的文集。怎么了？”
“你肯定是没看过。你来你来，你看这篇，还有这篇……”宏道迫不及待地把文集塞给陶翰林。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徐渭，没听说过啊——他还在吗？”
连问好几次，陶望龄才回答——他也是入了迷：“哦，死了——死了大概有四五年了吧。——你哪里找出来的，我怎么就没早看到这本集子呢？”
这一夜，陶家上下没有一个人能睡得安稳。他们的主人和袁宏道读那部书读到了天亮，又是叫，又是跳，又是哭，又是笑，又是拍桌子，又是跺楼板。
睡不成的陶家僮仆满肚子怨气，可又不敢出声，只能暗暗在床上骂：“他们疯了，肯定是疯了！”
徐渭疯了。
那天，离袁宏道读到徐渭文集的这夜，还有三十一年。那年，徐渭四十六岁。
应该是个冬日的午后吧。天气很好，山阴（今浙江绍兴）城里的一条小桥边，那块平坦的空地上，围坐着一群闲汉。他们就着自酿的黄酒，剥着花生，优哉游哉地享受着阳光。
突然，一阵破锣似的嚎叫从一条幽深的小巷里远远传来：“我杀人了，哈哈哈！我杀人了！哈哈哈，哈哈哈！我终于杀了她！哈哈哈……”
众人大惊，但仔细分辨了一下，都松了口气，不觉都皱了皱眉头。站起来几个，往声音来的方向看了看，随即又坐下了。
有人慢悠悠呷了一口酒，缓缓道：“那个姓徐的穷秀才又发疯了。”
“这些辰光好像他的毛病越来越厉害了呢，”边上一个老者“噗”地吹去了手里的花生衣，“没日没夜的嚎，嚎完又哭，哭完又嚎，真是该死！”
“好在没下雪，下了雪那才了不得呢，满雪地唱啊跳啊的，活像油锅里的鱼。”
“你可能没见他喝了点酒的样子呢，那才好笑，满大街乱吼乱走，不分黑白，见门就拍，拍得那个猛啊！开了门却吼得走远去了。”
“要说好端端一个秀才，到了这个地步也算罪过啊。”
“听说他画画倒是不错，常有府里的老爷向他讨呢。”
“同他要画，是老爷赏他脸——那小子架子倒是挺大呢。前些天有位大人抬举他，亲自去请他作幅画。那天他倒还清醒，我说你就该好好露一手，也许大人看中了意，提拔一下子不就出头了吗？可据说大人摸到他那间破房子前，原本还看他正坐在门槛后发呆呢，刚想进去，这小子冷不防跳了起来，啪一声关了门，口里还连声叫：‘我不在我不在！’差点夹了大人的手，真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众人继续在阳光下喝酒聊天，饶有兴味地听着越来越近的嚎叫。
“哈哈哈。我杀人了，我杀了我婆娘！哈哈哈，我把她杀了！”终于，徐渭摇摇摆摆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散着乱蓬蓬纠结如干菜似的发，披着件油腻腻的破长袄，领口斜裹，大冷的天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趿着只烂了底的破布鞋，两眼呆滞，一路傻笑着过来。身后跟着一群嬉笑的顽童，拍着手蹦蹦跳跳。
“文长，你杀人了吗？”那位老者调侃地说，“杀了人后想不想喝上一口？”
“呵呵，我杀了她！”徐渭傻傻地笑着，两眼盯着碗里的酒。
“怎么杀的？绳子勒的？菜刀劈的？”那群闲汉笑嘻嘻地问。
“用刀劈的！”徐渭也是笑嘻嘻的，从怀里摸索着掏出一把血淋淋的刀子。
一阵尖厉的惊叫，所有的人几乎在刹那间同时消失了，留下一地的花生壳，还有几碗没喝完的酒。似乎阳光也顿时躲入了厚厚的乌云，寒气弥漫了大地。
徐渭还是笑嘻嘻的，摇摇摆摆过去，一把抓起酒碗，一饮而尽。
远处传来一叠声气急败坏的怒骂，夹着儿童恐惧的大哭。
研究徐渭的人大部分倾向于徐渭杀妻的行为和他几次自杀一样，都是在精神混乱状态时的病态表现。也就是说，徐渭的发疯，并不是当时在所谓的名士间很流行的，故作癫狂的惊人之举。
明中叶后，对日益严酷陈腐的思想统治的逆反心理，与南方商业的发展及狂禅、阳明心学等学说的传播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在正统主流之外肆恣泛滥的大浪。天下奇人越来越多，才子们多多少少都有些不正常。像唐伯虎时不时溜出家，打扮得衣裳褴褛，口唱莲花落，乞钱为乐；祝允明喜欢坐着轿子外出时后面追着一堆骂骂咧咧的债主；李贽放言无忌，矛头直指孔圣，半僧半俗，不拘行迹……
他们的疯癫，尽管也是一种发泄，一种对社会的反抗、示威，但很大程度上只是标示自己不同凡俗，不受尘世陋习拘束，放浪形骸中有很大的表演成分。他们绝没有真疯，甚至，他们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要清醒。而且他们的疯狂有时甚至是救命的伎俩——像唐伯虎借此从宁王叛逆的旋涡中脱身那样。
也许，徐渭最初也是像唐伯虎一样，装疯来躲避做浙闽总督胡宗宪幕僚时卷入的政治风波。当时情况确实严峻，随着严嵩倒台，政局大动，连胡宗宪那般大员都被逮自杀了——而胡宗宪，却可以说是徐渭一生中唯一看得起他，能帮助他的大腕。但谁都不得不承认，他的疯癫是越来越不像假装的了。
有谁，能像徐渭那样真的对自己的妻子举起锋利的刀？有谁，能像徐渭那样一次又一次狠狠蹂躏着自己单薄的身体？每次读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我都如避开刀锋一样，在那段能令人后脑抽搐的文字上闭着眼跳过：
“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徐渭这满身血污的疯癫，难道也是在演一场荒唐的闹剧吗？
那些颠颠狂狂的才子们，有谁，像徐渭那样受过这么多的磨难？
生母是个没有名分的侍女；没过百日，父亲就去世了；十岁那年，生母最终还是被赶出家门转卖了；继母对徐渭还算好，可十四岁时连她也死了；两个兄弟，都比他大二十多岁，从来没有正眼瞧过这个卑微的小弟弟……徐渭的童年，有过几天快活的日子？有过几次天真的嬉笑？甚至，他能不能天天吃饱饭呢？
长大自己成个家也许就会好些了吧。可怎么是入赘呢？寄人篱下的滋味，徐渭尝了个透彻。好在妻子潘氏对徐渭可是真心的情深意切，徐渭似乎看到了从天帝指缝间漏出的一点光。可老天连这点可怜的慰藉都舍不得给他，没几年就把才十九岁的潘氏从徐渭手里收了回去。哭吧，哭完还是得再成个家的。可怎么又是入赘呢？入赘得连原本那点可怜的房子也被人抢了。又是铺天盖地的白眼……
不用再叙述徐渭的悲惨经历了，也不必去羡慕唐伯虎、祝允明、李贽等人温暖得多的童年，老天总是要狠狠折磨一些人的。反过来想，谁能肯定老天这么做是纯属无意识的作弄，所以那些倒霉蛋只能怨自己落地时辰不对呢？——难道，这不能理解为老天在把重担压到巨人肩头之前的一场场考验？
可对于徐渭，老天要他担负的责任似乎就是在一张张宣纸上淋漓尽致地挣扎、嘶叫。为了取得最佳的效果，老天不允许徐渭清醒——如果真有老天的话。
清醒的人往往是做作、无力、虚伪、狡猾的，他们的创作透着股腐臭气。
要彻底击垮一个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他最自信的，最后的阵地击得粉碎。
不是人人都知道，徐渭九岁就能写文章，十六岁就能模仿扬雄深奥的《解嘲》写出《释毁》吗？文才，这个徐渭唯一可以自信的优势，从小就在他心灵最深处扎下根，随着血液流遍全身。就是这点想象中的热量支撑着徐渭捱过了黑暗童年。
十七岁，血气方刚的徐渭高高昂起了头，穿上那件最新的白布长衫，踌躇满志地迈入了考场。我徐渭如此才华，考个小小的秀才还不是探囊取物？
当头一棒重重落下，徐渭懵了。落第！连考个秀才都落了第！
徐渭脉管里的血液一时失去了方向，横冲乱撞起来，全身剥皮似的刺痛。好在年轻，徐渭努力地抬起了头，调匀气息，咬着牙又坐到书桌前，重新磨砺自己。
可这只是徐渭一生悲剧的序幕。此后，徐渭连考八科，考到四十一岁，最终的结果不过是秀才方巾一块——饶是这个秀才，也是徐渭拉下脸皮苦苦哀求考官，复试之后勉强得来的。
于是，一个个秋高气爽的九月，放榜的日子，万众雀跃里，乌云从黄榜上飞起，寒风从钱塘江上呼啸而来，徐渭心里一次次大雪纷飞。
他没有唐伯虎曾经夺得解元的安慰，也没有李贽成系统的叛逆哲学体系，他不过是个永远不第的、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人情、没有自己家的穷秀才。
终于，身心交疲的徐渭再也无力维持心里唯一的信念和希望，他再也无力抵抗从九重天上凌厉直下的雷霆——他精神的骨架在天地合掌的重压下粉碎了。
他又一次挺直了腰，抬起了头，甚至比任何时候都要挺拔。他与苍天长久地对视，看谁先眨眼——他赢了，徐渭呵呵大笑，满头白发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