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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左宗棠之类看来是铁了心和天国作对了。洪秀全倒也不怎么放在心上，很符合天王性格地目之为“曾妖”。很长一段时间，天国屡屡重创湘军，逼得曾国藩几次要自杀。应该说太平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毕竟多年在天父天兄的氛围里，许多战士真信他们的天王有无比神通，对黑暗官府的刻骨阶级仇恨和宗教无畏的牺牲精神结合起来，打起战来特别英勇——大不了早点荣升天堂嘛！
形势大好之际，天王的洋弟兄慕名前来考察了。然而几日下来，教会的洋兄弟很是恼火：他们发现这位打着上帝旗号的天王，居然是个可怕的异端；天王本人，几乎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居然认为《圣经》有误而篡改七十多处！英国人福礼赐的反感很有代表性，他说：“天王的基督教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最大的亵渎而已，他是一个最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了！”
最终，福礼赐论定：“太平军欲获得全中国的统治权，实是无望的。”
传教士的见闻流传开来，各国驻华使节很是欣喜，连忙向国内报告天国的荒诞，断言成不了大气候——他们早就发现与天国打交道绝不像玩弄颟顸的清廷那么得心应手，很是担心万一天国成事，是否还能兑现那一张张肥得流油的条约。
“中立”的幌子下，洋枪洋炮早就擦得油光锃亮了。
国内曾国藩等咬牙切齿与天国为敌，国外洋兄弟对天国也没有信心，看来只有靠天国自己了。
好在太平军将士一心一意信奉天王，有此信仰，事便可为。
这也是洪秀全强忍着杨秀清的专横，迟迟不发作的原因——他不能自己毁了这种难得的虔诚。
但事情总是要解决的，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悲剧。
事变之后，天京悄悄流传开这么一首民谣，甚至军营中也有人低声哼唱：
“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定都后众王穷奢极欲，对百姓却等级分明、毫不通融地军事化管理；自己三宫六院，百姓则连夫妻相会都得经过允许，说一套做一套，早就令一些信仰天下一家的人心怀疑虑了。如今上帝自家血淋淋的残杀，终于让人看清了天国的虚幻。
要说事变肃清后，重新整顿还是有机会的——事变毕竟统一了革命的中枢；何况兵力也无大损。从此要么干脆慢慢撇开这套里外不是人的迷信，脚踏实地，做个明太祖；抑或，一门心思向洋兄弟真正学学，走那条好过封建清廷不知多少倍的西方民主道路。可悲的是，从此洪秀全猜忌之心日重，大小将领不自安，连石达开都被逼走了。最可怕的还是：
当大众渐渐从天国迷梦中醒来时，洪秀全自己却日甚一日沉溺到那个空幻世界去了。
如果说杀杨秀清时，洪秀全还是比较清醒的，或多或少能把信仰当做手段，能分清轻重缓急，能当机立断暂时撇开信仰的约束；但这之后，他似乎渐渐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虚幻了。
李秀成说天父天兄那一套“是天王之计”，但现在看来，这做为正常人的猜度也许不对了：中计最深的，很明显就是洪秀全本人。
他从此一头扎进豪奢的深宫，极少出来，以致清方有人一度怀疑“洪秀全”是不是个木偶像。发布政令，也大多是些让人一头雾水的鬼话，如时人陈庆甲记述：“每日午后放炮九声，悬伪诏于宫门外，所言皆天话、梦话，并无一语及人间事，令人失笑。”
前几年洋兄弟说天王差不多是个精神病患者，那么从后期看，洪秀全患了精神病是基本可以肯定的事实。1860年后，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一味靠天，不肯信人。”安庆行将不守，李秀成劝他预防湘军来围天京，反大受责斥，说是“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1863年12月，天京危在旦夕，李秀成说明大势，提出“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只有“让城别走”。可洪秀全严词训斥：“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决策者如此，军事上的昏乱是必然的。尽管李秀成陈玉成东西驰突，困兽怒斗，也不无一逞之威，但毕竟是一天天走向下坡了……
湘军却是同乡、师生、亲友层层相联，统于一帅，日以忠义教诲，越来越强悍……
曾国藩更是咬紧牙关，拼死抵住太平军一轮轮的冲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甚至连清廷下旨调兵都宛转虚应，目标只有一个：
由九江到安庆——再由安庆，直捣天京！
脖子上的绳索越来越紧，天国一天天地喘不过气来……
出现在天京铁桶江山城墙上的大军确实多过于水，但不是洪秀全的天兵，却是曾国藩的湘军。
洪秀全没有看到这如水的大军，一个多月前，他就到他那圣洁的天堂去了。
死因据说是天京缺粮，吃了太久的甘露中了毒——洪秀全认为那是像当年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时上帝降下的吗哪一样的圣物。可毕竟不过是些野草。
天京陷落时，长江上密密麻麻地漂浮着遭屠杀的太平军尸体，据说还导致了几艘路过的英国军舰无法行驶……
世世代代“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男子尽是兄弟，天下女子尽是姐妹”的天国梦想，十三年的奋斗，最终化为一江热血，滚滚东流入海。
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1867年，同治接过咸丰的天下已是第六个年头，离收复南京也有三年了。
六月间的一夜，曾国藩和幕僚赵烈文在书斋秉烛长谈。
说起朝里的荒谬乖张，两人心情沉重。沉默多时，赵烈文慢慢道：“如此根本颠扑——”
他顿了一下，四下环顾一番后一字字轻声说：“大清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神情凝重地看着油灯昏暗的火苗，半晌无言。
良久良久，他长叹一口气，也是轻声道：
“我只求速死——实在是不想见到如此崩析不可收拾的局面。”
那一时间，他似乎对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信心——包括圣人的理学。
夜正深，窗外漆黑一片，更柝一声声有气无力地打着。
官场——大清王朝的膏肓病象
衙门开时，只见老爷威风凛凛正襟危坐；六扇门一闭，算盘镇天响，刀笔四处飞都说官衙最凉快，是个有天没日头的去处，难怪门口的戒石碑阴森森的长满了苔藓，使文字难以辨析；但自古无人去看，反正谁都知道上面写着什么：“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从没人当真。老百姓吃亏多了自有一套对策：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上衙门——冤死不入县！这是不是就是圣人说的“必也使无讼”呢？
“这些奴才的竹杠居然敲到老子头上来了！”
京城大帅府里，福康安大发雷霆，满头青筋暴起，捧着盖碗茶的双手微微颤抖，发红的虎目似乎要射出火来。
下人不敢仰视，只是低声咕哝着：“他们说……他们说……您……您自己去也是一样……”
福康安怒极反笑，啪一声把碗摔在桌上，喝令更衣备轿，他要亲自去一趟户部，看看到底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向他，圣上的红人，当朝最显赫的武官——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一等嘉勇公福大帅索贿，而且开口就是万金！
他还想看看，那些被银子迷了心窍不顾性命的刀笔小吏是如何找题目下手的——自己这可是堂堂正正的公事，核销平定西藏的军费！
“禀老爷，您不用去，他们派了一人来了府上，正候在外面呢。”
福康安大惊，小吏索贿居然敢索上门来，这是他从来不敢想象的。
福康安大马金刀地坐着，狠狠盯着那个跪在脚下的书吏。许久，他一字字沉声道：“向我要银子的，是你？”如果他的眼光像墙上挂的宝刀那么锋利的话，现在地上早已是一摊烂肉了。
瘦精精的书吏跪得规规矩矩的，看上去很是恭敬；他似乎丝毫没有感觉到空气中的火药味，还是垂着头用一口悦耳的京片子不紧不慢地回道：“禀中堂：我等岂敢索贿，我等不过是为了中堂您计较罢了。”
“哦？”福康安向前欠了欠身子。
“中堂大功告成，圣上欣喜是不用说的。但您核销军费多至数百万，账牍繁冗，我们书吏才十数人，日赶夜赶，也非得花上两年时间不成，如果拖这么久，到时再交部核议，能不能顺利准销可就没人敢担保了。这点事不完，您的平藏事业可终究不能算圆满。万一圣上什么时候心里不舒坦，再听人一挑拨，说核了这么久，这里头怕有猫腻，指不定就兴起大狱……我们用您的钱，是为您雇些人来，大伙为您出力，尽快了了这事，圆了您的大业啊！”
福康安牙齿咬得吱吱响，想骂人，可不知道骂些什么骂谁好。他很清楚这些书吏即使真把他这事拖上三年两载，也绝不会有任何违反大清律例的漏洞，他们有的是借口；相反他们若是想在文书里给自己编排些罪过却是易如反掌。
终于，他仰面靠着椅背，疲倦地闭上了眼，有气无力地说：
“是否定要万金——能少些吗？”
不能少，福康安最终还是给了万金；户部书吏也做到了他们的承诺：“越旬日，奏闻依议。”（徐珂《清稗类钞》）
书吏不入流品，也没有秩禄，根本不能算是官员，只是官衙里掌理案牍的下人，确像福康安所说，是奴才一辈；在时人眼里也是卑微不堪的货色，如清末李慈铭所云是“黑衣下贱之流”。可就是这些贱吏，竟一次次整得权臣贵戚封疆大吏服服帖帖，拱手孝敬。吃了书吏亏的显贵远不止福康安一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一个也跑不了，而且索贿金额还看人下单，得般配各人身份。
这些小吏，有个专用的书面名词：“胥吏”。对自己的能量，胥吏们毫不自轻。曾有个书吏夸口：“这衙门好比是辆车子，来办事的是照顾生意的客人，我们都是拿皮鞭的车把式，而那些坐在堂上的大人们，不过是骡马罢了，咱让他左就得左，右就得右。”——有人据此编了曲儿：“堂官牛、司官驴，书吏仆夫为之驱！”
听来荒唐可怕，可悲的这却是事实。名臣胡林翼就曾感慨道：“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小小书吏，居然权比宰相！后来洋务思想家、学者郭嵩焘在总结历代得失后更是无奈地哀叹：相比历代朝廷与外戚、太监、后妃、藩镇等争夺天下权力，“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更确切说，与大清共天下的，除了这些胥吏，还应该包括那些幕僚——通常称为老夫子、师爷的。尽管天下师爷不全是绍兴人，但似乎每到饭时，所有的衙门都有间房里飘出悠悠的糟气米酒香——不是有句老话叫“无绍不成衙”吗？
师爷也和胥吏一样，没有官衔不入编制，和官员仅仅是雇佣关系，但所有人都知道，运转大清朝大大小小衙门的，就是这些不入流的师爷和胥吏！
就算那些官员禀性淡泊，不在乎大权旁落，可眼睁睁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潮水般流入奴才们的腰包，眼珠子难道不红吗？若是有个把清廉些的，看着自己属下如此肆意妄为无所忌惮，难道不能拍案而起吗？
他们应该是有苦说不出吧，谁都很清楚，真要离开了这些奴才，那可是寸步难行啊。
《官场现形记》里有段话很有意思：“初次出来做官的人，没有经过风浪，见了上司下来的札子，上面写着什么‘违干’、‘未便’、‘定予严参’，一定要吓得慌做一团……”
三更灯火五更鸡，多年苦读，赖着祖宗积德，好不容易考中得了个官，不料甫一坐堂，竟然先是“一定要吓得慌做一团”。
地方官最寻常的事务便是听讼。关于听讼，孔夫子说得很轻巧：“必也使无讼乎！”有时看着大堂下两造喋喋不休面红耳赤，而头绪纷杂机关万端，想必有不少人无名火起，真恨不能起夫子于地下，问个究竟：
到底如何才能使这些刁民“必也无讼乎”？
就算能顺利解决讼事，判牍行文又成了大难题。多年写的都是八股，破题、承题、起讲，启承转合丝毫不乱，一笔在手指挥如意，自我感觉甚至能横扫千军。可如今连个公文都分六七种，什么详、验、禀、札、议、关，什么不同场合用“等因奉此”、“等由准此”、“等情据此”；况且，从来写文章都是代圣人立言，难道在公文上你也大模大样摆圣人架子不成？面对禁忌森严的法令条例，大多数人一头雾水，很多甚至会觉得自个突然成了文盲。
而听讼断狱仅仅是政务中最基础的部分，钱谷征收、事务摊派、水旱灾荒、民变盗寇、上司过境等等，横七竖八密密麻麻如蛛网一般迎头套来，一时间这些饱读圣贤书的才子大人手忙脚乱满头大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
圣贤书里怎么就没有提到如何处理这一件件一桩桩、烦杂琐碎的具体事物呢？只是板着脸教训什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培养仁义道德，说什么修好身自然能齐家，齐了家自然就能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听起来气势雄浑胸襟广大，威风极了，可这几个空洞的大字，饶是连一张小小县衙书案都平不了！
不能怪这些大人无能，实在是到了清时，实际政务其实已经发展成了一项专门知识。一切行政措施都得严格依律办理，否则便是“违例”，罪责不小；乾隆年间《大清律例》便已有六类四百三十六条，附例更多达一千四百多条，而且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愈增愈多，真正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而这项知识却隔绝在科举科目之外，不仅于学子举业无助，更有法律上的障碍：清代制度规定，生员读书期间不准过问地方政治，否则“黜革治罪”。
于是这门处理实际政务的技术便被普天下在衙门打杂的胥吏，还有那些科场失意的幕僚师爷垄断了。发展下去，竟然成了一套学问：“吏学”、“幕道”。拜师排辈，以亲带亲以友授友，代代相传；还分门派，各有秘本。
如果说胥吏是不得不依赖的基层办事人员，那么延请师爷便是官员主动的选择。既然自己的学问不在这上面，若想这官当得顺些，还是花两钱请人吧。有钱的不妨按需要多请几个：专审案件的刑名师爷、办理财赋的钱谷师爷、起草奏疏的折奏师爷、掌管信函的书启师爷……各人如法干去，衙门正常开张。
如此大部分官员几乎成了泥像木偶，唯唯诺诺只管签字画押，大不了润色几处文字罢了。连光绪的帝师、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翁同龢，都自嘲他每日的工作常常只是坐着“画诺”而已。
相比历代，清朝官员的总体素质算是差的。有清一朝，猜忌汉人之心毫不松懈，旗人做官容易，并且多居高位，无论有无才识。而天潢贵胄出身，享乐惯了，多出些颟顸昏庸的纨绔子弟。甚至有满人闹出不知孔夫子为何人的笑话，旁人解释说是“鲁国司寇，摄行相事”后方才大悟：“直接说孔中堂孔大人不就明白了吗？”后来连光绪都看不下去了，告诫一位即将上任的汉人要担待些，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可以与这些宝贝老爷媲美的还有那些银子捐来的官，做买卖发了财买个官过过瘾，也多是些胸无点墨的家伙。这伙人办事，确实还是那些经年的胥吏师爷稳妥一点——即使混账也混账得像个官样些。
但毕竟更多人是正途出身，凭四书五经过五关斩六将厮杀上来的，就算读得迂腐了些，毕竟智商低不到哪里去。当年是为了博取功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浸淫八股，但如今工作需要，从头开始学也为时未晚啊。市面上不是有很多从政指南一类的书吗？什么《州县事宜》、《牧令须知》，刑名钱粮堂规官箴，一样样细细道来，拿出从前苦读的劲头，不也是很快就能入门，自己掌握政事吗？
但据说，很多官员真正的枕中秘笈却是痛骂官场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之类。他们很感激作者，把个官场写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那些无穷的手段绝妙的伎俩，学好了无往而不利，真正是“吾辈之先导师也”！
他们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