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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算上光绪，不过是群大孩子，能变出什么名堂？
再说康有为他们一股脑儿只管发令，也不顾及是否可行；名头是好听，但不分具体条理步骤，就是想给他做些事，也不知从何下手啊。
局内人对这些诏令不屑一顾，但在不少人看来却是威力巨大，可怕得很。
改革必定要损害一些人的利益。梁启超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有为已经做了退让，不过说要增设新衙门，还没提到要裁尽旧衙门。但冗官是必须裁一些的，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写道：“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加之八股顿废，也使得天下众多一生只会此业的酸腐学子对康有为恨之入骨，怨气迅速在四处堆积。
如果说裁汰冗员和废除八股是顺应历史潮流、必须改革的话，康有为的一些做法却是太过冒进了。国会、宪法、制度院之类根本大事都未曾落实，一些形式化的改革理应放慢一步，而他却不分轻重一笼统全抛了出来：如服式、发式、纪元相对不是急务，他偏郑重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光绪虽未敢采纳这些敏感的建议，朝野间却早已流言广布。
因此在所谓的守旧派看来，这次维新却是搞得轰轰烈烈的，搞得举国上下一片惊慌。于是，明里暗里，大大小小的矛头对准了风口浪尖上的维新党人；受了惊吓的守旧派，施展出浑身解数，对抗着、消磨着新政的影响。
维新、维新，如此不能不成了纸上维新！
或者与其说这是一场实际政务的革新，不如说只是一次思想的启蒙和解放。不管当事人愿不愿承认，后者才是这场维新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康有为还是乐此不疲，天天写到深夜。数月间手撰奏折63份，几乎每日一封。如此无效的举动连他弟弟康广仁都不耐烦了，一次次劝：“办此琐事无谓，上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
泥人也有土性子，何况一国之君？终于，光绪忍无可忍了。
六月底，礼部主事王照应诏言事，堂官拒递；光绪大怒，七月十九日，将怀塔布等礼部六位堂官“即行革职”，同时又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第二天又赏维新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两天后干脆将李鸿章也逐出了总理衙门。在这之前的七月十四日，他已经颁旨，宣布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同时裁去各省冗员，包括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
皇上居然敢大刀阔斧玩真的，守旧官员一下慌了神。于是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数十人在太监李莲英安排下入官觐见太后，恳祈太后临朝训政。看着跪在脚下失声痛哭，极力攻击光绪的一地大臣，慈禧皱了皱眉头，她有她的底线：只要不大规模撤换自己的人，不打破她苦心经营多年的权力平衡，任你闹翻天——对她来说，什么维新维旧都差不多，还不是都为了抓权夺位吗？现在，她觉得游戏该收场了。
困境中的康有为他们也似乎找到了祸根：慈禧。搞倒慈禧，方能万事大吉！于是所谓的帝党，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部署。
矛盾顿时激化，局势如离弦之箭，不可回头；又如山颠坠石，非到底不止。
对付慈禧，最有效的可能就是洋人。七月底康有为建议光绪仿先朝开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延请东西洋政治家指导变法讲求治理。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慈禧立时看破了其中的利害，这小子借维新党不算，还想利用洋人来夺权？慈禧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在洋人面前束手无策；洋人介入，她将失去对光绪、对大局的控制；而据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游历，此日已然抵京。慈禧脸上杀机隐现，光绪联想到京津一带已经盛传秋季太后偕他去天津阅兵时便将废帝，顿觉大祸临头，后背满是冷汗。
回宫后，光绪立召杨锐，赐密诏说明形势万分危急，“今朕位几不保”，令其与康有为等维新同志妥速筹商良策。这下轮到康有为等束手无策了，只能抱头痛哭。最后还是谭嗣同想出了个办法，大家虽觉太冒险，但也别无良策——争取京郊北洋三军之一，最倾向维新的将领袁世凯！袁世凯成了溺水人手里的稻草。
八月初一，光绪单独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衔，暗示其不必受荣禄节制。
后党当然没有闲着，荣禄调兵遣将，并且将袁世凯列入防备目标。京师空气陡然紧张，所有城门增加了步军统领衙门的八旗兵，对所有进出人员严加盘查。一时间，天子脚下杀气腾腾。
八月初三，在董福祥甘军入京的同时，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
也是这天，奕劻、载漪等亲王大臣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有太后矣！”太后冷笑，显已是胸有成竹。
八月初五，袁世凯审时度势，向荣禄告密。
乌云深处，一道闪电狠狠劈向紫禁城，这场蓄积了几个月的暴风雨顿时发作。
以大军对付几个书生，结局其实在三个月前就决定了。八月初六，维新落下了帏幕，连头带尾，共计一百零三天。当日慈禧以光绪之名下旨：皇帝病重，不能视朝，再三恳请训政；太后不得不俯如所请，于即日起临朝听政。光绪从此被囚中南海瀛台，直到1908年去世。
事情没完，八月初七起，荣禄派兵三千，封闭京城各门，缇骑四出，缉捕维新党人。所有在新政期间支持维新的官员通通处分，最出力的地方督抚陈宝箴“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他严重者再行一一问罪。
几日忙乱后，八月十一日，慈禧下诏复置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恢复湖北、广东、云南巡抚；禁止士民上书；废农工商总局；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查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禁止结社集会，拿办会员；恢复八股取士，甚至武场科举也恢复旧制，仍试马步弓箭……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切依旧。很多人长长舒了口气：“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
当谭嗣同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时，康有为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到了香港。
站在海边，他痛苦地回忆着这几个月的经历，苦苦思索失败的原因。他实在痛惜自己这番救亡图存的事业短短几月便遭到如此惨败——再这般浑浑噩噩醉生梦死，亡国可就在眼前啊！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对手太强而光绪帝怯懦无权，可他有没有想过，如果光绪帝是个雄才伟略的霸主，是个能够从阴狠毒辣的慈禧手里夺过大权的强君，能轻易把权柄如维新派设想的那样分给人民、君民共治吗？难道慈禧的看法，光绪想借维新夺权难道一点道理也没有吗？
或者，这是他一直不敢去想的一个禁区，他要竭力说服自己，有了光绪这样的明君，君主立宪一定能做到。然而，他还是不自觉地将这种担忧表现了出来，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整个维新期间，他的奏折中，对以前一直津津乐道的立宪法、设议院，只字未提。剩下一个立宪的基础，建立新政领导机构，制度局，也落了个搪塞变通、议来议去，不了了之的结局。他是不是应该想到如此白白担了个维新的名头面面树敌，而做的不过只是洋务的活计，实在有些不值呢？
他有没有细细咀嚼光绪的《明定国是》诏呢？
“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分明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宗旨啊！
他现在一字字在心里默诵的是光绪在危难时刻赐他的密诏：“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悲愤中，他有没有想起，觐见光绪前，商界大佬郑观应对他劈头泼下的那桶冷水呢：“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譬如拇指与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
他有没有想起，已经殉难的弟弟见新政难行时沉痛的劝告呢：“专心教育之事，著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后大行改革等法。”
只是，如此大清还能等三年吗？他还是不服。
腥风烈烈，几只海鸥尖厉地叫着，面朝大海，康有为潸然落泪。望着东方，他暗暗下了决心，要到日本——在维新中重生的国度——去亲眼看看，如何维新才能成功。康有为不禁向着想象中光绪被囚的方向双膝跪下，向老天、向皇上发誓：终有一天，他将兴师勤王，重新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图强！
浊浪滔天。康有为有没有去观察，可曾有一重浪潮能够返回大海深处再来一次呢？每一浪身后，都有新的一浪在酝酿，在推动，谁也无法回头；涌来的，是雷霆万钧的斗士，留下的，是满目白沫，一地的残骸。
他要去的日本，有位广东同乡，孙中山，正在那里招兵买马——
为中国，决心推翻这不可救药的大清！
帝梦——害了袁世凯的“Ta”
他仰起头，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射出的明黄光射入眼睛，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一振。他记起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即使是当年他的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野时，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的力量——皇权。
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顿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决心把这种力量从凄惨的冷宫中重新寻找出来，涣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脉管里，使这双已经有些无力的大手重获无上威权，重重地压住这躁乱无序的天下。
1916年6月5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生命与他的政事一样都走到了尽头。这几个月，袁世凯在举国讨伐下众叛亲离，大局已经糜烂不可收拾，急火攻心，他原本患上的膀胱结石转化为尿毒症。中医几天前就已经束手无策，法国医生贝熙叶一番忙碌后，也无奈地摊开了手。
现在，接受遗嘱的一干人围绕着病榻，看上去每个人的神情都是无限悲戚，但谁也不知道他们此刻心里到底在盘算着什么。
打了一针强心剂后，昏迷多时的袁世凯悠悠醒来，疲惫地环顾了一下，无神的目光停在了徐世昌脸上。
“菊人，”他费力地轻轻叫着世昌的号：“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看着奄奄一息的袁世凯，想着这么个强人，十几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翻云覆雨的好汉，居然落到这个地步，不由一阵心酸，勉强安慰了几句。
此时袁克定见父亲醒来，连忙附在袁世凯耳边提醒道：“金匮石屋。”石屋是总统存放继承人名单的所在，这小子到了现在想着的还只是那个诱人的大位。
袁世凯似乎没有听到，或者不去理会，只是嘴巴张阖，喃喃地说着什么。众人都附身上前，竭力分辨许久才听出来是这么句话：“他害了我，他害了我……”
很快，袁世凯又陷入了昏迷。
徐世昌不知怎的，突然记起袁世凯少年时写的一联诗：“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看着病榻上袁世凯晦暗惨淡的脸，顿时泪下。
次日上午十时，袁世凯病逝于中南海居仁堂，时年五十七岁。
“他害了我。”这“他”，袁世凯指的是谁？野心勃勃的儿子？希图攀缘富贵的小人？背他而去的部下？抑或，不是某个人，而是“它”？
这害了袁世凯的“Ta”，到底是什么？
当那段风雷怒涛般的历史终于尘埃落定后，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无论袁世凯本人认为这“Ta”是谁、是什么，反正真正的祸魁只有一个：称帝。当中华民族已经开始走向共和后，这个疯狂的历史倒车，拖着袁世凯深深陷入了遗臭万年的烂泥潭。
袁世凯一生经过了很多可怕的险滩恶浪，然而，他却像一个天生的弄潮儿，凭着当时无人能及的手腕和胆略，每过一浪，使自己的身价涨上一层。维新告密、清廷忌恨欲诛、杀辛亥功臣张振武、刺政治家宋教仁、卖国借款……尽管沿途留下无数恶名，却一路走得风生水起，直至成为整个中华大地上最重的砝码。
即便是被清廷开缺赶回老家，他还是能牢牢地控制着北洋军；即便是1913年，闹得轰轰烈烈的讨袁“二次革命”，他还是不到两个月便能以全胜结束——而这次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的势力从此伸张到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这些地盘之前一直由革命党及一些其他非袁派系所控制。
这样一连串的胜利，称帝之前，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袁世凯。
袁世凯也曾有过巨大的辉煌。
1912年，一条崭新的金光大道铺在了袁世凯脚下。在当时留下的照片上，后人可以看到，一身戎装的大总统气宇轩昂，踌躇满志——尽管那几帧黑白照片早已经泛黄，但谁都可以想象，这时的袁大总统一定是满面红光印堂发亮。
所有人都期待这位大总统带领着多灾多难的炎黄子孙告别屈辱；走向复兴；很多善良的人更是早早为袁世凯预备下了一个彪炳史册的神圣勋章：中国的华盛顿。如这年2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就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袁世凯看上去也的确能令人放心。虽然身材矮了些，但壮实可靠，诚恳谦逊，讲义气、重朋友、敢担当，经验丰富，新旧人物都能接受，在一般国民，尤其是还没搞清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心目中，威望也许比孙中山还略胜一筹。连孙中山会晤袁世凯后也十分满意，一次演讲时，他热情洋溢地赞扬袁世凯：“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即袁世凯）并不谬误。”——他认为自己把民国重担交到此人手里实在是英明极了。受风云人物如此夸奖，这绝不是第一次。李鸿章临终时还不忘举荐这个老部下：“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酒宴上，孙中山对着袁世凯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一时间，民国处处欢欣鼓舞掌声雷动。
有谁记得，此时的袁世凯是什么神情呢？惶恐？谦虚？欣慰？满足？或是不动声色？但这没有意义，这号人物，表情和心机间何止差着十万八千里。
反正，此时的袁世凯，站在了他一生事业的最高峰之上。
袁世凯既然能让孙中山和李鸿章都叫好，当然有其真材实料。他的手段谋略，不用说是世所公认的高明老辣；在重重迷雾中冷眼参透利害关键，更是他的看家绝学；可如此袁世凯，聪明一世，怎么在最后关头竟然会做出称帝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荒唐之事呢？
很多人猜测，袁世凯临死说害了他的“他”，是指儿子袁克定之流为了自身富贵怂恿他恢复帝制的一干人。在袁世凯看来，这个“他”确实应该算是送他走上绝路的“大功臣”。后世都把当时杨度、梁士诒等人组织的什么“商会请愿团”、“孔社请愿团”、“车夫请愿团”，甚至“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热热闹闹地劝进大位，定性为袁世凯强奸民意欺骗世人的伎俩，但在其中，袁难道真的仅仅是个幕后的策划者吗？他本人是不是多少也是别人欺骗的对象呢？
一件事也许能说明些问题。恢复帝制正在紧张筹备时，袁世凯想了解一些外界民众的真实想法，于是取了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来看。一眼扫去，满目是颂谀拥戴之辞，老袁满心欢喜，以为民心如此何愁大事不成。哪曾想，这却是份袁克定令人炮制的假报，发行量不大，天底下可能就此一份。
其他手段就更多了。从穿长袍的风水先生到西服革履的摩登堪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