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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
建国才是第四年，梁漱溟便成了“不可信任”的“伪君子”。
红潮已经过去，是是非非也分清了大半；毛泽东的功过已被论定为七三开，但梁漱溟的观点却还有待争论。
可尽管他的思想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所有人却都承认了这个事实：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当然，如前文所提，文化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先贤已经说得太多，再不需要我们怀疑。我们也已经清楚，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还都是次要的，所有的重点只有一个：生存和发展。
似乎验证了梁漱溟的理论，辉煌之下我们的国家确实出现了危机。中国人是向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那压了几千年的三五座大山轰然崩塌之后，一身轻松反而茫然不知所措了。于是国人现实、松散的劣根性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们中很多人的目标只剩下了金钱与权势，甚至在道德上都自由得失去了大部分约束——中国人简直成了最现实最直接最会钻营的民族。
这正是失去文化根本产生的恶果。
这只是中国的问题。另一种现象似乎也验证出西方文化同样出现了危机需要救济：世界范围内，心理疾病越来越严重，几乎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精神疾患。
这些问题实在太大，连梁漱溟穷一生精力都好像没能表达明白。也许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很圆通的，但他的学说却被人发现有着那么多的含糊和歧义。
也许还确实没人能真正理解梁漱溟的学说，但有几个问题是不得不提的，很多人看出，他的理论起码有两个大缺陷：一是以孔子的思想代表整个儒家思想，又以儒家思想代表整个中国人的思想，未免以偏概全；二是他论定西方终究会走到中国文化的路上来，又违背了他自己关于东西方路子不能相通的论点。
对他“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观点，也有人质疑，说这根本就是矛盾。还有人说他仍然钻不出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
这一系列问题留待专家去研究吧。我只是认为，他说的“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意思，可能正类同于中医的一条基本原则：只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的药，就是中药——不管是青霉素还是维他命。这应该才是真正的全盘承受彻底吸收。
我们面临的，还是当年梁漱溟、陈独秀、毛泽东都一样看到的那个问题：对传统文化，我们该怎么办？摒弃、调和，还是改造使其重新翻身？——若是改造，到底要怎么改法？
历史早晚会验证梁漱溟的理论，现在最需要的是思考。
梁漱溟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被赶下政治舞台后的几十年，他退回了书斋，做起了“书斋里的学问”。窗外红旗满天飞，口号震地响，他埋头灯下，撰写一生总结性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当然，那场浩劫里，中国容不下一个书斋，他必然也逃不脱被游斗、抄家，但他一如既往地沉静，心平气和而冷峻地观察着这个荒谬的运动。对满天飞舞的漫骂攻击他的大字报不屑一顾，至多说一句：你们要批我，先看懂我的文章再说。只要条件允许，还是做他的学问，《儒佛异同论》便是白天扫厕所时构思，晚上在杂货房里写成的。
分组学习文化大革命，大家热烈发言，争先表达“坚决拥护”时，他认真阅读着报纸、文件，却始终不说一句话……
抄家时，看着祖传的藏书字画被满腔激愤的红卫兵投入火中，看着夫人被罚跪在身旁，他一言不发，冷冷地看着珍贵的图书化为灰烬……
批判他的会议中间休息时，他旁若无人地在政协礼堂练着太极拳……
1970年，梁漱溟被通知参加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他一眼看出草案的荒唐：居然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时一般人的胆早已经吓破了，谁也不敢说话，他挺身而出：“这次的草案中，不仅列有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规定好这个人就是接班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震得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吓出了多少人满身的冷汗。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风头正劲，作为有名的东方文化研究者，组织上责令梁漱溟出来表态。2月24日，梁漱溟衣冠整洁，手提皮包步入了礼堂。在讲台上站稳后，辟头就是一句：“我只批林，不批孔。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来评论孔子？”他不管下面像是炸开了锅，花了八小时为大家好好上了堂全面诠释孔子文化的大课，说孔子在人类史上功大于过，即使有过，不少也是后儒之失，孔子不任其咎——他把批判会当成了课堂。会议主题马上由“批林批孔”变成了“批林批孔捎带批梁”。2月到9月，大小批判会总计100多次。9月底，批梁运动算是收兵，最后总结性的集中批判大会上，组织者觉得梁漱溟该老实认罪了，特意问他可有感想，梁漱溟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他解释，他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历史还记载了，他是在“两个凡是”氛围中发表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第一人。
正是这种骨气，深深折服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艾恺，他由衷地赞叹：“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所以他把自己研究梁漱溟的著作命名为《最后的儒家》。1980年，他终于见到了这位研究对象。那时正值暑天，而梁漱溟依然穿着一袭长袍。
但一见面，梁漱溟就声明他是一个佛教徒，并且说有个多年的心愿：“隐居山寺过一个僧人的生活”。
艾恺指出，他曾经在1921年公开宣布抛弃佛家而转向儒家。梁漱溟和蔼地说：“这没关系，我抛弃了佛家，但又没有抛弃它。”
这禅宗机锋一般的话头，不知艾恺是否能理解。或者，那个著名的佛教典故能解释这句话。当年地藏王证得菩提，原本可以成佛，但见众生苦难，便生大慈悲心，发下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梁漱溟心里，佛儒原是一样，都是救世的手段，不过目前需要的只是儒学罢了。在他看来，众生皆是悲哀，他说过：“我并不以人类生活有什么好，……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他眼中，众生皆苦，农民苦、工人苦、军阀苦、政客苦、文人苦、陈独秀苦、胡适苦、国民党苦、共产党苦、红卫兵苦，甚至毛泽东也苦，当然他自己一样的苦。但他已经找到了能救济这苦世的法门——孔子的儒学，这法门正如观世音菩萨净瓶里的甘霖；而这净瓶，梁漱溟看来，如今正在自己手中。
他看着面前高鼻凹眼的艾恺，有没有想起当年说过的话呢：
“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
圈椅上，八十七高龄的梁漱溟正襟危坐，鼻梁高耸，嘴唇紧抿、目光深邃中带着些冷冷的傲气。
八年后，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
除了等身的著作，他为我们留下一个问题：他真是最后的儒家吗？
或者应该问：儒家，真的到了最后吗？
进行时——结语
合上最后一页，刹那间忽然觉得一片沉寂。
墙上的钟滴滴答答地走着。
一年多来，耳边似乎日夜回荡着金铁交鸣马嘶人啸，一时间清静下来，还真有些不知所措。提过紫砂壶呷了一口，铁观音冷了，有些涩。关了灯静静坐着。今夜农历三十，没有月亮，很黑。良久良久，又听出了些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叹息，悠长而苍凉。
这叹息似乎从那一橱书间发出，又好像从我自己心底涌起。
一阵眩晕，使劲甩甩头，我走出了书房。
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取过手机，有五条未读短信。逐条按去，分别是彩铃广告、天气预报、不知哪里的中奖通知、露骨的所谓交友信息，还有一条是朋友发的荤笑话。一条条删了。
正是新闻时间。屏幕上，一个小个子男人蓬头垢面地走在我所在城市的大街上。背着杆有些肮脏的红旗，上面写着“徒步走遍中国”，下面还有一行字，一闪而过看不清楚。下意识地反应过来：“又来了一个。”正在猜想那行小字写的是“统一”、“奥运”、还是“环保”，播音员已经揭开了谜底：“他说这次徒步走遍全国，是为了呼吁世界和平。”声音很有些慵懒。镜头中，街上来往的人好像很少有追着看的，各人照样忙各人的去。突然有个不厚道的念头，离开城市他会不会坐上汽车呢？或者，那杆旗子在旷野里还仍旧扛着走吗？
看来这招已经过时了。
由此记起早上看到的一则新闻，有位老人在深圳闹市区烧自己的画，其中一副写着“不想做中国的梵高”。他称烧画是因为自己水平高却没人赏识，“烧掉画，我心里舒坦多了！没有伯乐识我，留着这些画干嘛？”报上还写了一个治安员当时说的一句话：“想焚画，找一个荒山野岭去焚嘛。”
这招也不够分量。这段日子我看到最猛的可能要算那个网名为“妖妃娘娘”的大四男生了：在网上贴出了一系列仿梦露姿势的裸体自拍照。网友臭骂无数，终于引来了记者。接受采访时，“妖妃”称这样“就是为了走红”，他想以最快的方式富有，让在农村的父母不用继续在田里受累。大四，快毕业了，他的导师是一路骂红的芙蓉姐姐吧——可惜了这花名。
谁说太阳底下无新事？这片蓝天下，同一时刻到底进行着多少如此这般的创作呢？
电话响了，是一位老同事。前几天偶遇，闲聊中他说退休后信了基督教。提起上帝时满脸的庄重和虔诚使我想起了同样信教的一位长辈：老太太饭前喃喃的祷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很清楚，摊开世界地图，她是肯定找不到耶路撒冷的。他打电话来是提醒我明天是礼拜天，因为我曾说过想去领略一下教堂的气氛。
电话里我谈得很热情，保证一定去，但不知怎的想起了留过学却最终皈依佛门的李叔同，也想起了有些科学家力图证明外星人就是上帝、银河系就是佛教所说的一个大千世界、人死后还有灵魂之类听起来很荒唐的研究。
挂掉电话，我突然怀疑自己花了一年多时间写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
就像一位明知结果是零的数学家却仍尽他一生的精力，用密密麻麻的演算去验证答案，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
当然，我不是数学家——不是任何专家。
我只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算坚定的无神论者。
也许妖妃们是对的，每个人一生的成果，对他本身而言，注定只有在这百来年中兑现才有意义——现代科学已经让上帝死去，使我们永远失去了前生后世的轮回，而只剩下了短短的今生。
所以，谁都有权力去为了争取自己的价值而使出各种招数。
于是想喝酒。
霓虹闪烁，城市的夜生活刚刚开始。
找上几个朋友来到了城里最大的酒吧。他们驾着别克、福克斯、飞度。我的车省油，百公里三升半，浙江黄岩出的美日，摩托。街上人多车也多，汽车不如摩托灵活，反而我先到。
朋友们不懂多少历史，也很少有人喜欢历史，我想不出有谁会去读《史记》，即使是白话版；但都混得很好，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平常的也无病无灾，个个红光满面。
今晚我不想谈有关历史的任何一个字，包括文学——像从前每次聚会一样。
暧昧的灯光下，朋友们与浓妆的吧女比着手势猜骰子，空酒瓶排成壮观的一列。台上，歌手因为一只花篮也没有得到，好像很不高兴，唱完了扭头就走。
几瓶酒下肚，思绪开始混乱。看着服务生托着盘子来来回回，忽然想到，历史，对我们这些普通的现代人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知不知道三皇五帝是谁、孔子活了几岁、李自成死于何处，对谁的生活会产生影响呢？——历史，能帮那位撅着嘴的歌女收到一只花篮吗？
都说读史能使人明智，可又有多少人需要这些明智？都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芸芸众生中知了兴替的，又有几人能试着扭转乾坤？——老天给了多少人机会去选择道路呢？对于大部分眼前横竖只有一条路的人来说，看不看得清前途，知不知道自己的坐标，意义真的很大吗？
或者，触摸历史会不会反而更容易发现隐藏在浮华下那个不可回避的终点和宿命，而令人彻底地绝望呢？
也许没那么复杂，很多人眼里，历史不过是些有点趣味的故事。
又也许没那么消极，学点历史对不少人还是很有帮助的。据说当年满清就是凭着本《三国演义》得了天下，日本商人也有不少学着这本书发了大财。我们身边，各种传授历史权谋在当代职场、生活中运用的书，已经占领了各大书店最显眼的书架。
《三国演义》只是小说，不是真正的历史；那么，那些真正实行过的高明或者阴险毒辣的谋略，就是历史最实用的部分吗？
按那种最现实的哲学观点，最实用的是不是就等于最重要的呢？
实用、重要与真实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而于我，历史又意味着什么？专业不同，连评职称也用不上。只是多了些谈资吗？酒桌上，最能活跃气氛的，是历史典故还是正进行着的绯闻艳事呢？
再说，无尽的时空里，渺小愚钝如我，又能看穿几缕历史的云烟？
我所看到的，真是历史吗？是一叠发黄的纸张，还是一堆不知经过多少代人反复咀嚼过的甘蔗渣子？——我只是拣起一些，又囫囵吞枣地粗粗嚼了一遍，像无数代已经烟消云散的先人做的那样吗？
历史，究竟是什么？
……
那声叹息又慢慢在我耳边响起，悠长而苍凉。
趁着还有些清醒，我凑到一位朋友耳边，费力地大声说：“明天有兴趣一起去教堂看看吗？”
音乐太响，DJ狂吼着煽动人们“抛开一切，尽情地扭动摇摆”。说了好几遍他才听清楚，疑惑地问：“去那地方干吗？”舌头已经开始大了。
我脱口而出一句曾经流行的话：
“去借个肩膀靠一下。”
2006。10。21
后记
这本书，其实是意外写出的。
并不是说从没想过要出书，只是想不到第一本书竟然是历史题材。
那是在2005年7月，有友访我，看了几篇以前写的文章，得知我上网不过看看电影查查资料，从来不上什么论坛，便怂恿我把文章发到网上去，说是那里高手如云，也许会有帮助的。她还帮我把几篇文章发到了她常去的论坛。我记得其中一组写古曲的短散文，当时便引起了网友的注意，尤其是写项羽的一篇《霸王卸甲》。有人提议，不妨用类似写法写一组历史人物。
我原本就有计划读些历史，在十来年前挑了些史籍，每天读点。那时正好快完成了计划，仔细一想，何不如网友所说，写一组历史散文，系统地逼自己再把历史梳理一遍呢？权当练笔嘛。于是便按照自己对历史肤浅的理解，选了二十多个人物或者事件，拟定了大纲，开始了这组文章的写作。但对自己的要求并不是如那些网友所说，“用类似的写法”（完全用文学手法演绎，不拘泥史实），而是文学性历史性兼顾，历史描写尽量准确、尽量不简单叙述，同时要带有自己的感情。当然，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几分，那就是水平问题，自己说了不算，请大家打分了。
写作过程中，也常有朋友建议写得活泼些，说是如果像目前有些流行的那样，带着调侃戏说的笔调写，如称古人为某某同志、某某同学，毕业于哪座著名大学、就职于哪个大集团公司，嘴里时不时冒几句洋文时髦语之类，肯定会吸引更多的人阅读。只是惭愧，我才疏学浅，无法站在他们那样的高度超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