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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髦的说法就是它充满了一种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所谓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过去我们囿于现实主义的要求，有一种说法就是承认写实的描写如何之好，如写人物、写环境、写风景、写伤春、写悲秋、写吃螃蟹、写吃饭喝酒等等；而它的遗憾之处是有一些神神鬼鬼和荒诞不稽的东西。但请设想一下如果《红楼梦》中没有太虚幻境、没有一僧一道、没有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还能有它今天的效果吗？真是那样的话，我们无非是看到一个贵族之家没落的故事，一个爱情失败的故事。
文学欣赏与再创造
有许多对《红楼梦》的研究是趣味性的，比如周策纵先生提交的关于曹雪芹用过的“笔山”的论文，再如研究一下给宝玉祝寿时的座次，俞平伯先生为此还画了图。五十年代批评说这是无聊的，琐碎的，无意义的。我觉得有人干一点琐碎和专门的事也好，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人人都准备来制定政治路线的话，中国只怕会多事。如果有一些人不那么热衷于研究政治局的座次，只研究怡红院的座次，我觉得对中国的稳定团结和改革开放只会带来益处。
《红楼梦》提供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因此《红楼梦》本身就可以像生活一样成为某些作家进行再创作的素材，尽管成功的是这样少，但这种诱惑是永远不能消失的。不断有人对它重构、补构、续写。近几年还出现了“红楼杂文”，就是以《红楼梦》的某一个人物或故事为题材，通过议论来讽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这实际上也是对《红楼梦》进行再创作。它追求的是一种感悟，是一种举一反三和触类旁通，不完全是一种学术性的研究。
刘心武先生对秦可卿的论述，我觉得很有趣。他认为秦可卿是有特殊的政治和门第背景的。根据就是秦可卿在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举止是无懈可击的，按照巴尔扎克的说法，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人的时间，如果她是孤儿院里领出来的孩子，很难有这种气质。她的房屋的陈设都是宫廷化、贵族化的。她这个角色的作用是让她来托梦讲述由盛而衰、由满而溢、及早退步抽身的一番道理，这与她的身份不符。她的丧事又是那样一种超级的规模。她的死与医生估计的病情也不符。因此，刘心武先生认为她是宫廷斗争中失败的一个皇族的后代，被贾家掩护寄养在家中，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筹码，一个政治投资，因为宫廷的斗争是瞬息万变的。医生来看病就是来报告复辟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因此秦可卿是自杀的。她自杀的原因不是与她公公通奸被人发现，而是她公公要求她自杀的，她再呆下去已不是贾家的一个筹码，而是贾家政治上的一个定时炸弹。我不想仔细介绍刘先生的论述，他的论述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他还写了小说《秦可卿之死》，按他的理解补写出了秦可卿的来龙去脉。最近他又写了《贾元春之死》，把元春之死与宫廷斗争，乃至官“匪”斗争联系起来，思路有趣。
这使我感到研究《红楼梦》，小说家有小说家的方法。如果我们讲结构和解构主义的话，刘心武是一种补构，就是对小说中没有描写出来的部分予以补充。我重点想说的是刘心武先生由此出发，开始研究医生给秦可卿开的那个药方，于是他也进入了索隐派，从药方中索出来哪一味药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虽然近几十年来索隐派在中国大陆常被讥嘲，但仍然有新人如刘心武进入了索隐状态，他的说法一出来就引起许多批评。我看索隐派的东西觉得非常有趣，怎么会有这样的解释？解释得简直可爱极了。如宝玉就是“玉玺”，宝玉吃胭脂，胭脂就是“印油”。既觉得它匪夷所思，又觉得它是人类心智想象力的一个胜利。
不同的参照系
有几个大人物是贬低《红楼梦》的，一个是胡适先生，这不牵涉对胡适先生的整体评价。在给高阳的信里他批评《红楼梦》中没有新的观念，说只须看看它对宝玉“衔玉而生”的叙述，就能得知它的观念没有什么了不起。另外，他说曹雪芹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看了这两条使我感到伟大之如胡适，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我想这与他处于五四时代，沉浸在一种启蒙主义的热情中有关。他希望能看到体现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文学作品，能够找到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作家。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实在是太困难了。“衔玉而生”是《红楼梦》里一个关键的情节，是不可或缺的。你只能从妇产科学的角度说这是胡说八道。你如果愿意用病理学、生理学、医学的观点研究《红楼梦》，也是完全可以的，但你不能用这个方法进行价值判断。不能说符合我这门学问的就是有价值的，不符合我这门学问的就是无价值的。科学的方法是为了认知判断，不是为了进行价值判断。至于说曹雪芹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缺乏很好的学养，这也是一个惊人的论断。培养一个作家与培养一个博士是两路功夫，如果曹雪芹懂许多哲学原理、文艺学原理和风格流派的话，肯定就没有《红楼梦》了，或没有现在这个样子的《红楼梦》了。胡适还说《红楼梦》没有认真遵守自然主义的原则，而不遵守任何主义的规则正是《红楼梦》的大气和优越性。
还有一个不喜欢《红楼梦》的人是谢冰心，我不知道在这里这样说是否会让谢老不高兴。她几次跟我当面说她最不喜欢《红楼梦》了。她小时候穿男装，她喜欢《水浒》，喜欢《三国演义》，喜欢斗争。虽然冰心后来是一个淑女的形象，是一个很雅致的形象，但她小时候深受爱国主义热潮的冲击和影响。她的上一辈是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十分悲惨，所以她致力于斗争，致力于救国救亡。这种心情使她对《红楼梦》不感兴趣。由于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经历以及不同的参照系而产生对《红楼梦》不同的看法，也是值得正视的一种历史现象。
误读的诱惑
《红楼梦》的一个最大诱惑是人们不懈地追寻文本之外、之后的那个更加神秘的世界，这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这是《红楼梦》的成就所致，就像一个伟人一样，越伟大越容易被人误解，而一个普通的人就没有这样的麻烦。《红楼梦》的信息太丰富，留下的空白又太多，它诱使人们去寻找《红楼梦》之外的《红楼梦》，寻找出来的常常不伦不类，有的也蛮有意思。这不是科学，不能用科学主义来要求，它是一种对《红楼梦》的误读，误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创造性的误读，一种是由于无知，由于力所不及的水准线下的误读。创造性的误读在文化史上产生积极意义的例子是很多的。
索隐派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用一个系统说明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另一个系统。比如占卜和星象就是用种种图像和天文来说明人事。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天文与人事有必然的联系，但我们也得不到一个证明，说天文现象与人事绝无联系。认为天文与人事有联系的大有人在，这种魅力是无法消除的。中医用阴阳五行说解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的种种状况，也是无法证实和难于证伪的。它是一种猜测，带有心智游戏的性质，又比游戏高出那么一点。我的另一位朋友张贤亮说人类不但有通感，而且有通知。万物有同理，你如果研究天文学研究得很好，会有助于你研究人事。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电脑，它本来解决的是数学问题，但现在它可以用数频的方法显示形象、色彩和声音。所以，一方面我们觉得索隐派很可笑，一方面又觉得它能从文字符号当中探寻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意思来是可以允许的。只有一种情况很可怕，就是用索隐的方法入人于罪，当然曹雪芹现在没有这个危险了。起码从幽默的角度来说，也应给索隐派一席之地。
有时误读可以点铁成金，比如对《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的评价很不一样，有几个学人喜欢得不得了，认为它是一个政治电影，并撰文从这个电影分析中国的姨娘文化和姨娘心理。这种分析也让人触目惊心——求宠、效忠、污染、嫉妒、恶性竞争等等。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读，苏童、张艺谋未必想得那么复杂，但这种误读有点铁成金之效。还有一种误读可以点金成铁，又使你无法反驳。有人认为“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是一个诗谜，谜底是“霜花”。这个解释无懈可击，却让你十分沮丧，因为原有的诗意全让他解释没了。
有人认为《红楼梦》是写宇宙和地球的发生发展史，有人认为它是反清复明之作，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不相信这样的论断，它是对《红楼梦》的一种误读。但是，这种误读如果能够自圆其说，在他的那块天地里能讲出一些道理来，也不失为一种歪打正着的收获、一种心智的闪光和劳动的结晶。
小说就像人生一样，它组合的可能性非常之多。所以西方有人搞扑克牌小说，第一页可以当最后一页读，任意打乱页码，每次会读出不同的故事和效果来。这些都不是主流，不是正宗，我也无意搞这些玩艺儿。如果有人对《红楼梦》进行新的排列组合，甚至搞成一个电子游戏的软件，也不妨视为一种心智的扩展。在这种扩展中获得某些有真正价值的认识是完全可能的。数学、几何学、天文学最初也是游戏，这些游戏扩展了人的心智，最终把它们用到科学上，用到宇宙航行上，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与宇宙相通的《红楼梦》
几乎用什么方法研究《红楼梦》都行，这是对其他任何文学作品做不到的。当然，不是说这些研究的价值都等同，但也不能说这些不同取向的研究一定势不两立。画了怡红院的寿宴图，也不影响他去分析人物的性格。我觉得《红楼梦》有一种质的优越性，就是它的特殊的原生性，它天然而成，使你慢慢地接受了、相信了它，感到它的那些人物都是活的。它自成一个宇宙，一个世界，既丰富又复杂，既深邃又玄秘，既真实生动又意味无穷。为什么你对《红楼梦》怎么研究都行呢？因为你对宇宙怎么研究都行，宇宙的特点《红楼梦》都具备了，它的规律性和非规律性，它的圆满和缺憾。上帝造出来的世界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它十分博大，这不是上帝之病，而是因为上帝之大。
对《红楼梦》的解读和议论，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红楼梦》的范围，议论《红楼梦》就是在议论社会、人生、哲学、科学、各种各样的理念、宗教，甚至就是在议论政治。这种现象使你感到《红楼梦》比各式各样的学说更优越，它有一种耐评性，有一种可误读性，当然也是可解读的。尽管我们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红楼梦》文本的范围，但仍然感到它是发掘不完的，我们不能不对它表示惊叹。正如冯其庸先生所说：“大哉《红楼梦》，再评一千年。”我还要说，曹雪芹和《红楼梦》永远与我们同在。
青春与时尚的《误读红楼》
青春与时尚的《误读红楼》（1）
评“红”、讲“红”、考证“红”、藉题发挥“红”者多矣。自称“误读”的只此一家。
而且“误读者”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是网上的著名写手，有网上的笔名“忽如远行客”与“尔林免”（不知何意）为标记。作者当编辑也写小说。我曾有缘阅读作者的一些散文，写得聪慧精细，洁净空灵，但仍属于白领小资乃至小女人写作一类——对不起。
这样，她对“红楼”的“误读”使我颇感惊喜。她的新作《误读红楼》一书颇有大气，不拘一格，振聋发聩，言前人所未言，堪称启人心智，动人心魂。
例如对于小说的前十六回，闫红即忽如远行客写道：
这十六回与后面的风格迥异，它主题突出，内容驳杂……最过分的是第八回，先在回目上打个广告，说“送宫花贾琏戏熙凤”，明显地吊人胃口，谁知只旁敲侧击地描写了一阵笑声了事，极有为了吸引眼球不惜做虚假广告之嫌。这些手段，使得小说高潮迭起，卖点多多……远没有后面章节的从容、舒缓与自信，没有那种妙手偶得的空灵诗意，它写得太紧张，太像小说了，我觉得这暴露了长篇作者开始时的不自信。
我的天，这是评曹雪芹吗？真是少年笔墨，敢想敢抡！然而细想，她说得有理，慧眼识英豪，慧眼也容易识过程乃至疏漏，智者的一失与愚者的一得，都不应该逃脱敏锐的阅读的眼睛。这也是评“红”上的头一次吃螃蟹的记录。
底下说得就更内行，毕竟是写过小说的人呀。
不是每一个作家提笔时都知道要写什么，许多细节人物已堆积在他心中，他要为这些东西找到一个灵魂……在这之前，你先要上路，要在茫然的搜寻中，渐渐锁定你的目标。（着重号是王蒙加的。）
信哉斯言！天地良心！你不能小看这个写网上文字的年轻人，她的误读实际上是活读，就是用自己的经验、性情、信息、聪明来补充阅读的所获，用活生生的生活来解读作品；同时以作品解读自己的人生。她是从作品中发现人生，从人生中发现文学，从人生，从生活出发，以全部积累和灵性接受作品，阐释作品，想像作品，体悟作品与感动作品。
文学阅读本来就是读者主体与作者主体的碰撞、互补、互相激活的过程。作品是主导的。作者对作品是既主导又可能处于自在的状态，即并不能完全自觉地掌握清晰。读者太主观会造成读误，读者太没有主体性了，会造成读而甚隔，读而如未读，呆读死读，把一本好书好模好样地糟蹋掉。
敢称误读，把自己放进去读，有点胆子和自信了，读出点自己的玩艺来了。
她又说：
随着笔触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深沉的感情、绵密的记忆翻涌出来，单一的主题不能承载他要倾诉的全部……不再尝试把他心灵的海洋收束到一个瓶子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抡圆了写，情感的潮水席卷过来，淹没所有脆弱的主题。
闫红描写的是怎样一种小说写作上的酣畅状态！得其三昧矣！这是创作论。曹公虽然伟大，他的创作也是可论的。
我们再来看看她怎样分析，不，是感受史湘云这个人物，感受聚讼纷纭的“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还有宝黛爱情及宝钗的特殊地位与命运吧。她提到湘云的出场：
湘云出场……
接着黛玉和宝玉闹起了小脾气，宝玉打叠起千百种温存赔罪……却把个湘云撇到一边，关于她的身世背景，一字未提……
黛玉出场则有很多前期铺垫，进了荣国府，更细细描画……宝黛初相见，那种恍若前缘的似曾相识，且喜且惊的不可思议，该是曹公的亲身体验吧，历经漫漫时光，沧海桑田，人去楼空，忽而想起，依然清晰至此，五脏六腑都会重温那最初的悸动。
瞧，此人把“红”对于宝黛相见的描写转述得如此青春和时尚，几乎与最好的流行歌词相通。我们可以唱：
恍若前缘/恍若前生/历经漫漫时光/历经潮落潮生
且惊且喜/且喜且惊/曾在哪里见过/曾在哪里留踪
楼空人去/人去楼空/模糊又似清晰/欢喜却是朦胧
旧梦重温/重温旧梦/面对沧海桑田/分明悸然心动
不行，王蒙老矣，如果是闫红自己写，一定更地道，更青春也更时尚。
按：《红楼梦》本来就是青春小说，爱情小说，也是沧桑小说，政治小说，文化小说。
对于《红楼梦》老人恋其沧桑感，少年恋其青春气息，通人解其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固然，自恋者撒娇者不希望把“红”说得那么老到。
接下来，有对于宝湘关系的一语中的的分析：
为何出场如此草率？难不成是曹公的疏忽……曹公特意要制造这么一种感觉：湘云从来不是让宝玉格外留心的女孩……他从不曾检索记忆，查找她出现的最初。
……惟独对于湘云的婚事，宝玉无动于衷，大约上面几位在他眼里都是“女子”，湘云在他眼里却是个“孩子”，订婚云云，听上去像一个玩笑……
还有：
同样是“雪白的膀子”，长在宝钗身上，宝玉就想摸一下……湘云一样有“雪白的膀子”，睡觉的时候搁在被子外面，大概算红楼女儿里将身体暴露得最充分的了，宝玉却丝毫不感到性的刺激，只叹她睡觉也不老实，很有兄长之风。
青春与时尚的《误读红楼》（2）
解得细，有女性特点，体贴入微是也。
下面果然出现了流行歌词：
……这时的宝玉与湘云，如歌里唱的那样：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年少不更事的我……他与她都有太多的选择空间，人生如两条平行线，共同伸向远方，切近而永不相交。
闫红又设想，宝玉与湘云的关系应有大的过程、变迁，她联系张贤亮的《绿化树》里的